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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史》部分内容。项目批准号：05CZS003；项目负责人：陈晓华。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从某种角度上说也称得上是乾隆皇帝依据自己的文化政策对各类典籍严格清理的过程。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编纂工程实质上是一次禁书毁书运动。正因如此，被誉为一代巨制的《四库全书总目》才会出现种种遗漏。因有遗漏，后人多有补撰。《四库全书总目》的补撰主要指人们对四库修书时，一些该收而未收，或有意摒弃的重要典籍的补充收录。
一 补撰书目之源起
要考察补撰书目的源流，还得从清廷的禁书运动谈起。由乾隆三十九年（1774）随着编纂《四库全书》而发起的大规模的禁书运动，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次序有步骤地组织了大批查办人员，并建立了相应的查办机构。中央的承办机构按禁书的来源在内阁分设三处办理：一是红本处，专司办理内阁固有旧书；二是办理四库全书处，专司查办各省采进遗书；三是军机处，专司办理各省督抚奏缴进呈的违碍书籍。地方则在各省、府、州、县衙门设有收书局，派专门人员负责查办本地区的藏书及书肆的书。经核实后定为违碍的书籍，被层层上交，最后由军机处转办理四库全书处查核，由四库馆总纂纪昀、陆锡熊等协同各纂修承办此事，同时乾隆亦亲加披览。审批以后，转原办督抚令其将奏准的书目单咨文各省，通行查办。为方便查缴，江苏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率先刻出禁书目录，分发各州县教官巡典查照，晓谕士民逐一检点。以后，各省大都刻有简明的《违碍书目》。 当时，被禁毁的书到底有多少，有以下几种看法：“就今所刊，其目已不下三千种”[1]，“十余年中所销毁之总数，至少当在十万部左右”[2]，“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3]（《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P1），2854种[4]，2629种[5]，3000余种[6]，3100余种[7]，十五万一千部以上、销毁板片八万块以上[8]，3236种[9]，今排比、综合各书，就个人所见，约略统计共3363种。如此巨大的数目，若不对它们进行补撰，终为文化史上的一件撼事。郑樵曾言：“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10]（P1809）当然《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的缺载不单单因校雠之故。而尽量减少其因名帙失载而带来的书亡，传承传统文化，当是中华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如前所述，清廷的禁书毁书是引起《四库全书总目》补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补撰工作真正得以进行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发生在清廷的盛世，由于一切秉承圣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敢问津禁书，一些被仁人志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或侥幸逃过劫难存留卜来的禁书，只能长期默默无闻，俟日以待。嘉庆、道光以后，清廷开始走卜坡路，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文网松弛，已无暇亦无力太多顾及当年旧事，禁书经过多年的隐匿等待，具有呼之欲出之势。同时，时势多故，国事维艰，也激发了一些士大夫忧时感事的豪情，当年禁书中所表露的爱国情操、民族气节，忧民伤时的基调，正好切中这些士大夫的口味，于是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禁书的搜辑，以期从禁书中获得激励。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木主义列强对我国侵略的日渐加剧，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志于救国图强之士，为了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积极地利用书目工具，扩大政治理论、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书籍的宣传，这种新的目录学方法不仅服务于当时各种政治改革和文化运动，而日‘也促进了对禁书的发掘和整理。[ll](P111)禁书书目的补撰就随着这个大好时机出现了。
二 补撰书目的初兴
