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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赋辩体》收录先秦至宋61家辞赋及相关文体作品共133篇，以辨古赋之体。祝尧自言其著《古赋辩体》之旨曰： 古今之赋甚多。愚于此编非敢有所去取，而妄谓赋之可取者止于此也，不过载常所诵者尔。其意实欲因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因体制之沿革要其指归之当一，庶几可以由今之体以复古之体云。[1] 他论古赋之旨归，一为祖骚宗汉，一为以情为本。 一 祝尧提出：“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古赋辩体》卷三，以下所举凡不表明出处者，皆出自此书）他认为：“唐一代古赋之所以不古者，律之盛而古之衰也。就有为古赋者，率以徐、庾为宗，亦不过稍异于律尔。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诗为古赋者，或以四六句之联为古赋者，不知五、七言之诗，四六句之联，果为古赋之体乎？”（卷七）唐、宋人的别集列古赋一体，但也收律赋和文赋。祝尧指出：“然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卷八）因此，在祝尧看来，徐、庾赋、唐赋、宋赋都失古赋之体，古赋要摆脱俳赋、律赋、文赋的影响，只有以楚辞和汉赋作为范式。 祝尧的“古赋”概念与“古诗”概念密切相关。他说：“骚者，诗之变也。”（卷一）祝尧提出古赋这一概念并非要将诗与赋作文体上的区分，相反，他力图用一个“古”字来弥合诗、赋这两种有不同特征的文体，以确立赋体的地位。他说： 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凡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不忘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矣；至其为赋，则如骚经之首章之云；比则如香草恶物之类；兴则托物兴辞，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属。但世号楚辞，初不正名曰赋，然赋之义实居多焉。自汉以来，赋家体制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赋者要当熟于此，以求古诗所赋之本义，则情形于辞而其意思高远，辞合于理而其旨趣深长。成周先王二南遗风，可以复见于今矣。（卷一） 祝氏认为诗、骚皆兼六义，诗、骚的不同在于，骚“赋之义实居多焉”。汉赋体制多从屈原之意，故与骚同为古赋两大范式。但祝氏并非认为所有骚体和汉赋都合乎古赋之本义。楚辞体中录有屈原、宋玉、荀卿三家赋。他说：“屈、宋之词，家传人诵尚矣，删后遗音，莫此为古者，以兼六义焉尔。”（卷一）他论《离骚》为辞赋之祖，“凡赋人之赋与赋己之赋皆当于此体会，则其情油然而生，粲然而见，决不为文辞所害矣。”（卷一）他批评了宋玉的某些赋作：“宋玉赋已不如屈，而为词人之赋矣。”（卷二）“宋、唐以下则是词人之赋，多没其古诗之义，辞极丽而过淫伤，已非如骚人之赋矣，而况于诗人之赋乎？”（卷三）他又认为《九辩》有兴而赋之义，所以他“以屈、宋之骚载之为正赋之祖”。（卷九）荀卿五赋则因其“措辞工巧，虽有足尚，然其意味终不能如骚章之渊永”（卷二）而厕于屈、宋之后。至于两汉辞赋，祝氏根据扬雄的“丽以则”、“丽以淫”的标准将其分为两类。他认为，贾、马、班、扬能升堂入室的辞赋作品都能合乎风、骚之丽，属于“丽以则”之类；张衡赋则由于“皆不发于情”、“只填得空子满”，属于“丽以淫”之类，所以他一首也不选。他还用了尚情与尚辞两个概念把“丽以淫”、“丽以则”两类赋区分开来。他称赞《鵩赋》、《吊屈原赋》、《长门赋》、《自悼赋》、《捣素赋》、《鹦鹉赋》等为尚情之作，咏歌嗟叹、反复抑扬，词旨缜密，意思缠绵，真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风。而《上林赋》、《子虚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西都赋》、《东都赋》等都是尚辞之作，极其靡丽而不本于性情，终无深意远味。 祝氏提出“古赋者，诚当祖骚宗汉”的目的，与早期儒家学者评论楚辞的出发点是一脉相承的。楚辞评论始于汉初。