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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目录》，又称《群书四录》、《群书四部录》，是中国图书目录学中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也是盛唐文化的一大成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在它成书之日，却被统治者淡化了，未获得本应获得的褒奖。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久悬不决的公案。对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当时挟杂着政治的文化背景中找出一些原由。以求教于识家。 一、《群书目录》成书背景及遭遇 历代稍具文化的统治者，都重视图书典籍的整理。自汉以降，成了一种文化传统。进入唐代以后，图书典籍整理几乎每朝都有不同规模的进行，至唐玄宗的开元年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唐玄宗之前的最大规模的图书典籍整理，是唐高祖和唐太宗二朝：“武德五年(622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今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币，增至楷书，专令缮写。’数年间，群书毕备。至贞观二年(628年)，秘书监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灿然毕备。” [1]在隋末大动荡之际，图书典籍失散殆尽，经唐初二朝的精心收集整理，初步恢复了较为可观的局面。为完善图书典籍收藏的质量，唐高宗朝又举行了相应的工程，“乾封元年(622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东台侍郎赵本仁、兼兰台侍郎李怀严、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 [2]。 此后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三朝，对图书典籍的整理虽也颁布过一些命令，然受到政权变革的影响，终未产生较大的效果。相反的是，在这阶段，由于缺乏应有的正常管理，中央书库的藏书发生了严重的流失散乱间题。 在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唐玄宗上台后，在开元初发现：“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至遗逸” [3]；“是时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 [4]当时图书典籍的收藏，主要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卷篇的混乱、种类的流失和质量的损坏，二是目录的不完善。 针对这两个缺陷，唐玄宗决定加以弥补，并郑重考虑了负责人选。开元三年(715年)，他找了两个德望最高的大儒马怀素、褚无量，和他们商讨图书典籍的整理工作，把这任务交给了他们。他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联整比之。” [5] 经过二年方方面面的筹备，至开元五年，这项巨大的工程正式宣告上马。工程分为两大部分，分别由马怀素、褚无量主持进行，下面各有一个阵容庞大的班子。马怀素任秘书监，负责秘书省的目录编纂，他以南齐王俭(七志》为范本，将此之后至开元的图书典籍重新加以编目，使二者连成一线，“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 [6]褚无量为修图书使，负责乾元殿内库四部书的校写，具体的方法是，分库清理，上架整比，校刊缮写，“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7]。 令人遗憾的是，开元六年七月，目录编纂仅“粗创首尾”，马怀素就因病去世了[8]。在褚无量等“修撰有条，宜得大儒综治”的推荐下[9]，唐玄宗诏元行冲代继其任。开元八年正月，衰老的褚无量接而不幸病逝。唐玄宗再诏元行冲接过其任。史称：“先是，马怀素撰书志，褚无量校丽正四部书，业未卒，相次物故。诏元行冲并代之。” [10]由于两个班子的负责人相继过世，元行冲成了两个班子的总负责人，他继承他们的未竟事业，向最终的目标迈进。 元行冲，名澹，以字行，河南人。武周时及进士第，累迁通事舍人，以敢规谏受到宰相狄仁杰的重视。唐睿宗时，升太常少卿，转太子詹事。