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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大地震过去不久，作家王晓渔在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办“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及其个人使命——阎安、宗霆锋、阿库乌雾、余地诗歌创作恳谈会”上的发言就有“地震时代，诗歌何为”的提问。那么在一个接一个灾难发生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灾难来临之后，作家何为，文学作家和文学何为了。2003年大面积爆发的非典疫情，汶川地震，还有后来的玉树地震等等，无不给我们猝不及防的伤痛。传媒发达的当代社会，灾难一旦发生，媒体总能迅速地带着他们对新闻的天然嗅觉牵引着无数的眼球和心奔向灾难地点。新闻传播出的文字可能难以计算。但是当灾难过去，站在灾难留下来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我们还能遗留什么？除了一座灾难博物馆，除了一尊灾难纪念碑，除了物质废墟的记录，除了仪式性的纪念，整个民族的内心能得到怎样的刻骨铭心的遗产。灾难所带来的，除了恐惧和悲痛，更应该有历劫之后深刻的反思。其实，并不是没有作家去用自己的笔来关注那一场场灾难。比如汶川地震的文学作品在某一段时期内甚至出现了井喷式的创作。但这些作品可谓是热度极高也易散。经历过非典、甲流等流行性疾病疫情，经历过数次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尽管有着许多对灾难真实记录的报告文学和写灾难题材的小说，我们仍旧缺乏真正深刻的灾难文学作品。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汉语文学从来不缺乏表达灾难的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从没有回避远离过灾难。《诗经》和《淮南子》中并不少见描写灾难的远古神话与传说。这些传播千年的文字，将民族的集体创伤嵌入个人心灵，代代相传。在世界文学史上，灾难更是经常成为文学的题中之义。用“寓言描写展现人性善恶斗争”的灾难文学，我们可以阅读《鼠疫》；用“灾难场景演绎复杂人生况味”的灾难文学，我们可以阅读薄伽丘的《十日谈》。1775年里斯本大地震，更是引发了伏尔泰、卢梭等当时欧洲著名人文思想家的讨论，对欧洲启蒙思想影响深远。可是当今，中国文学在面对灾难做出的停滞反应，是如此难与世界文学接轨。 还记得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之时，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们表现出的种种焦虑与不安，国内许多人文学者和作家如周国平、史铁生、许纪霖、刘恒、邱华栋等，都向社会发出了阅读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的号召。如果说之前我们阅读这本小说的时候，还只是把它当做一部象征性的文学作品，那么“非典”之后，人们把它当做人面对重大灾难时候的写实主义巨著。人们期望通过阅读《鼠疫》，能找出面对灾难的威胁和磨难时人类永恒的精神和勇气。历史并不害怕重复，未来我们仍旧很难避免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这也许是人类永恒的威胁和磨难。当下一场灾难发生，在真正的灾难文学缺席的当代中国，又该借哪一本外国文学作品来获取抵抗和度过灾难的精神力量和情感抚慰呢？ 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地震文学创作高潮中，文学类型多种多样，有诗歌、散文、日记等等。灾难骤然发生，整个民族对灾难场景的集体记忆、对受灾人群感同身受的人性痛感、整个社会人员呼吸与共休戚相关的同生意识，迅速凝聚成集体情绪，以至于不得不用笔、用文字来记录来宣泄。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与读者没有心理上的距离，一起借文字沉湎于悲痛，哀悼、祈祷中。我们不能苛责这些作品在文学艺术上的不完美，因为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支宇所说“在危机时刻。它们缓解了公众的悲情，鼓舞了大家的士气，表现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既实现了灾难体验的审美超越，又有效地完成了抗灾动员和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身份认同”。这些作品有的记录了灾难发生时痛彻心扉的苦难叙述，有的描写了惊天动地的抗灾英雄壮举，还有对灾难和伤痕的撕心揭发和控诉。英雄情结、宏大叙述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叙述千年以来的传统，然而真正意义上个体的人与人性为中心的表达方式在作品中却往往很难发现。当文学关注的目光一直停留在灾难过程的直观记录和浅显的展览或者聚焦于痛苦情感的简单宣泄时，灾难文学的深度就会因此而停滞。文学面对灾难时应当表现的复杂历史语境和人性深厚内涵也因此被窄化和表面化。洪子诚教授曾提到自己在阅读《鼠疫》之后得到的不一样的感受，他认为《鼠疫》的作者在记叙灾难时，“不把爱、情感看得过分重要而无节制地渲染上，不试图‘确切’表达爱的性质、状态”。这种不确切的表达，也是灾难过后的文学井喷很难做到的审美角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向宝云在“生命关怀与审美超越：灾难文学研讨会”上，把汶川地震时期的地震诗歌比做天安门诗抄阶段。他认为这些诗歌还没走到伤痕文学阶段。这些作品中对汶川大地震的反省基本上就是这种审美倾向。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谢有顺教授说：“灾难记忆是一种事实记忆，创伤记忆是一种价值记忆”。的确，反复回顾灾难的事实记忆，能加深情感的强度，却难以探测内心的深度。只有伤痕，才能带来创伤记忆。只有创伤记忆，才能铭刻在民族的内心。 中国作家从来不缺乏社会责任感。当代文学更是从一开始就被加之以强大的社会使命。因为政治规范的压制，作家放弃自我与文学审美的追求的实例，这在当代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当社会上频频出现重大事件时，文学作品需要的急速性与当下性，就容易形成条件反射式的抒情或叙事。文学作品表达的社会激情也容易偏差成一种对道德的统一规范的解读。文学往往被置于道德天平上，作家也易遭受到道德上的审判乃至指责。处于这样一个危险位置中，如何不因道德褒贬而丧失清醒观察的立场，如何不因巨大的社会效应放纵文学与个人的尊严，言与不言，如何言说，对作家和文学，既是一种道德检验，也是一种审美考验。其实，作家是应当直接担负起抗震救灾的社会责任，以急先锋的姿势高举着旗帜，以期立竿见影的临床效果，作出鼓舞士气、教化民众的镇痛文学，还是站在社会的后排与人群保持距离，以保持独立和清醒？这两种反应和姿态并不处于对与错的两个极端。也许我们无法定论。写作与地震无关的诗歌，与写作与地震有关的诗歌，到底哪一个更困难？哪一个更应该？但无论近距离的凝视，还是隔着时空的深刻回望，都可以是我们面对灾变的姿势与态度。重要的是作家们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另一个新的言说方式，并通过文学的力量，去体察失去生命的真相和感知面对灾难时生命的荣辱。当诗人王家新在《哀歌》中悲诉“而我失去了你——语言／你已被悲痛烧成了灰烬”时，我们会发现文学也许能写尽语言，却写不尽永远的伤痛。伤疤可以随时间变淡，但创伤的记忆却不因时间而变淡。生命可以随时间逝去，而一种永恒、宏大的灾难意识却可以凭借文字的流传而不可磨灭。向死而生，最终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文学应该透过灾难的外壳，探入其中的人性深渊，寻找人类的自助与自救之路。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02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