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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常常说他有三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读书最乐。” ……我脑海中常虚幻出三乐先生壮年时代夜晚著述的情景:在简陋的书房里，陪伴他的，只有放置在桌上的一盏油灯和一副深度眼镜。 训诂学，是传统语言学中源远流长的主干，是近代国学和现代语言学中不可或缺的分支。它是一门研究如何阐释历代文献疑义、如何沟通语言时空隔阂的学问。它的着力点在于:凭借语言与文化的敏感去发现问题，通过思辨与实证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今天的训诂学，是汉语言文字学、古文献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它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应用价值很高的学问，跟汉语史建设、古文献校注及字典辞书编纂这三项工作的关系最为密切；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如果没有训诂学的支持，上述三项工作不但谈不到力臻完善，肯定还免不了纰漏迭出。正因为如此，今年九十六岁的著名训诂学家徐复先生于7月24日逝世，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徐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因为年青时在金陵大学师从黄侃专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又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问学于章太炎，所以他的治学兴趣深受章、黄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国学研究上最乐于追求的东西，只不过是八个字:“名物训诂，典章制度”。 先生关于典章制度的研究成果，有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初版、1959年中华书局再版的增订本《〈秦会要〉订补》。其实，这部驰名于史学界已达半个世纪的著作，初稿是抗日战争时期完成的。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社会上飙起“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之风，我作为主干课程《古代汉语》教师，早晚奔走于校内外的课堂，收入不菲，不亦乐乎。有一天，徐先生对我说:“你的研究生阶段虽然早已结束了，但是更深入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校外的兼职，我们能辞掉的就尽量谢绝吧。”接着又给我讲了1942－1943年他在重庆高校任研究员时的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说的是同事:有个同事乐于校外兼课，把自己的进修和科研置之度外，结果，经济上是暂时富裕了，而学术上则长期贫困了，这位同事后来悔之不迭。另一个故事说的是自己:他除了在校内讲课，平时一直坚持读书和写作。夜晚，为了防避敌机空袭，只能用衣被挡起窗户，用豆油点灯，《〈秦会要〉订补》及训诂论集《后读书杂志》、《语言文字学论丛》中的许多初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1944年，《后读书杂志》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开设的学术著作奖，同时获奖的还有蒋礼鸿等先生。1948年，《语言文字学论丛》又获得奖励，同时获奖的还有杨树达等先生。先生最后说:“杨、蒋诸位都是以研究高深学问为乐的学者，值得我们学习。只要经济上够吃饭，我们决计少出门，多读书，好吗？”先生启发学生，不是说“你该如何”，而是说“我们该如何”。后来，我接受了先生的意见，集中精力投入科研，不久就碰到了运气:几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居然获得了中国社科院的奖励。由此，我才理解了先生为什么常常说他有三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读书最乐。”从此，我一接触到“典章制度”这个语词，一看到《〈秦会要〉订补》，脑海中就虚幻出三乐先生壮年时代夜晚著述的情景:在简陋的书房里，他忘记了外界令人担心的一切，把充满学术乐趣的目光贴近书本和纸张，鼻尖几乎碰到桌面了；陪伴他的，只有放置在桌上的一盏油灯和一副深度眼镜。 揭示古典文献特别是训诂典籍的现代意义，是先生研究名物的一大乐趣。记得某些不懂得古代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在否定传统文化的时候，常常把古汉语、古文献学科说成“夕阳专业”，甚至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包袱。一听到这种外行话，我就想起先生在介绍先秦时代的训诂著作《尔雅》时，说起的一件往事:解放前，外国的一艘轮船在扬子江捕到一条不知名的豚鱼，于是命名为白鳍豚，并认为这是破天荒的发现。后来，国内搞生物学的科学工作者也发现了这种豚鱼，他们深知古代名物的考察有赖于训诂，于是就求助于先生。先生想到《尔雅》有《释鱼》篇，打开《尔雅注疏》一看，原来近现代人所发现的，正是《释鱼》篇记录的“鱀”。从此，这种豚鱼就按照中国的习惯叫做白鱀豚，因为最先发现白鱀豚的不是近现代的外国人，而是几千年前的中国祖先。先生说，《尔雅》对于国际生物学界的贡献，不只是证明白鱀豚发现权属于哪个国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为研究白鱀豚的历史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可信资料。