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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天仿佛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材料。天工造化，造化神奇，直木为梁，曲木为犁，能生出长鼻子你就去作大象，有尖嘴巴你就去当土拨鼠，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爱因斯坦二十六岁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毛泽东五十六岁创立了新中国，鲁迅想当个好医生却成了大文豪，华罗庚给杂货铺当学徒连算盘珠子都拨拉不到却不能妨碍他在数学王国里潇洒遨游，文天祥凛凛然写了《正气歌》，劈头两句就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气就是浩然之气，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天地以其浩然之气赋予万事万物，虽然有点乱纷纷的样子，但绝不是无序的，天造地设，阴阳分晓，该成龙的成龙，该成凤的成凤，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十步之内可寻芳草。公元1939年冬月十三，一个男孩子诞生在张广才岭和松花江环抱着的一处显然是山水灵秀的小地方黑龙江省延寿县，那男孩刚一君临世界就仰天大笑——是为笑天——他那笑声包含的最初和最强烈的信息就是：我不必作将军或巨贾，我当成为作家。 邓友梅说：张笑天是怪才 当代中国作家没有几个具备张笑天那样的禀赋。他常常使我们心神不定，“既生瑜，何生亮”，跟他在一块，常常使我们对自己当作家的能力产生怀疑。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说是“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跟张笑天在一块，我们常常神色沮丧。 什么叫“下笔万言，倚马可待”？这话说的是李白，也是说的张笑天。想当初，张笑天刚从隐藏在长白山皱折中的山城敦化调来长影，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如雷灌耳，如日中天，却已经开始制造神奇和传奇。比如那时候的《吉林文艺》即现在有名的《作家》杂志，由于稿件来源少，刊物审查严，时常出现断炊现象。明天就要发排了，今晚稿子还没凑齐呢，又不能开天窗，编辑们你看我我看你发怔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张笑天。想到张笑天，就是找到了法子。 或是八千字，或是一万字，要头题给头题，要二题给二题，明天一早上班，咚咚的敲门声，必定是此人如约来送稿子了主编大人，我的朋友，你何必为这点小事皱紧了眉头？ 这样紧急的勤王救驾，这样紧张的救场如救火，没有哪个人承担得了，张笑天就行。 而且是从从容容完成使命的。我们不得不佩服他，虽然在佩服之余难免在心里暗暗骂他：“这家伙……”这家伙使我们大家一齐变成了笨鸭子。 张笑天神鬼莫测的写作速度很快地传扬四方，人们想不理他也办不到，他的名字总在你眼前跳来跳去，书本上、杂志上、电影和电视上，我稍一定神，那个名字就笑嘻嘻跑出来了，其速度之快频率之高为中国文坛所仅见。 从1973年张笑天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雁鸣湖畔》迄今二十五年来，读者和观众见到的他的作品计有：长篇小说十部，中篇小说五十五部，短篇小说和散文一百余篇，电影文学剧本三十五部，电视剧七十余部(集)，总计约一千二百万字。这样巨大的产量，在中国作家中如果不说是绝无仅有的，也得说是为数甚少的，极为罕见的，叫人吃惊不小的，文坛之上难得此一遇的。 这样，围绕张笑天写作之快，就出现了种种说法。怀疑论者大摇其头，连呼“不可能”，说“那怎么可能”，相信论者则在张笑天头上制造了一个神秘光环，例如说这个人本来生有两个脑子，每当写作时，一个脑子负责写上句，另外一个脑子就赶忙替他想下句，以至于张笑天的朋友，如今正在商海中推波助澜的作家顾笑言开玩笑说：“不用美，等你死了看那些大医院怎么抢你脑袋吧。” 医学界肯定对研究这位作家的大脑感兴趣，但眼下以及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轮不到他们，眼下是我们文学界的同仁先得近水楼台之利。 1981年就发生过这么一回事。那年夏天，有一个笔会在大长山岛举行，一下子笼络来不少小说家。主人殷勤迎候说我们这地方食有鱼玩有景，请大家轻松轻松不要客气，但谁都明白，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吃过玩过之后，不交篇稿子是对不起东家的。