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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的棉花糖》是毕飞宇的一部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叫红豆的年轻人的人生悲剧。小说名字源于美国诗人尼基·乔万里的同名诗《雨天的棉花糖》。作家在开篇处引用了该诗的第一节，篇末则引用了里尔克诗《严重的时刻》的后两节。整部作品以诗始，以诗终，如同一道彩虹，两端隐没在一片富于哲理的诗意氛围之中。结构故事中诗性与哲性的交融是小说文本的一大特色。本文将这种诗性与哲性交融的状态称为“诗意理性”。“诗意理性”在作品中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小说语言所呈现的诗性思维、议论话语与关注视角折射出的哲性因素、诗性与哲性的双向载体——意象的营造。 小说语言华美浓丽，处处显示出诗性思维的特点。诗性思维习惯感性与直觉，强调情感、想象力及创造力。维柯在其著作《新科学》中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诗性思维作了精辟的阐释。维柯认为，作为人类祖先的灵长类动物，由于基因上的某种突变，导致它们把现在看来是客观的外物都看做具有它们内在感受的现象，即比喻或拟人地看待外物。因此，他提出“诗的最崇高的功绩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维柯：《新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03页。。维柯指出诗性思维有两个规律：一是“自己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从“无知”走向有知，即以己度物，这种使世界人格化，“使无生命的事物显得具有感觉和情欲”的诗性创造方式又可称为“隐喻”；二是以物的类比，以物度物，把个别事物“形成想象性的类概念”(类似于典型化手法)。小说《雨天的棉花糖》体现了诗性思维的这些特点。《雨天的棉花糖》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诗性思维借助主观感受性的语言在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我听见红豆的喉咙里发出很古怪的声响，类似于秋季枯叶在风中的相互摩擦”；“我向外走了两步，一屁股坐进旧藤椅中，旧藤椅的吱呀声翻起了无限哀怨”……无论形象的比喻还是外物的人格化，小说中总能轻易找到这些洋溢着诗性的语言。中国现代诗曾提倡“思想知觉化”，即“充分发挥形象的力量，并把官能感觉的形象和抽象的观点炽热的情绪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孪生体’”。袁可嘉：《九叶集》序。这亦是诗性思维的一种体现。取远譬、语言陌生化、移用等现代诗的修辞技巧在小说《雨天的棉花糖》中均有出现。 运用最为普遍的是取远譬。取远譬突破了传统隐喻物质性的相似性和比喻关系的明了性，建立在对世界的精神性理解上，隐喻的关联主要是心理感受的相似性和比喻关系的复杂作用。“在枪声里头生命像夏天的雪糕……看不见有人碰你，你自己就会慢慢化掉。”以夏天的雪糕譬喻战争中的生命，一种难以言说的生命体验瞬间形象化了，变得生动可感。又如“红豆的父亲庄重地用左手从领导手中接过一堆红色与金色的东西，他的右手被美国人的炮弹留在了1952年的朝鲜。红豆父亲接过红色与金色的东西时，觉得今天与1952年只有一只断臂一样长，一伸手就能从这头摸到那头”。这几乎完全是诗的思维方式，自由、跳跃，两个不同时空的剪接具有电影中蒙太奇镜头的效果。以断臂喻时间，使话语呈现出新鲜、奇异的艺术效果。语言陌生化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少年红豆女孩子一样如花似玉”，性别话语的刻意颠倒，打破了话语运用的常规；“红豆的生命是从他的手指尖上跑走的，他死去的指头指着那把蛇皮蒙成的二胡，红豆生前靠那把二胡反复搓揉他心中的往事。”将“生命”、“往事”这种抽象的概念配以“跑走”、“揉搓”等有具体所指的动词，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与感性把握。