汉初统治者皆好楚声而尊文用，故该时期的楚辞评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主义色彩。武帝、成帝之时，经学、礼学大兴，汉代的楚辞评论又带有浓厚的经学意味。以上两因，使汉初各家的楚辞评论紧紧抓住楚辞的功用这一中心议题不放，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立论方法——以诗论辞。刘向提出《离骚》兼得《风》、《雅》，司马迁提倡赋应与《诗》之讽谏无异，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班固把赋看作古诗之流，杨修说赋与《风》、《雅》无别等等，都把儒家诗教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元代统治者试图推行儒教，祝尧提出祖骚宗汉，是对他们附和与回应。元仁宗在《行科举诏》中说：“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2]考《元史·选举志》，元代取士，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第二场古赋诏告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祝氏作《大易演义》、《四书明辨》以应明经试，作《策学提纲》以应策试，作《古赋辩体》以应古赋、诏、告、章、表试。祝尧在《手植桧赋》一文中说：“维元继周，益将开千万亿载之文明”，[3](卷一一七)可见祝尧也有借助统治者推行儒教的意愿。 二 祝氏提出了另一条甄别古赋的标准：“欲求赋体为古者，必先求之于情。”（卷八）祝尧把《诗经》称为“诗人之赋”，把楚辞称为“骚人之赋”，把汉赋称为“辞人之赋”。祝氏说：“汉以前之赋出于情，汉以后之赋出于辞。”（卷十）祝氏特别看重抒情赋，《古赋辩体》所录大部分是言情骚体，包括骚体赋和非赋骚体。统观祝氏《古赋辩体》所录以赋名篇者共63篇，其中骚体赋24篇，在其他39篇作品中，含有“兮”字句的有9篇。不以赋名篇的骚体70篇。骚体共94篇，占《古赋辩体》所有篇目的70%。祝尧所言古赋之情有三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指作者的怨恨之情。祝尧说：“《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自已。”（卷一）又评鲍照《野鹅赋》说：“其凄婉动人处，实其情使之然尔。”（卷六）他说王粲《登楼赋》“其妙处皆从情上来，情之不可已也，如是乎！”（卷五）他在屈原、宋玉、荀卿、贾谊、班婕妤、祢衡、鲍照、骆宾王、韩愈、柳宗元等赋作之前，都要介绍作者“发愤著书”的背景。祝氏于其中寄寓了自己的不平。元大德十一年春，山东手植桧复萌①，他作《手植桧赋》说：“嗟七十子而承挈提兮，各抱材而有施，何梁木之既坏兮，余乃不得与兹桧而同时。”[3](卷一一七)祝尧满怀济世之心，但元代统治者却排斥汉人，他眼看着成宗末年政事荒芜、连年灾祸、民不聊生，元王朝摇摇欲坠的境况，还要向统治者歌功颂德。十年以后，他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但一生所得最高官职不过从六品，只是个员级，而且还有一次被贬为正七品，抑郁之情可想而知。因此，他能深刻体会历代伤情赋中的凄怨。他不由得吸收了司马迁、韩愈的观点，张其悲声动人之说。他说：“凡哀愁之文易以动人，六朝人尤喜作之。岂非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与？”（卷五）祝氏论骚情侧重于悲怨之情，与晁补之、朱熹所重的忠君爱国之情略有不同，这种差别是由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平境遇所决定的。 其次，祝尧认为这种怨恨之情不能过于惨伤，必须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要乐而不淫、哀而不怨，温柔敦厚。他评价《哀郢》有黍离之悲，但章末“虽言非我，深乃尤人，其出于激愤，固已与和平之音异矣。”（卷一）他在分析古诗之情时说： 诗所以吟咏情性：如风之本义，优柔而不直致；比之本义，托物而不正言；兴之本义，舒展而不刺促。得于末发之性，见于已发之情，中和之气形于言语。其吟咏之妙，真有永歌嗟叹舞蹈之趣。（卷九） 祝氏认为：“赋当以诗为体，不当以文为体”（卷九）所以，古赋中的情感也应当像诗一样讲究雅正，讲究中和之美。