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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妖传》的版本系统，孙楷第先生有过言简意赅的叙述： 罗贯中编《平妖传》二十回，今唯吾国马隅卿先生藏有钱塘王慎修刊本，即张无咎序冯梦龙本所谓“昔见武林旧刻本只二十回者”。明季冯梦龙增其书为四十回。日本内阁文库藏之泰昌元年刘本有张无咎序者，为冯书初刻原本。崇祯间，板毁于火，张无咎复重订旧序而刻之。内阁文库藏之金阊嘉会堂本即此本，是为冯书重刻原本。今之坊本四十回《平妖传》，皆自嘉会堂本出（注：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四，第九一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近年来，学界对孙楷第先生的这一看法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是有关二十回本与四十回本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提出，署题冯梦龙的四十回本才是罗贯中的原作，而二十回本却是由四十回本删削改作而成的。第二是“泰昌元年刻本有张无咎序者”究竟是不是四十回本的初刻原本？本文即拟对这两个聚讼较多的问题做一些再探讨。 一、二十回本与四十回本的关系问题 二十回本与四十回本的先后关系问题，不仅是梳理《平妖传》版本系统的关键所在，而且直接涉及到本书的作者问题，并在深层次上影响到我们对早期白话小说“简本”与“繁本”关系问题的探讨。由于学界对这一问题曾经产生重大的分歧，因此，对它做进一步的澄清，就成为深入研究作品所不可回避的环节。 孙楷第先生认为，明代王慎修校刻的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注：原为马廉（1893—1935，字隅卿）先生藏书，马先生身后，此本人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外，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部，与北大本为同一版子。此本卷四署有金陵世德堂名号，故又称“世德堂本”。），即四十回本张无咎叙中所说的“昔见武林旧刻本只二十回者”，是罗贯中的原作。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武林旧刻”之说提出了怀疑，其中对旧说否定最为彻底的当数欧阳健先生。他通过对二十回本的人物、情节、文句、回目、诗词、分卷等六方面的破绽进行分析后指出：“所谓二十回的‘罗贯中原本’，不过是后世妄人对四十回本滥加删削改作的产物罢了。”欧阳健先生认为，论证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暂且把《平妖传》二十回本看作‘原本’，而以最低限度的标准去衡量它，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破绽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破绽之所以产生，又几乎无不通到四十回本的总根子上。”（注：欧阳健：《〈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中华文史论丛》第三十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但是，欧阳先生的论证显然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所谓的用“最低限度的标准”来衡量二十回本，这是从版本内容的“好”与“坏”来着眼的，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先”与“后”的问题。第二，人物、情节交代不清，这在早期长篇白话小说中是很正常的现象。即便根据所谓的“最低限度的标准”，二十回本确实是一个删节本，也不能确定它就是删改自今本四十回。另外，欧阳先生还指出，冯梦龙通同书贾作伪的动机是为了“节缩纸板，求其易售”，“又可以冒以‘古本’、‘原本’之名以相号召”，这也是没有实据的臆测。今存王慎修本的扉页上赫然印着“冯犹龙先生增定”的字样，这恰恰说明了书贾无意于伪造古本，相反是在冯补本盛行之后，又将旧刻冒充新本出售。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二十回本与四十回本在文字、人物、情节（特别是细节）乃至结构等方面存在大量的歧异之处，而这些歧异之处并不能简单的用删改来解释。因此本文在探讨二十回本与四十回本关系问题时，将特别重视两种版本在文字、人物、情节上的细微差别之处，而后结合本书以及《三国》、《水浒》、“三言”和其它相关材料，对于致异的原因进行合理的分析，从而对版本的先后问题作出判定。下面将结合具体事例展开论述。 