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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王元化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热爱与透彻的认识，这种热爱和认识在他的晚年表现得尤为充分，不仅表现在他撰写的著述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他主持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期间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关心和支持方面。 一 王元化先生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出生在一个融合中西文化背景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曾在美国获教育学硕士；母亲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又对古典诗词有着浓厚的兴趣。家庭背景给元化先生以最初的熏陶。而童年在清华园的生活，更给他以难忘的印象。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的人品和著作，使元化先生越到晚年越产生了某种精神和人格上的亲近和感应。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重读陈寅恪集，服膺王国维、陈寅恪先生在学术上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学时，元化先生曾从父执华中大学教授韦卓民先生学《大学》、《中庸》，又从之江大学教师任铭善先生学习《庄子》和《说文解字》。韦卓民先生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对德国古典哲学尤有精深的研究。后来，元化先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向韦先生请教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精神对于元化先生也有着深刻的影响。1946年，元化先生在北平任教时，向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父执汪鸾翔（公严）先生问学求教约两年。汪先生给他讲授《离骚》、《文心雕龙》、《文赋》等，尤其是讲授《文心雕龙》使他终身受益。元化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一些观点最早就萌生于这时。 元化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还是始于他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因胡风案件而遭受隔离审查时。60年代初，他审查五年后下放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柬释》，得到所长郭绍虞先生的鼓励。1962年，元化先生经韦卓民先生介绍，向熊十力先生请教佛学与儒学。这一时期，除了《文心雕龙》研究之外，他还研究先秦诸子和龚自珍思想，写有《韩非论稿》和《龚自珍思想笔谈》等，都有独特的见解。1979年，他的力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运用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文心雕龙》作了独特的研究，力图揭示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取得了许多创新的成果，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也奠定了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乃至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领军地位。之后，元化先生的研究领域更为恢廓，但他始终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对《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多次进行修订改版。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出版了《读文心雕龙》一书，作为对《文心雕龙创作论》修订的最终版。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元化先生倡导的“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的范例。 二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由陈其五同志为组长，王元化先生等为顾问。1985年，不再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接任组长。这一职务，他担任的时间最长，直到去世。元化先生担任这个职务并不是挂名而已，而是细大不捐，切切实实地主持推动上海市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特别是在90年代之后。90年代是元化先生的反思时代。这一时期，他的思想真正进入了一个自由成熟的阶段，他也由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进而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这一时期，元化先生的工作重心转到著述和教学之中，他也特别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整个90年代，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了《古文字诂林》的编纂出版。这一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出版项目是由元化先生主持的，由华东师范大学《古文字诂林》编纂室承担编纂任务。这部汇集了一万多个字头、一千多万考释文字、皇皇十二册的巨著，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搜罗最齐备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它将历代学者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荟萃于一编，填补了我国汉语文字学学科建设的一个空白。自1991年立项以来，经过百余名专家十四个寒暑的不懈努力，终于修成正果。这部书出版后，荣获了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殊荣。令人感动的是，元化先生在书中没有列名。这部书是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尽管我对元化先生为这部书付出的辛劳没有亲身感受，但从元化先生《九十年代日记》等的记载和师友言谈中，可以了解到他为这部书付出的努力，以及他的努力是这部书成功的重要原因。 90年代后期起，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把资助出版的古籍整理项目主要落实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些项目社里安排由我负责，因此有机会与元化先生保持联系，多次聆听他关于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的意见，得以细读他的大量著作，对他在古籍整理出版的努力有了亲身的感受。 这些项目主要有《中华要籍集释丛书》、《陈澧集》和《冈村繁全集》等。《中华要籍集释丛书》是由元化先生提议编辑出版的，原拟定名为《先秦诸子集释丛书》或《诸子集释集注丛书》，经我社讨论后，认为入选的图书不应局限在诸子著作，而应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主，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学科。丛书各种均选择精良的版本加以校勘，以汇集前人注释成果和体现当代学术水准为主。我请元化先生出任这套丛书的主编，他坚决不同意。他对我说，我们这代人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主要是为后人做些事。尽管他不挂名，但他一直过问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进程，并多次推荐可以入选丛书的书目及其整理者。从2000年至今，这套丛书基本上年出一至三种，至今已出十种。其中有陈奇猷校注的《韩非子新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范祥雍笺证的《战国策笺证》，王焕镳的《墨子集诂》，朱铸禹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等，多数是已故知名学者一生的治学结晶，具有很高的学术和文献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 晚清的广东学者陈澧，是对乾嘉以后学术思潮转变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主张“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与黎震伯书》），重视训诂考据，强调“由考据而明理，余之学也。讲义理必由考据，否则臆说耳，空谈耳”（《东塾遗稿》）。他服膺顾炎武，重视通经致用，并仿效顾炎武《日知录》作《东塾读书记》（初名《学思录》）。《读书记》问世后，备受重视。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它与章学诚《文史通义》、方东树《汉学商兑》相提并论，对其揭示汉学流弊、挽救学风的意义加以肯定。《九十年代日记》中多有元化先生读陈灃著作的记载。