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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报告文学是为了因应抗战需要而出现的文学形式，那么 “流亡文学”及 “沦陷区文学”则是战时中国特有的文学类型。 “九·一八”事变后，给中国东北大地带来了浩大的劫难。在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白朗、罗烽、端本蕻良、骆宾基等陆续南下左翼文学的中心上海，把国破家亡的苦与痛、血与泪、剑与火以及胸中的民族情、乡土味凝聚于创作之中。其作品或长歌当哭，为沦亡的祖国而歌哭，以撕碎人心的控诉来激发民族义愤；或怒鸣号角，为民族的解放而呐喊，以战士们的壮举来感召抗战热情，把故土人民的苦难和侵略者的暴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同时，男性作家的作品具有 “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和阳刚之美，而女性作家的作品则散发出一种东北女性既明朗又纤细的情感。并且在审视社会生活的视点上，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又有着明显的差异。男作家多从男女情爱、人际关系、社会习俗、生存能力上切入生活；而女作家基本上是从自我意识出发审视现实，多从女性的家庭生活、身边琐事为切入点，表现人格独立和自我完善。 由于女性作家审视与反映生活的视点不同，决定了她们的创作在题材选择、主题确立、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上的独特性。这种 “独特性”既指她们与东北沦陷时期男性作家之间的差异，又指她们与同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女性作家创作的区别。 一、萧红： 生的坚强 死的挣扎 首先步上东北沦陷时期文坛、在东北作家群中个性最鲜明、影响最大的女性作家是萧红。萧红毕竟是在充满民族危机的 30 年代登上文坛的，创作之始就表现出了对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关注，记录了那个时代劳苦大众的苦难、民族的苦难以及她的同情与愤懑。《王阿嫂之死》、《旷野的呼喊》、《黄河》、《看风筝》和 《夜风》等都是写下层人民在苦难的生活中顽强地挣扎和反抗的作品。 成名作 《生死场》是一篇具有复杂意蕴结构的作品，作者以粗犷的笔触描写了东北沦陷前后人民恶劣的生存环境、艰辛的生存状况及愚昧的生存观念。她把这一片浸润着血污的黑土地喻为人的永劫轮回的 “生死场”，以忧郁的眼光谛视着这片土地上的平凡百姓生生息息、绵延无尽的生与死的过程。正如鲁迅所说：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是力透纸背。”［1］（ P829） 萧红是一位始终不曾忘记国家民族命运和解放斗争的进步作家，更不会忘记生她养她的那片黑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创作了以儿童见闻为题材，描绘北中国偏僻乡镇的风土人情的 《呼兰河传》。这部萦绕着思乡恋土情绪的作品，表面上看，确实远离了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大时代 “血淋淋”的现实，却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喻意。小说一开头作者就全方位地描述了这个边远小镇中横亘街头的深达五六尺的大泥坑。大泥坑给小城人带来了无尽的悲欢，有常被淹死的死猪、死鸡、死鸭的便宜肉可吃，有旱天围观牵马抬车的乐趣，有雨天攀援板墙跳越泥坑的刺激、尴尬和危险，也有黑夜寡妇对死于泥坑的孩子的哀哭。大泥坑实际上是呼兰河人愚昧、麻木甚至冷酷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作品虽然是对故乡呼兰河及童年生活的追忆，作者却以巨大篇幅写呼兰城沉滞落后、卑琐哀苦的生活和愚昧落后的乡风民俗及呼兰河人坚韧顽强、麻木又怠惰的精神性格，并在种种病态的展示中触及 “国民性”这一命题。萧红不愧是鲁迅提携起来的具有深刻见解的作家，她念念不忘国民的觉醒和民族的振兴，她承继了鲁迅 “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精髓，是 “五四”之后 “国民性”主题的延续和拓展。 萧红在表现时代性主题的同时，还不为固有的程序与潮流所拘囿，始终立足于她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表现，始终未曾丧失自己的女性立场，也未曾忘却女性关怀。