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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家学一脉传承
汤用彤、汤一介父子两代人均为现当代学界巨擘，桃李遍天下，这样的现象在学界并不多见。传奇的形成自有偶然的原因，但其背后也有一定的必然性。笔者阅读今年年初出版的汤一介先生遗著《我们三代人》，领会到很多具体学术研究之外的细节。此书内容上由有关的“随笔”组成，看似不系统，实则有中心，三代人之间的代际影响贯穿其间。 首先是心系家国。汤一介先生出生前十三年祖父汤霖就去世了，父亲与汤一介先生谈论其祖父的情况并不多。不过汤霖先生遗留下的两样东西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喜欢吟诵《哀江南》与《哀江南赋》的家庭传统，另一个则是祖父亲笔撰述的《讌游图自序》短文。汤一介先生从《哀江南》与《哀江南赋》中领悟到“丧国之痛”与“家风”。《我们三代人》一书中，汤一介先生感伤“家风”不能在后代身上延续，浓重的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其次是勇于担当。“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八个字是祖父汤霖《讌游图自序》中的名句，汤一介先生奉其为汤氏家训。在汤一介先生看来，父亲汤用彤是谨遵此家训的，而他自己显然亦是以此律己的。汤用彤先生抗战伊始出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建立了中国学者研究佛教史的典范，结束了之前仰人鼻息的研究历史；不喜杂务，但为北大复校尽心竭力；受胡适托付，掌管北大，勇当其责，努力延续北大传统，未去南京；被任命为北大分管基建的副校长，亦任劳任怨，常漫步于工地。汤一介先生则主持中国文化书院，为改革开放后国学的再兴日夜操劳；怀抱青年的理想，期望成为一代哲学家，提出了众多富有意义的理论思想；晚年又拖着羸弱病躯，主持浩大的《儒藏》工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再其次是学风严谨。祖父汤霖喜“汉易”，“对中外学术治术的源流变迁兴失”特别留意，送儿子们上新式学堂，感叹自己“学不足以成名”，期望儿子辈能够在“学问”上下功夫。汤用彤先生留美学习了西方哲学与宗教的现代学术方法，并结合中国传统的学问精神与研究方法，建立并提倡了新型的学术研究方法，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评近人之文化研究》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的主张，批评了当时几种不良学风，特别强调“学必探源”。汤一介先生指出，汤用彤先生批评当年某些学者“浅”与“隘”的缺点，也是当今学风不正的表现。有些学者“只是知道某一学科的皮毛，就创造体系，以为他的那套所谓‘理论’可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汤一介先生虽然一直孜孜于哲学理论的创新与哲学问题的提出，但从不自认为是哲学家，往往自谦自己的思想很零散、没有什么体系。汤一介先生专门写了父亲对自己的唯一一次责骂的起因说明了父亲汤用彤先生严谨的学风。 1956年汤一介先生调回北大，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据传起因是汤用彤先生将汤一介选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北京市委党校已退休的杨芹教授回忆道：“1956年夏天，其父亲汤用彤病后的身体有所好转，终于可以开始做些研究工作了。周恩来总理去北大座谈时，对他父亲说，你的学问可不能带走，你要把你的学问传给能够传承你的学问的人。他父亲好久不吭声，周总理又强调说，我建议你赶快培养你的接班人。汤老先生考虑了好久对总理说，我认为我的儿子做我的接班人最合适。周总理就马上问，你儿子在哪里呢？汤老先生说，他在北京市委党校。周总理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协调调动事宜。”（《党校人物之汤一介》）从文章中不难看出，汤用彤先生对既是学生又是儿子的汤一介寄予了厚望。汤一介在做汤用彤先生助手时，协助收集材料，帮助编辑《魏晋玄学论稿》；在汤用彤先生去世之后更制订了详尽的遗稿整理计划；改革开放后又先后整理出版了《汤用彤论著集》《汤用彤全集》等，晚年又带领学生整理更全的《汤用彤全集新编》。（作者杨浩,单位：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26日第7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