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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经籍写卷虽然早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但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个案式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并且近数十年来的成果以台湾地区和日本学者所取得者居多。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许建平教授的新著《敦煌经籍叙录》，可以说从总体上改变了上述状况。本书对于敦煌经籍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是迄今为止著录敦煌经籍文献最为全面、最为准确的叙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一、对于同敦煌经籍研究相关的资料搜集得非常完备 笔者也从事古文献学的研究，深知资料的完备对于学术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而对于古文献学来说尤其如此。本书不但对于已知的敦煌经籍写卷的搜集做到了竭泽而渔，而且对于杂抄中有关经籍的片言只语也收罗靡遗。为了撰写本书，作者默默无闻地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资料方面的艰苦搜集和准备工作。诚如张涌泉教授在本书的“序”中所说：“除极个别私家藏卷尚未公布有待补充外，其余各主要公私收藏机构的所有敦煌经籍写卷均已囊括其中，而且相关的研究资料也几乎网罗无遗，其收采之全之富，令人叹服，称其为敦煌经籍文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当不为过。”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笔者一一统计，本书的“征引文献目录”包括37种敦煌文献图录及目录、52种古代典籍、189种近人著作、318篇论文等四大部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为本书取得成功打下了扎实基础。 摸清家底，是全面研究经籍写卷的前提。对经籍写卷总卷数的统计，一直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件事。陈铁凡的统计数量为213号；土田健次郎的《儒教典籍》列有一张敦煌群经写卷统计表，共计235号；吴其昱《敦煌汉文写本概观》中统计出250号；王素的统计则为307号，其中包括了黑城与吐鲁番写本。本书收集到敦煌藏经洞所出经籍写本320号，包括在公开出版的大型图录(指《敦煌宝藏》、《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上公布的303件，在相关论著中公布的7件，在网站上公布的1件，尚未公布的9件。至于土地庙遗书、非敦煌写本而误以为敦煌写本者、非敦煌经籍而误以为经部写本者、伪卷以及杂写则置于“存目”，仅备参考。本书是迄今为止收录敦煌经籍写卷最为丰富的一部书，为学术研究，尤其是敦煌学、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例如，《尚书文字合编》将汉魏唐石经、唐写本、日本古写本、《书古文训》等历代《尚书》古本材料汇为一编，是目前网罗《尚书》文字资料最为齐全的一部书，其中收录写本37号，包括法藏27号，英藏8号，新疆出土本2号，实收敦煌写卷35号。本书作者曾于2001年发表了《敦煌本(尚书)叙录》一文，收录敦煌写本43号，比《尚书文字合编》所收多8号。后又续有所获，本书所收《尚书》写卷已达49号，包括伯希和编号27号、斯坦因编号13号、俄藏敦煌汉文写本编号5号、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3号、散见1号，缀合成26件。《尚书》共计58篇，敦煌写本涉及者已达34篇，其中完整的篇目有22篇，其内容已近全书之半。作者的这一工作，是对《尚书》研究的重要贡献。 二、考订精审，纠正了前彦时贤的不少讹误，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研究敦煌经籍文献，需要具备敦煌学、经学、史学以及训诂、文字、音韵、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否则是很难进行深入研究的。本书决非简单介绍或泛泛而谈之作，只要读过其中的任何一篇，便知其出于行家之手。以本书卷2《尚书》为例，作者首先在总述中论及《尚书》之状况和研究史，篇幅虽然不长，但是内容却很丰赡，即便是原先对《尚书》不甚熟悉的读者，也能通过这篇总述获取相关的知识以及大量的信息。然后再依照各书的著作时代先后顺序(同一书下的各篇叙录按其首句出现的前后次序编排)记录敦煌《尚书》写卷内容的起讫、完缺情况、所存行数，若今有通行本者，则标明其内容在通行本中的起讫页码和行数，以便查核与使用。并且考其抄写时代，著录研究概况，评判前人得失。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是难以写出如此厚积薄发、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叙录的。笔者注意到，本书作者曾经发表过长达2万多字的《敦煌出土<尚书>写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对敦煌本《尚书》写卷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论述。