由于萧红生于北方写北方，长于乡镇言乡镇，由于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更为坎坷和孤寂，她以 “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展示了中国北方农村女性 “生的坚强”、 “死的挣扎”的图景，“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 P829）由萧红始，现代女性文学以知识女性寻找自我世界为主旋律的阶段，发展到女性作家为广大劳苦女性的酸辛和悲苦而进行呐喊的时期。统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寡妇、孕妇、老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这些不幸的女人，她们任人摆布，但又不向命运屈服而不断挣扎。就其刻画女性人物的深刻性和真实性来说，萧红可称得上独树一帜。 《生死场》在恣意描写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灾难下的 “生的坚强”和 “死的挣扎”的同时，触目惊心地凸显了女性生存的艰辛。在民族灾难、阶级压迫以及贫困、饥饿、疾病的围攻夹击中，“生死场”上的女性除去和男人一样饱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外，她们还必须匍匐在强大的父权专制之下，处于弱势群体的农妇们在日本侵略者和父权专制两个强大敌人面前，只能是痛苦地活着，悲惨地死去。 王婆虽不守封建妇道，先后嫁过三次，但女儿死了，儿子因当 “红胡子”被官府捉去枪毙了。在凄楚悲苦的人生中，王婆悲愤自杀，却在下葬时活转过来。陷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人生绝境。金枝出嫁后常受蛮横暴躁的丈夫的欺凌打骂，重男轻女的丈夫甚至把刚满月的女儿摔死，使金枝深深地感受到 “男人是炎凉的人类”。但日本人来了，金枝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向城市，寻找活路，甚至想出家为尼，却仍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 “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不幸患了瘫病，丈夫便对她失去了耐心，不仅不照顾她，还打她、骂她、诅咒她，不给她吃喝。在丈夫的冷漠和病痛的折磨中 “像一只患病的猫”，痛不欲生，最后在孤独绝望中凄惨地离开人世。 奸淫掳掠的日本兵的到来更是把被损害、被污辱的妇女推向绝境。二里半的妻子麻面婆被日本兵的刺刀挑死；13 岁的小姑娘被日本兵掳走，深夜不时传来被日本兵蹂躏的妇女的惨叫……通过这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使我们看到了沦陷区妇女的生存空间的逼仄和命运的悲惨。 女人的悲惨命运 （ 尤其是沦陷区的女人）还远不止来自民族的灾难和夫权的专制，萧红在民族的痛苦境遇中还深刻地揭示了女性自身性别的处境及女性独特的身体经验。女人不断地以身体作为代价来承受 “女性的刑罚”即生育之苦。在萧红的笔下，生育既不是承载传宗接代的世俗文化观念，更非两情相悦的爱的结晶，而是男性为本能所驱使的欲望释放的结果。金枝清纯善良，对真挚美好的爱情充满了向往。她忍受着众人的流言、母亲的谩骂和内心的恐惧，满怀着希望与成业幽会，然而成业对于她的热情并非源于爱，而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和性的冲动。金枝生产时， “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着刑罚”；五姑姑的姐姐因生孩子难产其经历更为恐怖，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而丈夫不但不照顾她，还不许她喊叫，并用长烟袋砸她，用冷水泼她。年轻的妇女在生，并且高龄孕妇也大有人在。已经不年轻的麻面婆和李嫂子仍然 “怀里抱着，肚子里还装着”地接二连三地生。在这里，对于处在苦境中的农妇们来说，生育不再是一件骄傲与喜悦的幸事，也不再拥有圣洁、慈爱的光环，而是令人恐怖的、永远氤氲着死亡的气息，是她们悲苦人生中的又一大灾难。萧红对痛苦不堪的 “女性的刑罚”的渲染描写，强化了女性生存的悲剧意味，也对女人的悲惨处境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而且多么讨厌呵! 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 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2］（ P73 －74）一直到她生命即将结束之际，还很深沉地说：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女人的生育何止是受 “刑罚”，如果只是“受刑”还有 “悲壮”之意，如果如同动物一样只是出于本能而繁殖，那恐怕是只剩下 “悲凉”和 “屈辱”了。萧红还将妇女的生育和各种动物的生殖交叉对照着描写，性爱和生殖都缺失了它的圣洁美丽和文化特征了。