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文镜秘府论》是一千多年前由唐代日僧空海编撰而成的，里面保存了大量在中国失传已久的诗文论著作，其文献价值堪与《文心雕龙》相媲美。这本书有几个古抄本，除了一个在台湾，其余的都在日本。南开大学学者卢盛江，花费了长达十二年的时间，于近日完成了这本书的校考工 作。前不久编者见到了卢先生，听他讲述了这本书背后的传奇故事—— 一 我第一次访学，带着这个课题到了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半年之后延期，没有经费，断了生活来源，向日本财团申请经费也告吹。资料都在日本，特别是珍藏在寺院的古抄本。刚把路子摸清，研究刚刚展开，却似乎只有眼睁睁地半途而废。就在这时，我的导师笕文生教授把我找去了。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一缕金辉照耀着笕先生的研究室。一个信封轻轻放在我面前。他说，这是30万日元，先拿去用，把题目做下来，比什么都好。他说，当然偿还有各种方式，我以后到天津去，你请我吃狗不理包子，也就算还了。你的书以后出版了，送我一部，也就算还了。我完全明白笕先生的意思。薄薄的信封，是那样沉甸甸！我最终没敢接受，但笕先生那慈祥中带着企盼的眼光，我永远忘不了。后来，还是笕先生为我在立命馆大学争取到一笔研究助成金，钱虽不多，但我已可以坚持下来，把日本的事做完。 京都醍醐寺，纵深十几里的山宇，那里藏有四种古抄本。我申请看时，不巧已过了规定的开放经藏时间。我只好请求他们破例，特许我在回国前看一下。一封一封申请书寄过去，终于得到特许，但只能看五个小时，规定某日的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我早早地去了。先出来一位小和尚。我说明情况，请求说，一、让我再看一天；二、允许我拍一张照片。他说，我不能做主。于是进去，再出来一位年长的管事的和尚。他说他也不能做主。于是又进去，再出来，说，我们长老请你谈一谈。进到寺院深处，方丈内幽静古雅，端坐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正是长老仲田顺和先生。长老微微含笑听我讲述遍访寺院、查找资料的经历，点头赞许。问我，复印的可不可以？我说，可以。长老又问，你要多少？我说，对于研究来说，资料越全越好。长老说，那好，全部给你。一个多月之后，一个精致的盒子放在了我的面前，里面正是我所需要的古抄复印本，装订得整整齐齐。我曾申请彩色拍印另一个本子，需二十五万日元，就算是黑白的，算来也要近十万日元。那只是一个本子，而这是四种本子，虽然有二种是残本。但不管要多少钱，我也要付，资料是最珍贵的。于是小心地问，我付一些钱吧？长老却微笑着摇摇头，轻声说，带回国好好研究吧！记得我眼眶顿时润出一种湿湿的东西，鼻子有点酸酸的，心头直有一种热热的东西翻上来，嘴里却什么话也说不上来。 异国他乡，白手起家，数不清的图书馆、资料室、博物馆，数不清的问题、难题，我在盘根错节中一点一点爬剔梳理，考释求证。脑子不停地转，生怕漏掉有用的资料，回国后就没法做事。记得有一次和人约好一起去访问一位老先生，可是我们并不相识，我又是第一次去东京，偌大个城市，怎么找见？想来想去，约定在东京池袋地铁口那猫头鹰雕像前，我手拿一本杂志，在如潮的人流中颇有点秘密接头的味道。一辆旧自行车，一介半老书生，和年轻人那风驰电掣般的摩托车并行在路边狭窄的小道上奔跑，想象那情景，也颇为有趣。京都市内不管多远，都是这样。钱必须省下来复印资料。跑自己的资料，还跑别人的资料，国内要点日本资料不容易。记得那一天下午，计划把三个点跑下来。京都是个盆地，四周是山。最后一个点在盆地边缘的山上，自行车骑不上去，恰又下起不大不小的雨，眼看快到闭馆时间，而第二天以后还有别的事，再往后，就要回国。没有办法，只有推着车往山上拼命跑了二十多分钟，终于在闭馆前五分钟赶到。那时我已不敢在外面吃东西，省一分钱就可以多复印一份资料。那天我回到家，天早已大黑，饥肠辘辘，于是动手做饭。 二 一百多年前杨守敬从日本带回一个古抄本。