唐玄宗开元初，出为岐州刺史，充关内道按察使，旋即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四迁大理卿，复改左散骑常侍，封常山县公。后任修书使，再迁国子祭酒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以年老罢丽正殿校写书事，致仕。开元十七年，卒，春秋七十七。 在元行冲的带领下，经过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又费了三年多的时间，在马怀素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从《七志》以来最大的目录学著作——《群书目录》。史书记载：“(开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藏之内府。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卷” [11]。 按照历来的惯例，如此大的文化工程的完成，总要受到君主的特殊嘉赏。然而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群书目录》成书后，居然被统治者淡化了，不仅没人获得唐玄宗的赐官、晋爵、嘉赏，甚至连一篇表彰的文件也没有：“《四录》成，上之。学士无赏擢者。” [12] 任何一件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原委。《群书目录》被淡化的遭遇，也是这样。 二、本书质量的探讨 《群书目录》是盛唐时出现的一部目录学巨制，它对总结自南齐以来的图书典籍，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直到唐代终结，以及后来很长的时间，再也没有一朝举行过如此大的目录修纂工程。因而，完全可以说，此书是唐官方组织进行的唯一的一部目录学著作。五代、宋代史家研究有唐一代的图书目录，均以此为基本原始资料。《旧唐书》的作者编写《经籍志》时说道：“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 [13]《新唐书》的作者撰写《艺文志》时也说：“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 [14] 对《群书目录》的质量探讨，其情况大致如下： 在马怀素逝世后，图书目录修纂班子群龙无首，修书学士们各以自己的方式行事，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缺乏权威的指导，目录修纂工作搞得是各自为政，杂乱无章，呈现出一派混乱状态：“怀素卒后，诏秘书官并号修书学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无所统一，逾年不成。……又诏褚无量、元行冲考絀不应选者。无量等奏：‘修撰有条，宜得大儒综治。’诏委行冲”[15]。 元行冲接任后，改组了修纂班子，分成经、史、子、集、序例五个大类，交给五组人员负责：“经库是殷践猷、王恢编；史库韦述、余钦；子库毋煚、刘彦直；集库王湾、刘仲。其序例，韦述撰。”[16]作为总体负责人，元行冲并非仅仅是领衔，在整个进程中应随时加以检查和督促，在成稿后，作全面详到的审阅和修定，但翻编史书，不见这样的记载。由此可猜测，即使总体部署有所改善，而留存下来的混乱和欠缺不可能彻底加以纠正。 在《群书目录》成书后，曾作为子部的负责人毋煚，将此书“又略为四十卷，为《古今书录)。” [17]毋煚为何要行此举，他的理由是《群书目录》存在着五大错误：“于时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此则事有未周，一也。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录。此则理有未弘，二也。书阅不遍，事复未周，或不详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则体有未通，三也。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此则例有所亏，四也。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此则事实未安，五也。” [18]末了，他把这些问题归诸于修撰的时间太短。无论他的说法是否言过其实，如果《群书目录》本就非常的整齐、得体、便于使用。那他的略写之事当成了画蛇添足之举，似无这个必要。因此，一定的质量间题是肯定存在的。 元行冲主持能力也有些问题。接任马怀素之职后，元行冲克服重重困难，改变了混乱局面，使此书得以顺利完成，应该说元行冲功不可没。然而，领导这样大的文化团体，元行冲不论在资历上还是在德望上，都有些强差人意。