1.语汇与句法 二十回本《平妖传》的语言是比较流畅的早期白话，其中保存了一些宋元时期的语汇和句法；但是因为语言的演变是缓慢、渐进的，所以四十回本的语言和二十回本相比起来也不甚相异。然而结合宋元时期一些相关的语言材料，仍然可以发现二十回本和四十回本在语言方面存在古今之别，下面试举几例。 （1）初如萤火，次若灯光。然后似千条腊烛难当，万个生盆敌不住。（二十回本第二回） “生盆”二字在四十回本中作“火盆”。按：这段“火赞”又见于《警世通言》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文字稍异，其中此句作“万座糁盆敌不住”。“糁盆”又作“shēn＠①盆”，宋代除夕送神时焚烧用松柏搭成的高架称作“shēn＠①盆”，又名“生盆”。《东京梦华录》中有“籸盆照耀，有同白日”之语（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十六日”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三八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刘昌诗曰：“今人祠祭或燕设，多以高架然薪照庭下，号为‘生盆’。莫晓其义。予因执合宫，见御路两旁火盆，皆叠麻籸，始悟为‘籸盆’。俗呼为‘生’也。”（注：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三“籸盆”条，第二十五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可见“生盆”乃宋元习语，四十回本臆改作“火盆”，似是而实非。 （2）胡员外却好归来，见娘儿两个在地下扫米，便焦燥起来道：“那见你娘儿两个的做作！才有一两顿饭米，便要作塌了！”妈妈道：“我如何肯作塌！交你看，缸里、瓮里、瓶里、桶里，都盛得满了；这里还有许多，兀自没家生得盛里！”（二十回本第三回） “家生”二字四十回本作“家火”。按：“家生”实为家用杂物之总称。《梦粱录》卷十三云：“家生动事如桌、凳、凉床、交椅……面桶、项桶、脚桶、浴桶、大小提桶、马子、桶架、木勺、研槌、食托、青白瓷器、瓯、碗、碟、茶盏、菜盆……”（注：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诸色杂货”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二四四页。）这些“家生”，恰可以和《平妖传》中所说的“缸里、瓮里、瓶里、桶里”吻合。《喻世明言》卷二十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也有“买农具家生”的说法。此外，《水浒传》第二回有“史进又不肯务农，只要寻人使家生，较量枪棒”之语，此处之“家生”则谓刀枪等武器。可见“家生”亦为宋元人习用语，当为原本旧文。明代人或有不识，故此四十回本改“家生”为“家火”。《平妖传》下文第十回另有“一面收拾家生入去”之语，四十回本亦改作“家火”。 （3）瘸师接得在手里，又捻一捻，问任迁道：“哥哥！里面有甚的？”任迁道：“一色精肉在里面。”（二十回本第九回） “一色”二字四十回本作“一包”。按：《武林旧事》有“诸色包子、诸色角儿、诸色果食、诸色从食”之语，又有“诸般簿子”、“诸般盝儿”的说法，可见“色”字与“般”字同义，作“品类、种类”解。《东京梦华录》有“专卖一色好酒”，《喻世明言》卷三十三《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亦有“并要一色小钱，不要金银准折”之句（注：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蒸作从食”、“小经济”条，《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四四九～四五一、一六页。），均可证“一色”乃当时习语，较“一包”为是。 （4）（胡员外）没计柰何，只得冒着风雪了走。（二十回本第二回） “冒着风雪了走”一句，四十回本作“荡风冒雪而行”。按：本书二十回本第八回及四十回本第二十六回并有“董超见他言语不好，只顾推着卜吉了行”之句，《水浒传》中也有“一步步挨着了走”以及“只得叫苦，绕着江边了走”的说法（第五十六回、六十五回，明万历袁无涯本）。可见，“冒着风雪了走”诚为旧本原文。这种句法，虽然不合现代汉语的语法，但在早期白话中却是习见的（注：参俞光中、植天均（日本）：《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第一四三～一四四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从以上所举的四例中可以看到，二十回本中出现的一些宋元时代的语汇与句法，在四十回本中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改易：二者在语言上的古今之别是很清楚的。 2.