有了这样的基础，撰写《尚书》叙录当然是驾轻就熟了。 本书纠正了很多前人对写卷抄写时代的错误定年或对写卷性质所作的错误判断。如P.2978《毛诗》写卷，傅振伦据“民”字不避，“渊”字缺笔，定为唐高祖时写本；姜亮夫据卷中改“民”为“人”，定为太宗朝写本。但此卷尚有8处“民”字不讳，而且用硬笔书写，书法不佳。根据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书法特点，这应该是唐后期的抄本。又如P.3382《孝经注》，有人认为是韦昭《孝经解赞》，本书列举四证以证明其说之谬，认为应以潘重规以此为《孝经》讲经文为然。又如，在《周易释文》中，传本无而敦煌写本残卷有的条目共计72条，内野熊一郎以通志堂本《释文》、注疏本所附《释文》对勘，对这些条目作了详细的分析考证，认为写卷所存为《经典释文》之原貌，而今本已为宋人改篡。邵荣芬亦云：“一般不能以写本之所无以删今本之所有，但写本有而今本无的则一般可断其为今本的脱漏。”本书作者认为这个说法是颇有问题的，指出，虽然写卷中条目多有今本所脱漏者，但其中有些条目则非《释文》原有，而系后人所添。作者曾撰有《唐写本(周易经典释文)校议》一文，证明其中5条为后人所添，如第9行“所恶”条，58行“夷则”条等等，由此得出结论，今传本《释文》与写本《释文》并非同一来源写本《释文》不仅有大量的删削，亦有后人增补之文，并非《释文》原貌。 同时，本书还比定未曾定名之写卷，纠正前人的错误定名。要对敦煌写卷进行深入的研究，首要任务便是作出正确的定名。诚如本书作者所云，过去对敦煌写卷的定名一般都是从图书编目的角度出发，往往根据写卷的题名或其中子目给出一个名称，这样做的结果有时难以反映写卷所包含的全部内容，而且会造成同一文献的定名不统一。如S.801，翟理斯《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作“尚书大禹谟，伪孔安国传”，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作“隶古定尚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研究小组编《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作“隶古定尚书(虞书大禹谟)”，《英藏敦煌文献》则作“隶古定尚书(大禹谟)”，这是各家目录之间定名的不统一。即使一家目录，对不同写卷的定名也是五花八门的。如P.4033，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定名为“古文尚书禹贡残篇”；P.3628亦系《禹贡》内容，《伯希和劫经录》则定为“古文尚书残卷”；P.4874同样是《禹贡》内容，《伯希和劫经录》又定作“古文尚书”。本书则从目录学史的角度来考虑，首先对同一种文献的不同写卷拟定一个书名，而这个书名是在历代书目中有明确记载的。如伪孔本隶古定《尚书》，各家著录定名不一，本书依据《经典释文·序录》“孔安国《古文尚书传》13卷”的记载，统一定名为《古文尚书传》，而将每个写卷所涉及内容的篇目用()括注于后以示区别。同时，本书对于那些历代书目没有相关记载的写卷，如果写卷本身有题名的，则依题名定名；如果无题名，则据内容拟定一个新名，也务求反映写卷的具体内容。在本书所收录的320号写卷中，由作者首次定名的有31件，前人定名错误而由作者纠正的有5件。这是对敦煌学、经学和古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如S.1057，翟理斯《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6921号)将其置于“道教文献”第六类“不明经品者”下，并云：“有关五行。”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定名为“道经”，《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英藏敦煌文献》从之；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定名为“天地五行论”，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金冈照光《敦煌文献目录——斯坦因、伯希和萖集》(汉文文献编)因之。本书作者经过详细考证，认为此乃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残片，诸家之定名皆误。 此外，本书还缀合了断裂的写卷。敦煌写卷的缀合，是对敦煌卷子进行整理、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深入研究写卷的先决条件。对敦煌经籍写卷的缀合，前人已做了很多工作，为经籍写卷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作者在此基础上，重新审理了全部经籍写卷，新缀合了很多前人没有缀合或缀合不足(指可以缀合更多写卷而没有缀合)的写卷，将104件写本缀合成35卷，并尽量通过图版以直观的面貌展示。 除了精细的微观研究之外，作者也善于从宏观上对敦煌经籍写卷之价值进行理论总结。本书“绪论”之第一部分，就从辑佚、校勘、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敦煌经籍文献对于中国传统经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实际上是一篇学术含量很高的论文。 