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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诗经•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的诗句，为一些古文献所引用，《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节便引用了这两句诗。作为传统名篇《郑伯克段于鄢》又为众多古文教本、选本所选用,比如1962年出版被众多大学中文系选作教材的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即选用了此篇。可是教材将此“类”字注为“同类”，[1](p13)这样“永锡尔类”便成了偏正短语宾语句了。此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古诗文今注今译本普遍采用了这一观点，如陈子展《诗经直解》将句中“类”字译为“同类”，[2]（p926）高亨《诗经今注》注:“类，犹属也，指家属。”[3](p410)王守谦《诗经评注》:“类，族类；或同类。”[4](p766)黄典诚《诗经通译新铨》:“类，孝子一类的人物。”[5](p381)韩峥嵘《诗经译注》亦释“类”为“族类”[6](p358)，姜亮夫等《先秦诗鉴赏词典》训“类”为“类属”。[7](p562-563) 《左传》引此诗句于《隐公元年》《成公二年》凡两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族类”译前一“类”字，[8](p16)沈玉成《左传译文》两“类”字均译为“同类”，[9](p3、206)王守谦等《左传全译》[10](p9、602)顾宝田等《左氏春秋注》[11]（p7、398）亦以“同类”释引诗中二“类”字。今人译注古文选本亦多用上述说法，如杨金鼎《古文观止全译》注此引诗之“类”字为“同类的人”，[12]（p7）中华书局编辑部《名家精译古文观止》译此诗句为“孝心不尽不竭，永远给你同列”，[13](p4)许建平等《古文观止译注》亦以“同类”译此“类”字，[14](p14)刘盼遂、郭预衡《中国历代散文选》译注“类”为“同类的人”，[15](p6)冯其庸等《历代文选》以“族类”释句中“类”字[16](p5),北京师院古典文学教研室《古代散文选注》亦释“类”为“同类”。[17](p8)其它选本凡涉及此诗句者亦多以“同类”“族类”“类属”相释，不赘。需说明的是，有的译注本注释中虽两说并存，但译文中却以“族类”“同类”相译，如袁愈荌、唐莫尧《诗经全译》即以“族类”译“类”字，[18](P384)阙勋吾等《言文对照古文观止》以“同类的人”译“类”字，[19](p6)其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古汉语教材更是多采此说，如郭锡良、李玲璞自考教材[20]（p216）全国高师教材[21](p14)洪成玉《古代汉语教程》[22](p6)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汉语》[23]（p195）李新魁《古代汉语自学读本》[24](p460)沈祥源《古代汉语》[25](p177)刘庆俄主编《古汉语速成读本》[26][p5]皆取此“同类”“族类”说。其他凡涉及到此诗句的古汉语、古文选教材皆亦同此。 实则，只有将“类”字解作“善”，把整个句子释为双宾句，才合于诗旨、句意以及上古典籍中此类句式。下面结合诗旨、句意和古籍中“赐予类动词+人称代词+名词”句式,对“类”字的确切含义及此句的结构重新进行探讨和定位，以正视听。 二、训“类”为“善”的根据 只有释“类”为“善”，将此句释作双宾句，才与诗旨句意相合，主要论据有: 第一，从诗意方面看,训“类”为“善”更切诗旨和句意。《既醉》篇是周成王祭馀为答谢神主和宾客,再次宴享神主和宾客时祝官所唱的赞辞,表示先祖或上天对有孝子——周王赐以福祚,诗歌多数章节末句都采用了相同句式,即均以指人代词和表物名词置于赐予类动词后,如首章末句“介尔景福”言先祖赐汝大福；二章末句“介尔昭明”言先祖赐汝光明；六章末句“永赐祚胤”言先祖永赐福祚予汝子孙；八章末二句“釐尔女士,从以子孙”言先祖赐汝男女奴隶及其子孙。第五章“孝子不匮,永赐尔类”只是说孝子（周朝统治者）代代相传，没有穷尽，先祖永远赐汝福禄。只有这样解作双宾句，才使句式更工稳,更合于句意和诗旨。若将“类”字训为“族类”、“尔”释为定语,不但破坏了句子的和谐一致,且与诗意不谐。 第二，训“类”为“善”亦于训诂有征。《尔雅•释诂上》:“类,善也。”《诗•大雅•皇矣》:“其德克明,克明克类。”郑笺:“类,善也。”[27]（p520）高亨亦曰:“类，善也。”