尤为重要的是，他缺乏一个团体负责人必要的凝聚力，缺乏驾驭部下的领导艺术，缺乏持之以恒的权威形象。 名相宋璟曾评价元行冲只能充任闲职，难以担当实职，他说：“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初用之时，实允佥议；当事之后，颇非称职，请复以为左散骑常侍。” [19]元行冲对自己这方面的不足，也颇有自知自明，他知道自己书生气太足，不擅长人际关系。他早先被任命地方大员，“自以书生不堪搏击之任，固辞。” [20]元行冲主持能力的不足，势必会影响此书的整体布置，直到成书的质量。 这次目录修纂费时费工费财，且是唐玄宗本人亲自发起的，在整个过程中，他相当郑重其事，对它耗费了不少精力，颇具钦定的性质。按照人之常情，即使《群书目录》存在一些质量间题，唐玄宗恐也不会吝啬一些奖赏。然而，在成书之日，他却表现出沉默，这实在让人有些费解。 三、修书与唐玄宗对儒家魁首的考虑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每件事的荣辱，都和该事的因果有关，和该事主角在社会中的实际境遇有关，和当局的政治文化意图有关。仔细分析，《群书目录》的被淡化，当是与唐玄宗的政治文化总体构想有关联，与他对元行冲的实际看法有关联。 唐玄宗是“开元之治”的缔造者，他在设计夭下治理框架时，表面尊奉道教为第一宗教，实际则是用儒术为治国大纲。在他在位期间，尊孔、谒孔、祭孔，把孔子抬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地位，钦封为“文宣王”。他真心诚意地说：“弘我王化，在乎儒术”。[21]在他看来，儒术代表着文化精髓，代表着政治真谛，代表着历史资鉴，所有的书籍，只有在最有知识的儒者整理下和解释下，才具有于君于国于民有利的意义，而负责者应是德高望重的大儒，也即儒家魁首，否则是难膺重任的。 在规划图书典籍整理之际，按照唐玄宗的政治文化构想，他有两个现成的儒家魁首人物，可以充任负责人，一个是马怀素，一个是褚无量。他曾就文籍整理之事，下了《赐褚无量马怀素诏》：“联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是欲令经史详备，听政之暇，游心规览” [22]。 可事情进行到中途，这两个儒家魁首先后逝世了，迫于现实，唐玄宗只得让元行冲出来接了任。由于马怀素、褚无量的强烈影响，唐玄宗对元行冲的感觉，是很微妙的。如通过这位君主对马怀素、褚无量和元行冲的态度作一比较，不难窥见他对元行冲的感觉状态。 1、 马怀素、褚无量在朝中的名望，及开元初的境遇，是元行冲难以相提并论的。 马怀素是个几朝元老，在武周朝数次为捍卫法律的公正，不惜冒犯武则天及张易之兄弟，以刚正不阿而闻名天下；“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县公，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 [23]褚无量在唐中宗时，用儒家礼仪抵制韦后担任祀郊的亚献；后成为唐玄宗做太子时的老师，在唐玄宗登基后，“迁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 [24]。 元行冲无轰动经历可言，他虽也曾在唐玄宗当太子时出任太子詹事，然在“开元初，罢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兼关内道按察使。” [25]开元初期，官场上重京官轻外官的风气甚浓，他在此时却被唐玄宗外放为地方官。 2、 马怀素、褚无量在儒门中的特珠地位，是元行冲无法企及的。 马怀素长期勤奋学习，以通识经史占据着儒学鳌头。他少时“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燃读书，遂博览经史，善属文。……(后)虽居吏职，而笃学，手不释卷，谦恭谨慎，……令与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同为侍读。” [26]褚无量对经学有独到的见解，极善讲解，滔滔不绝，先后在二朝为太子讲学，他“刻意坟典，……尤精《礼》、司马《史记》。……太子(唐玄宗)释奠国学，令讲经，建端树义，博敏而辩。··…(开元中)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学，无量以《孝经》、《论语》五通献帝。……七年，太子齿胄于学，诏无量升座讲劝，百官观礼，厚赉赐”。 [27] 元行冲虽也自幼就开始学习，但他的特长却是“博学多通，尤善音律及诂训之书” [28]，他颇有些史才，“景龙三年十二月，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 [29]这部史著固然不错，但和帝王更为需要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义相比，他的造诣和马、褚差了一截。