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与《书目答问》 上世纪40年代初，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那时，允许跨系选课，所以我除选历史系课程外，还选读了中文系的“目录学”。我之所以选“目录学”，一则初入大学殿堂，感到这是一门既生疏而又新鲜的课程，是前所未闻的学问，一定有许多值得探寻的知识奥妙；再则，住入宿舍后，有几位中文系高年级的同舍生告诉我，这门课的主讲者余嘉锡（季豫）先生的目录学造诣极深，足称近代目录学大师，使我为这种盛名所震。我又从同舍生借给我读的余师所撰《目录学发微》一书中读到如下一段话：“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我既想走学术之路，无疑应涉目录学的藩篱。于是远修了“目录学”。从此，古典目录学便成为我学术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我同时专攻的历史学、文献学和方志学等其他学术领域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我第一次在课堂上瞻仰到季豫师的风采时，他虽已年逾花甲，但仍然精神矍铄，了无老态。他讲课操湖南乡音，手不持片纸，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使人若饮醇醪，陶醉于这形似枯燥而内涵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中。这门课规定以《书目答问》为基本教材，季豫师要求我们准备《书目答问补正》作读物，分两年按四部秩序讲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书目答问补正》这个书名。当时，我幼稚地以为由此就可以进窥古典目录学的堂奧。孰知展卷一读，只是一连串鳞次栉比的书名，彼此毫无关联，读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但还是硬着头皮通读一遍。一九四三年三月间的一个风沙天，我到柴德赓先生家去请益，谈到读《书目答问》的困难时，柴先生把所藏贵阳本《书目答问》借我，并告我比读二书当能得益。回舍后，我先校读《著述姓名略》，纠谬补正，果有所得，兴奋之余，即于我那套《书目答问补正》书后写一小跋云： 癸未三月二十七日，京师尚有风沙，走访柴青峰先生寓，借其贵阳雕版之《书目答问》，返舍手校《著述姓名略》，正其纰缪，补其不足。校竣，识于后。 这是我第一次比勘异同的校勘实习。隔了一段时间，全书比读完毕，自以为略有心得，想进一步深求，便冒昧地登季豫师之门问业。季豫师听了我的读书情况后，很严肃地指导我做三件事： 一是讲了三国时董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故事，要我继续读《书目答问补正》，并特别注意字里行间。 二是要我再读一些与《书目答问》有关的著作。 三是要我利用假期为《书目答问》编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 季豫师还说，这三点做到，《书目答问》就算初步读懂了。这一点一拨，似已为我祛除迷雾而看到了入门之阶。我也是逐项按着老师指点去做的。 首先，我曾反复读《书目答问补正》，注意字里行间的只言片语，果有所得。如在史部正史类注补表谱考证之属后就读到小字附注说：“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这不仅了解了这类书的性质，也掌握了读正史时主要参考书的书单。从而领会了目录学对治学的作用。 其次，我借到了《书目答问》的第一个笺补本，即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光绪三十年江氏刻本）来读。《笺补》在各书下有笺，各类后有补。所笺涉及版本、分类、辨证、计数及评论诸方面；补则增补所不足之书目。此书有益于开启思路，拓展眼界，但书很难得，遂录其笺补部分，装订一册，可惜在“文革”初起时，这本小册子就被我曾经教过并知道“目录学”一词的勇士们非常潇洒地扔进了家门前正在熊熊燃烧的那堆“封资修”的“黑货”中，我只有目送片片纸灰随风飘去。所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又重得一复印本小册子，差堪自慰。