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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点校本前四史向为学人称道，其标点每每作为古籍标点之范式，然其失当之处，亦时有所见，可谓百虑一失。就《三国志》而言，回首20世纪，相关的整理研究可谓精彩纷呈，先后涌现出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其中专著有：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卢弼《三国志集解》Ⅲ，吴全华《三国志校诂》、《三国志丛考》，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赵幼文遗著《三国志校笺》，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如：李定乾《<三国志>点校本校读劄记》、黄灵庚《(三国志>语词札记》、陈永良《<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校释二十一条》等等，为《三国志》整理研究提供了新的丰富的资料。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对利用类书来校勘整理《三国志》的关注略显不足，利用隋唐类书对《三国志》进行研究者以武汉大学黄惠贤为功最著，他对《北堂书钞》所引《三国志》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研究。而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对《三国志》进行整理研究者更少，主要有片山章雄、刘忠贵、李遇春等，笔者在整理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时，发现该写本所引《三国志》内容与中华书局标点本颇有差异。据笔者考证，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共引《三国志》25则，其中9则为裴注，今取其所引《三国志》5则及裴注2则异文颇著者，广求傍遗，比勘校审，以为野芹夕献，企盼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陈)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①；渊清玉洁，有礼有法②，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③，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三国志》卷22《魏书·陈矫传》，P642～643) ①“陈元方兄弟”，《通志》卷116、《箫氏续后汉书》卷6、《郝氏续后汉书》卷14、《类说》卷9、《册府元龟》卷687、卷827、《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30、《东坡志林》卷1《记游·记刘原父语》引“陈元龙语”同。《励忠节钞》(以下简称《节钞》)卷1《德行部》、《华阳国志》卷6《刘先主志》、《太平御览》(以下简称《御览》)卷446《人事部87·品藻中》引《华阳国志》作“陈元方父子”。考《后汉书》卷62《陈疟》附陈纪、陈谌传载：陈寔“天下服其德”；陈纪“亦以至德称，兄弟孝养，闺门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陈谌“与纪齐德同行，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三国志》卷22《魏书·陈群传》裴注引《魏书》曰：“寔德冠当时，纪、谌并名重于世。”《太平慵恰肪?61《感应一·陈寔》引《汝南先贤传》曰：“颍川陈寔有子元方，次日仲方，并以名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睦，海内慕其风，四府并命，无所屈就。”按诸书多陈寔、陈纪、陈谌父子并称，且谌早终，似当据《节钞》作“陈元方父子”为长。 ②“有礼有法”，《节钞》、《华阳国志》、《太平御览》引《华阳国志》作“有德有言”，其余诸书同《三国志》。考《三国志》卷13《魏书·华歆传》评曰：“华歆清纯德素”，裴注引华峤《谱叙》称其“少以高行显名”，又引《魏书》称其“性周密，举动详慎。常以为人臣陈事，务以讽谏合道为贵，就有所言，不敢显露，故其事多不见”。《傅子》称其“积德居顺，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按诸书在评价华歆时多论其言德，少及礼法事，似当据《节钞》作“有德有言”为长。 ③“博闻强记”，《节钞》、《华阳国志》、《太平御览》引《华阳国志》作“博闻强识”，其余诸书同《三国志》。考《说文解字·言部》：“记，疏也。”《说文解字段注·言部》：“识，常也，知也，赏职切。”据段氏考定；“常”字当为“意”字之误，且“意”、“志”与“识”三字古皆通用。又《思部》：“志，意也。”据段氏考定：“志”为“识”之古字，汉时“志”与“识”分为二字。《玉篇·言部》：“识，时力切，知也，始志切，记也。”“记，居意切，录也，识也。”故当据《节钞》作“博闻强识”为长。 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来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①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先主见与善谭②，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③。