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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认可并逐渐奠定其跨学科的地位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结合不同的学科知识，来分析研究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并普遍将翻译看待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Toury认为翻译是译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所完成的社会活动[1]；Bassnet和Lefevere将其表述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交融（acculturation）和一种跨文化交际（transculturation）的活动[2]。20世纪70年代，以以色列学者Even-Zohar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多元系统论，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3]。Bassnet和Lefevere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并于1990年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试图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作品。这一方法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摆脱了传统翻译研究中对源语言的过分关注，而把翻译研究和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突出了译本和目标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四时期通过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抨击和对科学、民主新文化的追求，为中国的现代性奠定了基础。莎乐美在五四时期作为追求自由和真爱的象征为众多中国作家提供了灵感。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层次探讨五四时期《莎乐美》的翻译与当时历史、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介绍莎乐美这一人物与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与女性主义意识的相关背景；其次，从《莎乐美》与中国五四时代精神的多重契合入手，介绍五四时期翻译在文化和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说明莎乐美这一人物在五四时期通过翻译获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艺术形象；最后，探讨了《莎乐美》的翻译如何成为中国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在五四时期戏剧和海派作家的作品中，特别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不断得到再现，说明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力。 1 莎乐美与女性主体意识 王尔德的《莎乐美》改编自《圣经》中关于犹太王希律受王后希罗底挑拨，将先知约翰杀死的故事。莎乐美在《圣经》故事里原本是个连名字都没有提到的角色，而在王尔德笔下，却成了故事的主角。莎乐美听到先知约翰的声音十分着迷，见到约翰的容貌后更是一见倾心，向约翰表白却遭到约翰的严词拒绝。莎乐美利用其继父——犹太王希律对她的邪念，为希律跳完《七重面纱之舞》后要求希律将约翰杀死，最终如愿以偿地亲吻到约翰的头颅时也被希律下令杀死。 在西方文学史上，莎乐美只是一系列“致命女性”（femmefatale）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美貌、性感、冷酷，引诱男性犯下致命的错误，例如梅里美（Merimée）的卡门（Carmen）、戈蒂耶（Gautier）的克利奥佩屈拉（Cléopatra）、福楼拜的萨朗波（Salamm-bo），以及史文朋（Swin-burne）和邓南遮（d′Annun-zio）笔下的某些女性人物[4]。ElaineShowalter将文学作品中这种类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称为“文学实践的厌女症”，这种由男性臆造出来的不公正的女性形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偏见和恐惧。莎乐美从圣经故事到王尔德戏剧里的一系列形象置换，使得我们可以超越传统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的视角，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王尔德笔下的这一女性形象[4]。 女性主义电影学家LauraMulvey提出了“男性凝视”（malegaze）这一概念。Laura认为，电影中的凝视是属于男性的，女性处于被凝视（begazed）的地位，凝视赋予男性掌控的权利，而女性被物化，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5]。这一原本用于电影领域的理论被女性主义评论家广泛运用到文学评论中，在《莎乐美》一剧中，莎乐美本身正是被凝视的对象。《莎乐美》的中文译本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田汉发表于1921年的译本，在田汉翻译的《莎乐美》中，犹太王希律“那一双鼹鼠似的眼睛始终望着”莎乐美，而叙利亚少年也是“常常望着她”[6]。