此外，我还读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标注》、《读书敏求记》和《郑堂读书记》等目录学名著，依稀地窥知治学的门径。 第三，我利用一九四三年入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为《书目答问》编了三套索引，并用墨笔写成一册。一本书经过三次反复编排搜检，两千多部书名和撰者都能基本记住，输存到我的大脑信息库中。我想对任何一部书或任何一种学问，如果都能做一次反三复四的工作，都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只是这种方法太笨，肯做的人不多而已。我掌握了这套基本书目后，明显地感到对于读书治学、开辟领域、转换方向都颇有左右逢源的美感。并且由于有了基本书目，便能很快地扩大书目储存量，而书目恰恰又是研究学问的起跑线。这正是我后来能多涉及几个学术领域的原因之一。这本索引在十年浩劫中也与其他一些书籍衣物一起被席卷而去，可能因为这是我亲笔墨写的“秘本”，也许能从中搜寻点我见不得人的“罪行”证据，最后大概无所收获而颇感失望，便随手扔到无人收拾的废纸堆中，幸而我的一位老学生孙香兰在被派清理查抄物资时，从废纸堆中看到此索引而善加捡存，直到七十年代后期落实政策后即送还给我。我很感谢这位有心人。为了纪念这一难得的离合，我把这三种索引表，又经订正，收入《汇补》的附录中，作为第七种附录。 经过上述三方面的努力，我似乎感到已奠定了古典目录学的入门基础，再读其他目录书也不感到十分枯燥而能从中捕捉到自己需要的信息，钻研学术也没有无所措手足的苦恼，自信能在学术迷宫中得到曲径通幽的乐趣。可是从五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我工作繁忙，要从事新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目录学”这类课程很难排入课表而渐渐被人遗忘。我对目录学虽然旧情难忘，也只能原地踏步而无所进展。 二、 我为《书目答问》作汇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处在一种无事可做的闲散境地，长日无聊，难以排遣。我没有什么爱好，只能寄情于读书。于是，重理旧业，又对目录学温故而知新。一九六三年春，我偶然想到，何不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例，搜求各家批注，为《书目答问》做汇补工作，于是先后在我那部《书目答问补正》上过录有关资料，如将叶德辉、邵瑞彭、刘明阳、高熙曾诸家所标注内容一字不遗地过录于我那部书的天头地脚和行间，甚至夹纸黏条。每毕一家，都在抑郁的心头绽开一丝欢乐。乃振笔疾书，题跋于书尾，录之以见“学海无涯乐作舟”之“乐”。我曾写过如下的工作记录： 1962年8月2日至9日，温度在三十度以上。自晨至夜，过录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1932年4月）第三期所载叶德辉著《书目答问斠补》全文。虽肘黏背湿而颇有所得，亦云快哉！过录既竣，心胸为之豁然者久之。翌日即归还该刊于藏者北京图书馆。俟暇当再过录邵次公及刘明阳诸氏校本。 1962年8月中旬录邵次公批语。 9月上旬补吕思勉《经子解题》。 9月下旬过录刘明阳批语。 1978年元旦又假得高熙曾补正本，除邵、刘已有补，又录高氏及李笠批语，历时二日。 我所过录的各家标注以版本居多。叶德辉为版本名家，所补以版本、刊行年代为主。刘明阳为天津名藏书家，经眼甚富，所见明版尤多。他所注版本颇精当，如在《册府元龟》条注称： 余藏有明嘉靖时人白纸蓝格精抄本，原书为宋监本，如以校刻本，当有许多胜处。 刘明阳对有些书还有所补入，如张澍撰《诸葛忠武侯故事》条即补称： 明万历杨士伟《诸葛忠武书》、清张鹏翮《忠武志》均佳作也。一则万历刻，一则康熙刻。 刘氏所藏明本书极为可贵。可惜人亡尽佚，徒留雪泥鸿爪于所批《书目答问补正》，后来此批注本又不知流落何方，幸我早自书肆借来过录。邵、高二氏均为学者，各有所知所见，而高则尚间有考证。 经过这一段过录工作，不仅进一步熟悉《书目答问》，而且也比较牢固地掌握了版本学方面的知识和著录版本的方法。但是，对《书目答问》所收书的评说尚少涉及，对《书目答问》以外的目录学著作还研究不够。于是，我又重新精读若干种目录学名著，如史志目录中的汉、隋二志序，私家目录中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专著中姚振宗的《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以及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和季豫师的《目录学发微》等书，并检读这些著作所连及的一些著述。