好在都是大手笔，吃吃玩玩写写，写不出长的来个短的也能敷衍过关。 邓友梅也来了，还有从维熙。二位都是五十年代就已成名的大作家，与当时资历尚浅的张笑天比起来，不啻前辈。 偏偏邓友梅和张笑天合住在一幢将军楼的套间里。邓在里屋，张住外间。 这一天没有安排活动，大家意识到是主人圈鸡准备拣蛋了，于是都赶紧埋头书案。邓友梅虽然贵为前辈，其时年龄也不大，人又非常随和而且富于情趣，尤其是他那一双眼睛总是带着很有生气的顽皮模样，无论谁和他接触，都会从心底里感到投缘。那时候邓友梅就不好生下蛋，一会儿从里屋溜出来，悄悄地踅到张笑天身后偷看，每一回都见到那位在极认真地伏案疾书。午餐桌上，他就郑重宣告：报告大家，笑天已经写了几千几千字，同志们努力呀。大家就都转过头来看这位文坛快手，主人就大高兴喊服务员快倒酒快倒酒。 邓友梅和从维熙后来把他俩的观感形诸文字，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张笑天写作的第一手材料。二位文坛大家写道：“我俩曾目睹他下笔如行云流水，一日之内，写成万字的短篇小说。不但文稿清清爽爽，而且很少有丢字漏词及涂抹之处。文思的彩翼在稿纸上展翅飞翔，使同行们为之目瞪口呆。” 那次笔会，张笑天于不经意间出尽了风头。面对才华横溢的京津沪作家以及江南才子才女，他为我们关东人长了志气，添了豪情。不过，邓、从二公大概有所不知，日夜兼听黄海波涛喧响的那几天里，我们的张笑天除了为笔会主人交上了一个万余字的短篇小说之外，人不知鬼不觉中，他还完成了一个中篇，就是后来发表在《当代》杂志上引起了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们极大兴趣的《公开的内参》。这部将近六万字的中篇小说，是他用几天活动中的空隙一挥而就的，送《当代》之前，他又改了一遍，也只用了一天。《公开的“内参”》在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初起之时，敏锐地觉察到新的思维方式将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中国大地上将出现以传统眼光审视绝对看不惯的新人，而这种新人首先将出现在接受新鲜事物较快的文化阶层，特别是大学校园里。尽管小说把女大学生戈一兰写得很坏，但她身上闪耀的批判光芒，却使大学生们感到亲切。这就是为什么小说一发表，大学校园里立刻洛阳纸贵的原因。年轻人的反响如此强烈，以至作者不得不响应他们的呼吁，又写了《公开的“内参”续编》。 邓友梅、从维熙二位在惊叹张笑天非同寻常的写作效率时，曾试图解释缘由，他们写道：“如果仅用‘精力旺盛’和‘年富力强’来探索笑天同志的创作道路，或用‘才思敏捷’以及‘天赋厚实’等词汇，来解释发生在笑天同志身上的文学现象，那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文坛上‘年富力强’和‘才思敏捷’的佼佼者，多如天上繁星，但在创作产量和作品表现的生活幅度上，都是很难和笑天同志媲美的。” 那么，究竟怎样说明这种张笑天“文学现象”呢？邓、从虽然著作等身，思想深邃，却也分明感到了一点困惑，只好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办法，称他们这位年轻的同行为“怪才”了。他们用毫不含糊的口吻说：“不承认笑天同志的‘怪才’是不现实的。” 这几乎就是一锤定音。后来，文学界在碰到张笑天连绵不断发出的难解之谜时，就都摇摇头，说一回“怪才”，然后大家各自走开了事。 是啊，这个张笑天，他为文是个“怪才”，他为人也是颇为怪哉的。 阎敏军说：你大事不糊涂 前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阎敏军同张笑天一起去日本访问之暇，看着张笑天含笑点头，若有所思，说：“你这个人呀……”张笑天被看得心里发毛，却还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笑问：“我这人怎么啦？” 年轻的长影厂长说：“你大事不糊涂呀。” 张笑天立刻满脸绽开笑纹，现出受宠若惊的神情，但是却不敢说出“知我者阎敏军也”的话。他觉得阎厂长的评价偏高了些，若讲写作，他对自己的能力毫不怀疑，可以说是信心十足，若讲对待生活中碰到的“大事”他就感到没有十分把握了。 阎敏军作为厂长，对自己从前的助手给予那样的评价，是公正的。张笑天主持长影电影文学剧本工作五年，经他手批准投拍的片子从没有发生过大的纰漏，尤其是政治纰漏。张笑天把的这一关，阎敏军是放心的。他的确像那么回事。 记得在张笑天刚就任长影副厂长以后不久，在长影大剧场里开一个什么会，张笑天在主席台上出现了，那是我头一回看见他作为一个当官的出现，就分外留神看。只见这人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水滑，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大步从容地走到麦克风前边站住了，目光扫过全场，好像还轻轻咳嗽了一声，我感到那目光和轻咳里充满了自信。