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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诗人黄滔的别集著录于四库全书中，名曰《黄御史集》，其提要见《四库全书总目》卷151集部别集类四。该则提要颇多讹误，今据笔者研究黄滔集之心得逐次订正如下。 《黄御史集》十卷附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笔者按，“十卷”应为“八卷”。该《提要》明言“此本即崇祯本也。”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不提供原书，笔者所看为胶卷拍摄的书影）和浙江大学图书馆所目见的崇祯十一年（1638）黄鸣乔等刻本均著录为“唐黄御史集八卷附录一卷”。馆臣当是受了此崇祯刻本《凡例》第一则所云“是集久逸，八世孙考功公度旧藏稿本，厘为十卷，名曰《东家编略》”的影响而致误。还有，笔者在浙江图书馆所目见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黄御史集》是太平天国战火后丁丙让人补钞的，确实是十卷，前四卷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文渊阁第五卷为文澜阁第五卷、第六卷，文渊阁第六卷为文澜阁第七卷，文渊阁第七卷为文澜阁第八卷第九卷，文渊阁第八卷为文澜阁第十卷。文渊阁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末四十七年（1782）初，文澜阁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 。《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纂毕进呈 。既然文渊阁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均成书于文澜阁四库全书之前，那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然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实际为准，丁丙于太平天国战火后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本《黄御史集》时可能受了馆臣《提要》所云“十卷”之说的影响而自行分为十卷，也可能另有依据，究竟是何原因，今已无从知晓，只好存疑。无论如何，崇祯本《黄御史集》为八卷，而非十卷，这一点由《黄御史集》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现存崇祯本《黄御史集》均可得到证明。另，现存黄滔别集除丁丙补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黄御史集》为十卷本外，四库所采用底本即明崇祯十一年（1638）黄明乔等刻本《黄御史集》为八卷本，明正德八年（1513）黄滔二十世孙黄希英刊刻和明万历十二年（1584）黄滔十九世孙黄廷良等刊刻的《莆阳黄御史集》为二卷本、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叶向高曹学佺等刊刻的《唐黄先生文集》为八卷本，从未见有十卷本。 笔者又按，“浙江汪启淑家藏本”的说法也值得注意。据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原名《各省进呈书目》）之“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送书目524种”部分知：汪启淑家呈送的黄滔集记录为“《莆阳集》，唐黄滔著，二本” 。又，此书之“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4523种”部分所含黄滔集记录为：“莆阳黄御史集二册（明万历十二年重刊本），唐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节度推官莆田黄滔撰” 。又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23知，黄滔十九世孙黄廷良万历十二年（1584）刊刻的《莆阳黄御史集》为二卷本，和明正德八年（1513）黄滔二十世孙黄希英刊刻的《莆阳黄御史集》二卷本为同一种本子 。可见，汪启淑家呈送的《莆阳集》为《莆阳黄御史集》二卷本的简称。馆臣关于《黄御史集》底本来历的交代与《四库采进书目》的记录有所抵触，其原因为何，今已不得而知。 王审知据有全闽而终守臣节，滔匡正之力为多。《五代史》称审知好礼下士，王淡、杨沂、徐寅，唐时知名士多依之，独不及滔。五代史多漏畧，不足据也。 笔者按，此《五代史》指欧阳修撰的《新五代史》而言，《新五代史》并未说唐时知名士多依审知，只是在指出王审知好礼下士时举“王淡、杨沂、徐寅”三人为例而已。馆臣此言乃误读《新五代史》的表述所致。关于王审知好礼下士的表述见于《新五代史》卷68，原文是：“审知虽起盗贼，而为人俭约，好礼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杨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 。