莎乐美本身对这种凝视是察觉到的，但是对于作为国王和其继父的希律，处于“王权和父权双重压迫之中”的莎乐美愤怒却无法作出有力反抗[7]。 这也是她为何愤然离开筵席，用冷漠的态度面对希律的调戏，以此表示对自己被作为“被凝视”对象的不满和对王权父权的反抗。另一方面，在莎乐美与约翰的关系中，莎乐美则成为“凝视”的主体，而约翰成为“被凝视”的对象。莎乐美对约翰的大胆追求充分体现了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因为“妇女的失去自我，首先从失去对自我身体的欲望的感觉开始，她们的觉醒，也就要从身体的觉醒开始”[8]。莎乐美一听到约翰的声音，便赞美“好奇妙的声音”，在见到约翰后更是对自己的爱慕和欲望直言不讳：“约翰!我爱上了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像田野中间没有刈过的百合花一样的白。你的身体白得和山上的积雪似的……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像你身体这样白。——让我触一触你的身体!”“你的嘴像象牙塔上的红带子似的。像用象牙小刀截成两半的石榴似的……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像你的嘴这样红的……让我亲一亲你的嘴”[6]。莎乐美对约翰容貌的赞美一反传统文学中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和欲望，在莎乐美这里，约翰成为描写和欲望的对象，从而使男性的身体进入女性的审美视野中。在遭到约翰的拒绝后，莎乐美连续八次重复了“我要亲你的嘴”“让我亲你的嘴”。在父权社会里，女性的声音是被压抑的，话语权的缺失使女性无法表达自己的欲望。而莎乐美打破了这种“失语”的状态，将自身的欲望和想法大胆表达出来。 而作为莎乐美凝视对象的先知约翰，拒绝望莎乐美一眼并诅咒莎乐美，这种行为本身就反映出男性对于不受自己控制的女性的恐惧，正如莎乐美捧着约翰头颅所说的：“你因为怕了我所以不敢望我吗，约翰?”[6]莎乐美为了得到约翰而采取的手段是病态而残酷的，但是不能忽略在这个过程中莎乐美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以及她对自己所处的一个父权社会的清醒认识。莎乐美知道自己是希律和叙利亚少年的欲望对象，于是先是利用叙利亚少年放出约翰，再是引诱希律作出承诺而得到了约翰的头颅。这样一来，莎乐美在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中采取主动，占据主导性地位，颠覆了女性被动的局面。莎乐美对于约翰的爱是强烈的、自我的，而她对于希律和叙利亚少年的态度则凸现出她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2 《莎乐美》的翻译与文学再现 中国翻译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从东汉到明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在中国近代早期即清末到19世纪30年代对西方科技作品和基督教文本的翻译；第三次则在19世纪后半期对于西方思想和文学的翻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翻译高潮中，在文化的多元体系中，翻译都充当了边缘的、外围的位置，即当“异者（theOther）”被认为对当前社会体系不构成威胁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的[2]。 与以往两次翻译高潮不同，在五四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本身面临着挑战，西方世界的新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大量涌入。由于中国正当积极渴望吸收新思想的阶段，翻译活动在这次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时期，“出现了文学‘真空’，在这样一种真空中，外国模式容易渗入，翻译文学因此担任了中心位置”[3]。当时大多数的翻译作品都是以白话形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期让读者接触并熟悉更多的外来词汇和思想。这时翻译文本当整个社会在“转角”时，承担了文学多元体系（literarypolysystem）的“中心”位置。这时“是主要作家（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先锋派成员）在完成最显著的或最被接受的翻译文本”[3]。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们意识到了引入西方文学的重要性，正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中国古文文体，包括贵族文学、经典文学、背景文学等文模式应该被抛弃；反之，建立简单易懂、贴近生活、创新革新的文学模式[9]。因此他们对于源语文本的选择是带有特定目的的，也就是要能够帮助建造中国的新文化。 文本的选择反映了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美学选择。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对于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作品有一个翻译的高潮，这也就说明了译者们认为该作品代表了有引进意义的精神和价值观。《莎乐美》被五四作家们奉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五四作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唯美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反启蒙反现代性；莎乐美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不惜生命追求爱情的精神，成为五四作家心目中理想、爱情、反抗传统的代表，对其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全剧结尾，莎乐美亲吻约翰的头颅而死的情节成为很多作家在创作中刻意模仿的对象。