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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森特·里奇（Vincent B. Leitch）在撰写美国文学批评史时，把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1）批评阶段：揭露男性作品中表露出的性别歧视；（2）发掘阶段：重新梳理和评价女性作家的作品；（3）话语分析：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上升为理论话语。这三个阶段交错并进，构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经纬，体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秩序。①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及对女性文学所做的系统研究在20 世纪 60 年代形成蓬勃的发展态势，女性研究学者此间发表的大量著述已经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女性书写的历史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她们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书写男性文学传统中未被记载的女性文学历史，以及重新解读和评价已经进入文学史的女作家及其创作，用具体史实来支撑女性文化被父权文化抹杀的论点。这样一个重修“经典”（canon）的历史建构过程促使女性书写成为女性表达自我的自觉实践。在此基础之上，一些学者在学科高度对女性主义批评话语进行理论概括，总结出一套批评话语特征，促使女性研究迅速走向学科化和体制化。在 70 年代初期，首批女性研究的课程在美国大学开设，后来发展成为研究方向和专业。女性研究进入大学课堂又反过来促进了女性主义教材和研究著作的推广 ， 女性主义杂志和出版社的兴起也为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了渠道。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 1979 年发表的题为《迈向女性主义诗学》（“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女性批评学”（gynocritics）的概念，主张应该以女性经验为基础，建立独立于男性批评模式的批评范式。以上这些努力奠定了作为学科的女性研究所需要的理论基础。 进入 80 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潮②全面冲击西方学界，后结构主义哲学话语介入文学批评，女性研究的研究理路也发生改变。本文讨论的就是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通过考察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理论问题观看后现代视野下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的新趋势，以及伴随而来的新的问题与挑战。 一、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契合与冲突 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以及研究方法介入女性主义之后，形成的新的女性主义常被称作“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以表明其关注命题和研究方法均异于先前的女性主义。这样的做法无非是想把女性主义的后期发展纳入西方学界整体的“后学”范畴，以显示其动态的发展形态。 要理解后现代主义，必须明白这一术语中“后”的含义。显然，英文中的前缀“post-”并不仅仅指涉时间概念。冯俊在其著作《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中区别地分析了这一术语的含义是“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他指出： “后现代”（postmodern）之“后”（post）具有双关性，它体现了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后”（post）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否定地理解为可悲的倒退，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2]。 这就是说，“后”这一前缀既可以指对现代（性）的反动，也可以指对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它具有的双重含义恰恰体现了后现代思维中意义的不确定性以及多重阐释的混合特征。在“后女性主义”这一术语中，前缀“后”同样具有多元的意义。它首先是时间上的，是发生在人们通常对“女性主义”所做界定之后的。其次，它意味着对传统女性主义主张的一种反叛，这一反叛既是发展也是颠覆。 在很多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主张有着深刻的相似性，其同谋性主要体现在：其一，后现代主义不再把世界视为整体，而认为世界由支离破碎的细节组成，没有清晰的逻辑关系和合理的律法线索，缺乏中心控制机制，原有的社会秩序甚至遭到破坏和颠覆。女性主义要求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取消父权文化的中心地位，这一“去中心化”的立场同后现代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其二，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中心话语，推翻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和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关注细枝末节形成的琐碎记叙（petit recits）构成后现代的叙事特征，这完全符合女性主义批判男性主导话语、建构女性话语的书写原则。其三，后现代强调个体的差异，一致性和同质性（homogeneity）让位于差异性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差异，绝对的差异，是后现代性的律令，差异搅乱了一切等级制度，搅毁了一切的支配与屈从，搅毁了一切的霸权与反霸权，搅毁了一切的绝对性和同一性”[3]。社会因此变得多元，统一的身份概念逐渐变得模糊。这有助于女性主义更准确地表达不同群体女性的政治诉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后现代主义有助于女性主义克服其内在张力。③ 但是，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它们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后现代主义拒绝的宏大叙事、宏观理论和总体性框架正是女性主义认清妇女被压迫的状况、为自己的反抗作辩护所需要的工具；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体性，而女性主义正是为争取自己的主体性而斗争；后现代主义抛弃启蒙价值和现代话语正是对女性主义重要斗争武器的剥夺”[4]。但不能否认的是，女性主义由于有了后现代主义视角而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也为女性文学批评建构起了新的阐释框架。 二、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征 女性主义在同后现代主义的对立融合中发展，在后现代语境之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些发展和变化也同样影响了把女性主义理论作为话语基础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影响和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复数的女性主义 在后现代主义关注个体差异、消解中心、倡导多元的思想影响下，女性主义不再是一条宏大的河流，而是具体细分为诸多细流。女性主义内部原本就有多元的政治主张，传统上所谓的女性主义三大流派——美国、英国、法国，其内部也存在分歧和差异。事实上，这样的划分一直遭到学界的反对。女性主义注定是多元的，只不过从一开始，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一多元特征并没有得到突出强调。女性主义的多元特征主要是由于女性所处的国家、地域、阶级 /阶层、职业、文化、宗教等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作为一个阶级，女性同其他阶级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们没有相对集中的居所，而是分散在由经济状况决定的其他阶级之间，女性面临的生活状态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千差万别，多种政治诉求之间甚至出现矛盾。因此，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在试图寻找恰当的理论支持时，也采纳了不同的思想主张和哲学立场。