马、褚同为唐玄宗侍读，在他们去世后，接任的是“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 [30]，元行冲自始至终也没能获得这儒门中的最高殊荣。 3、 马怀素、褚元童受到君主的敬重，是元行冲望尘莫及的。 马怀素一直“深为玄宗所礼，……每次阁门，则令乘肩舆以进。上居别馆，以路远，则令宫中乘马，或亲自迎送，以申师资之礼。……会怀素病卒，年六十，上特为之举哀，废朝一日，赠润州刺史，谧曰文。”褚无量，唐玄宗“以耆老，随杖听徐行，又为设腰舆，许乘入殿中。……(卒)帝闻痛悼，诏宰相曰：‘无量，朕师，今其永逝，宜用优典。’于是赠礼部尚书，谥曰文，葬事官给” [31]。 元行冲受到的待遇，和他们相差得有天壤之别，既从未得到过君主的嘉奖，也没得到过君主的恩顾，最体面的一事，算是“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 [32]。 唐玄宗欲作图书典籍的整理，看好的是马怀素、褚无量这两个儒家魁首，他后来让元行冲继任，是苦于整理班子的混乱情况，苦于没人作统一领导，不得已而出的权宜之计。元行冲虽得褚无量的推荐，说是大儒，然唐玄宗并不真正这样看，即算大儒，但难以承认他是儒家魁首。在唐玄宗看来，要让元行冲接两个前辈的班，显然欠缺了很多的条件，还需要相当时间的培养。 然而，仅仅依据唐玄宗对元行冲在儒门中的定位，来判断他不给《群书目录》授奖，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如非此时中枢机构发生了人事变化，如非这种变化影响到唐玄宗重新考虑儒家魁首人选问题，那么，对《群书目录》的主持者元行冲颁发一些奖赏，并根据现实状态，让元行冲充当儒家魁首，恐也非不可能的事。 四、图书整理负责权的争夺及结果 《群书目录》未得褒奖，和新出山的宰相张说有关。 在《群书目录》成书的前二个月，也即开元九年九月，因宰相源乾曜曜、张嘉贞主政无力，唐玄宗将功臣张说召进了中枢，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33]，补充了宰相队伍。 张说是个四朝元老，曾助唐玄宗平定太平公主之乱，以大功臣的身份而拜相，后与唐玄宗信用的姚崇对抗，被出为地方官。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和诗赋，因爵封燕国公，和许国公苏颋，被人誉为“燕许大手笔”[34]。唐玄宗也称赞他为“真才子”[35]。他还热衷于史学，尤其是修国史。“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仍赉史本随军修撰” [36]。 在当时的文化界，一个人的地位，是由经学、史学、文学三个领域的成就所决定的，其中尤以经学为最重要。一直以文化界魁首自许的张说，唯一的缺憾就在经学方面。然对经学，他缺乏深厚的功底，缺乏系统的研究。他要弥补这个缺憾，有个捷便省力的途径，即取得图 书典籍的整理权，借助唐玄宗的感觉，借助马怀素和褚无量的余威，来充当儒家魁首。但是，他要实现这个目标，眼前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障碍：当下的图书典籍整理的负责人是元行冲。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涯中，等到元行冲寿终正寝再接班，那是遥遥无期的，只有搬掉这个障碍，才能在短时期内占领修书阵地，进而占据经学领域。在得手后，张说曾制诗《集贤院学士上赐宴应制得辉字》，表达他的兴奋心情：“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首命深燕隗，通经浅汉韦。列筵荣赐食，送客愧儒衣。贺燕窥檐下，迁莺入殿飞。欲知朝野庆，文教日光辉” [37]。 张说本就对名利看得相当的重，在梅开二度后，更为变本加厉。时人王冷然曾指责他贪图晚年的富贵：“今日忘旧日之凄迟，贪暮年之富贵乎！” [38]人称张说“多诡诈”[39]，他在确定目标后，利用自己有利的政治资源，采取极为巧妙的手段，相机行事地设定了三个步骤，一步一步地击倒了元行冲，不仅使自己得以取而代之，而且保证了自己地位的稳固。 第一个步骤，阻止《群书目录》获奖，使元行冲的声誉遭到损害。这一步，张说走得相当地隐蔽，几乎没有什么痕迹露出。然加分析，这个文化大工程是否能获褒奖，势必受到宰相们态度的影响。而在当时的宰相中，源乾曜、张嘉贞对图书和经学很少兴趣，只有张说热衷于此。他是唐玄宗新近重用的人物，完全可用密议的方式，捕捉此书的不足，阻止君主对此颁奖。本来搞得有声有色的工程，在张说一上台，就遭到了冷落，这很难让人不怀疑他起了作用。 第二个步骤，剥夺元行冲校写四部书的职权，将他排挤出图书典籍整理班子。与《群书目录》成书相隔不到一年，即开元十年九月，元行冲“以衰老罢丽正殿校写事” [40]。