率先搜辑禁书书目的是光绪初年曾任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的姚觐元(？-1902)。 1883年，他把所搜集到的几种禁书目录合并刊入《咫进斋丛书》(归安姚氏校刊木)第二集中，后来命名为《清代禁书总目四种》，有首开禁书书目补撰之功。 《清代禁书总目四种》从内容结构来看，大体属于登记目录。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曾明确提到了古籍目录书有二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之一登记目录，为“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12](P6)。这类目录只记书名、作者、卷数，它们以登记为主，阐发的内容较少。《清代禁书总目四种》综合了古代登记式目录之长，避其所短，正文著录书名，用附注著录作者及其他广阔的内容，避免了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类那样，容易混淆读者和书名，而注的内容比《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类范围更广阔。这样安排，使书目的著录前后连贯一致，脉络清晰，避免了阅读的跳跃性，也方便了记忆。姚书的著录形式，摘取书中一二例以示： 全毁书目 《惠潮兵纪》四本明崇祯间人所辑，不著姓名 《崇祯遗录》一本王世德撰 抽毁书目 《王世周诗集》查《王世周诗集》，系明王伯稠撰，卷九《岳王绘像歌》，有偏缪语，应请抽毁 《宝庵集》四本查《宝庵集》，系明顾绍芳撰，卷八内《寨上谣》八首，语多驳杂，应请抽毁 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 《明代野史》明福王时编，不著姓名[13] 《疏揭全钞》明丰城侯李承祚撰 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 《历朝鉴谱》云间聂慎行著 全毁书目，条举作者，间或说明作者时代、字号、官职、籍贯，抽毁书目注明抽毁原因，并间或注明章节，正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又其独于明人著述标明时代，则矛头直指清廷刁难明人书籍之意不言自明，突出了泛释无议论的宗旨。[14]就其学术价值和编纂意义而言，有三方而值得重视：第一，可补《四库全书总目》收书之不足，进一步了解我国文化典籍的全貌。姚书计收全毁书146种，抽毁书181种，禁书1459种，违碍书755种，共计2611种，可补《四库全书总目》收书的不足，对于研究目录学者，亦于艺文掌故“有所考焉”[3](《清代禁毁书目·序目总跋》)。第二，可了解清廷禁书毁书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认识清廷文化专制的酷烈。于禁毁书下简注禁毁的原因，还收有禁毁书目的有关奏折和批文，充分展示了清廷禁书毁书的残酷，对文化极端的专制。如明顾绍芳撰《宝庵集》卷八《塞上谣》八首，被以“语多驳杂”呈请求抽毁。由《塞上谣》之名看来，显然因民族问题开罪清廷，在清廷讳莫如深的民族忌讳下，自然逃不脱应抽毁的命运。又明代张慎言的《泊水斋文钞》呈请抽毁的理由是“书前序内，有推重钱谦益字样”，[3](《清代禁毁书目·抽毁书目》PP32、29)分明是受累于钱谦益的禁毁，可见毁禁之烈，专制之严。第三，通过书名之下附注作者材料，[15]可以更深入研究清代学者的生平，或按图索骥寻访遗书。许多被清廷禁毁的书籍，经他访书而刻书，方得以保留至今；撰书人及其书名，赖他搜辑名号，册列于目，经几百年风雨，方得以传于后世，令禁毁书籍部分重新面世的梦想不再是虚幻。 遗憾的是，创始之作难为工，《清代禁书总目四种》由于首次尝试辑录禁书，存在着一些缺陷：(1)体例并不完善。未分类，亦未设置索引，检索具体的书目很不方便。(2)搜辑不全面。相较后来搜辑所得，实大有不足。而且，即使书目搜辑到手，也存在著录人为从简的现象，如：军机处奏准的全毁书目，当时奏进时，除每次附有奏疏外，每种书还具有书的本数和销毁原因的说明等，但姚觐元把它全部删掉，仅节抄书名和作者。 (3)在完成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上，尚显不够。《清代禁书总目四种》未著录各书作者小传，孟子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16](P2746)另外，也缺少图书内容信急，如对版刻源流、卷数、书名异同亦未作出交代，在方便读者认知学术、明方知略方面，颇嫌不足。 以上不足诚然存在，究其原因，这亦与姚觐元的身份地位不无关系。姚觐元于宦游中从事目录搜辑工作，编辑仅靠个人及友朋之助，所以未必能周全；而且，他并非术业专攻的目录学家，仅以个人的热爱倾心于禁书书目搜辑，所以未必能尽显目录本色。这些不足有待后人不断补充改进。 建国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将此书与孙殿起辑的《清代禁书知见录》合为一书，名《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取一书互补特点，方便读者以一书对照互读。并在此书《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一》中，据吴氏小残卷斋所藏传抄本，补录了《清代禁书总目》中“军机处十次奏准全毁书目”的本数及销毁原由。 接续姚觐元的《清代禁书总目四种》，把禁书书目搜辑整理推进了一步的是邓实。邓实(约1854-1924)，他的贡献在于搜访到了《江宁官本违碍书籍目录》残稿一册，残稿前半册与《清代禁书总目四种》中的河南官本违碍书目大略相同；后半册《江宁本省奏缴书目》及《各行省咨禁书目》，为《清代禁书总目四种》所未有。