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psychoanalytical feminism）借用或批判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主张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不仅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他们强调无意识在性别身份获得过程中的重要性，关注性别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心理因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被女性主义有效地运用作为女性反抗压迫、追求男女平等的政治目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⑤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消灭私有制以改变种族和阶级关系，这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根本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把女性所受压迫的状态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被剥削形式，认为女性提供了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因此主张推翻以利益驱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类似，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这一经济秩序。其代表人物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认为，女性被剥削和被压迫是通过四个领域来实现的：生产、生育、性行为和儿童的社会化[5]。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还主张，女性应积极参加社会劳动和社会生产，主张同工同酬，通过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与此结合相类似，女性主义也曾出现过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feminism）、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赛博格女性主义（cyborg feminism）等多种分支。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其复数特征愈趋明显。由玛吉·休姆（Maggie Humm）编辑的《女性主义理论词典》（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 第一版 1990 年，第二版 1995 年）同时收入了“feminism”和“feminisms”两个词：前者用来概括统称主张女性优越的理念，而后者则用来描述女性主义的不同分析方法以及迥异的女性主义主张。⑥ 2. 学科融合与嫁接 女性主义从发展之初就同其他学科构成了有效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其跨学科性质显示出许多其他学科不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后现代语境下，这样的合作一方面继续体现在女性主义同现有学科的整合上，另一方面也卓有成效地体现在女性主义同后殖民的嫁接上。 女性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借用了许多现有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发展出新的研究命题。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迅速渗透到许多其他学科，生发出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分支。例如：女性主义同精神分析学说的结合发展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以乔德罗（Nancy Chodorow）、米切尔为主要代表；女性主义同叙事学的结合形成女性主义叙事学，以兰瑟（SusanS. Lanser）为主要代表；女性主义同生态学的结合形成女性主义生态学，以雷切尔·卡尔逊（Rachel Carlson）、伊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苏珊·格里芬（SusanGriffin）、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为主要代表；等等。女性主义从最初局限于文学批评的实践到后来迅速渗透到其他学科，不仅拓宽了原有学科的理论向度，也为女性主义自身的存在建立了多重理论支持。似乎没有哪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像女性主义这样如此宽容和开放，它同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多维度的结合，经过女性主义培养的学者和研究者已经遍布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领域，其规模、气势、进展已经远远超过了早期女性主义者的构想。 女性主义同后殖民理论嫁接形成的后殖民女性主义（postcolonial feminism）是学界一大奇观，因为这一嫁接培养出的理论家越来越掌握学界主流话语，其气势和前景都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结合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女性主义理论家和后殖民理论家都认为自己身处学术话语的边缘，他们的诉说和建构都标志着从边缘迈向中心的努力。由于均身处权力核心之外，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家感受到的境遇极其相似，其学术任务和理论目标也非常相似，他们因此能够很快理解对方的处境和诉求，并迅速达成默契和同盟。其二，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本身也拥有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或者一些后殖民理论家本身就是女性，这使得她们感同身受双重的边缘化，也因此采取了更为强势的斗争姿态。非裔美国学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G. C. Spivak）、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乌玛·纳拉言（Uma Narayan）、越南裔美国学者闵哈·特林（Minh-ha Trinh）等都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突出代表。⑦她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同弥漫世界各地的女性文学遥相呼应，亚裔、非裔、犹太裔的美国女作家，亚裔、非裔的英国女作家，以及亚洲女作家等，其作品获得知名创作奖的数量日增。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为解读这些处于权力边缘的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有效的批评视角。 三、新的问题与挑战 什么是“女人”？如何定义“女性”？这是长期以来摆在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面前的首要问题。在后现代语境，女性身份问题成为最为敏感、最有争议、最具矛盾性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明确定义女性就要区分女性同男性的差异，其结果无法避免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这正是女性主义者致力反对的。毕竟，在反抗和斗争的过程中，时刻要避免成为所反抗的体制的翻版。另一方面，解构之下的任何定义都变得很难实现，因为很难确定某一群体的共同属性。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甚至质疑“女性”这个术语是否表示出一个共同的身份： 如果一个人“的确是”女性，肯定并不能说所有人都是女性。这一术语未能穷尽所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一个预先有性属特征的“人”超越了其性属特定的特征，而是因为性属在不同的身份中并不总是一致性地、连贯性地被建构。结果，很难把“性属”从政治、文化的交叉关系中分离出来，而性属又总是产生并延续在这样一种复杂关系之中[6]。 这样看来，女人 / 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已经很难定义，其核心意义被后现代氛围消解，这导致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拒绝为“女性”下定义。她们往往不强调“女人 / 女性”在本体论上的意义，而仅仅把它作为斗争策略。德·劳瑞蒂斯（Teresa de Lauretis）就认为，在成为女性主义者的过程中，女性采取了一种立场，一种被称之为“社会性别”⑧的观点或视角，由此来“解释或（重新）建构价值和意义”[7]，形成坚强的联盟。但具悖论的是，“任何解放运动——无论是妇女的、种族的、阶级的，还是其他什么的——不都是预设了主体的这一行为吗——即在朝向解放的运动过程中将自己构成为这样的行动主体？”[8]如果没有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其政治诉求以及其他一切努力就无从谈起了。 与此同时，在后现代语境下，女性内部的多元特征得到突出表现，那么，如何在多样性中谋求共性、保持共性、发扬共性，提出有共性的女性主义主张，增强反抗父权文化的能力，也是摆在女性主义理论家面前的重要课题。一些女性研究学者因此提出了发展姐妹情谊（sisterhood）或女性友谊（female friendship）的主张，⑨以在多元中谋求统一，保持有效的斗争力量。 结语 （后）女性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早期的性别社会建构学说，到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从女性（主义）研究到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经历的所有起伏都伴随政治运动、文化重塑以及学科体制渗透。