“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四月里，鸟雀们也孵雏了! ”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轮回，似乎纯粹出于自然现象，似乎那么理所当然。其实萧红在看似正常的表象中揭示了反常的事实，揭示了女性如同牛马或牛马不如的非人地位和悲剧命运，反映了遭受 “女性刑罚”的女性们，她们的生育质量和生存质量并不强于动物，重述了 “人的失落”的主题。在揭示人文关怀尤其是女性关怀的深刻性、独到性和真实性方面恐怕也只有萧红了。 萧红始终具有民族忧患意识，但也从未忘却女性关怀。在那内忧外患的时代，女性关怀似乎又不合时宜地进入了她的文本 《呼兰河传》里。其实萧红对家乡 “呼兰河”交织着复杂的情感，是作家历尽世途坎坷流亡飘泊之后对童年生活的皈依，是饱尝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后对故乡风物的思恋，是她历经感情磨难、心灵孤寂时对亲情的向往，鲁迅说：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3］（ P128）作家以含泪的微笑回忆了静谧温馨的童年生活和沉滞郁闷的小城环境，同时作家也不惜笔墨叙写了女性的苦难命运。那个 “黑乎乎，笑呵呵”的十二三岁的小团圆媳妇，就因 “见人一点不知羞”，比起实际年龄来个子长得 “太大了”， “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招得左邻右舍说长道短，婆婆也觉得她没有教养，不懂规矩。于是严加管教，打她、骂她、用烙铁烙她，把她折磨得魂飞魄散，遂说她着魔中邪，于是婆婆用偏方野药，看香扶乩，跳大神赶鬼，用滚热的水给她“洗澡”，最终折磨致死。漂亮的王大姐健壮能干，干净利落。因为没有经过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自与心地善良、与世无争的磨倌冯歪嘴子结合，人们就认为她丢人现眼，伤风败俗，大逆不道，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后来被东家赶出磨房，因饥寒交迫，得产后风死了。愚昧毁灭了青春与笑，屠戮了健康和爱。可是麻木不仁的人们并没有反省社会的积弊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反而编造出小团圆媳妇的冤魂变成了一只大白兔，并有人还和大白兔说过话的神奇故事，以此慰藉那些愚昧冷酷的生人的心灵。而王大姐 “这样的女人死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是将要成为游魂的”。她如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生前受尽人们的歧视和唾弃，死后还要成为冤鬼游魂；生前哀哀无告，还要怀着极大的罪恶走向死亡，死亡不是痛苦的结束，反而成了她更大痛苦的开始。通过这些鲜活生命的消失，作者对封建礼教、陈规陋习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勾画出了 “国民的魂灵”，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 萧红一生饱受封建婚姻之害，深受其苦，极大的摧残了她的身心。同时她也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甜蜜又酸涩的爱情，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情感历程在 《小城三月》中编织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这里没有恐怖的血淋淋的生育场面，也没有因饥饿贫穷造成农妇们的苦难情景，但是仍有郁闷压抑之感，因为它还是个悲剧故事。翠姨慧外秀中，会弹琴，会吹横箫。性情闲静深沉，爱美但不趋时髦。由父母作主已许配他人，虽暗恋着在哈尔滨上大学的 “我”的堂哥哥而不敢表明心迹，以至抑郁泪尽而逝。小说通过封建礼法和等级观念对一个聪明柔婉的乡间女性心灵的折磨，对爱和美的扼杀，揭露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性和毒害性。 萧红是在女性关怀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互为重叠、缠绕的关系中来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我们也从中体会到了她创作的目标和写作的价值。 二、梅娘： 负重的飞翔 艰难的游弋 同样在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与萧红的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一位女作家，则是梅娘。她也饱尝了家园沦丧的痛感，亲历了女性的种种磨难，与萧红一样抒写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女性的善良、坚韧及不幸和悲哀。