“唐时知名进士”修饰“徐寅”，是指徐寅而言的，这正如“唐相溥之子”修饰“王淡”，“唐相涉從弟”修饰“杨沂”一样。欧阳修再马虎，也不至于说出“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的糊涂话，或许馆臣正是觉得“皆依”的说法太无理，故改为“多依之。”实则“多依之”并不是《新五代史》的说法，而且“多依之”的话仍然不可信，因为晚唐五代时除作为正统的中原王朝外，偏安的政权有好几个，王审知仅为其中之一，当时的知名进士怎么可能多数仕宦于王审知幕下呢？还有，《新五代史》举例少而未当，许多人该举而不举，绝非 “独不及滔”。明朝洪武时人吴源《莆阳名公事述》云：“况蕴藉文采，为时推重，中朝士大夫若常侍李洵、翰林承旨韩偓、中舍王涤、补阙崔道融、大司空王标、吏部夏侯淑、司勋员外杨承休、御史王拯、弘文馆直学士杨赞图、馆阁校勘王倜归、集贤校理傅懿，莫不浮荆襄吴楚，交集于闽，恃御史为宗主。皆曰：安莫安尔闽者，此也” 。明万历时人何乔远《闽书》亦云“中州名士避地于闽者，若李绚、韩偓、王涤、崔道融、王标、夏侯淑、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归、傅懿辈，悉主于滔”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95所云“悉主于滔”的“中州名士”在此十一人之外加上《新五代史》所言之“王淡”、“杨沂”为十三人 。可见，为了说明黄滔曾仕宦于闽国及在闽国的地位，用吴源的话最好不过，馆臣之所以要舍近求远，或许是想提醒读者《新五代史》未能提及黄滔的漏略瑕疵，可惜又犯了误读误解《新五代史》的错误。 《唐书•艺文志》载滔集十五卷，又《泉山秀句》三卷，并已散佚。 笔者按，《泉山秀句》全称为《泉山秀句集》，而且非三卷，乃三十卷。《新唐书》卷60云“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祐末” 。这是黄滔《泉山秀句集》最早最可靠的记载，此后《通志》卷70、天壤阁覆刻南宋庆元本《莆阳黄御史集》卷首所载黄滔八世孙黄公度序 、明吴源《莆阳名公事述》、《十国春秋》卷95均沿袭此说。馆臣云“三卷”，显误。 此本卷首有杨万里及谢谔序。 笔者按，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御史集》有三人序，依次为杨万里序、洪迈序、谢谔序。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所见之崇祯十一年（1638）黄鸣乔等刻本均有四序，依次为杨万里序、洪迈序、谢谔序、曹学佺序。可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虽以崇祯十一年（1638）黄鸣乔等刻本为底本，但对此底本有所去取。另外，浙江图书馆所藏丁丙补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黄御史集》卷首除馆臣为《黄御史集》所写《提要》外，仅有二序，即杨万里序和谢谔序。此可足证丁丙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本《黄御史集》时并不知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御史集》的面目，故各项内容宁愿削足适履，也要尽力顺从馆臣《提要》的说法，由此更可以初步断定丁丙将《黄御史集》分为十卷极可能是依据《提要》“十卷”之说而自行分卷。 万里序谓滔裔孙永丰君自言此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仅四卷而已。 笔者按，误。各刊本《黄御史集》所含杨万里序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诚斋集》卷80之《黄御史集序》均作“仅数卷而已”，不知馆臣何以会有此误。 其后永丰君又得诗文五卷于吕夏卿家，又得逸诗于翁承赞家，又得铭碣于浮屠老子之宫。 笔者按，误。天壤阁覆刻南宋庆元本《莆阳黄御史集》目录上秩有言曰：“右赋二十篇，裔孙汝嘉得之东平吕氏家藏，分二卷”；“右诗一百五十九篇，裔孙汝嘉得之东平吕氏家藏，分二卷”；“右诗十五篇，裔孙处权得之翁谏议孙亢柔中家藏墨本”；“右文九篇，裔孙汝嘉得之东平吕氏家藏，为一卷，余亡。”下秩含碑铭九篇，末五篇碑铭注云“右五篇，裔孙汝材录之石本。”可见，得诗文五卷于吕夏卿之家的是十世孙黄汝嘉，得逸诗于翁承赞之家的是十世孙黄处权，得铭碣于浮屠老子之宫的是十世孙黄处材，均非九世孙永丰君黄沃。馆臣因轻信杨万里《黄御史集序》之言而致误。 本文原文 编为十卷。 笔者按，误。“编为十卷”不是杨万里《黄御史集序》中的话，编为十卷者也不是九世孙黄沃，而是八世孙黄公度，这在《莆阳黄御史集》上秩开头的黄公度序中交代得很清楚。黄公度曰：“又黄某集十五卷，岁久讹缺，今以旧藏稿本厘为十卷，名曰《东家编略》。宋绍兴丙子中夏初吉八世孙左朝散郎试尚书考功员外郎公度谨志。” 是为淳熙初刻，后再刻于明正德，三刻于万历，四刻于崇祯。此本即崇祯刻也。 笔者按，万曼《唐集叙录》云：“但从上述看来，黄集乃不止四刻矣” 。此言甚是。四库馆臣之误乃因袭崇祯十一年(1638)黄鸣乔等刻本《凡例》（四则）之第四则所误。