(《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P945) ①“使处治中、别驾之任”，《资治通鉴》卷66、《群书治要》卷27引《蜀志·庞统传》、《通志》卷118、《诸葛忠武书》卷7、《册府元龟》卷705、《御览》卷263《职官部61·治中》及卷449《人事部90·权谋中》、《蒙求集注》卷下“庞统展骥”条、P.2524《古类书语对·县令》“展骥”引《蜀志》同，《节钞》卷1《德行部》作“处中郡太守”，P.2537及S.2053v《籝金·别驾长史司马篇第廿三》作“若为治中”，《北堂书钞》(以下简称《书钞》)卷33《政术部7·荐贤》“处别驾任当展骥足”条及卷73《设官部25·别驾》“处加驾任当展其骥”条作“若使处治中、别驾之任”。按：《节钞》作“处中郡太守”，与诸引书异，疑为抄者意改，据《书钞》及《籝金》，“使”字前当校补一“若”字，作“若使处治中、别驾之任”意较长。 ②“谭”字，《资治通鉴》卷66同，《群书治要》卷27引《蜀志·庞统传》、《北堂书钞》卷73《设官部25·别驾》“先主与善谈”条作“谈”。按：《经典释文·则阳》：“谭，音谈，本亦作谈。李云：‘说也’。”“‘谭’”同“谈”，似隋唐抄本中多有作“谈”。 ③“治中从事”，《群书治要》卷27引《蜀志·庞统传》、《襄阳耆旧传·庞统传》同，《御览》卷449《人事部90·权谋中》、《资治通鉴》卷66、《御览》卷263《职官部61·治中》作“治中”，《书钞》卷73《设官部25·别驾》“先主辟庞统”条作“别驾从事”。按：《书钞》引《庞统传》五则，其中有三则收入《别驾》子目，且原注明确记载为“辟为别驾从事”，而《群书治要》、《襄阳耆旧传》、《御览》引《庞统传》则作“治中”，似隋唐时期抄本已经有庞统为“治中从事”和“别驾从事”两种记载。据《宋书》卷40《百官下》记载：“刺史，每州各一人……官属有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治中从事史一人，主财谷簿书；兵曹从事史一人，主兵事；部从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主簿一人，录阁下从事，省署文书；门亭长一人，主州正门；功曹书佐一人，主选用；《孝经》经一人，主试经；月令师一人，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一人，平律；簿曹书佐一人，主簿书；典郡书佐每郡各一人，主郡文书；汉制也。今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部郡从事史……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治中主众曹文书事。”隋唐之世，改治中为司马，而别驾之任时置时废，然仍以别驾为州刺史属官之上佐，似当据《节钞》作“别驾从事”为长。 (陈)容顾曰：“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①。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复见杀。(《三国志》卷7《魏书·臧洪传》，P237) ①“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一句，《资治通鉴》卷61、《记纂渊海》卷48同，《后汉书》卷58《虞傅盖臧列传》作：“夫仁义岂有常所，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周书》卷16《赵贵传》赵贵谓其党语作：“仁义岂有常哉!行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节钞》卷1《贤行部》作：“夫仁义者岂有常所，蹈之则为君子，背之则为小人。”《御览》卷418《人事部59·忠贞》、又卷422《人事部63·义下》、《册府元龟》卷764同。按：据上引诸书，此处当以《节钞》所引为长，故今本《三国志》“常”字后当校补一“所”字，两“则”字后当校补一“为”字。 宗室曹上书日：“……夫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①……”(《三国志》卷20《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裴注引《魏氏春秋》，P592) ①“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一文，《文选》卷52《论二》、《艺文类聚》(以下简称《类聚》)卷21《帝王部1·总载帝王》引曹元首《六代论》同，《节钞》卷1《简贤部》作：“先王知独理(避“治”字讳改)之不能久，故简贤而共理(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故择善而共守之。”按：两“与人”，诸书所引同，仅《节钞》分别作“简贤”和“择善”，两者文意均为通顺，因无旁证，故两存之。然就韵体文意而言，似《励忠节钞》所引为长。 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少清白，为人疾恶。建安中，入丞相府。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扬州治在其县，时蒋济为治中。苗以初至往谒济，济素嗜酒，适会其醉，不能见苗。苗恚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署之墙下，旦夕射之。州郡虽知其所为不恪，然以其履行过人，无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牵车，黄善用牸牛，布被曩。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①。”群吏曰：“六畜不识父②，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三国志》卷23《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P662。) ①“犊是淮南所生有也”，《节钞》作“犊是淮牛所生也”，《书钞》卷38《政术部12·廉洁》“乘薄笨车”条引《魏略》作“犊是淮南所生也”，《类聚》卷94《兽部中·牛》作“是淮南所生也”。按：寿春为淮南属县，时苗既到任，则人为淮人，牛为淮牛，称所生之犊为“淮牛所生”。