卷首所载谕旨告示条款，及有些书目，如《白鹿古迹诗选》、《古文觉斯》[17]等篇，也是《清代禁书总目四种》所未载的。在同一书的著录上也有与《清代禁书总目四种》不同之处，如《石溪诗钞》，姚书作“宁乡陶煊著”[3](《清代禁毁书目·违碍书目》P175)，邓实《奏缴咨禁书目》作“湘潭县陶煊著”[3](《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二》P285)，如此等等，可互作比勘，以补《清代禁书总目四种》的不足。《江宁官本违碍书籍目录》残稿与《清代禁书总目四种》不同的后半册，邓实把它命名为《奏缴咨禁书目》。然而邓实的《奏缴咨禁书目》所记各行省禁书情况，与各地记录不尽相同，邓实未及校勘，不无缺憾。正如他自己所说“其他各行省之本，或尚有留存者，苟尽得考核之，证其异同，校其详略，不更备乎”[3](《清代禁毁书目·邓实跋》P341)。这引得一些后来者再对其加以补充，主要有李蒳编《邓刻奏缴咨禁书目补》(《盘石杂志》1934年第4-6期)，书徵编《补邓刻奏缴咨禁书目补》(《盘石杂志》1934年第11期)。光绪二十三年(1907)国学保存会刊《国粹丛书》，把邓实《江宁官本违碍书籍目录》的残稿及姚觐元《清代禁书总目四种》合刊，名《禁书目合刻》，包括：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奏缴咨禁书目，使禁书的搜辑整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195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的姚觐元编、孙殿起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补遗三”据江宁原本补足了邓实江宁残本(布政史旧刊本)的不足，这应是对邓实《奏缴咨禁书目》一次较完整的补订。 邓实的贡献不仅在于把辑录禁书的工作推进了一步，而日第一次把禁书书目的刊行指向清廷的暴行，他说：“就今所刊，其目已不下三千种，可谓烈矣。而当时官吏妄揣意旨，额外搜诛，小民惧祸，私自焚弃，其所毁当不止此数。盖自秦政以后，实以此次焚禁，为书籍最大厄。”他还劝诫新兴学者要懂得珍惜传统，保存国粹，“庚子之变，联军入阙，上自官府所藏，下及私家所守，已散弃如粪土，而日本独知收拾捆载以去。新学之士方谓是陈年故纸，不适于用者，弃之可无惜。然则今日之书籍，不禁而禁，不焚而焚。更后数十年，其海内之无书尤可决也”。[18](《国学保存会印本邓实跋》)由禁书而联想到传统文化的保存，邓实可谓捍卫传统文化者。
三 补撰书目的发展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反对封建统治，推翻清朝政权的革命运动的展开，搜辑刊行各种禁书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史籍，成为宣传革命的工具。刘师培等人创立了神州国光社，翻印旧籍，鼓吹革命。他们主持编辑的《国粹学报》，先后刊录明末遗民和清代学者的佚文、手稿数百篇，刊行的《国粹丛书》影印明季野史不下数十种。此后，《明季稗乘汇编》、《痛史》等汇辑明末史事的丛书也相继问世。同时，致力于搜辑研究野史遗文的学者，也搜集了不少禁书，如朱希祖的《明季史料题跋》、谢国祯的《晚明史籍考》，都收录了不少禁书。[19](P76)20世纪初至20、30年代，随着清朝的覆灭，民国的建立，清宫的档案文书陆续解密，一些从未示人或多年存封的档案也陆续被发现。当时，专门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处理有关清室的各种事务，其中就包括清理清宫档案文书，这为禁书书目的搜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925年，陈垣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务，在故宫查点武英殿刻书处时，发现了自《四库全书》中撤出准备销毁的图书，有李清《诸史同异录》、周亮工《读画录》等的残本。也就是说乾隆五十二年(1787)下令抽毁已编入《四库全书》中的李清等人所著的书九种，实际上抽而未毁。后来其抄本又为王重民(1903-1979)发现。这些资料极为宝贵，如陈垣所说：“此等掌故，求之私家记载，多不可得，古人所以愿读兰台东观书也。[20](PP39-40)这使得王重民有机会在禁书书目的某个领域有较深入探索，他汇集九种书的书前提要，参考有关文献而成《四库抽毁书提要》(1931年上海医学书局排印本)一书，书中对李清等人的九种书籍被抽毁的原因做出了详细的解说。《四库抽毁书提要》把九种书籍提要的原稿、各有关档案与《四库全书简目》有关此项内容，排比罗列，方便了读者比勘阅读。一方面可以从原稿中认识到这些被禁毁书的价值，一方面以之比较阅读清廷禁毁它们的来往档案、禁毁的过程及为禁毁而陈述的理由，可看出当年清廷禁书的疯狂与荒唐，为禁书研究找到可供依循的铁证，显示出辨明学术宗旨、考镜学术源流的目录学价值。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时把九篇提要的原稿附录于后。 同在这个时期，浙江海宁人，在版本学、目录学、索引学方面成就突出的陈乃乾(1896-1971)对禁书研究也做出了贡献，其成果是《索引式的禁书总录》(1920年陈氏慎初堂上海排印本)一书。此书的价值，正如王钟麟所言“初不料当时严禁毋得一窥者，转藉此编以癢其秘，九原可作雄猜之君，其亦爽然自失”[18](《王钟麟序》)，揭露了清廷修书的秘密。