我查资料知道1930年有人在一个叫北京大高殿的图书馆看过这个本子。但是对于北京大高殿这个名字，我一无所知。当时我在北大图书馆，问馆里的人，都说不知道。我又找到国图特藏部，李晓明女士接待了我。她告诉我，北图确实收藏有杨守敬的藏书，但是没有我要的这一本，也不知道什么大高殿。不久，她给我来信。说，杨守敬藏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故宫图书馆都有收藏，但都没有我要的这一个古抄本。好在她打听到，大高殿是故宫图书馆下属的一个图书室，其中确收有杨守敬的书，这批书一部分转到松波图书馆，松波图书馆在北海公园内，解放后由北京图书馆接管。她介绍我与故宫的李国强先生联系。但是，也没有打听到那个本子的下落。 顺着松波图书馆这条线索，到北图的老藏馆，也没有结果。我不甘心，心想，故宫老一些的先生应该会知道更多的情况，但是怎么找呢？我想到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他一直关心我的这一课题，我的这部书，就是傅先生力荐到中华书局出版的。他是全国政协的，应该会认识故宫的老先生。于是给傅先生写信。傅先生马上把我的信转给八十多岁高龄的老故宫王世襄先生。王老先生不久给我来信，说他离开故宫已四十多年，当年在院里工作也未留意故宫藏书。但他告诉我，请教《文镜秘府论》古抄本下落的最佳人选是故宫研究员朱家溍先生。他说，已通电话为我先容，并告诉我朱家溍先生的地址电话。我旋与朱家溍先生联系。朱家溍先生告诉我，他于1998年调至图书馆，为全国善本总目具体主持编纂故宫善本现存书目，至1980年完成交卷，所有卡片背面提要皆经他手修改过，以此期间得以遍览馆藏群书，故敢确凿奉告，现存故宫群书中，无《文镜秘府论》一书。他说，抗战前杨守敬藏书确全部在故宫，他曾听说并未与故宫原藏书共同分类，始终单独庋藏。所以，昔日故宫工作人员所编印行书目，在《故宫善本书目》、《故宫殿本书目》、《故宫善本书影初编》、《故宫藏方志目》、《故宫普通书目》之外，又有单行本《杨守敬藏观海堂书目》。朱先生告我，1949年以后，除南迁的以外，故宫现存善本或移交国图，或支援地方。提到南迁，我想起从电视里看到，抗战时故宫文物的南迁，是怎样的颠沛流离。没想到这事和我的研究还有关系。于是往南打听，毫无消息。我想，可能迁往台湾去了。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认识了台湾清华大学朱晓海教授，于是托他查找，果然在台湾故宫找到了。 想当年，一千年多前，空海一叶木舟不辞数千里把中国典籍带回日本，编成《秘府论》，三、四百年后，由不知名者抄录，再五、六百年后，由杨守敬飘洋过海从日本带回北京，再五十多年后，这从日本带回的本子竟在日本军队的炮火轰炸之下，不知辗转多少千里万里，跋山涉水，又渡一海，流落到另一海岛，而今终于找到了它。 三 资料查下来，怎么做，又是一个问题。傅璇琮先生百忙中抽出时间，找我谈，亲自为我规划格局，我的博士生导师罗宗强先生指点我。傅先生说，一定要整理出一本高水平的书，要写成一个总结性的东西，让日本人以后研究《文镜秘府论》，也要到中国来看这本书。编校是又一个难忘的过程。和责编张文强先生，数不清的商讨，数不清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多的时候每天十几个。一条一条引文，一个一个用字，甚至一处一处标点地认真核对仔细推敲。每发现一个问题，就欣欣然如饮甘泉，大年三十下午五点，他才从案头起身，大年初二年味酒兴正浓，他已经坐下来，继续这部书的编校。一次深夜二点钟，发现问题要商讨，又不便打扰家人，我们说，用手机短信吧！于是，夜深人静中，一条一条手机短信，无声的，在遥远的两地夜空中传递着。 人生不易，人生做成一件事不易。而真诚做事，真心待人，得到那么多真挚的帮助和友谊，犹如在青山绿水中畅开一片玉壶冰心，又该是多么舒坦快慰。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9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