经过这阶段的研读，加深了我对目录学的认识和扩大了我进一步研究这门学问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正在读清代的各种杂书，时见有评论典籍的条目，其中也有评骘《书目答问》所收各书的。每有所遇，辄录入我的《书目答问补正》中，如读清入韩泰华的《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云： 《金石录》明以来多传钞，唯雅雨堂刻之，阮文达有宋椠十卷。 此即可入《书目答问》卷二《金石录》条。又如读清吴骞《桃溪客语》卷三记《南唐书》撰述缘起及流传情况云： 宋马令辑《南唐书》三十卷，其祖元康，世居金陵，多习南唐旧事，未及撰次而卒，令纂承之，实崇宁时也。书中多言徐铉、汤悦被诏作《江南录》之疏略。元戚光撰《金陵志》，求得其书，并为之音释，书始显于世。令，阳羡人，志乘多阙载。 此又可补《书目答问》卷二马令《南唐书》条。类此者所在多有。 做了这番功夫后，我的这部《书目答问补正》已是满目疮痍，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无不充盈墨笔小字，更有夹纸黏条，几难使外人卒读，而我则视其为私藏中之瑰宝。我对藏书外借素不吝惜，唯此二册绝不外借。我曾想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理增补，成《书目答问汇补》一书以利己利人，并且不自量力地在撰者、补正者后面用毛笔添写上“来新夏汇补”字样，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不意在动乱年代，我的藏书不是籍没归公，便是在门前付之丙丁。我十分开心这两册书是否也未逃此厄运！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几年后认领抄家物资时，可能这两本涂写得乱七八糟的破书未能引起好货者的兴趣，所以才能物归故主。全书未太损坏，只是也用毛笔把那行“来新夏汇补”的字样涂抹掉。看来这是一位有点知识的勇士所为，也许还是曾受业于我的人，否则哪能鉴定我不够作《汇补》的资格而予以涂抹呢？此后我对这部书仍在不时添注。如果有人问我，你的藏书中，你最珍惜哪部书？我会毫不思索地回答说：我最珍惜的是那两册与我相伴半个世纪，并曾同遭劫难的《书目答问补正》。 三、《书目答问汇补》的成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政通人和，目录学之类的“三基”学问，已经不再归于禁区。宽松的社会氛围不能不引发我要重整《书目答问》的奢念，期望在有生之年完成二十多年前的宿愿。可是我却已步入人生的晚年——年逾花甲，身体精力已不如昔。甚至当年自己在书上批注的那些墨笔小字也因目力不逮而模糊看不清。因此，一方面珍藏我的批注本，不使再受损伤；另一方面随时物色可信托的中年学者共同合作，编纂成书，贡献社会，但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人选。何时实现自己的愿望？仍然在期待中。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已近八十高龄，虽然一切都尚在等待，但我一直充满着必能成书的信念。德不孤，必有邻。我终于在耄耋之年，幸运地获得上天助我。二○○三年，我应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之邀，为该部馆员硕士班讲授“古籍整理”课程。该部主任李国庆君是多年的旧识，是一位好学勤奋而乐于助人的中年学者，是具有相当深厚旧学根底的历史文献学家。著有《明代刊工姓名索引》和《弢翁藏书年谱》等专著。因为授课为一学期，往往在课后有些交谈机会。一次我谈及当年过录《书目答问》各家批注之艰辛，引起李国庆君对我过录本的兴趣。当他看到我的过录本，了解到我整理的困难，当即提出帮我整理补充。这是这次兼课得到的最大幸运！我当时极度兴奋，喜得李国庆君之毅然承诺，不啻予我过录本以生机。随即商订编纂体例，进入整理补订工作。决定在我原有过录本为底本的基础上，更就所知，向有关藏者，广予搜求。历时三年，先后经眼《书目答问》不同刊印本达五十余种（见《汇补》附录一《版刻纪略》）。