诗词 欧阳健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列举了一些诗词方面的例子，并说虽然这些诗词一时难以定其先后，但是二十回本中的诗词“亦有若干不类之处，可见端倪”。其实，只要我们仍然遵循着寻找同一时期语言材料来做参照的办法，先后关系一样不难判定。 君起早时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东京多少富豪家，不识晓星直到老。（二十回本第一回） 这是二十回本第一回的“入回诗”。这四句诗实际上来源于元曲《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的引白：“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清人周寿昌也说：“‘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此明高皇所作也。案：元人杂剧楔子引白云：‘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元词内习用之，高皇或就其词点窜成小诗耳。”（注：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七“读曲杂说”条，第一五四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四十回本第二十七回也用了这首诗，但是，末两句有较大的差别： 君起早时臣起早，赶入朝门天未晓；多少山中高卧人，不听朝钟直到老。（四十回本第二十七回） 通过比较，二十回本中这四句诗的来源已经很清楚了，是从元剧来的，而不是改自四十回本的。下面再取一组相关回目的“入回诗”作一个比较：（见下表一） 附图 （表一） 由于白话小说的欣赏对象主要是知识水平不高的市民阶层，作为其创作主体的“书会先生”，其文化水平也相当有限；因此，早期白话小说中的诗词，往往是取用现成的民谚格言加工剪裁成诗，以收既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的效果。从上面的对照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回本《平妖传》的“入回诗”中出现了很多警语型的俗语格言。这些格言，如“时间风火性，烧了岁寒心”等，应该说在宋元话本中是用得相当“滥”的；而在四十回本《新平妖传》的“入回诗”中，我们却很难找到它们的踪迹。由此可见，二十回本的诗词要更加符合早期白话小说的风格。 3.情节 二十回本和四十回本还存在着大量细节上的差异。就这些差异本身来说，便很难用删改来解释，因为如果是删改，何必花大力气一再改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呢？下面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1）胡永儿的岁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永儿长成七岁。员外请一个先生在家教永儿读书，这永儿聪明智慧，教过的便会。易长易大，看看十岁。（二十回本第一回） 这一回讲的是胡永儿十岁那年家里遭了大火，此后，“一日三，三日九，半年周岁，口内吃的，身上穿的，件件皆无。”这时胡永儿的母亲对胡员外说：“我共尔忍饥受饿便合当，也曾吃过来。”指着永儿道：“他今年只得十五岁，曾见什么风光来？交我儿忍饥受饿！”（二十回本第二回）比较四十回本中的相关内容，二十回本中的“看看十岁”，四十回本作“看看长成一十三岁”，后面她的母亲说的则是“他今年只得一十四岁”（四十回本第十八回）。如果二十回本是今本四十回的删节本，那么它完全没有必要改动这样不起眼的细节。对于这一处歧异，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四十回本的编纂者根据“半年周岁”这句话，认为永儿不应该一下子就从十岁长到十五岁那样大，因此才将前一处改成“十三岁”，后一处改作“十四岁”。 （2）东京一贯钱值银多少。 只见这先生道：“这画非同小可，要解伍拾两银子。”主管道：“告我师！只怕当不得这许多。若论这一幅小画儿，值也不过值三五十贯钱，要当伍拾两银子，如何解得？”（二十回本第一回） 当时东京一贯钱值银一两。（二十回本第十二回） 仔细比较上面两段引文，不难发现，二十回本在“一贯钱值银多少”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如果按照第十二回中所说的一贯钱值银一两的话，那么“三五十贯钱”也就相当于“伍拾两银子”，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必要了。再看四十回本中的情况： 这先生道：“这画非同小可，要解一百两银子，”主管道：“我师休得取笑，若论这一幅小画儿，值也不过值五六百钱，要当百两银子，差了几多倍数，如何解得！”（四十回本第十六回） 把“伍拾两银子”改为“一百两银子”、“三五十贯钱”改为“五六百钱”，矛盾迎刃而解。