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梅娘主要活动于东北和华北，并在北平沦陷区风云一时、才华横溢，与在上海沦陷区红极一时、聪慧才智的张爱玲南北呼应，所以并称为 “南玲北梅”。“南玲”与 “北梅”之所以并称，当然是因为她们的创作成就，同时还因为她们之间有太多的相同之处。二人均出生在富裕之家，张爱玲是晚清名臣张佩纶的孙女，李鸿章的曾外孙女；梅娘是伪满时期东北的大企业家孙志远最钟爱的女儿；二人都有一个曲折的成长经历，张爱玲虽然父母双全，却从小周旋于父亲、姨太太、继母、生母之间，梅娘为庶室所生，亲生母亲被父亲的妻子逼迫含恨去世，原名孙嘉瑞的她之所以选择梅娘作笔名，就因为它是 “没娘”的谐音；二人皆为早熟的才女，25 岁以前即已成名，中学时期便有佳作问世，张爱玲写过获奖文章 《我的天才梦》，梅娘有 《小姐集》问世；二人的婚姻爱情生活都十分短暂且不圆满；二人都有短暂的外埠留学史，张爱玲在香港，梅娘在日本；二人创作的黄金季节都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而且又都是在黑暗复杂的沦陷区。 但张爱玲和梅娘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教育还是大不相同的。张爱玲生长于 “十里洋场”的上海，求学于 “西化”的香港。而梅娘生长于塞北边疆长春，虽到日本留学，可是在神户女子大学家事系就读；与张爱玲的专横跋扈的纨绔子弟的父亲相比，梅娘的父亲则精明能干、豁达正直，并视梅娘为掌上明珠。虽说她们同时崛起于沦陷区，可北京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和中国民族的生活习性要比上海浓厚得多，所以张爱玲养成了特立独行、孤傲冷峻的思想性格，对故乡与家庭的概念相对淡薄，而梅娘则与她的关东姐妹萧红具有相同的气质，在文静大气的外表下，有着坚忍顽强的内心，有着对故土家园的珍爱和对友情的渴望。所呈现出的风格正如学者盛英论道：“假如说，张爱玲以意象繁复的细腻之笔，揭示了女人母性与妻性异化过程的话，梅娘却以纤细的神经，渴求自由恣放的情欲，呈现一种反压抑的女性悸动；梅娘不如张爱玲深刻浓艳，却比张爱玲热烈和清丽。”［4］ 梅娘幼年失母，少年丧父，特殊的身世和多灾多难的生活经历使这位才女聪慧早熟，懂得了人生的不幸和烦恼，特别是女性的幽怨和痛苦。从开始接触写作，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女性，认为中国女性的人生是不健全的人生，是不幸福的人生，女性的生活沉重而又充满哀怨。所以她的小说以描写宦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色，在婚姻恋爱的题材中凸现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表现她们的不幸遭遇及在逆境中独善其身，流露出忧愁、抑郁、哀伤的情思。 《蚌》、《鱼》、《蟹》等三部水族系列力作，反映的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北方的女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做的努力，反对由于殖民者及原有的封建势力对女性施加的种种摧残，企图挣出传统的诸如 “贤妻良母”类的观念的束缚，争取女性的独立自主。作者借用 “蚌、鱼、蟹”等三种水产动物来分别作为三篇小说的标题，既是主题思想的揭示，也是主人公生存能力和反抗意识的隐喻。《蚌》是写白参议家 “庶出”的四小姐梅丽的遭遇。父母把她当成了能够使他们这个没落的大家庭复兴的 “摇钱树”，由此使她失去了读书的自由、去税局工作的自由和恋爱的自由。虽然梅丽最终逃出了家，但没有找到恋人琦，不过她会坚强地活下去。这篇小说带有一定的自传因素，涉及大家族内部矛盾和殖民化带来的社会动荡，但主要冲突还是表现在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反对传统儒学对女性的限制。在这样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梅丽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她的意愿难以实现。留给她的是心灵和肉体的创伤，以及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弱女子的绝望感叹： “女人的路是窄的，这社会是拿单方面的贞操来评说女人的”， “什么地方有给女人留着的路呢?”梅丽的艰难处境也给她上了重要的一课，使她体会到： “只有女人才能同情、理解女人，只有女人联合起来才能自救，女人团结在一起反抗她们所受的压迫进行自救。”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软体动物蚌的生存能力是十分脆弱的，正如作者在小说的题辞中说的： “潮把她掷在滩上，干晒着，她忍耐不了——才一开壳，肉仁就被啄去了。”