其间发觉原过录本为国学图书馆印行之《书目答问补正》本，多有缺漏，于是改用光绪二年王承恩贵阳校刻本为底本。经过搜求采录，先后共得江人度、叶德辉、邵次公、刘明阳、伦明、孙人和、高熙曾等十数家（见《汇补》编纂说明及附录二《校补纪略》）的笺补批注，乃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例，由李国庆君将各家批注分条系入各书之下，并邀天津图书馆常虹女士在李国庆君指导下，以业余时间，几经寒暑，独力承担编排工作。数易其稿而常虹了无异言，《汇补》之成书，其功不可没。 二○○五年，在初稿将成形之际，某夕，忽忆及忘年至好韦力君。早在二○○三年秋，我自某媒体记者处获知京津有新起藏书家韦力，收藏宋元以来善本佳刻，颇具声誉。我心存同好，遂多方探询，终与韦力君以电话通联，得知其庋藏甚富，中心艳羡而谋增益见闻，旋以事赴京，亲至韦府，承示多种珍藏，广我眼界。数年以来，时有交往，渐悉其方逾不惑而藏书之富已为当代新兴藏书大家，且为人诚朴谦抑，虽家道殷实，而具儒生气象，抢救古本旧籍不遗余力，而潜心著述孜孜不辍，所著有《鲁迅古籍藏书漫谈》、《古书收藏》、《批校本》及《书楼寻踪》等多种，皆蒙惠赠。读其书益知其腹笥之厚，当代言古籍版本，韦力君当首屈一指。若能请韦力君审正并补其所经眼者，当为《汇补》增色。于是冒昧通话，望获将助。不意于电话中我方婉转陈言，而韦力君即表示以其所写存私藏古籍著录成稿，入我《汇补》。兴奋之余，不禁念及昔萧梁时有阮孝绪者，一介寒士，凭诸家目录纂成《七录》，所历艰辛可知。时有刘杳者，生平入《梁书·文学传》，当称名人，撰有《古今四部书目》五卷，是一部传钞行世的稿本。当他获知前辈阮孝绪在编撰《七录》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所钞集的资料草稿全部赠与孝绪，以助成《七录》。孝绪非常感动，在《七录》序中言其所感云： 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钞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 这段故事与韦力君出其积存“尽以相与”的情状极其相似，所以使我即当产生联想。我孤陋寡学，《汇补》亦不过为爬梳钩纂之学。固难与阮孝绪《七录》比论，而察韦力君行事，不禁喟然而叹曰：“韦力君，固今之刘杳也！” 二○○六年初春，《书目答问》之经史子集丛各部已基本完稿。其卷尾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虽个别印本有屏而不取者，但深究其义，恐非原撰者随意之作，乃按清学门类分述学人，足可作清代学术脉络之导引；但又嫌其附注过简，不便读者，乃由李国庆君亲加整理，于三百余名学人名下，增补其生平，并注明传略之出处，读之可当清代学术小史。《书目答问》正文部分于此全部汇补完成。细加翻检，念《汇补》既竣，而读者了解《书目答问》，尚缺参考资料，未免遗憾，于是再编《附录》六种，前五种为版刻记略、校补纪略、刊印序跋、手书题识及研究论文选辑，均出李国庆君之手。其第七种为《书目答问》索引表三种，系我从师余门之课业，曾蒙季豫师定为读《书目答问》之一法，收之以念师恩，兼志劫难，或可备有志于目录学者之参考。 《汇补》所辑各家为我等力所能及所得之资料。其未能见收者，尚所在多有，如闻人相告，季豫师有批校本、王伯祥先生有批校本，但经向家属探询，均未获结果。又如贵州吕幼樵先生所著《书目答问校补》已于二○○四年六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篇幅亦较大，难以收入。读者可自求其书。《汇补》仅在张新民先生同意下，将其尊翁张振珮先生批校、张新民先生辑补之《书目答问斠记》（见吕著《附录》）收入《汇补》，专列一家。又在《图书馆》杂志二○○四年第1期读到刘采隼先生撰《古籍目录史上的丰碑》一文中，言及其尊人刘德刚先生曾有《书目答问订补》之手稿，憾未获读，亦以有五十万字之巨不易融入《汇补》。其他散见各处之片言只语批注，力所不及，无法求全。 全书篇帙较大，涉及书名、人名、版刻等较多。为读者翻检方便，由常虹女士于全书之末，编制一综合索引，则按图索骥，可坐收利便于几席之间。 《汇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创意，六十年代着手，至本世纪初成书，时兴时辍，先后历六十余年而成书，固我与韦力、李国庆二君契洽合作之产物，而究其能顺利成书者，端赖有关单位及各方友好之支持、关注与协助。