和上一个例子的理由类似，如果二十回本是删改四十回本，那么它何必先后两次改动原有的细节，更重要的是还把原先没有破绽的情节改出了破绽来呢？ （3）任迁给左瘸多少钱。 任迁见他说得苦恼子，要与他一文钱，去腰里摸一摸看，却不曾带得出来。看着瘸师道：“我有钱也不争这一文，今日未曾发市。”瘸师见他说没钱，便问道：“哥哥！炊饼怎的卖？”任迁道：“七文钱一个。”瘸师便去怀中取出六文钱来，摊在盘中，道：“哥哥！卖个炊饼与我娘吃！”任迁收了五文钱，把一文钱与瘸师道：“我也只当发市。”瘸师得了一文钱，藏在怀里。（二十回本第九回） 这一段话，仔细分析起来也有问题。任迁的炊饼七文钱一个，左瘸只给了六文钱，这已经相当于施舍了一文钱；后面任迁再给左瘸一文钱就显得多余了。再看四十回本中的情况： 瘸师见他说没钱，便问道：“哥哥！炊饼怎的卖？”任迁道：“大炊饼两文钱一个，小的一文钱一个。”瘸师便去怀中取出三文钱来摊在盘中，道：“哥哥！卖个炊饼与我娘吃！”任迁收了两文钱，把一文钱还了瘸师，道：“我也只当发市，将这一文舍施你。”瘸师得了一文钱，藏在怀里。任迁去蒸笼内，取出一个大一个小，递与瘸师。（四十回本第二十七回） 任迁的炊饼大的两文、小的一文，左瘸买了一大一小两个，任迁只收了他两文钱，也就相当于舍了他一文钱。两相比较，二十回本的情节显得费解，而四十回本则顺畅得多。和前两个例子的理由一样，二十回本如果是删节四十回本，那么何需改动已经很完美的细节呢？ 下面再就一处主要情节进行分析，其中的问题颇值得玩味。（见下表二） 附图 （表二） 从表二不难看出，二十回本中马遂诈降的情节和文字，是从《三国演义》中的“打黄盖”生搬硬套而来的。说是“生搬硬套”，倒不在于它对《三国演义》的文字因袭过多；最主要的问题出在，《三国》中的这段情节有它特定的故事情景，挪用在文彦博与马遂的身上并不合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之所以要在众将面前“勃然变色”，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一方面蒙蔽曹营派来卧底的蔡中、蔡和；一方面又希望瞒过诸葛亮，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文彦博打马遂则完全不需要这样的虚张声势，因为王则并没有派人到宋营来卧底。 面四十回本则没有再袭用“苦肉计”的陈套。在四十回本中，马遂并没有挨打，他能混进敌营，主要是依靠了与王则的同乡关系。然而四十回本的破绽出在，它也和二十回本一样，保留了文彦博升帐时假意要将马遂斩首的情节（只是在文字上与二十回本有异）；而这段情节出现在四十回本中就更显多余，因为四十回本中根本就没有“苦肉计”之说。 其实，如果让四十回本的作者独立地来结构一个“诈降计”故事的话，以全书中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艺术功力而言，应该说是不难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却是四十回本中的这一处情节设计驳杂不纯——不是“苦肉计”，但又与二十回本的“苦肉计”不完全分道扬镳。对此，我们只能做如下的解释，那就是四十回本在创作的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来自于二十回本的旧稿。因为有了先人之见，而且囿于原作故事框架的限制，所以不能放开手脚对旧作进行彻底的修改。 4.人物 四十回本还在人物设计方面与二十回本存在差异。 （1）正走之间，只听得背后有人叫声：“董牌！”董超交薛霸押着卜吉先行。那个人看着董超道：“我是知州相公心腹人，适间断配他出来，这厮在州衙前放刁；如今奉知州相公台旨，交你二人怎的做个道理，就僻静处结果了他，回来重重赏你！”（二十回本第八回） 在四十回本第二十六回中是这样写的：“董超回头看时，认得是本州的吴孔目。”孔目是衙门里掌管文书的吏员。把来历不明的心腹人落实为“吴孔目”，显得合情合理。 （2）包大尹正没做理会处，只见一个道人来参见龙图相公。包大尹见了，问道：“先生有何见谕？”道人道：“贫道见妖僧恼人，特来献一计捉他。”（二十回本第十三回） 二十回本在这里又凭空出现了一个无名无姓的“道人”，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突兀；四十回本中来给包拯献计的，不是什么道人，而是冉贵。冉贵是一名办事得力的公差，在二十回本的第十一回和第四十回本的第二十九回都曾经出现过，四十回本便将献计的任务落实在他的身上。 以上两个例子中，出现了两个“不明白”的人：知州的心腹人和一个道人；而在四十回本中，这两个无名无姓的人物都得到了落实：这正是四十回本对二十回本的改进。相反，如果二十回本是删改四十回本而来的，那么何必要把有名有姓的人物改得不明不白呢？还有一例，和以上两例类似： （3）只见左丞相吕顺执简出班奏道：“臣单一人，乃河东汾州人氏，姓文名彦博，昔曾征讨西夏有功，今弃职闲居，见在西京居住。若招此人为将，必能克复贝州，剪除王则。”（二十回本第十六回） 在四十回本第三十五回中，保举文彦博的不是吕顺，而是包拯。