[3](p39)又《桑柔》:“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毛传“类，善也。”[27](p391)《左传•文公元年》引此句,杨伯峻注“类”为“善良”。[8](p516)又《瞻卬》:“不吊不祥，威仪不类。”毛传：“类,善也。”[27](578)《书•太甲中》:“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类。”孔传：“类，善也。”[27]（p164）《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杜注:“类，善也。”[27](p1817)《国语•晋五》:“若内外类，而反言之，渎其信也。”《楚语上》:“（齐桓晋文）心类德音，以德有国。”韦昭注“类，善也”。[28](p394—395、556)“永锡尔类”之“类”同上述诸“类”字一样,亦为“善”义,这可从古今学者的训释中得到证明,《诗毛氏传》曰:“类,善也。”[27](p536)孔颖达疏:“则天长赐汝王以善道也。”[27](p556)朱熹《诗集传》亦曰:“类,善也。”“孝子之孝诚不竭,则宜永赐尔以善矣。”[29](p194)陈奂《诗毛氏传疏》则解释说:此“言孝子有不竭之善,祖考之神长予子以善也,‘永锡尔类’与《楚茨》篇‘永锡尔极’句意皆同”,并强调《诗经》之“类字皆不作族类解”。[30](卷24)①金启华《诗经全译》译此句为“长予孝子以善道”，[31]（p68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类，善。”[32](p381)向熹《诗经词典》[33](p259)万祥祯《诗经词典》[34]（p144）亦以此“类”字为“善”。 “类”字的“善”义是这样取得的，“类”的本义是相似、相像，在古人的观念中凡是相似尤其是与父辈相像为善、为贤，不像为不善、不贤，如同子女像父辈则为肖、为贤，反之则为不肖、不贤。同理“类”由相似、相像义即引申出“善”义。对此古代学者亦有论述。《说文》:“类，种类相似，唯犬为甚。”段注:“类本谓犬相似，引申假借为凡相似之称。《释诂》《毛传》皆曰‘类，善也’，释类为善，犹释不肖为不善。”[35]（p476）《说文通训定声》:“类者，肖也。《周语》‘类也者，不忝前哲之谓也’，故又转为善。”[36]（p576）《广雅•释诂四》:“类，象也。”《正字通•页部》“类，肖似也。”“类”的此用法古文献中并不鲜见，《左传•庄公八年》:“非君也，不类。”《易•系辞下》:“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史记•滑稽列传》:“鹄，毛物，多相类者。”杨雄《法言•学行》:“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大戴礼记•易本命》:“昼生者类父。”古籍中“类”的“善”类意思是个核心义位，可因上下文的不同，表现出“善道”“好处”“福禄”等意义。 三、释“永赐尔类”为双宾句的根据 古籍中同类句式即“赐予类动词+人称代词+名词”皆双宾句，此句亦当为双宾句，而“类”当为“锡”的远宾语，而非定语。 《诗经》今文《尚书》《论语》《春秋三传》《国语》中,凡人称代词+名词位于赏赐动词后,皆为双宾句,诸文献中由“锡”“赐”“贻”“诒”“介”“釐”“赉”“献”“馈”“遗”“予”“与”诸动词构成的此类双宾句式凡158例,具体情况见下表：  请看例句: 《诗•小雅•宾之初筵》“赐尔纯嘏。”又《大雅•菘高》:“锡尔介圭,以作尔宝。”《书•洪范》“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君矜此丧人,锡之不毛之地。”《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余赐女孟诸之麋。”《哀公十一年》：“王赐之甲、剑铍。”《国语•鲁上》:“赐女土地。”《诗•周颂•有客》:“言授之絷,以挚其马。”《左传•昭公四年》:“告之饥渴,授之戈。”《国语•晋一》:“君何老而授之政?”《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姝，贻我彤管。”《诗•小雅•天保》:“神之吊之，贻而多福。”《左传•文公六年》:“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诗•大雅•江汉》：“釐尔圭瓒，秬鬯一卣。”《诗•商颂•烈祖》:“即载酒酤，赉我思成。”《书•文侯之命》:“用赉尔柜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百矢，马四匹。”《诗•小雅•信南山》:“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黄祖。”