由此，听过先生讲课的学生都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先生之所以主编《〈广雅〉诂林》，撰《〈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为《释名》、《广韵》作疏证，从青年以至晚年都乐此不疲，正是基于对训诂遗产之价值与功用的认知。 先生最大的乐趣，在于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不断地发现训诂的疑点、盲点和难点，并不断地解决有关问题。这方面的论著有《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后读书杂志》、《〈訄书〉详注》、《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等。由于先生所探讨的问题不是尘封已久，就是众说纷纭，所以一旦研究上获得突破，往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我自从到上海工作以来，每次去南京拜望先生，哪怕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他也要谈谈自己的最新发现。2003年10月，我到南京师范大学参加“古文献专业成立二十周年暨学术研讨会”，到南京的当天晚上，我照例先拜望先生，当时先生已经九十三岁，但他还是按照几十年的惯例坐在书桌旁边的木椅上，让来客坐在靠墙的沙发上。我刚刚就坐，先生就告诉我一件高兴的事情:只要我们放开研究的视野，把训诂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做深入的考察，有些悬案就有可能解决。例如，凡是读过陶渊明《饮酒》诗的人，都特别赞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但是，“见南山”三字中有两个难点一直不曾得到解决:第一，“见”字在《文选》和《艺文类聚》里作“望”，究竟哪个字更接近原著？程千帆先生的遗著说“两字均可通”，这不能算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第二，对于“南山”的理解，以往的注家或云“终南山”，或云“庐山”，前者与地理不合，后者也缺乏实证。要想对这两个训诂问题求得比较合理的解释，不能就诗论诗，必须多方面的挖掘此诗的人文背景和时代特点，这就要求我们把文献的校勘和文本的解释置于它赖以形成的语言、文化的环境之中。陶渊明是出生于东晋后期的历史人物，只要我们通观晋宋文献，就可以在《晋书·隐逸传》里发现，“南山”是东晋前期的隐者翟汤所隐居的地方，陶渊明和翟汤都是浔阳地区的世家大族。弄清了这些情况，我们便可以进而推断:《文选》和《艺文类聚》作“望”比较可取；“悠然望南山”的诗句表达了诗人对先贤的景仰，以含蓄的语言抒发了自己隐居不仕的志趣，所以，对于“望南山”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它的字面意义。 听完先生的讲解，我想起西方解释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过这样的话:"历史解释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但却有人对伽达默尔加以嘲讽，说他既没有真理，也没有方法。在我看来，西方的解释学家包括伽达默尔在学理分析上确实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应当全盘否定；当然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的论说之所以容易受到责难，在很大程度上失之于理性分析较深而实践经验不足，容易给人以眼高手低的感觉。事情就是这样，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训诂问题多如牛毛，现实中新生的训诂问题又层出不穷，面对各种实际问题的严峻挑战，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训诂学家只能一面用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去迎战，一面在不断取胜的过程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并从中提炼出简明易懂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果像徐先生那样解读陶诗，既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又有亲手解决眼前难题的示范，谁能不心悦诚服呢。 我作为先生的老学生，还有一件永难忘怀的事情。那是1997年秋季，先生应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章培恒教授的邀请，前来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讲学，离沪前夕，章先生请他吃晚饭，席间谈了一些古书疑义的问题。先生当时八十七岁，我担心他过于疲劳，席散后陪他住在宾馆，并劝他早睡迟起。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先生就把我叫醒，说他在梦中把昨晚章先生提到的问题想通了。我赶紧拧开床头灯，坐到先生的床边，他倚着枕头如此这般地说完后，要我把他的想法转告章先生并征求其意见。可恨的是，由于那天清晨我苦于睡眠不足，头脑昏昏沉沉，事后只记得先生说过"唐人《文选注》是那么说的"、"大概这样理解，问题就解决了"等几句话，实在无法向章先生转告。对于这件事，我一直深抱遗憾；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从此能够借鉴西方哲学诠释学的"误读"(misreading)说，对《诗经》"寤寐求之"的涵义从科学攀登的角度作出与时俱进的深度理解与全新阐释，因为我有幸见证了一代名师乐而忘疲以至"不知老之将至"的最高思想境界。 徐先生虽然走了，但训诂学家的乐趣却深深印入了后学的脑海，给人启迪，令人景仰。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9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