由此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四十回本在增补二十回时，对书中这些次要人物的处理方法，那就是：把这些人物的事迹归并整合，比如吕顺在原书中只出现一次，那么索性就不要他出场了，而把他的事迹归并到包拯身上。无名道人的处理方法也是这样。 下面再就弹僧这一主要人物进行一些讨论。在四十回本中，弹子和尚是由异蛋转生，在王则杀死知州以后他退居城外甘泉寺，最后幻化为诸葛遂智的形象，为平妖立功。简单地说，四十回本中弹子和尚的发展脉络是：“蛋僧——弹僧——诸葛遂智。”而在二十回本的第十九回，李鱼羹向王则报告贝州城内的情况时说：“又有一个国师，唤做弹子和尚，又有一个张鸾，一个卜吉”，同一回还写道：“王则日间自思量道：‘我这里有左师、弹子和尚、张鸾、卜吉等一班人儿扶助着，文招讨虽有十万人马围在城外，看他怎地人得城来奈何得我。’”则二十回本中弹僧是一直追随王则的。徐朔方先生认为这是二十回本的故事在关键时刻出现的漏洞（注：徐朔方：《〈平妖传〉的版本以及〈水浒传〉原本七十回说辩正》，《小说考信编》第一四三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其实不然，因为在二十回本中，并没有弹子和尚幻化诸葛遂智协助“平妖”的情节，弹僧自是弹僧，诸葛遂智自是诸葛遂智。四十回本为了描写王则众叛亲离，在第三十六回中还有张鸾、卜吉离王则而去的情节，这也是二十回本所无的。因此，二十回本中，弹僧、张鸾、卜吉等，自始至终都是“妖”；而四十回本中的弹僧、张鸾、卜吉则不失为能知进退的有道高人。两种本子的处理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那么究竟哪一种在先呢？我们认为，还应当是二十回本在先。理由有二： 第一，《平妖传》的原名叫做《三遂平妖传》，所谓的“三遂”，指的是三个在“平妖”过程中建功且名字里都带有“遂”字的人，其中就包括诸葛遂智。但是如果按照四十回本的处理，诸葛遂智实际上并未参与“平妖”，“平妖”的人物是弹僧，弹僧趁着诸葛遂智外出云游，幻化为他的形象建功立业。因此，四十回本的写法，实际上使“三遂”两字落空，书中沿用自二十回本的“逢三遂，妖魔退”的谶语也就失去了意义。 第二，在四十回本中，弹子和尚是一个高僧，他早年为了学法历尽艰辛，并且见义勇为，惩治了凶僧石头陀（这些情节是二十回本所无的）。但是，在第二十九、三十两回中，他却骗取王太尉的钱财，搅乱东京的秩序，并且残忍地摔死首告他的李二，俨然又是一个妖僧。四十回本之所以在主要人物的性格上出现这样的断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四十回本的二十九、三十两回基本上沿袭自二十回本的第十一、十二两回，而二十回本中的弹僧又完全是按照妖僧的标准来设计的。 以上的论述，已经足以说明四十回本是在二十回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来的事实。一些学者指出的二十回本中存在的疏漏和破绽，至多只能说明它是一个删节本，而不足以说明它就是删自今本四十回；二十回本应该另有它的祖本。嘉靖年间的《晁氏宝文堂书目》中著录有两种《平妖传》的早期刻本：一为《三遂平妖传》上下卷，一为《三遂平妖传》南京刻、不分卷（注：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第一○八、一三二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这两种版本今已不传，其中或许就有二十回本的祖本。 二、“天许斋本”与“嘉会堂本”的关系问题 《平妖传》版本研究中的第二个大问题是两种明刻四十回本——天许斋本与金阊嘉会堂本（注：天许斋本全名“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嘉会堂本全名“墨憨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故又名“墨憨斋本”。）的关系问题。由于这两种本子藏于日本，国内并无传本，因此以往的研究者实际上只能根据孙楷第先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所引用的两篇叙言来探讨两刻的关系。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两篇叙文在观点与文字表述上的歧异。其中一部分学者以“嘉会堂叙”为真，而指斥“天许斋叙”为伪作，其理由大致如下：第一，两序对《金瓶梅》评价有异：“嘉会堂叙”称《金瓶梅》为“奇书”；“天许斋叙”则谓《金瓶梅》“只会记日用账簿，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冯氏本人对《金瓶梅》颇为欣赏，张无咎既为冯氏好友，则不应对《金瓶梅》持否定态度。第二，“天许斋叙”称王缑山所称“堪与《水浒》颉颃”者为四十回本之《平妖传》，而缑山卒于万历年间，不可能看到泰昌年间的传本；相反“嘉会堂叙”中“使缑山获睹之，其叹赏又当何如”的说法则符合实际。