“换言之，中国早期戏剧存在一个鲜明的‘莎乐美’的模式”[10]；而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意识的莎乐美，更是给了这一时期女性作家们丰富的创作灵感。莎乐美身上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男权的反抗契合了五四时期知识女性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从而反映到她们的文学创作中。 在中国文学史上，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在平等的人的位置上言说女性心声。尽管在过去也有这样那样的女性作家或以女性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人的文学”使得女性创作者在“人的发现”这一大时代背景下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开始对女性命运和引发女性问题的社会原因进行思考。五四时期女作家笔下的题材是丰富多样的，但是，“个性解放”的主题引发了她们对爱情的思考，封建社会里女性长期被压抑的追求爱情追求幸福的声音终于得到释放，“爱情已经成为新道德的一个总的象征……在这场解放的大潮里，爱情与自由具有同等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恋爱和宣泄情感、力量，个人就能够成为一个充实、自由的男人或女人”[11]。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五四时期来到中国的莎乐美，是如何在女性作家以婚恋为主题的创作中留下痕迹，如何影响目的语文化，在众多女性作家作品中得到再现的。 莎乐美身上具有的反抗父权与王权、大胆表述自身欲望的女性主体意识与五四时期女作家们对于爱情和个性的追求是相互吻合的；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例如琳丽、莎菲、净容身上都有鲜明的莎乐美的影子。《莎乐美》的翻译影响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她们通过自己的解读和改写，为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女性文学作出了贡献。 白薇的《琳丽》就是一部明显具有莎乐美风格的诗剧，《琳丽》无论是从主题模式、唯美理念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受到《莎乐美》的影响，而女主人公琳丽的爱情观和命运更是与莎乐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琳丽“把恋爱看作生命”，热烈地爱着音乐家琴澜，在琳丽眼中，爱情是唯美的，高于一切的[12]，这与田汉译本中莎乐美所指的“爱的神秘比死的神秘还要大些。除了爱我们什么都不必管呀”如出一辙。然而琴澜对于琳丽却是若即若离的，他说：“我不能叫那一个女人爱我到死，也不能有哪一个女子能叫我爱死的。”女方对爱情的执著和男方对爱情可有可无的态度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真实的男女关系。后来琴澜变心爱上了琳丽的妹妹，这让琳丽对于爱情的梦想破灭，这样一个三角模式也几乎与希律、莎乐美和约翰的三角关系一样。剧末琳丽佩戴着蔷薇花自杀在清澈的池水中，而三只猩猩张牙舞爪撕杀了琴澜，这种充满暴力色彩的毁灭性结局几乎也与《莎乐美》一样。琳丽和莎乐美都是信奉爱情高于一切的女性，她们的付出却得不到男性的尊重与回报，于是走上了极端的道路。除了创作，莎乐美也影响到白薇自己的恋爱生活。白薇在给她的恋人杨骚的信中曾说：“啊，爱弟!你不杀我我会杀你，我非杀你不可!我是‘Salome’哩，我比‘Salome’还毒哩”[13]。然而，这种在五四女作家中普遍得到反映的将爱情极端化、神圣化的态度，却未能给她们的爱情一个满意的答案。如同琳丽遭遇负心的琴澜一样，杨骚最终还是背叛了自己最初的爱情宣言，这也给当时白薇创作《琳丽》提供了一些思考。 莎乐美身上的女性意识，还在于她对自身欲望大胆的抒发和表达。五四女作家力图打破根深蒂固的封建礼制和男性中心社会意识，改变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对象或生育工具的被动地位，描写女性自身的欲望和渴求。到了丁玲这里，两性之间的爱失去了五四早期将爱视为信仰的神圣意义，而变得更加真实和具有层次。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对女性欲望的正面描写第一次出现在了女性文本中。莎菲是一位自由女性，不受封建家庭的约束，小说集中体现的就是莎菲与苇弟和凌士吉的关系，尤其是她与凌士吉的关系。莎菲毫不掩饰自己对凌士吉的欲望，她为他的外貌所吸引，渴望他的红唇[14]。与约翰一样，凌士吉成为莎菲审美和欲望的对象，莎菲在这场两性关系中占有主动权。在莎菲这里，中国女性第一次摆脱了千百年以来自己被男性审美以及消费的命运和地位。和莎乐美相同的是，莎菲在作为欲望主体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了自己作为欲望客体的事实，并且对来自男性的欲望进行了抵抗和消解。莎乐美的抵抗导致欲望主体和客体的双重毁灭，而莎菲抵抗的结果则是抑制了自身的欲望。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部以女人作为欲望主体的女性小说，主角莎菲同莎乐美一样在自我欲望的苏醒和男性欲望的包围中进退两难，不同的是莎菲最终以孤独为代价守护了自我精神的独立和尊严。莎乐美的死亡和莎菲最终的孤独，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女性的欲望在男权社会始终不能得到正常的诉求，可以看出丁玲对于莎乐美精神的改写和承继。 而苏雪林的三幕剧《鸠那罗的眼睛》更是沿袭了《莎乐美》的故事模式。《鸠那罗的眼睛》改编自唐朝佛教著作《法苑珠林》，苏雪林对故事作了彻底的改动，剧中人物与《莎乐美》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王后净容就是莎乐美，王子鸠那罗则是先知约翰。