只有保持情感雅正，才能做到“始之以情，终之以礼义”。（卷七）“其情正，则辞合于理而正，其情邪，则辞背于理而邪。……情涉于邪而不正，则以游辞释之。”（卷七）他批评后代赋家：“去古日远，人情为利欲所汩而失其天理之本义。”（卷七）又于《自悼赋》序中引用朱熹的话赞扬班婕妤说：“其情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终不过于惨伤。”（卷三）祝氏感同身受，体会到悲愤之情实为有得之言，其论情合于雅正，又受理学羁绊。 其三，他认为古赋之情应是作者心中自然流出的真情实感。他说： 辞之动人者，以情能动人也。何待以辞为警策，然后能动人也哉！且独不见古诗所赋乎？出乎小夫妇人之手而后世老师宿儒不能道。夫小夫妇人亦有安知所谓辞赋哉？特其所赋出于心中一时之情，不能自已，故形于辞、而为风、比、兴、雅、颂等义，其辞自深远矣。（卷五） 祝尧提出古赋以情为本，主要是强调儒家的情教观。他认为《诗》是以情为本、以情动人的，古赋也要以情为本、以情动人，实现和《诗》一样的情感教化功能。他说：“诗人所赋，因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发乎情也。”（卷三）他还详细描写了古赋“以情动人”的情况： 以乐而赋，则读者跃然而喜；以怨而赋，则读者愀然以吁；以怒而赋，则令人按剑而起；以哀而赋，则令人欲掩袂以泣。动荡乎天机，感发乎人心，而兼出于风、比、兴、雅、颂之义焉，然后得赋之正体而合赋之本义。（卷八） 作者的喜怒哀乐牵动着读者的喜怒哀乐，古赋作品因以实现其教化功能。祝氏还强调读者在解读古赋的时候，也应该以情为本，自觉体味作品中的情感，最终完成这种教化的全过程。他要求读《楚辞》者“诚能体原之心而知其情，味原之行而知其理，则自有感动兴起省悟处。”（卷一）祝尧提出古赋以情为本，还有力矫时弊的考虑。钱溥序和张鲲序都谈到了这一点。钱溥说： 矧当其时，以词赋取士，得是集而辨其体，未为无助于世。我朝崇雅黜浮，罢词赋一场，故世皆精于义理之习而忽于赋体之讲，殊不知赋自屈原《离骚》之作，出于忠君爱国不能自已之意，故继其作者，必其幽穷迫切、怨怼凄凉，乃其余韵，而宏丽之词不兴，岂宜平居无事而竟为有韵之文以荣士进之阶乎？然后发乎情而得其正。 张鲲说： 故云梦君尝曰：诗道不传，其原有二：世之称学为理者，比之曲艺小道而不屑为，遂亡其辞；其为之者，率牵附好而莫知其上达，遂亡其意；辞意并亡，斯道遂废于戏惜哉[4]！ 钱序和张序都提到元代古赋有尚理轻辞之习气。祝尧认为，要改正重理轻辞的毛病，就应该重视情。他说： 辞者，情之形诸外者也；理者，情之有诸中也；辞不从外来，理来由他得，一本于情而已矣。若所赋专尚辞、专尚理则亦何足见其平时素蕴之怀、他日有为之志哉？故始之以情终之以礼义，虽未尝言辞，而辞实在其中。（卷七） 在情、理、辞三者中，情是一个核心因素。刘勰准确地抓住了南朝赋体的两大要素：感情和辞采，并分析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到了宋代，“理”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文论命题。祝氏将情、辞、理联系起来论赋体，是他对古代文论的巨大发展。 三 明吴讷《文章辨体说》首论古赋，下列楚、两汉、三国六朝、唐、宋、元、国朝（明）诸体，大抵剽窃祝氏旧文，罕能考核源委。徐师曾在吴讷的基础上作《文体明辨序说》，笼统以楚辞和汉赋作为古赋而不加甄别，全失祝氏“古赋”之要领，被四库馆臣所讥讽。明、清两代的复古赋论家都把汉赋当作赋之极轨。焦遁甚至还认为汉赋乃一代文章之胜。这些复古的论调，都与祝尧所论古赋异辙殊途。 面对纷繁复杂的古赋现象，祝尧把承袭楚骚、以情动人的辞赋作品称为古赋，用祖骚宗汉和以情为本直指古赋本体。祖骚宗汉从诗教的角度出发，认为古赋要不同于后代务于对偶、用典、声律等形式的赋作；以情为本则强调古赋的艺术性，排斥了那些枯燥说教的赋作。祝尧提出古赋要祖骚宗汉和以情为本，将诗教与情教、诗教与文教合而为一，这是他儒家政治观的体现。同时，在对骚情的阐释上，他强调怨恨之情和真情实感，又不自觉地寄寓了自己的不平之愤。祝尧的古赋论实际上是元代汉人知识分子矛盾心理的写照。一方面，他们渴望借助元代统治者推行儒家诗教；另一方面，他们由于受到元代统治者的歧视而黯然伤情。 注释： ①郝经《手植桧复萌文》：“丁末春，鲁客过余，言阙里祖庭手植桧复萌。”丁末年为元大德十一年。见《郝文忠公集》卷二十，乾隆原刻，道光补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