第三，据天许斋本《引首》之署题，张无咎为本书校者，而《叙言》则云作叙乃出于贾人乞请；校梓者竟成为与书刊发行无关的第三者，自相矛盾（注：详参陆树仑：《〈平妖传〉版本初探》，《冯梦龙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天许斋叙”笔法整饬，诚为原作；而“嘉会堂叙”却经过后人的改篡（注：详前引欧阳健《〈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 两派学者的争论，实际上是把简单的事实复杂化了。首先应当看到，叙言中的一些提法，实际上带有广告语的性质，对于这类文字没有必要斤斤计较。如“天许斋叙”中所说“缑山先生所称，或在斯乎”，无非只是要借一借缑山的名气而已，至于“闻此书传自京都一勋臣家抄本，即未必果罗公笔，亦当出自高手”云云，更是序跋中习用的套话。叙言中援引《金瓶梅》作比较，也是为了自高身价。况且像《金瓶梅》这样大是大非的作品，本来就容易在社会上引起争论，两叙的差异也可反映人们对于这部小说的不同看法。其次，两叙之间存在的一些语言表述上的歧异之处，能否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分歧”，也还值得再讨论。例如在两叙的署题中，张无咎的郡望不同，一为陇西，一为楚黄；这很难理解为书贾作伪，因为作伪者不可能笨到把人的籍贯弄错。关于张无咎的身份问题，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陇西张誉无咎”和“楚黄张无咎”，都只是冯梦龙本人的托名而已（注：详袁行云：《冯梦龙〈三言〉新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总之，我们认为两叙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退一步讲，即便有分歧，那么也可以理解为是冯氏在重订旧叙时，对自己先前的表述作出了修正。我们看到，两派学者所依据的材料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这两种本子均藏日本，国内学者难以得见本书，因此所做的分析就难免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之嫌了。所幸天许斋本与嘉会堂本现已分别由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加以影印出版。现将两书加以对照，有些问题便可以明朗化。 首先，除去叙言的差别外，天许斋本与嘉会堂本的插图部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天许斋本共有插图八十幅，分置于各册之首；而嘉会堂本插图仅二十幅，置于全书之前。两刻相同回目的插图之间，构图与笔法极为相似，可以看出明显的承袭关系。孙楷第先生以“精绝”二字评价天许斋本的插图（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四，第九二页。），就美术观点而言，天许斋本的插图的确优于嘉会堂本。盖嘉会堂本在重刻之时，为节省工力，插图的数量与质量皆有所下降。但是，细加比较，可以发现天许斋本的插图并非没有疵漏。天许斋本中《女魔王梦会圣姑》一图，反映的是四十回本第六回的内容；画面上，一个妇女睡卧在荒冢前，旁边的甬路上巍然矗立着镌有“大唐则天皇后墓道”字样的石碑。而第六回的正文中却是这样写的：“看看天晓，只见墓前荆棘中横着一片破石，石上镌着‘大唐则天皇后神道’字样。”比较嘉会堂本中的此图，构图与天许斋本略同，而坟前的墓石则横倒在地，与正文的描写相合。对此，可以接受的解释，只能是嘉会堂本在重刻的过程中对于原刻的插图做了修正；相反，如果天许斋本不是原刻，那么没有理由在重刻时，节外生枝的在插图上改出个破绽来。 其次，比较天许斋本与嘉会堂本的文字部分，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二者如出一辙——不仅版式、字体相同，就连批语、圈点这些细微之处也极相类，并且绝少异文；但是仔细区分，仍然可以发现它们的差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嘉会堂本注意回避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庙讳，而天许斋本则没有这种情况。四十回本中，有一人物杨巡检。在天许斋本中，连带目录与正文，“杨巡检”三字凡九十一见；而这九十一处中有八十四处，在嘉会堂本中被改作“杨巡简”。又如第十一回“就地展开，逐张检起”、第十四回“加封王钦若为兖国公，朱能为荆南巡检”、第三十一回“遍行诸路乡村巡检”以及第三十九回“少不得细细搜检”中的“检”字，在嘉会堂本中也都改作“简”。另外，在“由”字的使用上，两本之间也存在差别。天许斋本自始至终皆作“由”，而嘉会堂本中则“由”、“繇”并见。