小说以 “蚌”为标题，暗示女主人公梅丽终敌不过家庭和社会构筑的樊笼及难以逃避的厄运；以梅丽的绝望作结尾，突出了传统礼教对梅娘所生活的 “满洲国”妇女施加的束缚和钳制。作品用 “蚌”象征沦陷区封建大家庭中的青年妇女的生存状态，表现了为苦苦追寻自由与幸福的女人的凄苦命运。 短篇小说 《鱼》中的女主人公芬的反抗性则向前迈进了一步，她是一个急于摆脱封建大家庭桎梏的女高中毕业生。她拒绝男人利用权力压迫她、虐待她，每个限制芬的举动都导致了她的反抗，她父母强加给她的婚姻促使她和官宦子弟林省民发生了关系，林省民迫使她成为小妾的举动又导致了她靠近林省民的表弟琳。芬认为女人必须勇于和那些压制女性的制度斗争，去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她渴望真挚的爱情，不知疲倦地追求着，正如她自己所说的： “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进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她放进水里，那是比梦还飘渺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它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第二步是后来的事。若怕起来，那就只好等在网里被提出去杀头，不然就郁死。”作为水生脊椎动物，鱼的生存能力并不比蚌强多少。标题 “鱼”同样意味着，采用这种方式向传统社会挑战的妇女，其境况是岌岌可危的，而且在现实中往往会碰壁，最终只能落得 “鱼死网破”的结局。 《蟹》中的主人公仍然是东北沦陷区一个大家庭里的小姐，但与前两篇小说的女主人公有了质的差异。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爱恨交加的笔触描写了抗战前事业蒸蒸日上的实业家兼官僚之家，在沦陷后受压迫而崩溃瓦解的过程，暗含着对日伪的憎厌和抗议。出身巨富之家的梅娘对大家族的内部倾轧、变迁和没落的过程非常熟悉和了解，但使她体会最深的还是处于大家族中女性的命运。《蟹》中描写了两个青年女性孙玲和小翠，孙玲是这个家族中最有建树的实业家二爷的女儿，小翠则是二爷从故乡中提拔出来的佣人王福的女儿。小翠虽出身低微，对世事却看得明白。她努力跟玲玲 “学写字认字”，希望嫁个小户人家平平淡淡过日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女孩子最低微最起码的愿望和要求也难以实现，最终被 “坑蒙拐骗”的父亲把她作为商品卖给了叫中野的日本人。孙玲尽管 “念了一肚子书”，仍被隔绝于这场斗争之外，因为 “只有男子，在这个家族里，才有权利掌管事业”。她把孙家看成是监狱，感觉非常郁闷和压抑。她梦想去北京上大学学习工程，为国家作贡献，但日本的侵入打碎了她的梦想。她鄙视家庭中的那些险诈庸碌的成年人，更痛恨时局的突变使她失掉去北平读书的机会。她不顾家人的恫吓，拒绝焚烧已故父亲留给她的俄文书。最后，这个与趋于崩溃的大家庭和专制腐败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少女，终于决心离家出走。尽管孙玲的前途命运还十分渺茫，但她毕竟跨出了走向光明与自由的第一步。与蚌和鱼相比，节肢动物螃蟹的行走能力确实要强大得多。并且孙玲脱开了企图借婚姻达到自由的幻想，更具有政治头脑和实践精神。《蚌》、 《鱼》、 《蟹》表现的主题强调了梅娘要 “暴露真实”，暴露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对妇女在教育、在就业、在家庭中的种种限制。她倡导女性追求事业、选择自己的爱情。梅娘作品中生活在日本占领区的女性没有任何权利，往往成为被灯光所诱的蟹，河滩上被啄去肉的蚌，网中的鱼，但她们并没有沉陷于循规蹈矩，而是积极地与压迫她们的命运作斗争。学者张泉说： “梅娘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博施济众的泛爱胸襟，积极入世的主观视角，非常规化的女性语言。她关注和爱护的是女人，却流泻出对人的—80—关注和爱护。她呼唤和向往的是女人的地位和权利，却流泻出对人的地位和权利的呼唤和向往。”［5］ 三、白朗： 冰城热血 孤标傲世 抗战时期跃上文坛的但娣、吴瑛、左蒂、蓝苓、杨絮等这些东北女作家，血气方刚，生机勃勃，思维活跃，成绩斐然，可谓群星灿烂，白朗即是其中一颗晶莹明亮的星。 白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代表性的东北女性作家，与萧红有诸多相似之处。二人都出生在东北这片辽阔而肥沃的黑土地上，同时步入文坛，均具有左翼倾向。白朗与罗烽、萧红与萧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夫妻作家，白朗与罗烽因姻缘而成文缘，萧红与萧军因文缘而结姻缘。只是罗烽与白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卿卿我我和罗曼蒂克，属于东方传统的婚姻模式，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文学的爱好，使他们心心相印，永结同心，携手共同走到人生的终点。