我们应向这些对《汇补》给予帮助的单位与友好，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中华书局的学者编辑崔文印先生，文印先生是富有文史学识根底的文献学家，与我有近三十年的交往，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与我谈及我的《书目答问》过录本时，就鼓励我一定要完成一部《书目答问》有关批校与资料的《汇补》本，坚定了我默默地进行这项工作的信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2002年6月12日，他在不知会我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写了向书局领导推荐《汇补》的报告。这份报告推荐了我的《汇补》和何兹全先生的文集，现将推荐《汇补》的那段文字记录如次： 宝志（编辑二室主任冯宝志）请转李岩等领导： 有两部书稿不知可否组稿？ （1）来新夏先生汇补《书目答问》。这部书作者经营了五十多年，汇录了有关笺补《书目答问》一书的十多种重要著作，如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等，都是极为罕见的书。此书可以说是有关笺补《书目答问》一书的集成之作，具有重要研究和实用价值。此书本为自用，故集录内容极为丰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2）何兹全先生史论集（从略） 崔文印 02.6.12 这份报告我事先毫无所知，直至二○○四年文印先生始将其复印件寄我，作为《汇补》完稿后交付中华书局出版的意向凭证。这份报告很快得到中华书局领导人的同意。六月二七日李岩先生即批示：“崔先生所提两个选题均很有价值，均是名家名著。……建议接受。”同日熊国桢先生即批称：“同意李岩同志意见，把笺补《书目答问》的成果汇总集成，将是一部实用指导性非常强的目录工具书，有较长远的市场销售前景”。 这份报告和批语为《汇补》的出版问世铺平了道路。我也不得不赞誉中华书局领导层的学术眼光和胸怀。文印先生不仅推荐和玉成《汇补》的出版而且在成书后以古稀之年承担《汇补》的责编重任。由于文印先生重听，因此有许多有关编务的斡旋周章，多承我的启（功）门师弟柴剑虹先生自愿代办。我在此也表示我的谢意。 其次，我感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安平秋、杨忠和曹亦氷等领导和评审委员会的朋友们所给予的资助，他们批准了我的项目申请。拨付一定的项目资助，解决了各处调查和借阅批注本的费用，为《汇补》的最后完成注入了活力。 再次，我应当感谢在《汇补》成书过程中曾经多次打扰过的有关图书馆。为了观看《书目答问》的各种版本和搜集批注资料，我们走访过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同时也烦劳了各馆的有关人士，如国家馆的苏品红、董馥荣，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沈乃文和丁士良、吴晓云，清华大学的刘啬，上海图书馆的王世伟和陈先行、郭立暄，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吴格和杨光辉，天津图书馆的常虹和白莉萍，南京图书馆的徐忆农，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史梅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江晓敏等诸位先生和女士，也在此统致谢意。 《书目答问汇补》这部近百万字的书，虽然，我和韦力、李国庆二君都尽心竭力做好，以裨各方学人使用；但终以成书历程断续，篇幅较大，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未能“竭泽而渔”，留下了遗憾。韦力与李国庆二君，正当盛年有为，为《汇补》贡献了多年的精力，消耗了他们的可贵年华，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成书全过程中，我们一直坦诚相见，和谐共处，成就了“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共识。至于书中的疏漏不当之处，当由承担统稿责任的我负责，至祈各方学人有以教我，不胜忻悦之至。 二○○七年初夏写于南开大学邃谷，时八十五岁生辰 作者简介：来新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