据《节钞》及诸引书，疑今本《三国志》引《魏略》“淮南”后脱一“牛”字，而“有”字则为衍文。 ②“六畜不识父”，《艺文》卷94同及诸引书同，《节钞》作“畜不识父”。按：“畜不识父”乃承上留犊而言，则“畜”即指“犊”，故今本《三国志》引《魏略》作“六畜不识父”，疑“六”字为衍文。此例参见张涌泉《试论敦煌写本类书的校勘价值——以<励忠节钞>为例》。 (管)辂随军西行，过丹丘俭墓下，倚树哀吟①，精神不乐②。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载，其应至矣。”卒如其言。(《三国志》卷29《魏书·方技传》，P825) ①“过毋丘俭墓下，倚树哀吟”，《册府元龟》卷869、《御览》392《人事部33·吟》引《魏志》、《通志》卷182同，《类聚》卷19《人部3·吟》引《魏志》作“过毋丘俭墓下，倚松树哀吟”，《节钞·交友部》作“过俭墓，下车倚树而泣”，《萧氏续后汉书》卷23作“过毋丘俭先墓，倚树哀吟”，《郝氏续后汉书》卷72作“过母丘俭祖父墓下，倚树哀吟”。 考：《三国志》卷13《钟繇华歆王朗传》附王肃传载：“嘉平六年，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是岁，白气经天，大将军司马景王问肃其故，肃答日：‘此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则天下乐安者归德，唱乱者先亡矣。’明年春，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御览》卷875《咎征部二·蚩尤旗》引《魏志》作“嘉平四年”，误。《三国志》卷28《魏书·王毋丘诸葛邓钟传》载：“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竞天，起于吴、楚之分。俭、钦喜，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载：“(五风)二年，魏将毋丘俭、文钦以众叛。”《晋书》卷13《天文志下》载：“正元元年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兵俱败，诛死。”又同书同卷载：“(正元)二年正月，镇东大将军毋丘俭等据淮南叛，景帝讨平之。”《晋书》卷29《五行志下》“夜妖”条载：“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讨毋丘俭。”《资治通鉴》卷76《魏纪八·高贵乡公正元二年》载：“春，正月，俭、钦矫太后诏，起兵于寿春……夷‘吁丘俭三族。”从上列诸书的记载来看，关于毋丘俭起兵及兵败被夷三族之事的时间主要有两说，一为正元元年(254)，一为正元二年(255)。按：《三国志》卷29《方技传·管辂传》载：“正元二年……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由此可知，管辂生于建安十四年(209)，卒于正元三年(256)。但管辂自云“本命在寅”，则当生于建安十五年(210)。而管辂是在正始九年(248)举秀才之后，随军西行过墓而预言两年后毋丘俭将灭族，若以正元二年(255)算作吁丘俭举兵失败灭族的时间，则管辂的预言当在嘉平五年(253)，当此之时，册丘俭未死，何墓之有?故《三国志》此处文字当据诸书校补为：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先，或祖父]墓，下[车]倚树哀吟。清徐绍桢《三国志质疑》卷4《管辂传》“过毋丘俭墓下”条注云：“张氏火曾曰：‘按文墓上当有祖字。’绍桢谨按萧书墓上有先字，盖其所据国志如此，后乃讹夺也。” ②“精神不乐”，《册府元龟》卷869、《御览》卷392《人事部33·吟》引《魏志》、《通志》卷182、《艺文类聚》卷19《人部3·吟》引《魏志》《萧氏续后汉书》卷23、《郝氏续后汉书》卷72同，《节钞·交友部》作“不能已已”。按：“已已”，意为休止，叠用以加重语气，从与前文“倚树哀吟”相对呼应来看，似当据《节钞》作“不能已已”意较“精神不乐”为长。且考古籍文献除此例外，鲜少用“精神不乐”语，而“不能已已”一语则较常用。如《世说新语·伤逝》：“埋玉树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欧阳文忠公文集》145《书简》卷2：“今闻公薨谢，感旧怆怀，不能已已。”《贞观政要》卷2《纳谏第五》：“太宗下书日：‘……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可证。 王昶字文舒……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志，敌兄子默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赏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①(《三国志》卷27《魏书·王昶传》P744～745) ①“夫人为子之道……”一段戒文，《群书治要》卷26引《魏志下·王昶传》、《戒子通录》卷3引王昶《戒书》、《太平御覧》卷362《人事部3·名》引《魏志》、又卷512《宗亲部2·伯叔》引《魏书》、《册府元龟》卷816《总录部·训子》引王昶《戒书》同。按：前文言“宝身全行，以显父母”，后言“此三者”，前后似乎不一致，又“人知其善”之后，直言“而或危身破家”，似显突兀。而《节钞·家诫部》作“夫为人子者，莫大于立身行己，以显父母，其行亏正道，交游非类，而危身破家者，由乎所祖习非其道”，两者相校，差异较大，若据《节钞》校补作“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立身行己，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其行亏正道，交游非类，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乎所祖习非其道也”，则文意较长。 原载：《敦煌研究》 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