1997年6月19日日记载：“朱维铮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其中收有陈灃《东塾读书记》（外一种）。此编在校勘、标点、注释及索引方面都做得较为认真，足资参考。”6月23日至7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连日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并做了大量摘录。他的老师汪公严是朱一新弟子，朱一新《无邪答问》五卷中回答汪问占了整整一卷。元化先生认为：“清自乾嘉后，陈灃、朱一新等，曾着力阐述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倡导一种优良学风，但均为人所忽略。当时学术界偏重政治之改革，无暇顾及学术自身问题。康、梁、严复诸人，变法维新之书，世相争阅。陈灃、朱一新之论虽精，但风尚所偏，终为所掩。殊不知学风影响世风，从而会对政治发生相当大的作用。学术思想和政治并不是无关的。”（《孤往精神》）因此，元化先生希望我社尽快将陈灃著作整理出版。当我们得知广州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黄国声教授主编的《陈澧集》的整理工作因为出版无望而停顿时，社里便派我和编辑室同志赴广州与黄教授联系。中山大学的学者得知元化先生和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支持并资助《陈澧集》的出版，十分感动，重新启动了整理工作，并与我社签订了出版合同。《陈澧集》还得到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专项资助。在编辑出版期间，元化先生经常催问编辑出版进度。他迫切想早日读到陈灃的著作，曾希望我们能否影印出版。因为《陈澧集》收入包括陈澧主要学术成果在内的著作、别集三十余种，其中新辑《东塾集外文》六卷，辑自其读书笔记《东塾遗稿》的《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默记》等，均为首次刊行的整理稿，不适合影印出版。尽管我社加强了编校力量，加快了出版进度，这部精装六册、250万字的大书的编辑出版还是花了三年，于2008年7月出版，而元化先生已先两月去世，未能看到他萦系心头的这部书的问世，留给我们无尽的遗憾。 元化先生生前关心的最后一个特大型的古籍整理项目是盛宣怀档案（“盛档”）。盛档被学界认为是研究我国近代史，尤其是研究洋务运动史、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实业思想史、近代上海史十分珍贵的原始史料。早在十年前，元化先生就和胡绳、顾廷龙先生等人，不约而同发出整理、开发盛档的呼吁。元化先生说：“盛宣怀档案的存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涉及面之广，罕有匹配。更重要的是，它对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上海史，具有填补空缺的作用，可以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他吁请社会更多有识之士来关心、支持这件彰显中国文脉、有益后代的大事。在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的关心和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盛宣怀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和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元化先生不顾年老体迈亲自出任这两个机构的主任，主持开发整理这项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目前，这一项目正在进行之中，将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所属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元化先生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关心和支持，还表现在他对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的关心和支持方面。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聘请了许多顾问，其中有周谷城、谭其骧、蔡尚思、杨宽、胡道静、方诗铭、徐中玉、王运熙等著名学者。元化先生除了每年岁末向他们表示问候外，还经常向他们赠送由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支持出版的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这里要特别提到元化先生对陈奇猷和叶笑雪两位的关心。陈奇猷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后不再担任教职，以著书审稿为业，曾受聘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约编审，但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在医疗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元化先生对陈先生十分关心，把陈先生两种旧著《韩非子校注》、《吕氏春秋校释》的修订本列入《中华要籍集释丛书》中予以出版。为了解决陈先生医疗方面的困难，元化先生还为他向上海文史馆推荐，后因陈先生的个人原因未果。叶笑雪先生也是一位中西贯通的饱学之士，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对文学、哲学、佛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早年撰有《谢灵运诗选》，向为学界称赞。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遭噩运。元化先生对他相当了解，也很关心他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初，元化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时，曾推出《中国学术丛书》，其中有熊十力先生60年代赠他的《佛家名相通释》，此书的标点工作就是由叶笑雪先生承担。叶先生去世后，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谢灵运集校注》，元化先生推荐给我社，希望出版。因与我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华要籍集释丛书》等体例俱不合，我社未能出版，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另刊。 三 元化先生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关心和支持，还表现在他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方面。元化先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着深厚的感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就是1956年在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基础上成立的，而元化先生正是新文艺出版社的首任总编辑。元化先生长期以来对我社的工作予以指导和支持。他一生著述宏富，而其重要著作大多是在我社首次出版的，如《文心雕龙创作论》（后增订并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清园论学集》、《思辨短简》（后增订并更名为《思辨录》）、《九十年代反思录》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世纪80年代末推出《海外汉学丛书》，就请元化先生出任主编。元化先生还出任了《冈村繁全集》的主编。冈村繁先生是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在《楚辞》、《文选》、《文心雕龙》和陶渊明、李白研究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他小元化先生三岁，对元化先生十分崇敬，与元化先生有很深的交情，主持了日文版《王元化文集》的翻译出版。《冈村繁全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种海外学者全集，在日本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除了著作出版之外，元化先生还经常听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工作汇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重大选题也经常向他请教。1992年4月28日，他谈对《中华大典》的看法：“此部丛书系将古籍纳入现在的学科分类。殊不知当时并无现代分工极细的分类法，无论在历史领域或教育领域内，现今之新学科或某些学科的细目尚未出现，怎能强令古人学术照样划分？我认为这种‘现代化’做法是大有问题的，并建议仍以古人的经史子集四大类划分为妥，顶多在书后附索引，在每一部内按现在学科分类做大体划分。可纳入现代学科者纳入，阙疑任其阙疑而不可比附。”1994年8月31日，元化先生认为对《续修四库全书》事，要“谨慎操作，认真论证”（以上俱见元化先生《九十年代日记》）。这些意见，充分反映出他对古籍整理出版的真知灼见。 元化先生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关心和支持，是他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这与他的大量相关论述是相为表里的。元化先生对古籍整理出版的贡献，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原载：《文汇报》2009-04-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