民国初年，清廷的各种档案文书纷纷流向民间，扩展了那些留意藏书的有心人搜辑藏书的范围，付予了他们更多的搜辑机会。陈乃乾在此机遇下，获得了姚觐元的《清代禁书总目四种》底本，又另外获得江西、湖北、广东各目及分次奏缴总目，于是删并重复，校补缺失，并对四库馆及军机处奏准勒禁的书籍，加圆圈于首作为标识以与有他项禁毁情况的书籍相区别，更好地引导了读者阅读。全书分为上下册，上册包括：序、检字表，即书名索引，按书目首字笔画多少排列；全毁书目，只罗列书名及标注圆圈于首以示是否四库馆、军机处奏准。下册包括：抽毁书目，与全毁书目不同处在于它还详叙抽毁理由及详列抽毁章节；附录，含禁毁书板目、禁毁石刻目、毋庸销毁书目、查办禁书谕摺、四库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旧本序跋(咫进斋刻本跋、国学保存会印本跋)。通计全毁书2452种，抽毁书402种，禁毁书板目11274片、50种，禁毁石刻目24种。此书对姚书及邓书有所拓展，涉及范围有所扩宽，书目搜辑有所增加，形式较简洁，有了方便查阅的检索，编纂方式更为合理，进一步便利了禁书书目研究。前王钟麟序、后邓实跋均有助于我们从中更好认知清廷禁书的根本。但与姚书、邓书一样，对各书卷数、刊本、年代，均未作说明，这个任务是由孙殿起来完成的。 孙殿起的《清代禁书知见录》(见姚觐元编、孙殿起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是孙殿起长期收书贩书的结晶，乃禁书搜辑较完整可信之作，其作用与价值可与姚书相匹，它的学术价值值得重视。 孙殿起收书贩书时，“遇有禁书，辄详记其卷数、著者、籍贯及刊镌年代，以补原书之缺，岁月既久，不觉积有成编”[3](《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Pl)。正文记录书名、卷数，附注说明作者、版刻，有时也言及禁毁原由，偶或述及一二相关内容。但总体而言，对禁书具体内容的评述并不多，而于辨别版刻源流、知晓书名异同方面尤详。鉴于孙殿起知见广博的有利条件及其广泛吸取前人成果的做法，所以他对禁书的辑录在数量上，在著者籍贯，书籍版刻源流优劣及刊印时间、图书卷数的说明上均较前人进步。以其著录禁书2085种而言，在当时则为各种禁书书目之冠。《清代禁书知见录》在书籍的版刻源流、书名的辨证、内容的详确度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基本上做到了著录的完备性、准确性、一致性，较好地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为迄今记载禁书现存状况较可信、完整的书目。见《清代禁书知见录》便可明了它所著录各书的传承情况。不过，因为它着重于版刻源流、书名异同，对于其他方面，著录就有所缺欠，如禁毁原因这一很能表现学术思想的内容，就时有时无，或详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清代禁书知见录》“辨章学术”的功能。 建国以来，陆续发现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一些残稿，对孙书可起到查漏补缺、存异互勘的作用。据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新发现》所列“被毁残存及未收书目提要”，未见孙书著录的有《云间志略》、《北学篇》等33种，其中禁毁者20种，正好补孙书统计禁毁书的缺漏。见异于孙书者，有卷数微异者，如明郑璧撰《古今兵鉴》，孙书著录为三十二卷，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21]但残稿作三十五卷；明严怡《石溪诗稿》，孙书著录为“明如皋严怡撰，万历间刊”[3](《清代禁书知见录》P54)，共四卷，而残稿作六卷；作者、书名、卷数有别者，如孙书著录的“《小寒山集》十卷，明临海陈函辉撰，崇祯十三年刊”[3](《清代禁书知见录》P21)，残稿有明陈函煇撰《小寒山诗文合集》二十九卷。孙书的“《宗伯集》八十一卷，明临朐冯琦撰，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刊”[3](《清代禁书知见录》P86)，残稿有明代曹勋撰《宗伯文集》十六卷；又残稿有几部与孙书著录名称稍异、作者为同一人的书目，如《炳烛斋集》、《炳烛斋文集初刻、续刻、随笔》[22]，《素翰堂文集》、《素翰堂集》[23]，《圣雨斋集》、《圣雨斋文集、诗集、诗余》[24]，书名微异，作者皆同为一人。 以上诸种，正好存异互勘，互为补正。
四 补撰书目的深入发展
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受国内各种政治风波的干扰，与其他文化的发展一样，禁书书目的搜辑整理工作也处于积累时期。八十年代始，各种建设重新复苏，经过近二十年的蕴积，禁书书目的搜辑整理工作恢复了生机，并深入发展。198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了雷梦辰的《清代各省禁书汇考》，搜辑整理禁书书目的沉寂状态开始打破。雷梦辰细心收集排比考识，将各省奏缴的禁毁书目单，按行省分界，以奏准年月排比，附加考识于后，汇成《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一书。他说“近二十年来，刻本、抄本禁毁书目多有发现，各省督抚节次奏缴之奏准咨禁书目单，在其书目中亦多有汇列，以地区观之，则内地十八省，各省皆备。