他开始讲话，讲的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声音一如平常，浑厚而稍带沙哑。就凭这一点印象，我认定他将像当作家一样当好剧本副厂长。 后来又有一回，是在他的办公室，是办别的事情顺路去看他的。伪“满映”时代盖的这座堡垒一样的大楼就像关东军司令官阴沉凶恶的脸，我每一次到这里来总会难以遏制地产生一种压抑感。这几乎是日本人留在长春的所有建筑物的共同风格。张副厂长的办公室在二楼，推门进去，迎面是一道屏风，转过屏风才能看到房间的主人。窗子很小，屋子里就也暗黝黝的。张副厂长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前，不是正襟危坐，是稍稍侧坐，我感到他挺有派。我说了几句话，他呜呜地回答了几句话，我感到他真的像那么回事。 那时候我想，人如果像张笑天那么有智慧，大概就能够干什么像什么，干什么都能干好什么了。 但是，后来慢慢就听到了对他不利的消息。从前说他好的人开始讲他的坏话，从前自诩为他的朋友的人开始同他产生隔膜。认真听一听，倒也没有抱别人孩子投井的事。 从前他是总编室一名编剧，写出本子来要送人审，现在他是文学副厂长，谁写出本子来都要交他审。既然是审稿，就有通过的有通不过的，这就有问题了。孩子总是自己生出的好。偏偏张副厂长的审稿语言不如他的写作语言那么讲究艺术性。“文似看山不喜平”，直来直去不是好的文学语言，作者的倾向愈隐蔽，文章愈耐看。当领导的似乎也应该这么讲话，群众才会拥护你。可叹张笑天不明此理，或者虽明此理，却不肯做。他讲话总是直截了当，不会拐弯抹角，心里想的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跟他这个人谈话，你不用费心思猜他的真意，真意他都讲出来了。作为朋友交往，这是一种美德，作为领导讲话，就可能让人受不了。这时候舆论就沸然而起，说得轻巧些也是：像他这种风格，不适合当领导。 这样的舆论竟传到了省里，一位领导同志关心地把张笑天找去说：“不要那样。”可笑张笑天，居然振振有词地说什么：“我这个人缺点毛病不少，惟有一点问心无愧，就是心口如一，您让我把这一条改掉，那我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了么？” 什么叫不可救药？ 这就是了。 “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看就怎么写”的哲学，终于导致了严重后果。1983年，张笑天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遭到批判，尽管那篇小说写得相当深刻。深刻的东西不一定是合时宜的东西。他的自我批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出来。我读了那篇文章，据我看，他的自我批评显然与他的哲学相悖，他说的那些话看起来挺诚恳，其实不一定是他想说的。果不其然，他并没有从这篇小说的遭遇中认真汲取教训。在纯小说艺术方面，他是成熟的，在政治上，他显得相当幼稚。政治幼稚，几乎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自命不凡，却往往分辨不出东西南北风都朝哪边刮，便只能乱翻筋斗，由此又引申出第二个通病：好了疮疤忘了疼。 在难忘的1989年春天，张笑天重蹈覆辙。这一回不是在写作上，而是在行动上。吉林电视台摄影记者恰到好处地拍下了他带领长影的一帮跟他一样患有政治幼稚病的艺术家，在长街上呼号奔走慷慨激昂如逢盛大节日。那时，我在荧屏上看到他的样子忍不住跌足长叹。我知道他将面临又一次批判和自我批判。 紧接着他跑到了国外。西方，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滨，佩查罗。跟他在一块的有好几位中国艺术家。这里正在举行第二十五届佩查罗国际电影节，张笑天是出席该届电影节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内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事，几十个国家的电影界人士围住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要求他和他们一起表态。 张团长问：“表什么态？” “谴责中国。” “不!”张团长坚定地说。 他曾经在国内慷慨激昂，此时身在国外他也慷慨激昂；在国内他曾经很幼稚，在国外此刻他很成熟。阎敏军厂长透过数万里苍茫云海，分明看到了并且知道他一定说“不”。那是大事。在被包围中，没办法请示国内，也不能和大使馆联系，坚定的信念和智慧帮助了他，他反客为主抗议把电影节变成了政治论坛，要求主办者掌握局势，否则他就要率领全体中国人退出电影节立即返国。 