这样的修辞在小说中并非一个个孤立的语言现象，相反，它们不胜枚举，如同漫山遍野的野花开遍了整个文本，为作品渲染了浓郁的诗意色彩。 小说议论话语与关注视角所流露出的哲性因素也非常醒目。“人的灵魂不能被点亮。点亮了就是灾难。人不能自己看见自己，看见了便危险万分”；“人类总是与生活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失之交臂，那些东西又总显得那么平淡”；“生命这东西有时真的开不得玩笑。我坚信儿时的某些细节将是未来生命的隐含性征兆。一个人的绰号有时带有极其刻毒的隐喻性质”；“生命是讨价还价不得的，无法交换与更改。说到底生命决不可能顺应某种旨意降临你。生命是你的，但你到底拥有怎么样的生命却又由不得你。”……小说中这些发人深思的文字，处处散射着理性的火花。它们所占篇幅不大，却显示出作家强烈的倾诉欲望和将人生体验哲学化的努力。表现“存在的无奈与活着的痛”是毕飞宇小说恒常的主题之一。在小说《雨天的棉花糖》中，作家关注视角的选择亦折射出浓郁的哲性色彩。小说主人公红豆的原型来自两个真实的人，毕飞宇在采访中说道：“在乡村的那段生活里，我总会遇上一些不可思议的人与不可思议的事。譬如说，在我们镇上有一个中年大学生，那时的大学生可了不得，这个人特别古怪，光棍，从来不说话，大家都说他疯了。这个疯子一天到晚在家拉二胡，不拉现成的曲子，都是即兴的，声音特别哀。他四十不到就死了，却把二胡的声音留给了我。……后来我又碰上一个军人的妻子，她的丈夫从战场上回来了，老是做噩梦，被蛇缠着。后来我把这两个人合起来了，成了红豆。”毕飞宇、姜广平：《“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毕飞宇访谈录》，载《花城》，第11页。可见最初触发作家创作的是现实生活中两个人物的故事，但在创作中，作家关注的便不仅是这个悲剧的外在形态，而是造成这种悲剧的“内因”，换言之，作家力图复原的是悲剧中大写的“人”。主人公红豆小时候是一个腼腆漂亮得像个女孩子般的男孩，由于性格懦弱他常成为其他男孩的嘲笑对象。盼子成英雄的父亲对他非常失望。而性别与天性是不容红豆自己选择的。高中毕业后的红豆阴差阳错走上了战场，但战争没有把他塑造得坚强，被俘的经历使他对自己加倍地失望与憎恶，这些失望与憎恶又最终把他推向了人格分裂。红豆的人生悲剧是性别、性格、环境和际遇共谋铸成的。作家在这个故事的讲述中传达出人面对生命选择的无力，探讨了生命的局限这样一个沉重的命题。 小说中意象的营造体现了诗意与理性的高度交融。作家以意象的方式探进日常生活的深处，探进主人公红豆的潜意识世界，于梦一般的朦胧中发掘出主人公隐秘而痛苦的灵魂。它们营造出一种朦胧恍惚又充满感伤的诗意氛围，开拓出充满哲理意味的心理空间。因此，富有隐喻与象征意味的意象便义不容辞成为诗性与哲性的双向载体。作品中的意象繁多，本文将这些意象大体归为两类。 一类是和梦想、救赎有关的意象。二胡、乳都在此类。那把伴随红豆多年的二胡可以说是红豆最亲密的知己。它承载了主人公红豆内心的喜怒哀乐。红豆对二胡的喜爱浸透着他对自己天性的认识与坚持，二胡拉出了他的梦想，也拉出了他内心的无限哀愁。反复出现的乳的意象也是富有暗示性的。“乳峰像抽象意义上的母亲”、“这才是我的家”，“家”与“母亲”的概念体现了红豆内心对安宁、温暖、幸福的无限向往。二胡与乳对红豆的生命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为主人公红豆命运提供了转折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救赎的意味。如果红豆当年考音乐学院而不是去当兵，那么他将从此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更符合他性格气质与追求的世界。然而在父亲的阻挠下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二胡没有将他从悲剧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或者红豆在曹美琴那里找到真正的爱情，找到一份真正的感情寄托，那么他的命运很可能也会由此出现转机。但是风骚庸俗的女人曹美琴承受不起红豆这份感情重托，轻而易举就打破了他的情爱幻梦。二胡与乳如同希望之火出现在红豆的生命中，却最终幻灭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 另一类是和战争有关的意象。这是一组繁复的意象，包括蛇、山洞、枪声、囚服上003289的编号、父亲等。