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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说，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现实生活的形象表达，因此它毫无疑问要关乎当下。尽管这是个貌似“古老”的说法，但好像人们已经淡忘了许久，本应不成问题的反倒成了问题。当看到美国作家丹·布朗的小说在一部部“蹿红”时，看到《达·芬奇密码》成为超级畅销书随后成为常销书、《失落的秘符》首印650万册创纪录的时候，文学家们有的惊讶，有的困惑，有的妒嫉，有的鄙视，也有的争相效仿，但却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思考其作品走俏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丹·布朗的每部小说关怀的都是当下和未来，而不是囿于自己生活或心灵小圈子的陈年旧事或意识流，从而决定了其作品面向大众的特色。 实际上，转念一想，丹·布朗只是恢复了小说的本来面目，尊重了小说的向有传统而已。小说本是“道听途说”的东西，之所以能被道听途说，是因为有新奇的内容，所谓无巧不成书，正是这个道理。西人说的“novel”本来就是“new and strange”，亦即“新、奇”的意思，所以才用来指代这一文学样式。小说要想“新”，其着眼点或表现重心首要的是放在眼前。丹·布朗显然深知个中肯綮，尽管其作品的“材料”或素材从历史的沉渣中搜索了不少，但这些扒梳来的东西无一不是拿来为“现在”，或时髦点说是为当下服务的。当然“新”自然就很容易“奇”，丹·布朗的每部书里都涉及很多学科和新的知识点，像《骗局》一书就涵盖了海洋学、冰川学、古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天体物理学、气象学以及航天科学和军事科学等领域的专门知识，同时还涉及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全国勘测局、美国太空署北极科研基地、三角洲特种部队等多个美国政府的高度秘密机构一样，的确让人称奇。但作者并不是一味地卖弄学问，而是关注其背后的故事，揣摩其文化蕴涵及其与现世人的依附关系，从而提升了作品的整体品格。这样的小说在国内却一下难以想到，一时间恐怕也很难出现。一则大家忙着搞经济建设，无暇去十年磨一剑；二则是这代人的知识储备先天不足，文理科之间可谓冰火两重天。没有几个作家真正懂得自然科学或相关学科知识，也不是很多科学家或院士真正懂得文史哲。以科幻小说为例，像两院院士潘家铮那样创作过多部质量上乘的科幻小说的科学家真是少之又少，而写出很有分量很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的科学家在西方一点都不稀罕。纵观科技领域，西方不少天文学家、航天工程师都有过相关的创作经验，而很多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地质学、考古学、心理学、工程技术、电脑科学、医学等专业的工作者，都对科幻文学创作情有独钟，而且成绩斐然。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不但是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还是科幻小说《瓦尔登第二》的作者。文理兼通且做到较好平衡的文人在欧美国家也相当不少，我们熟悉的美国作家中，远一点的有霍桑、马克·吐温、海明威，近一点的斯蒂芬·金、约翰·格里森姆和眼前的丹·布朗都是如此。 读丹·布朗的小说，我们不觉得他在掉书袋或卖弄夸耀，更没期望达到让读者点头赞许的简单目的，而是很自然地引导读者一起思考当下应该关注的问题，或是关乎人类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问题。如果说《数字城堡》十多年前刚出版时关注的还是美国公民隐私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矛盾，那么现在看来这部小说的启示已经涉及到网络安全问题、因特网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和对人类生活方式发生的深刻冲击，读者已能感觉到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普遍意义。《天使与魔鬼》中最关键的“道具”——能量无比强大的反物质，几乎让每个读者都能把科学与双刃剑联想到一起，很自然地去思考对科学发明的正确、合理、节制、生态地使用的深层问题，甚至思考人类要避免自我毁灭的大问题。《骗局》以美国总统大选为背景，关注政治道德、国家安全与高科技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高科技政治惊悚小说，对美国大选这一敏感话题的切入着实拨动了读者的心弦，而高新科技等新元素的有机融入又极大增加了作品的耐读性。《达·芬奇密码》则在艺术与宗教交织的谜团中探索古老的宗教悬案，这部小说可以有多种解读，但它对处于“上帝已死”的信仰危机时代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可能是打扰了人们多年来理性的沉寂，也可能是搅乱了很多人单一童稚的心灵，弄得一时天下大乱，总之都形成了轩然大波，但这正是最好的阅读效果，也正是作者和出版商梦寐以求的书市效应。 《失落的秘符》的走俏再次证明丹·布朗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但绝不是个只会讲故事的人。他的作品总是表现出对文化问题的深层认识，探讨着当下社会中的诸多疑团，关心着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生活现状，字里行间流露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就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社会环境之中，就在人类因自身渺小而惶恐的历史时刻，《失落的秘符》让人找回了生活的乐趣和勇气，让人们认识到原来人类还有很多潜能有待开发，身边还有很多意义有待寻觅。我们自以为已经对人类自身、对所建构的物质世界知之不少，其实在许多方面都熟视无睹或懵懂无知。与掇拾到的东西相比，我们失落的似乎更多，我们深知失落了人类生存的根本和意义。因此，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之中找寻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力量之源，让沮丧的人类找回失落的信心，或许是这部小说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 从这五部小说来看，丹·布朗的写作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不是面向一隅，自我沉溺或自恋，不是随波逐流，不是靠低级的情节赚得眼球，也避开了已经为很多人所厌弃的互文、拼贴、戏仿乃至恶搞等所谓“后现代”叙事手法，而是走进当下人们的生活，走到学科的前沿“调查取证”。小说要通过故事讲述人生体验，讲述和传达作者对人生和对社会的理解，但要与当下的人有关系，不能让读者有被忽视的感觉，也就是说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要感觉到“我”的存在，要有“我”的参与，这样才能使“我”成为一个“page turner”(翻页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丹·布朗更懂得小说的定义和内涵，更尊重小说的读者，更尊重读者的智商，更多地从读者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他清楚地知道应该为读者提供些什么样的文本，要让读者读到些东西，甚至能让不同层面的读者都能读到些什么，他熟稔大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消费心理，这是读者能够“不虚此行”的原因所在。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