他们如期返国，走时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回来以后他就为当初在长街上的呼号奔走慷慨激昂作检查，却很少拿在国外的慷慨激昂为自己辩护。他这个人，不怎么喜欢为自己辩护，他在这方面表现迟钝。当初跟他一块上街的有四位厂里领导，数他的名声大，最后受处理的也只有他。自那以后他就离开了长影。 张天民说：这人站着写东西 不知道是谁就张笑天写作速度之快，给概括出了三句话：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一开始是好意，后来这话长了翅膀，满天飞，一位批评家于是写文章，把这三句话说成是张笑天的狂妄宣言，予以严厉批评，并得出结论说，快就是“粗制滥造”。从此张笑天就蒙了“粗制滥造”的恶谥。令人发笑的是，张笑天自己却还蒙在鼓里，有一回大家在一起谈那三“不过”，他竟傻乎乎地问：“这是谁说的？” 面对责难，张笑天心存顾忌，不敢承认自己快了。其实，快不一定就是不好，正如慢并不就意味着高质量一样。诚然，张笑天蔚为奇观的巨量作品参差不齐，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是这样，鲁迅多么伟大，并非篇篇都是《阿Q正传》，老舍创作甚丰，《骆驼祥子》那样的经典也只一部。张笑天的作品已达一千余万字，其长篇小说《永宁碑》具有深刻的历史纵深感和强烈的现实感，如果在它问世那个时候(1979年)有茅盾文学奖，我相信它会是有力的竞争者。他的著名中篇《家务清官》一出现，立刻引起广泛注意，光明日报刊登肖云儒的评论，认为《家务清官》以及张笑天的另外两部中篇小说，“能够从特有的角度去把握和开拓现实生活，能够在作品中艺术地表现出自己独到的眼力和笔力，而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至于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更是人所共识的佳作。 张笑天才华横溢，四面出击，他的电影剧本创作独树一帜，《开国大典》拍成影片之后，连夺十项重奖，《重庆谈判》塑造的毛泽东、蒋介石形象不但我们看了耳目一新，连国民党人士也服气，这部戏当然地又拿到包括全国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奖在内的多项大奖。他的其他电影创作如《她从雾中来》、《佩剑将军》、《黄河之滨》和《末代皇后》等，其艺术质量都称上乘。《末代皇后》还获得了巴西电影节奖。张笑天的电视连续剧《亚细亚人》贴近现实生活，文化品位很高。 张笑天还曾以其全部电影剧本创作成绩以及深厚的艺术实力，于1989年获全国“五佳”电影评选的最佳编剧称号。 如果把张笑天迄今在长、中、短篇小说和电影、电视剧本五大方面的创作成果分给五个人，则这五个人都会在中国当代文坛成名。 一个人同时干了五个人的活计，而且都干得相当不坏，这个人是应该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的，而不是受到责难，责难的罪名更不应该是：你干得太多太快了。 张笑天头上没有劳模、先进桂冠，也没有委员、代表一类荣誉头衔，就连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那样的待遇也轮不到他。但是，他仍然干劲十足地笔耕不休。别的作家都是食指和中指才有茧子的，张笑天则整个右小臂下部都有，那是洋洋一千余万言大观留给他的生命一景。他的头顶正迅速变秃，前额愈来愈开阔，额上皱纹愈来愈深峻，走路的时候，背也有点驼了它们似在默默地讲述着一个人的故事，一个高产作家的故事。故事的主旨是：这位作家虽然天赋甚高，但他不是完全仰赖天赋的。 为了当作家，他下过不少笨功夫。一本《新华字典》，八千八百多个字，怎么念怎么解，他全给背下来了。人们惊为奇迹，因为人们只看见了结果，却不知道为了这结果他是怎样把别人用来闲玩和吃饭、睡觉的工夫都拿来用功的。 张笑天当过十年中学语文教员，他让学生作文，自己也和学生一起作文；他让学生注意观察生活，自己也和学生一样观察生活。他作高中毕业班学生的语文辅导老师，大考之前，总要亲自写出二三十篇范文，学生管这叫“押题”，他是在“押题”的同时训练自己写作。 他是出色的“押题”专家。1965年高考语文作文题为《我站在世界地图前边》，他交给学生的自作范文里边，有一篇题为《我站在地球仪前边》。难怪学生跑出考场，要高呼“张老师万岁”了。 他读大学时候是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毕业分配自然不会把好去处给他，人家是留校、进研究所、上机关，他是一竿子插到长白山皱折里的敦化当中学教员。那时候他年轻，虽然学的是历史，却不敢对历史进程持乐观态度，他对自己的命运更悲观，他认为自己的一生将充满坎坷，他是那样热切于当作家，又知道社会轻易不会给他这样的人以安定的写作环境。他只好苦熬苦练使自己适应环境。那时候，教学反对“满堂灌”，每一节课都要留下十分八分钟让学生当堂消化，消化不良则可以向教师提问。