蛇、山洞、枪声等意象构成了红豆对战争的恐怖记忆。小说里写道：“战争并不意味着打仗。打仗只是战争的一部分。所有的忍耐、接受、焦虑、恐怖，都成了打仗的附属物，吸附在战争的隐体下面。”因此，战争给红豆留下的最恐怖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蛇，蛇不仅盘踞在红豆的潜意识世界，而且时常现身于红豆以后的生活中，阴影一样覆盖着红豆的生活。囚服上的编号与父亲在红豆的意识里则是两个和羞耻有关的符号。囚服上的一串数字编号与被俘的记忆相链接。战争没有使他成为父亲期待的男子汉，反而增添了他内心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在以后的岁月里无时不提醒着他的怯懦与无用。父亲作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亦是红豆羞耻感的来源之一。父亲辉煌的过去对他不是骄傲而是精神的重压，父亲的失望与无情指责加重了他对那个怯懦的自己的痛恨。这些与战争有关的恐怖与羞耻感挥之不去，甚至胜过战争本身，使红豆的精神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泥淖之中，在现实世界找不到救赎的红豆便无可逃脱地成为了这场悲剧的主人公。 不仅《雨天的棉花糖》，“诗意理性”在毕飞宇早期小说创作的历史中几乎随处可见，《孤岛》、《叙事》、《楚水》等作品中无不活跃着“诗意理性”的身影。这是一个有趣同时又发人深思的问题。说到底“诗意”指向的是小说的艺术，“理性”指向的是小说的思想，作品中的“诗意理性”体现了作家对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自觉追求，显示了作家创作的“自觉”。这种“自觉”使毕飞宇的创作在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深度”的青睐，对“意义”的钟情和对语言艺术性的迷恋。这也可以说是作家诗人气质的自然流露。与新生代的许多作家一样，毕飞宇也是由写诗转向小说创作的。当然如果仅有这些作品难免走上晦涩虚浮之路。毕飞宇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深知小说这一体裁的独特性，将创作的自觉追求建立在相对完整通俗的故事的基础上。他的小说有故事，有人情，有世态，“诗意理性”栖居于这些之上，亦俗亦雅，若轻若重，形成作品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无论是诗性还是哲性，都属于“人文”的范畴，对“人文”的“用力”，使其作品显现出浓厚的智慧优雅的文人气质。毕飞宇喜欢给他小说的叙述者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叙事》的叙述者是历史学硕士，《楚水》的叙述者是历史学博士，《雨天的棉花糖》的叙述者是大学毕业的公务员。即使那些第三人称写作的小说中，潜在的叙述者也是智慧而多思的。“文人气”背后自然要有才华和知识的支撑。毕飞宇作品中“文人气”最浓的大概要推中篇小说《叙事》，才气和知识融合得非常完美。“文人气”的缺点就是有时不免“炫技”之举。比如《雨天的棉花糖》里因一句口头语引出的一番议论，文字本身是精彩的，甚至可以说作为旁逸斜出的枝节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美感，但与叙述内容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这于叙述来说无疑是伤害性的。 毕飞宇是新生代小说家中卓有实绩的一位。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艺术自觉的作家，毕飞宇一直没有放弃艺术上求新和求变的尝试。比如口语化的语言逐渐取代了早期浓丽文雅的书面语言的主导地位，叙述中直接的议论减少了，冷峻细致的描写增多了。这一过程使“文人气”淡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鲜活了。随着阅历、年龄与写作自信的增加，作家创作开始由“自觉”走向了“自主”。诗性与哲性的追求以不动声色的姿态内化到作品内部。走出“诗意理性”，进入创作的另一方天地。我们期待毕飞宇带来新的惊喜。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