为读者节省翻阅之劳，今乘公余，试将各省奏缴之禁毁书目单，按行省分界，轮以奏准年月排比，并附加小考殿后，析为成篇，取名《清代各省禁书汇考》”[25]。此书共收书2629种，优点在于对各省每次进呈的奏缴书目的年代及在任巡抚有详细交代，并有所考证；对每次进呈的奏缴书目所据及校补底本均作出了明确说明，对奏缴书目的版本、著者的籍贯以及原因间有所罗列，对禁书的背景、原因的研究实有裨益，而且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即澄清了“四川、甘肃、贵州二省因有镇压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没有送书”[26]的误解。不过，此书体例不一致，时或交代原因，时或缺省；时或交代版本，时或未有。就检索方面而言，若只就行省检索是比较便捷，但若要具体检索一书，则极为繁难。 这个时期，不仅继续搜辑禁书，而且开始了对禁书本身的研究。如台湾学者吴哲夫的《清代禁毁书目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刊)，是专案研究禁毁书的第一书。他以《清代禁书知见录》为基础，参及有关各种禁书，专案研究所列各种书目，著成《清代禁毁书目研究》一书，共收录禁毁书3000余种，按书名笔画数为序，每书著录著者、卷数、刊刻年代、禁毁程度等。王彬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北京：中国书店1999年版)，共收录禁书3236种。其特点是以活泼的形式介绍了禁书。它并未单独罗列介绍禁书情况，而是把它放在其中，先概述清代禁书状况，并且对禁书的发展源流作了一个梳理，把清代禁书事件的介绍置于古往今来的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关照了封建社会的底蕴，便于读者认识禁书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渊源。继而又谈到清代的文字狱，把文字狱与禁书这一文化政策结合着介绍，这样就揭示了清廷对文化、思想乃至人格的专制本质。在此基础上，再以解题方式一一介绍禁书，包括作者生平、内容简介、所见版本、禁毁原因、禁毁出处等详细内容。较以往的禁书的介绍，此书既生动，又不失深刻。编纂这本书的目的，据编者言，是为了弥补前人缺陷，满足“对清代禁毁书籍深入研究的社会要求”，因为“随着清王朝退出历更舞台，各种禁毁书目及相关书籍得以陆续问世。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各种书目多有缺漏又互见重复，相关书籍也有种种不足，而且由于体例的局限，大都对所禁书籍语焉不详”[27]。此书爬梳整理收罗各种禁书，汇为一编，加以评述介绍，对禁书的研究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四库禁毁书丛刊》。它虽然并非对禁书书目的纂辑，但对具体研究禁书提供了坚实基地。此丛刊在遍访国内各图书馆及档案馆等的基础上，动员大批专家学者，及所能及，还原了所搜集到的四库禁毁书的本来面目，第一次向世人系统地展示了禁毁书的原貌，使由过去禁书的搜辑上升到内容归位，为学者从书目的研究跃入具体图书内容的研究助了一臂之力。 《四库全书总目》的补撰，除上述对禁书的补撰外，还有对未收书的补撰。这类补撰的代表作：首开其功者为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研经室外集本，文选楼丛书本，1935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1965年中一次向世人系统地展示了禁毁书的原貌，使由过去禁书的搜辑上升到内容归位，为学者从书目的研究跃入具体图书内容的研究助了一臂之力。 《四库全书总目》的补撰，除上述对禁书的补撰外，还有对未收书的补撰。这类补撰的代表作：首开其功者为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研经室外集本，文选楼丛书本，1935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1965年中华书局本《四库全书总目》附录于后)，此外又有周郇的《墨海楼书目补提要》(载中国学典馆影印杨家骆编《清代著述志资料丛书》)。阮书收书一百七十多部，共五卷。因未分类的缘故，傅以礼的《研经室经进书录》(七林堂书汇函本)加以分类重编；又李滋然的《四库未收书目表》(载《四库全书书目表》，京师新华印书局铅印本之附印本)，就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重加分类，列各书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四项。胡玉缙亦作《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为之补正。周书补《四库全书总目》失收书提要49篇，范围不出易、书、诗、礼四类。 综观一百多年来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补撰，倾注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心血，硕果累累。它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其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一百多年来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而八十年代以来禁毁书目补撰的深入发展，更是我国学术文化欣欣向荣的揭示。虽然如此，但是它的补撰王作远未结束，这一百年来，补撰王作的重点主要放在对禁毁书籍的补撰上，对《四库全书总目》失收书目的补撰用力不够。又利用新发现，如出土文献等去补撰《四库全书总目》仍是一个空白，而且补撰者对《四库全书总目》中失收的外国人的著述，并未去认真发掘。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的补撰还任重道远，进一步的开拓发掘有待我们的努力。