嗡嗡声响起来了，那是学生开始消化，有的学生发现，他们年轻的老师站在讲桌前边，低着头，在飞快写字。几年下来，他已经把自己训练到这样程度，说进入小说情节就能立即进入情节，而不需要任何过程。 后来成家了，有了孩子，他要买米、买菜、挑水、劈柴，还要帮忙带孩子，手腾不出来脑子能腾出来，他就一边干活一边思索，体脑并举两不误。 他还创造了另外一种写作方式：脖子上驮着孩子，手上写东西。这样的超常规训练，使他大得裨益。刚调来长影那一段时期，住房窄小，来了客人说话，或者家里人看电视，他都能安然写作，如处无人之境。即使出差在外，红尘骚扰，人海激荡，他都全然不惧，或构思，或写作，尽得其所哉。 所以他快。 他的朋友、作家张天民早些年和张笑天还不熟，那一回他交给张笑天一篇稿，让他在一星期内改出来，哪知道第二天就给送来了，改得头头是道，张天民愕然曰：“这人可能是站着写东西的。” “站着写”就是在没有条件写的地方写，在没有可能写的时候写。“站着写”形象地说明了这位作家艰难的文学经历和非同寻常的写作能力。“站着写”曾经是他的劣势，他把它转变成了优势。 张笑天自己说：“我是从夹缝里钻出来的。”从夹缝里钻出来的人自然格外珍惜能够从事写作的时光。 所以他高产。 他高产不是像别人揶揄的“写作机器”。就算是“机器”吧，当它轰轰隆隆开动起来，流水线上不断涌出产品的时候，不是恰好说明这架机器运转灵活，并且有着充足的原材料供应么。 张笑天的原材料就是生活。 张笑天深入生活之认真、刻苦，也是值得称道的，不过外界不大了解罢了。外界只知道他的作品多，就误以为他是光写不生活的。其实，张笑天有多少创作记录，就有多少深入生活的记录，他的作品多，正是仰仗于生活积累丰厚。 为了写《严峻的历程》(长篇小说，电影)，他与合作者跑了北京铁路局、江岸机务段、蚌埠铁路分局和广州局，在丰台机务段，他还穿起工作服，跟司乘人员一快跑车，像小学徒似地铲煤、清灰、擦车，一擦一身油，下了车，就睡倒班室。 倒班室像个被钢铁巨人玩腻了扔下的小玩具，日夜睁着小眼睛，看着包围着它的几百条钢轨，还有咣当咣当哗笑着来来去去的火车头，小屋像经历着永恒的地震，剧烈颠簸一会儿也没有停止，张笑天照样呼呼大睡，就像在广州睡白天鹅饭店一样。享得福也吃得苦，他是这样的人。 为了深入生活，他还敢冒风险。他写小说《雨燕岛》时，就和导演陈家林一起跑到麻疯病人聚居的孤岛上，连防护服都不穿，就兴致勃勃地和那些有极强传染性和危险性的病人谈话，连专业医务人员都受感动，说“当作家也不易”。 还有，为一部七十三万字的《永宁碑》，他手抄了多达一千二百余万字的资料，两个月写成初稿，又两个月改完二稿，又一个月改三稿，其间的困苦劳顿艰辛竭蹶，令人望而生畏。就算是一架机器吧，那也是超负荷运转的机器。 不错，张笑天作品是多，名声是大，但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呀! 滕进贤说：你不左不右，不是正好么 1989年，张笑天离开长影调入吉林省作家协会，任不管事的兼职副主席，主要是作驻会专业作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安排多少带点惩罚味道，但在客观上，却给他卸去了当长影文学副厂长时的繁杂事务，让他能静下心来写作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无官一身轻”之后的张笑天，果然恢复了从前的自由潇洒。他像一匹生有健翅的天马，成天价在山南海北、天上地下奔来跑去；他又像一只克尽职守的母鸡，无论走到哪里，身后总留下捡也捡不过来的鸡蛋，那是他的各种作品源源出世，让人目不暇接。如果我们有几天没见到张笑天了，忽然见到他，问他“干什么呢？”他说“写电影呢。”那就是说，又一部电影剧本已经脱稿。一件事不做完，他是不会露面的。他这个人，虽然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但在谈到自己时很有分寸，他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巨大的创作成绩，但他从不张扬自己。按照中国人的标准，这就是谦虚了。 他又自信，又谦虚。一个名声很大的人能够这样，说明他是处在人生一个较高层面上的。一个人，你不和他接触，就不能真正了解他。围绕张笑天的种种流言就是这么产生的。 天津作家吴若增有一次谈到张笑天，说很受感动，那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 他们也是一块参加笔会，笔会内容之一是为业余作者看稿子。吴若增很快看完了分到手的那部分，却见张笑天走过来请他帮着看一篇。他以为张笑天偷懒想捉人替自己当差，刚想推脱，不料张笑天认真地说：“我看过三遍了，没想好怎么跟作者谈，想听听你的意见，一个业余作者，写篇稿子不容易。” 世界上最难的事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人定是心地善良的人。吴若增为此写出文章发出感叹。 