三、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工具书的性质，实用性颇强，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本书虽然是一部高水平的研究性专著，但每一篇均有图版、录文、研究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工具书的性质，实用性颇强，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尤其是将每个卷号的敦煌经籍写卷的相关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便于学者利用，以避免重复研究。如本书卷3“《毛诗音(大雅旱麓一召曼)》”叙录，“图版”部分注明《敦煌秘籍留真新编》、《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敦煌宝藏》、《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和《法藏敦煌文献》收录了相关图版；“录文”部分注明日本学者平山久雄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研究(上)》中有录文和校记；“研究”部分注明王重民的《毛诗音残卷》，姜亮夫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概论》和《莫高窟年表》，陈铁凡的《敦煌本易书诗考略》，潘重规的《敦煌诗经卷子之研究》，黄焯的《经典释文汇校》，刘修业的《王重民法国读书记》，白化文的“毛诗音”条，伏俊琏《敦煌(诗经>残卷叙录》，张锡厚的《敦煌本毛诗诂训传的著录与整理研究》，王素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儒学章》等论著中有对该写卷的研究内容，并注明这些内容在相关论著中的具体页码。 因笔者长期从事“文献检索”、“编辑学概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故对学术论著的格式、规范等问题非常关注，有时还较为“挑剔”。当笔者带着“挑剔”的眼光阅读本书时，发现本书的格式、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的著录等均十分规范，除极个别地方之外，很难找出毛病。就这一点而言，将本书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著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有关著作相比较，其质量亦属上乘。同时，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也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对于写本的最先刊布者，最早缀合者，某个观点的最先提出者，甚至别人的口头相告，本书均一一注明出处，非常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关于这一点，在当今非常强调学术规范的今天，十分难能可贵，也很值得提倡。 四、不但对于敦煌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也为经学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大家知道，敦煌学与隋唐五代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艺术史、科技史、俗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实，敦煌学与经学研究之关系同样很密切。本书作者指出：“敦煌学发展到现在，绝大多数敦煌写卷已经公布，敦煌学的许多领域都有了卷号收集齐备、研究深入的论著……但反观敦煌儒家经典的研究，却难惬人意。虽然有关研究成果也达到200多篇(种)，但是由于散见于各处(大多在台港地区及日本)，不易获知也不易获取，因而有些学者的最新成果中未能吸收前人的合理成分，甚至还有停留在上世纪20年代水平上的论著发表。而且，学术界特别是经学界在研究或论及到儒家经典时，很少有人利用敦煌经籍写卷，即使想利用的，也不知何处去获得有关资料，因而往往随手翻检一些比较通行的论著，如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由于作者从事专业的局限，或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有些研究论著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卷号收集不全，卷名或作者考订错误，写卷抄写时代判断的错误，信息不通造成的研究重复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外(尤其是中国内地)学者经学研究之水平。因此，撰写一部充分吸收近百年来敦煌经籍研究的成果、卷号收集较全、考辨详尽的著作以供经学研究者使用，显得尤为追切。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的。近年来，经学研究在海峡两岸均日益受到重视，高雄师范大学设有“经学研究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设有“经学研究室”，并有不定期连续出版物《经学研究论丛》；北京清华大学也新建了“经学研究中心”，同时还创办了《中国经学》年刊。此外，以经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先后在台北、北京、杭州等地举办多次。本书的问世，必将进一步促进经学(尤其是敦煌经学)研究的繁荣，并可以帮助解决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原载：《敦煌研究》 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