注释： [1]邓实.奏缴咨禁书目跋.国粹丛书.国学保存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 [2]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上海书店，1992。 [3](清)姚觐元编、孙殿起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4]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 [5]见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 [6]吴哲夫《清代禁毁书目研究》。 [7]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与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均认为禁毁书总数为3100多种。 [8]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74页。 [9]王彬《清代禁书总述》。 [10](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校雠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 [11]彭斐章、谢灼华.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李万健、赖茂生.目录学论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12]余嘉锡.目录学发徵·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2001。 [13]又见(清)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违碍书目》，载(清)姚觐元编、孙殿起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49页。 [14](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校雠略.1806。 [15]该书于书名下多注明著者，间或说明其字号、籍贯、官职。 [16]孟子·万章.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清)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一》，载(清)姚觐元编、孙殿起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第306、309页。 [18]陈乃乾.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北京：北平富晋书社，1932。 [19]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人民大学，1989。 [20]陈垣.四库撤出书原委.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21]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载(清)姚觐元编、孙殿起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第47页。又同书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全毁书目》作6本，见《全毁书目》第8页。 [22][23][24]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载(清)姚觐元编、孙殿起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第109、133、182 页。 [25]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序.北京：北京图书馆，1989：3。 [26]刘汉屏.四库全书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0：13。 [27]王彬.清代禁书总述·出版说明.北京：中国书店，1999。
[作者简介] 陈晓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