张笑天的名声远播海内外，他和他的作品也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加拿大有一个专门研究他的文学组织，叫张笑天文学研究会。 还有由于研究他的作品得了博士的。 外国人研究中国作家，总是难以冲破方块字构成的坚固围城，对作品的理解难免有雾里看花之虞，对作家个人也是。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认为张笑天是“奇怪的复合体”，理由是，这位作家既是《家务清官》、《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和《开国大典》等政治性很强的作品的作者，又写出了《离离原上草》那样即使从西方标准来看，也是人情味十足的小说，让人深为惊讶，难以理解。类似议论在国内也有，有人说他太正统，另一些人又指责他“自由化”，从“左”的角度看嫌他“右”，从“右”的一边扫描认为他“左”，有时就弄得他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禁不住要发牢骚。去年的一次全国性电影会上，张笑天就嘟嘟个嘴埋怨自个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疼”。他以为人们会同情他，没成想反遭来一阵笑。那笑声是友善的，他听得出来——这样一位牛一样不惜力气只知道拼命干活的人，谁能不喜欢呢？那时，前电影局局长、现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组长滕进贤就走过去，轻拍他的肩膀说：“这恰好说明，你不左不右，不是正好么？” 不管别人怎样说，坚持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张笑天的选择。 为了能够集中心思走路，他在生活中总是采取低姿态，不大喜欢抛头露面，在社交场合，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不大自在，说话很少，他曾对一位朋友流露心迹，说，那样活着不累么？他想逃避，不过逃避不了。人们总要留意他，议论他——谁让你把自己造就成一位名人呢？ 这也没什么。张笑天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他肯定懂得，不管历史怎样曲折发展，最后总要恢复公正。1997年秋天，张笑天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就是证明。他给这个位子献上的进见礼是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汉宫飞燕》和五十集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与电视剧同时脱手的还有长达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张笑天认为他的这部巨著是他所有作品中的“扛鼎之作”。此前，他还写了电影剧本《北纬38度线》、《香港回归》，以及就连采访都叫人眼晕的以三峡为题材的《高峡出平湖》——可能叫这个名字，我没来得及找他核对。 一个当作家的人有这样巨大成绩，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张笑天偏讲人生不易——真叫大观园的凤辣子说对了：大有大的难处——这位众说纷纭的人物，写过一篇文章，我记得题目叫《我怕宣传，让我自己说》。 唔，张笑天，你想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说你的故乡长长的蚂蜒河，苍翠的长寿山，那山那水养育了你，你的作家梦就是在那块土地上萌生的？ 你是不是想说在中国做人难，当作家也难，写得慢了说你江郎才尽，写得快了说你胡诌乱侃，你想说作家要理解社会，社会也应理解作家？ 你可能还想说说你的童年伙伴、青年友人、老师、同学以及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头一回见到你的时候印象不佳，说“这个人挺丑的”，但你后来成为“三家村”黑干将的时候，掌权者要她跟你离婚，她说“不，我不离开他”。 你也许还要说写作很苦，但假若人有来世，你会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作家这个职业。你是唯物主义者，知道来世是不存在的，所以你总想“把来世的活计并到今生一块干”。 哦，张笑天，怪不得你写得那么多那么快! [作者简介]乔迈，报告文学家。籍贯山东，生于吉林海龙。《三门李轶闻》(1981)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据以改编的故事片《不该发生的故事》获“百花奖”、“金鸡奖”特别奖、文化部奖。《希望在燃烧》(1984)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