《左传•定公四年》:“窃马而献之子常。”《左传•桓公六年》:“齐人馈之饩。”又《襄公二十六年》:“夫人使馈之锦与马。”《书•大浩》:“用宁王遗我大宝龟。”《左传•昭公五年》:“使群臣往遗之禽。”《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虢公请器，王予之爵。”《国语•鲁上》:“为我予之邑。”《论语•雍也》:“冉子与之粟五秉。” 这种由赐予类动词后接人称代词+名词做谓语的句子，无论动词前或名词后是否有另外的词语，也不管代词和名词哪个表人哪个表物，所有句子都毫无例外地表示给予某人什么东西，句中代词和名词皆为赐予类动词的对象宾语和内容宾语，为典型的双宾句。《既醉》中的“永锡尔类”作为赐予类动词并带人称代词+名词的句子，其结构类型当与上述句子一样为双宾句。此句的双宾特点便是对“类”字“同类”“族类”说的有力否定，因为如果训“类”为“同类”“族类”，则“尔”字便由近宾语，变为的定语了，整个句子也不是双宾句了，这在结构上显然同《诗经》等典籍中由授予类动词与“人称代词+名词”构成的句子相背离。 总之，训“类”为“善”，释“永锡尔类”为双宾句，无论从诗旨和句意来看，还是从句法来看，均为确诂，而以“族类”“同类”释此“类”字，于上述诸方面均有未安之处。 四、致误的原因 要回答为什么会有人用“同类”“族类”说来否定一个被大量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观点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同类”“族类”说的来龙去脉即它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作一全面考察。 “族类”“同类”说的首倡者是东汉郑玄，他说“孝子之行非有竭极之时，常以与女之族类”。[27](p536)其后，虽有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37](p890)方玉润的《诗经原始》[38]（p512）等承袭了这种说法，但亦早就有人指出其非，黄焯引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云：“《左传》引此诗以证‘施及’当取‘不匮’义，非取‘赐类’也。况此与下章同言‘永赐’，皆为天与之耳。郑以‘尔类’为人与，‘祚胤’为天与，义不画一矣。”又曰：“汪氏《异义》云：《笺》释此章主群臣言，故引《左传》为证。但下章‘其类维何’，正承此章‘赐类’，毛训类为善，于义实当。若从《笺》解，则此章皆言群臣，无一语及王，下章乃言群臣以孝行推及天下，而使‘君子万年，永赐祚胤’，于经意恐未合。”[39]（p331）这里不但指出了“族类”说与诗意的矛盾，还分析了致误的原因，由于《左传》中此诗句紧承“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之后，郑氏便误以为此诗句是说孝子颍考叔的孝行施及同类（庄公）的。其实，就《左传》文义看，郑伯幽禁姜氏以后，因怕背上不孝之名，一直想找机会与姜氏和好，颍考叔特意来为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郑伯便就坡下驴与姜氏和好，母子和好并非颍考叔影响的结果，《左传》的评价只是表达作者的观念和理想，而非事实。郑玄不依据诗旨、句义确定词义，而依据《左传》评议作注，既与诗意相悖，又不合史实，是不可取的。至于近二三十年来“族类”说兴盛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其一，古诗文注释者，最早多从《左传》接触此诗句，而对《左传》这段文字注释较早而又最有影响者当数王力先生《古代汉语》和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现代的很多文史工作者都是读着王先生的教材成长起来的，他们自然接受了王先生的观点，杨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以它的重大影响，自然地成了后出的古诗文译注者的参考资料。即是说，对两家观点的参考并坚信不疑，是今人“同类”“族类”说的主要来源。其二，“类”字的“种类”“类别”义又为今人所熟知，而这个核心义又可因不同语境表现出“族类”“类属”之类的意思，而将此熟知义施于句中又不滞碍不通，而今人对“善”类意思却要生疏得多，所以今人注释的古诗文多用此说，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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