而萧军与萧红的相识相恋富有传奇色彩，他们既饱尝过充满浪漫情调的爱情甘露，共享过获得创作丰收的欢乐喜悦，也有过相依为命同舟共济的患难岁月，但因性格的差异和外界的纷扰，使他们产生芥蒂，分分合合，只是并肩走过一段人生的路程。罗、白夫妻及二萧夫妇的笔名都有追求真理心向革命之意， “白朗”既是她性格爽朗、心地坦白的性格特征，又是她梦寐以求的 “一唱雄鸡天下白”的艳阳高照、风和日丽的朗朗晴空的理想追求。“罗烽”中的“罗”即罗网， “烽”为烽火，意为战争，含有消灭非正义战争、争取和平的意思。萧军和萧红是把 “红军”二字拆开，各取一字作名，合起来就是 “小小红军”之意，表现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热爱和敬仰；他们都曾在哈尔滨 《国际协报》就职，又先后南下到达上海，参加革命文艺运动。抗战爆发后，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去，白朗、罗烽加入 “上海文艺界战地服务团”，萧军、萧红则在 “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30 年代都有著名作品问世，萧军、萧红有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和 《呼兰河传》，罗烽、白朗则有 《生与死》、《呼兰河边》。其题材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或所见所闻的东北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事迹，并且这些作品率先写出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的父老乡亲被异族统治的痛苦与对之进行反抗的怒火，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 尽管白朗与萧红都有着对家乡沦陷的哀痛记忆以及眷恋乡土的浓郁情结，有着悲怆欲诉的激情跃动以及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沉郁豪爽的性格，但是由于她们的家庭生活背景和个人情感经历不同，又各自表现出不同的审美特质和创作个性。白朗较之于萧红经历了更多的失去亲人的痛苦与煎熬。在她青少年时期，家庭屡遭不幸。先是父亲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接着姐姐因患病无力救治也离她们而去，母亲受不了沉痛的刺激而精神失常，孤儿寡母饱尝了人间的冷漠和屈辱，后来家园失毁、国土沦丧的厄运又降临到头上。个人的不幸，民族的灾难使她经受了更多的磨难，也激起白朗的反抗情绪和昂扬斗志，她有太多的淤积在内心的民族情感需要倾诉，于是发出了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救国的呼声。描写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苦难生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歌颂东北人民的觉醒和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构成了她早期作品的主题，并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明勇于反抗的女性形象。《伊瓦鲁河畔》直接描写东北游击队员反满抗日的英勇斗争，从歌词 “满洲国旗黄又黄，一年半载过不长，东洋虎，满洲狼，一股脑儿见阎王”即可看出广大人民对伪满政府及日本侵略者的鄙视与憎恶。《生与死》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背景，以哈尔滨某监狱为特定环境，围绕着安老太太的家庭遭遇而展开。安老太太受生活的逼迫，不得不到一所敌伪拘留所当看守。她正直善良，对受难同胞同情怜悯，被狱中的政治犯亲切地称为 “老伯母”。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文质彬彬的柔弱女子被当作政治犯而关押起来，但敌人的残忍激起了老伯母的义愤，由监狱的看守一变而为女犯的看护。后来得知 “知书达理的儿子”在抗日前线阵亡，怀有身孕的儿媳被日本兵奸污而服毒自尽，更使她心中对日本侵略者郁结着深仇大恨。趁监狱暂时改造转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青年同胞越狱逃跑，自己却在黑夜里被秘密押送郊外刑场杀害。在生与死之间，老伯母勇敢地选择了后者，“一根老骨头，换了八条命”，表现了她最终觉醒和伟大的牺牲精神。《轮下》是一篇带有报告文学特点的纪实性小说，它以 1932 年秋哈尔滨大水灾为背景，表现了难民与日伪反动当局的矛盾和斗争。日伪反动当局在洪水来临之前谎称筑堤修坝，将逼迫老百姓所捐钱财私吞独占，致使洪水泛滥成灾。