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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三年(1874)，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由于“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于是他就编撰了《书目答问》，“以告初学”。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书目答问》正体现了这一主张。此书是当时为有志成学之士写的一部指引学问门径之书，自光绪二年(1876)刊行以来，影响很大，五十余年之间“翻印、重雕，不下数十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至家置一编。”正由于人们对《书目答问》的重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和错误，也亟待后人作进一步的补充和订正，以便人们学习，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就是为此目的而产生的。 江人度，字作甫，湖北汉川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学院的学生，他“承其家学，嗜古如饥渴，凡文章之流别，古籍之真赝，一览而得其大要，尝与予同肄业两湖学舍，逾数年辞归，归而益肆力于学。作甫前在学舍，取南皮宫保师《书目答问》一书，参与考订，多所发明，问亦采录近人救时之作，语具详所为略例中，今以付梓，命曰笺补，从其实也夫。”(《书目答问笺补》舒龙甲序)江人度在《自序》中认为：“有志之士欲砺于学，必以中学为经，西学为纬，则立身行己不至堕入歧趋，倘中学之于不立而从事西学，势必流宕忘返，国粹全失，其中流弊不可能穷，……因取南皮师是书疏通证明，间亦搜补书目，藉以开示来学而明其津梁所在，虽目以卧佛之疲，不敢谢也。”他又在此书卷首的《上南皮张相国论目录学转》一文中，再次说明了撰写此书的缘由：“人度自壬辰(1892年)岁蒙中堂考录两湖书院，肄业八载，饮食教诲，沦浃莫名，每读中堂《书目答问》一书，指示门径，类别区分，为迷道途者明方向……于时不揆空疏，谬加子注眉间行里，附益滋多，题曰《书目答问笺补》刊行。”从以上可看出江人度对《书目答问》的评价是很高的，因此他只采用笺注和补充书目的形式，“相为证明，非敢妄为抨弹也”。《书目答问笺补》共四卷，刊于光绪三十年(1904)，为江氏自刊本，但从其书凡例看，当撰于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由于此书只刊行一次，数量不多，故流传不广。 江人度关于目录学的见解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强调目录学的重要性，他在《自序》中曰：“世皆鄙夷目录为不足道，抑知是固学人所当先者乎？自刘、班《七略》以来，即有目录之学。目录者何？即读书之门径也。张南皮师《书目答问》尤门径之精者也。得其门则有从入之途，失其门不免望洋之叹，欲窥奥美而仿徨门外，虽毕生研诵读究，仍毕生茫昧矣。窃谓读书有三要，有应者，有止浏览者，有备考证者，非于目录之学有所得，不能了然于胸中也。所谓应诵读者，凡圣经贤传及一切诗、古文辞是也。所谓止浏览者，凡诸子、诸史及一切有用之书是也，至若野史稗官、金石碑版以及类纂丛钞之属，读之既力有不逮，览之亦惟日不足，则姑以备吾考证焉。著非明于目录，乌能审其轻重之宜而不乖，循其先后之序而不紊乎。”江人度认为目录学即“读书之门径”。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何书须精读，何书可泛览，何书要备查，则必须凭借目录学知识才能解决。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阐明学术源流，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著录古籍，通过这些为读者指引读书治学的门径。至于江人度认为“圣经贤传”应诵读，则是他的封建正统思想在作祟，其实在“野史稗官”中也有不少有价值的书，是值得精读的。 二、对四库分类法提出疑问。江人度在《上南皮张相国论目录学书》中曰：“第思目录之学，最难配隶，适当四库提要所列门目，与昔之目录家颇有出入，中堂《书目答问》与四库复有异同，移甲就乙，改彼隶此，要亦难为定论也。章实斋致概于四部不能复七略，由史籍不可附春秋，文集未便入诸子。然处今之世，书契益繁，异学日起，匪持七略不能复，即四部亦不能赅，窃有疑而愿献也。艺文一志，列于《汉书》，后世遂以目录归史部，不知班氏断代为书。秦火以后，所存篇籍，自宜统加收纂，以纪一代之宏规，而目录家岂可援以为例。盖目录者，合金史子集而并录(如刘向之辑略)，安得专归史部乎？史氏可以编艺文而目录不得登乙馆，此配隶未当者一也。隋志以类书入子部，……类书昔，肴撰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獭癸于枵腹，岂可杂厕丙籍，混迹子家(中堂原注亦有‘类书实非子’之语)，此配隶未当者二也(丛书、杂纂同)。……他若谱录、图画诸书，精心弹虑，各有专长，经史非其族者，子集亦非其伦，横牵强附，究多未安。且东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盖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为宗。今则四部不能包，不知以何为当。”分类是目录学的核心，历代目录学家多有关于分类的演变沿革的论述。江人度关于分类的论述在前人的纂础上又进了一步，他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分类的沿革，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学科的不断出现，必然要冲破四库分类法的藩篱。江氏对于类书属子部的批评是正确的，专门之类书，须各入其类，普通之类书，则当另立一类，不属何部。江氏认为目录应从史部中独立出来，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基本保持四部分类法的前提下，目录还是以属史部为宜。