唐玄宗当月宣布张说为新校书负责人，“开元十年九月，张说都知丽正殿修书事。” [41]这人选的替换，清楚地说明了张说的意图得逞，否则，他完全可以作退让。 第三个步骤，用经学彻底击倒元行冲，以绝后患。开元十三年，“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而授(张)说院学士，知院事。” [42]张说成了钦定的文化界魁首后，恐元行冲东山再起，遂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击倒元行冲的经学根本。“初，魏光乘请用魏征《类礼》列于经，帝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引国子博士范行杰、四门助教施敬本采伙刊缀为五十篇，上于官。于是右丞相张说建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非共之。至征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 [43]。 对张说的步步紧逼，元行冲毫无招架之力，渐入绝境。其实，斗争的帷幕尚未拉开，元行冲已先输了一筹。他只是个书生，与资深官僚张说难以相斗；他只是个一般官员，与宰相张说难以相斗；他只是个被君主看轻者，和君主看重者张说难以相斗。弄到最后，形只影单的元行冲，只能在纸上出出怨气，“行冲意诸儒间己，因著论自辩，名日《释疑》：‘……夫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道之行废，必有其时钦？何遽速近名之嫌邪？”’[44]最后，他以致仕的方式彻底退出了政坛和经学界。 唐玄宗并非是木偶，听凭张说的摆布，他废去元行冲，而重用张说，是他感到后者比前者更懂这事务的宗旨，适合为他用文化粉刷太平。张说“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 [45]他对图书典籍与君主的关系看得很透彻，曾说：“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 [46]由此因素，在他接掌校书事后不久，唐玄宗就下诏称赞他：“政令必俟其增损，图书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 [47]。 元行冲和张说相较之下，前者拘泥于纯粹学术，后者则用学术佐政治。在张说上台伊始，唐玄宗不给《群书目录》授奖，实是根据政治需要，调换儒家魁首的前奏曲。 参考文献： [1] [2]《唐会要》卷35《经籍》。 [3]《旧唐书》卷102《褚无量传》。 [4]《旧唐书》卷102《马怀素传》。 [5]《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6] [8]《旧唐书》卷102《马怀素传》。 [7]《旧唐书》卷102《褚无量传》。 [9] [12] [15]《新唐书》卷199《马怀素传》。 [10]《新唐书》卷200《元行冲传》。 [11] [16]《唐会要》卷36《修撰》。 [13]《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14]《新唐书》卷57《艺文志》。 [17]《店会要》卷36《修撰》。 [18]《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19]《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六年。 [20]《旧唐书》卷102《元行冲传》。 [21]《旧唐书》卷24《礼仪志》。 [22]《全唐文》卷28《玄宗》。 [23] [26] [30]《旧唐书》卷102《马怀素传》。 [24] [27] [31]《新唐书》卷200《褚无量传》。 [25] [28] [32] 《新唐书》卷200《元行冲传》。 [29]《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采撰二》。 [30]《旧唐书》卷102《褚无量传》。 [33]《新唐书》卷62《宰相表中》。 [34]《新唐书》卷125《苏颐传》。 [35]《开天传信记》。 [36]《旧唐书》卷97《张说传》。 [37]《全唐诗》第二函第四册《张说》。 [38]《唐诗纪事》卷14《张说》。 [39]《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40]《旧唐书》卷102《元行冲传》。 [41]《玉海》卷52《艺文·书目》引《集贤注记》。 [42]《新唐书》卷185《张说传》。 [43] [44]《新唐书》卷200《元行冲传》。 [45] [46] [47]《旧唐书》卷97《张说传》。 (作者：桂罗敏，上海大学图书馆馆员 .) 原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