如张无咎的叙言和第十四回的眉批中都提到“妖由人兴”，天许斋本两处皆作“由”字；嘉会堂本在叙言中作“妖繇人兴”，而批语中又作“妖由人兴”。又如第三十一回中两处提到“犯由牌”，天许斋本与嘉会堂本并作“由”字；而嘉会堂本在下文第四十回中又出现了“犯繇牌”的写法。“由”、“繇”二字，在古书中本来通用；但是具体到嘉会堂本中多处改“由”为“繇”的情况，我们认为这仍然是出于避讳的需要。而没有改动的七处“检”字和其它的一些“由”字，则属于百密一疏。嘉会堂本的叙言中提到“子游宦游，板毁于火。余重订旧叙而刻之”；考崇祯年间，冯梦龙曾出任寿宁知县。嘉会堂本中回避崇祯庙讳的情况，恰可以与冯氏的履历吻合。因此，可以推断嘉会堂本的刊刻年代应在崇祯年间，而天许斋本则在此之前。孙楷第先生以天许斋本为冯书的初刻原本，以嘉会堂本为重刻原本；考之两刻的叙言与版本内容的实际情况，皆无矛盾之处。我们认为这一论断仍然是正确的。 三、清代翻刻《平妖传》简况 清刻《平妖传》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不冠斋名之八卷四十回本“批评北宋三遂平妖传”，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侧行小字批注，黑口双鱼尾，四周单边，版心题写书名卷数。嘉庆十七年（1812）之讲德斋本、光绪十四年（1888）之苏州绿荫堂本等属于八卷本系列。 （2）得月楼本“映旭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四十回不分卷，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侧行小字批注，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题写书名回数。此本原为马廉先生旧藏，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3）“映旭斋增订北宋三遂平妖全传”十八卷四十回，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题写书名卷数。文聚堂本及咸丰十年（1860）之文德堂本皆属十八卷本系列。 （4）“映雪斋增订北宋三遂平妖传”十八卷四十回，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八字，如敬业堂本。 以上诸刻皆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第一八八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5）柳存仁先生《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另著录有“玉兰堂新刻平妖全传”一种，为十卷本，藏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注：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第五八～五九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根据插图、叙言、批语等可以判断，以上几种本子皆属于嘉会堂本系统。就版本价值而言，清刻本多有讹误且刻印不佳。即如得月楼本，为清刻《平妖传》中鲜有之善本，但也和其他的清本一样，存在不少疏误：如卷前的“引首”脱落，末一幅插图“潞公奏凯”讹作“尹公奏凯”。 在清刻《平妖传》中，比较特殊的是一种题为“重订平妖传”的简本： （6）“重订平妖传”四卷四十回（每十回一卷）。叙言、插图、目录皆无，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题写书名卷数。此本以往的小说书目皆失载，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书名中所谓的“重订”，实际上是对全书进行了删节。其删汰的内容包括：第一，绝大部分的诗赞（仅保留全书的最后一诗）；第二，与内容无紧密关联的情节，如全书开篇的“灯花婆婆”故事；第三，删去过长的描写与铺叙，而代以紧凑的叙述，如第二回中的袁公供状以及描写四母奇珍的大段文字等皆删去。删节后全书的字数仅六万余言，约合原作的一半。 值得一提的是，《重订平妖传》中所删汰的部分，只是描写铺叙的文字和一些细节，而四十回本中的主要事状仍然具在；相比之下，二十回本的事状虽较冯补本简单，但在相关内容的铺叙上却丝毫不比冯补本粗略。如果我们把二十回本称为“文繁事简”本的话，《重订平妖传》则可相应的称为“文简事繁”本；前者是《平妖传》在成书过程中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较原始版本，后者则是在冯补本风行后，书贾为“节缩纸版，求其易售”而重加删节的本子。 以上是对《平妖传》版本状况的粗略梳理，疏漏之处望能就正于方家。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