而且，他们还不顾灾民的死活强行拆除其赖以为生的草房。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难民游行请愿，反动当局出兵镇压抗议的群众。当难民代表被日本宪兵绑架扔进囚车，陆雄嫂为争夺自己的丈夫，抱着儿子横卧车轮，母子二人竟被开动的囚车疯狂辗过，双双惨死在侵略者的铁轮之下。后来有学者评价白朗的这篇作品说：“笼罩着凄楚沉郁的悲剧气氛，描绘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场面，并且在描写时采用电影蒙太奇的结构手法，把人物对话、动作心理刻画，组合成一组组电影镜头，平行交叉，迭复剪辑在一起，使小说文简流畅，人物个性突出，情节跌宕，节奏明快。”［6］ 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白朗不仅具有强烈的家国和民族忧患意识，而且还表现了鲜明的女性主体性特征。她既不像张爱玲把人生揭示得深刻苍凉，也不像萧红反映女性的悲苦坚强，白朗则透出了一股沉郁悲壮的气质，这源于她较之于萧红那孤寂复杂的爱情和张爱玲那理性执着的爱情，她的情感经历是单纯的。白朗与罗烽是一对表兄妹，一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生活。白朗的母亲非常喜欢罗烽，原本许配给罗烽的大女儿因病去世，随将 17 岁的白朗嫁给罗烽。他们的结合是传统与现代皆备，包办与自由兼有。罗烽成熟大气、才华横溢，白朗性格开朗、活泼可爱。她对爱人罗烽信赖、欣赏，对他的工作赞许、支持，对生活富有热情和道义。在内忧外患、国破家毁的民族危难时期，使她对社会又多了一份责任和勇气。可以说罗烽是她革命工作和文学创作上的领路人，只要有人给她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她就能勇敢顽强地走下去。她既能与爱人一起共享阳光，也能为爱人分担风雨。虽然婚后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们心心相印、相敬如宾，只是 “踏踏实实的生活多于浪漫的情调，道德上的责任多于情感上的缠绵”［6］。在她很多作品中即可看出一个女性浓烈细腻的感情，坚强无畏的性格和对革命的矢志不渝 。1934 年因叛徒告密罗烽被捕入狱，白朗心急如焚，设法营救，终使罗烽保释出狱。当她见到虚弱疲惫的罗烽时，心疼不已。白朗曾说： “那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野兽的爪牙。当一个人把生命决心皈依于患难和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惧呢?”［6］后来她又根据这一事实创作了小说 《狱外记》，借女人公之口倾诉了对爱人罗烽的思念与牵挂。“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的年轻的女人，我没有克制感情的理智，也没有一把锋利的匕首斩断绵绵的情丝。”［7］在白朗的作品中往往把对爱人的爱和对祖国的爱交织在一起。《一个奇怪的吻》写一对抗日的青年夫妇，从事秘密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日军关进监牢，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受尽折磨终不屈服。在押赴刑场途中，他们奋勇跳下火车。不料，妻子摔成重伤。为了不拖累丈夫以便让他安心投身革命，她平静地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要求爱人用最绵长的吻来让她告别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最后她用左手在垄沟上写下这样几句话： “我死了，无论谁都不要为我流泪，当我瞑目之前，我看见一个为我所爱的人，正向为民族而牺牲的大路走去，我仿佛也看见了他的血花，我是快慰地死了! ”［6］是的，她要死了，但仍然用对祖国的挚爱鼓励自己的爱人去为祖国奋斗拼搏，从中也透露出了“女性情怀中的温柔与坚强、善良与脆弱、独立与无助的特点”［8］。 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淫掠是东北沦陷区人民最先感受到的，尤其是妇女遭受到了蹂躏和污辱。性暴力是战争年代中政治暴力、军事暴力的最常见最突出的显现形式。萧军在 《八月的乡村》中描绘道： “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白朗与萧红一样以细致形象的笔触揭示女人的悲惨命运不仅来自于民族灾难，还要遭受民族痛苦境遇中的性别境遇，即女性独特的身体经验。《四年间》、《女人的刑罚》中的女主人公接二连三地怀孕、生产、孩子夭折，勾勒出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遭受到的生理上和医疗设备简陋方面的双重折磨。除此之外，白朗还以细腻体贴的目光关注加重女性悲苦命运的根源还有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夫权制度。