该则凡例曰：“是集也，九世孙邵州守沃刻于宋淳熙丙申（1176），元变板毁，二十世孙运使希英刻于正德癸酉（1513），嘉靖末倭变，十九世孙廷良捐祠金刻于万历甲申（1584），但屡经剞劂，不无鲁鱼，兹细加订正，适族孙幼科助梨板百块，因佥谋重锓，然犹未免疏漏之虞，请以俟后之君子。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秋吉二十二世孙鸣乔鸣俊二十三世孙起昂起有起雒谨识。”实际上，四库全书成书后的刻本不论，四库全书成书前，黄滔别集的刻本至少有：淳熙刻本，据淳熙三年（1176）四月廿六日杨万里序可知；庆元刻本，据庆元二年（1196）十月十四日洪迈序可知，天壤阁刻本即以此庆元刻本为底本；又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23“唐五代别集类”部分可知，黄滔别集尚有正德八年（1513）刻本、万历十二年（1584）黄廷良等刻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叶向高曹学佺等刻本、崇祯十一年（1638）黄鸣乔等刻本。自南宋淳熙年间至明代崇祯年间，至少有六次刊刻。 其《颍川陈先生集序》称天复元年（901）“某叨闽相之辟”。考乾宁四年（897）唐以福州为威武军，拜审知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王，至梁太祖即位，乃封闽王，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滔称闽相而不称王，则所谓规正审知，使守臣节者，是亦一证也。 笔者按，馆臣此言失考，且举例不当。 《十国春秋》卷90《太祖世家》云：“光化三年（900）二月壬申，加（王审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右仆射。”又云：“天祐元年（904）夏四月，唐遣右拾遗翁承赞加审知检校太保，封琅邪王，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百户” 。《新唐书》卷190亦云：“诏审知检校刑部尚书、节度观察留后。……天祐初，进琅邪郡王” 。天复元年（901）黄滔作《颖川陈先生集序》时，王审知仅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不是“王”，故只可称“闽相”而不可称“王”。馆臣此言乃误解《新五代史》卷68关于此事的表述而致误。《新五代史》卷68的原文是：“乾宁四年，潮卒，审知代立。唐以福州为威武军，拜审知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审知为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 。《新五代史》此言乃混言之。实际上，《新五代史》所言数事除王潮卒后王审知代立的事发生于乾宁四年（897）外，其它事发生的年份均不是乾宁四年（897）。其具体情况，据《十国春秋》卷89、卷90的记载可考知如下：乾宁三年（896），唐以福州为威武军；光化元年（898），唐以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光化三年（900），唐迁王审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祐元年（904），唐进封王审知为琅邪郡王。《新五代史》此处的表述确实不够清楚，馆臣的误解情有可原，但馆臣考证黄滔天复元年（901）之事时还要引用《新五代史》记载后梁进封王审知为闽王的事情，这一点尤其多余和无理。 退一步讲，即使黄滔称王审知为“王”或“闽王”，仍不可作为黄滔规劝王审知守臣节的证据。因为“王”或“闽王”是中原王朝封赏的，称王还是臣节。例如黄滔所撰《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一文云：“今闽王誓众养民之外，雅隆其道，凡斋僧构刹以之龟焉。为之增宇设像，铸钟以严其山，优施以充其众。……戊辰年（908）春三月示疾。吾王走医医至粒药以授。师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之饵。其后札偈以遗法子函翰以别王庭。”[16] 此段话中，先称“今闽王”，又称“吾王”，又称“以别王庭”，可见黄滔本人对于称王审知为“王”或“闽王”并不忌讳，那么，馆臣所谓“滔称闽相而不称王，则所谓规正审知，使守臣节者，是亦一证也”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 末有附录一卷，又载滔裔孙补遗文一篇。补字季全，绍兴（1131－1162）中进士，历官安溪县令，所著《诗解》、《九经解》、《人物志》等书皆失传，惟此篇仅存，故附滔集以行云。 笔者按，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御史集》无黄补遗文，笔者在浙江大学图书馆所目见的崇祯十一年（1638）黄鸣乔等刻本《黄御史集》目录最后一项为“附九世孙宋理学名儒补遗稿”，但该书末尾并无黄补遗稿。可见四库馆臣写提要时看到了黄补一篇遗文，但后来刊刻者因故将这篇遗文弄丢了。总之，馆臣所云“又载滔裔孙补遗文一篇”及“惟此篇仅存，故附滔集以行云”的话与今存文渊阁四库全书《黄御史集》不相符合，今于此指出。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