如从史部分出目录，依此类推，其他类要从务自所属的部中独立出来的亦有不少，如经部的小学类就是一例。 三、提出著录要用“互见”。《书目答问·略例》：“《汉书·艺文志》有互见例，今于两类相关者，间亦互见，注其下。”江氏笺曰：“不知用互见例，后世志艺文者致有两收两不收之弊，两不收者，彼疑隶此类中不知此类未录也，甲疑隶乙类中不知乙类未著也。两收者，非知互见例也，乃重复失检也。知用此例下仅可去二弊，并可考后世分衍二派之书皆源于此，所谓究流别也。”所谓互见，又称互著、互注，就是将同一书在相关的类目中重复著录，互见的方法，虽然班固灼《汉书·艺文志》里已有所反映，但第一次正式提出并在理论上加以系统化的当推章学诚，他认为将那些“理有互通”而又有两用的书，兼收并载，重复著录，可以便于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还可使一书之体完整，一家之学齐备。江氏提出了互见可去“两收两不收之弊”，有助于“流究别”，即有助于研究学术史，在这方而他是继承了章学诚的思想。 江人度对《书目答问》的“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一、对原书“钩乙”处加以疏明。《书目答问》在一类之中用“钩乙”(」号)当作分子目的标志，使人看起来门径秩然而不琐碎，这是其体例上的创新之处，《书目答问笺补》与其它本不同之处就是将《书目答问》在一类书中的“钩乙”处一一加以说明，指出每类书籍的性质和同类书中各小类之间的关系，对读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诗之属”内，先在《毛诗稽古编》下著录：“以上正录，应有钩乙分，书本无”，纠正了原刻本的漏误，接着在下面三个“钩乙”处分别疏明：“以上余录”、“以上考证各物地理”、“以上音韵”，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二、发挥《书目答问》原注之旨意。例如：张之洞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下注曰：“孙胜子王”，江人度在《尚书后案》下笺曰：“王西庄专宗郑注，兼存伪传，而摈尚书大传，此其所短。孙渊如则遍采古人传记，自汉魏迄隋唐，合各家所长而折衷之，所以胜于王也。”三、说明《书目答问》与四库分类之不同。《书目答问》在分类方面有创新精神，敢于突破四库分类法，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外，新增丛书部。即使在具体的书的分类方面，亦与四库分类有所出入，江氏则为之一一说明，以标明《书目答问》的创新之处。如：《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宋洪适著，《书目答问》入经部小学类，江氏笺曰：“四库列史部目录类。”江氏有时还说明分类不同之由，如《蛮书》十卷，唐樊绰著，《书目答问》入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原，江氏笺曰：“四库列载记。按：载记纪僭伪，此书述六诏事，实地志也。四、订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有订正书名之误者，如卷一《丧服会通》下笺曰：“南菁书院本。《丧服会通记》四卷，此夺一记字。”有订正作者之误者，如卷二《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书目答问》著录作者为“倪璠”，江氏笺曰：“史学丛书本，倪灿《补辽金元史艺文志》一卷，倪璠当作倪灿，璠字鲁玉，钱塘人，康熙举人，乃注庾集者。灿字闇公，上元人，举前鸿词科，与修明史，此书乃灿所著。”有订正版本之误者，如《周礼故书疏证》，《书目答问》著录有“台州丛书本”，江氏笺曰：“今台州丛书无此本，此在确山所著书内。”有订正卷数之误者，如卷一《说文答问疏证》、《书目答问》作一卷，江氏笺曰：“姚氏咫进斋本六卷”。 江人度对《书目答问》的“补”亦体现为以下三方面：一、补充《书目答问》所不载的版本。如卷一《蔡邕月令章句》二卷，张氏注曰：“蔡云辑。道光四年王氏刻本，又马瑞辰辑注本。”江氏笺曰：“又南菁丛书本六卷，凡言南菁丛书者，非南菁书院本。二、补充一些书的内容的介绍，或简要介绍此书的内容，或指出此书的长处，或指此书的不足之处。例如：卷二《汝南遗事》下笺曰：“纪金石哀宗蔡州受围。”三、补充了一些书目，其中有学术著作，亦有西学译著及教科书。江人度所补书目附在每一类之后，如在卷一“书之属”后补充《群经引诗大旨》六卷下注云：“黄云鹄，自刻本，此书尚宜推扩。”江氏所补的学术著作大多是有价值的，另外所补的一些翻译的科技书和新刊教科书，也符合《书目答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旨趣，如江氏在子部“天文算法”类后补“近译书西法最要书”：《对数表》、《恒星表》、《八线简表》、《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 《书目答问》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红氏所“笺”，以考释为主，引据仅限于《说文解字》、《四库全书总目》等常见书，这样做难免有挂漏之失。而且有时以《说文解字》来解释某个词语，这未免有点画蛇添足。当《书目答问笺补》刊行之日，清朝已废科举设学堂，新刊教科书与西学译作补不胜补，江氏在这方面所做工作意义不大。与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相比较，江氏在补充《书目答问》未载版本方面，著录显得不够完善，所记的版本也没有范氏所记的全，如《考工记图》江氏之补只有“花雨楼本”，而范氏之补则有“昭代丛书本，四明张氏刻花雨楼丛钞本”，此《补正》优于《笺补》之处。但《笺补》也有《补正》不及之处，如上所述于“钩乙”处疏明就是一证，因此在《补正》广为流传之，时，也不应忽视《补笺》这部书。 原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8年第2-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