《四年间》中女主人公黛珈因生的是女孩而使婆婆非常不满，《老夫妻》中张老财从妻子怀孕就反复强调一定要生儿子，由此作者向社会对女性的不公进行控诉和鞭挞。白朗身为一个时代女性，面对颠沛流离、环境恶劣的艰难生活，使她饱受了怀孕生育的折磨，孩子夭折的痛苦以及抛夫别子的伤感。她曾说： “我爱我的孩子，同时，我更爱那伟大的工作。”［9］看来，女性要走向社会，获得解放，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承受更多的酸辛和经受更艰巨的考验。 背井离乡，辗转奔波，多次迁徙，生活动荡，这是抗战时期一批流亡作家所共有的命运。这样一种流亡生涯和流亡心态，更加激起了对家乡故土的思念和怀恋，势必会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那充满情感的字里行间里。端木蕻良说：“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寸皮肤，都有着土粒，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我的心便平静，我是土地的族系，我不能离开她。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印下我无数的脚印。”［10］（ P221）家园沦落的焦虑和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幻想与梦魔，交替地苦痛着流亡者的心” （ 白朗： 《一封不敢投递的信》） 。每当想起那无边的高粱大豆、蝈蝈的鸣叫、雪后狩猎的场面和哺育自己成长的白山黑水那片热土， “心窝又开始注满了铅! 沉重，呆板，烦燥” （ 萧军： 《江上·原序》） 。白朗更是满怀着对东北大地和父老乡亲的无限深情及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把土地与 “祖宗骨髓”联系在一起加以表现，描写把土地视为自己生命与尊严的广大民众，面对故土沦丧，帝国主义的残暴，心中激发了愤恨的情绪和反抗的热情，传达出了家乡乡亲在屈辱和苦难中迸发出来的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呼声，歌颂东北人民不战即亡的觉醒意识和艰苦卓绝的反抗精神。在 《伊瓦鲁河畔》中写道： “这一块地有咱们祖宗的血和汗，有咱们祖宗的尸骨……一个后代，眼巴巴地看着人家把自个祖宗的尸骨盗去，那还叫人?”是的，“‘土地’和 ‘家’久已成为他们的信仰，任他们走到哪里，怎能忘了这久长生了根的信仰啊! ”［8］在这震颤着沉郁的哀叹声里，则寄托了民族新生的希望。 ［参 考 文 献］ ［1］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M］// 鲁迅杂文全集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骆宾基． 萧红小传［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鲁迅． 热风·呐喊自序［M］//鲁迅杂文全集．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4］盛英． 评说梅娘［EB/OL］． 新浪网，http： //book.sina．com.cn / nzt/his/meiniangjinzuo /13.shtml，2005 － 12 －15. ［5］张泉.梅娘： 她的史境和她的作品世界［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 2） . ［6］刘小清． 白朗与罗烽： 烽火硝烟中的左联伉俪［EB/OL］． 语文茶轩，http： // www.yw.echadu.net/view －26571 － 1.html，2011 － 02 － 28. ［7］逢增玉． 沦陷时期东北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基本轨迹［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1） . ［8］赵晖． 时代冲击下矛盾的女性世界——谈白朗文学创作［EB/OL］． 豆 丁 网，http： www.docin.com/p －184393103.html，2011 － 04 － 22. ［9］闫纯德． 白朗·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10］张胜友． 端木蕻良： 土地的誓言·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M］．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5. 原载：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总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