王后净容因为爱着“风流美貌的青年王子”鸠那罗而得不到回报[15]，就像莎乐美要约翰的头颅一样，狂热地渴求着爱情的寄托物——那双“像雪山鸟似的眼睛”，最终采取极端手段完成了自己对爱情和对男性的报复。 随着五四运动的落幕，莎乐美又继续影响着海派女作家的创作，例如张爱玲作品中对于女性欲望的描写，如《茉莉香片》中的葛薇龙与《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16]。可以说，直到现在，莎乐美仍然给予女性文学以灵感与启发。 五四时期，这一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翻译文学在当时作为文学多元体系的中心位置填补了文学“真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胆并积极地引进了众多的外来文本，其中突出的一部作品便是王尔德的《莎乐美》。译者对于《莎乐美》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因为其代表的女性主体意识可以作为反传统的代表促进普罗大众对于先进思想的接受。田汉译本中的莎乐美形象着重于勇敢、牺牲与独立精神，这一形象影响了很多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并符合新文化运动中“新女性”的角色。莎乐美在王尔德作品中的反现代的意义被忽略了，通过《莎乐美》的翻译，其女性主义意义为五四女作家所改写再现，一再地在她们的作品中得到承继，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参与文化和社会的构建过程，对五四时期以及以后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3 结 语 本文从社会、文化视角来说明《莎乐美》的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研究认为：《莎乐美》的翻译与当时翻译占据文化多元体系中心位置、译者有意识的选择、社会的需要等因素息息相关。翻译使得莎乐美这一形象成为参与文化和社会构建的因素，在众多五四女性文学中得到再现，影响了目的语文化。当然文化和社会的因素林林总总，限于篇幅，本文未能逐一完全分析，只对重要一些方面进行简述，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处，如本文引用的译本为田汉的译本，未能对其他译者的译本作对比分析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在未来的同类研究中加以重视。 参考文献： [1]Toury，G.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Tel Aviv：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and Semiotics，Tel Aviv University，1980. [2] BassnetS，LefevereA.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on Literary Translation[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2001. [3] Even-Zohar，I.PolysystemStudies[J].specialissueofPoeticsToday，1990，11（1）. [4] 周小仪.莎乐美之吻：唯美主义、消费主义与中国启蒙现代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1（2）：67-89. [5] Mulvey, L.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C]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Laura Mulve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6] 王尔德.莎乐美[M].田汉，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 [7] 吴学平.女性的声音——莎乐美新论[J].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39-42. [8]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9]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7（2）. [10] 肖国庆.世纪末思潮和中国现代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1] Oufan Lee. Incomplete Modernity: Rethinking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 Project[M]//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Capita:l China′sMay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1-120. [12] 白薇.琳丽[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13] 白薇，杨骚.昨夜[M].上海：上海南强书局，1933. [14]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M]//丁玲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5] 苏雪林.鸠那罗的眼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16] 张爱玲.传奇[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原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