“传统女性主义批评与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共同携手，……为女性主义批评被纳入学术机制内做出了贡献”[9]。但也有学者注意到，“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成了对女权主义学者探讨私人化和发展个人的学术事业的工具，严重妨碍了女权主义理论指导妇女进行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集体实践”[10]。 应该看到的是，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具有修复和调整能力，女性主义与生俱来的开放特质、同情弱者的立场决定了它更容易接受新的理念。在文森特·里奇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做的阶段划分——批评阶段、发掘阶段和话语分析阶段——之后，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对于文学批评的影响还需假以时日才能日渐明朗。 注释： ① 朱刚认为，三个阶段的说法“容易产生误解”。考虑到这三个阶段并不是依时间顺序先后发生的，应该理解为“三个层次”更为准确。参见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42。 ② 国内学界最初把这个词译为“后期现代主义”或“后期现代派”。关于这一译名在国内学界的流变，参见伍方斐．走出“现代”的迷思[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7-132。 ③ 关于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趋同和互补关系，参见荣维毅．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 [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24-31。 ④《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Literary Theory）的著者认为，这一划分明显带有国家概念，似乎有排除世界其他国家女性主义的嫌疑，这样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立场完全忽视了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内部的多元女性主义主张，也掩盖了他们谋求建立女性文化的共同追求。参见 Ra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and Peter Brooker （Eds）. 1997.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Theory [M]. 4th ed.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29-130.关于学界对此划分的异议，另见 Mary Eagleton （Ed）. 1996. Feminist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M]. 2nd ed. Blackwell Publishers. 4-6; RachelBowlby. 1988. Flight Reservations [J]. Oxford Literary Review 10.1-2： 66;Tina Chanter. 1995. Ethics of Eros： Irigaray’s Rewriting of the Philosophers[M]. New York： Routledge. 35-39; 以及刘岩．差异之美——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 ⑤ 关于女性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的借鉴，参见刘岩．建构性别差异的政治学——伊里加蕾对西方哲学话语的颠覆与重建 [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18）：188-196。 ⑥ 参见 Maggie Humm （Ed）. 1995. 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M]. 2nd ed. New York： Prentice Hall and Harvester Wheatsheaf. 93-95. ⑦ 关于后殖民女性主义，另见罗斯玛丽 帕特南 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14-363；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6-214；以及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50-165。 ⑧ “社会性别”（gender），亦称“性属”，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强调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建构特征，用以区别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性别（sex）。西蒙娜 德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首次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特征，她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这个造物是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而产生的。”参见 Simone de Beauvoir. 1953. The Second Sex [M]. Trans. H.M. Parshle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95. 波伏娃的论断后来被凯特 米利特（Kate Millett）发展，后者在 1970 年出版的《性政治》（SexualPolitics）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社会性别的概念，用来指称通过文化获取的性别身份，并阐述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重要区别。参见 Kate Millett.2000. Sexual Politics [M].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9-30. ⑨ 参见罗斯玛丽 帕特南 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51。 参考文献[1] Leitch， Vincent B.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30s to the80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307. [2] 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 [M]．商务印书馆，2005：2-3． [3] 汪民安．后现代性的谱系 [A]．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 [C]．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4． [4] 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 [M]．商务印书馆，2005：22-23． [5] 朱丽叶 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A]．陈小兰，葛友俐译．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C]．三联书店，1997：8-45． [6]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Identity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3. [7] de Lauretis， Teresa. 1994. The Essence of the Triangle or， Takingthe Risks of Essentialism Seriously [A]. In Naomi Schor and Elizabeth Weed（Ed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C] （p. 1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Press. [8] 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 [M]．商务印书馆，2005：125． [9] Gallop， Jane. Around 1981： Academic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M].New York： Routledge. 1992. 6. [10] 苏红军．成熟的困惑：评 20 世纪末期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上的三个重要转变 [A]．苏红军，柏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 [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7． 原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年7月第22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