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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生在《文艺报》理论组和评论组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现已荣休；《华生文选》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作者20世纪80-90年代写成。大概由于这些原因，彭华生才称本书为“迟到的书稿”，而且这些文章多发表于各大报刊，长短不一，所以称之为“零碎”。翻开彭华生的文选《迟到的书稿：一个文学跋涉者的零碎感应》(北京现代出版社，2010年版)，看着整饬的目录章节，扑面而来的是那个时代文学现场清晰的历史感和踏踏实实的艺术探索道路。“文革”之后，中国文学又走过了30年的道路，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作家奉献的呕心沥血之作，离不开文学报刊对优秀作家作品的慧眼识珠，更离不开文学编辑们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是他们发现优秀的作品并推荐给读者，是他们推出有实力的作家并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是他们走在中国文学艺术和理论探索道路的前沿并追索新的变革动向，可以说，他们就是文学界的伯乐和经纪人，他们的编辑和评论看似文坛的一鳞一爪，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场报道”。彭华生就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员，他和那些敬业的编辑一样都是中国文学现场的守望者。 《迟到的书稿》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创作评论，包括各种体裁作品的评价和阐释，是作者对优秀作家作品的直接对话；第二部分是文学理论篇，涉及关于文学理论方面的书评、随笔和作家创作故事；第三部分是散文，关于亲情、友情和个人生活感悟的性情之作。可见，彭华生不仅从事理论和评论工作，也擅长叙事抒情的文学散文创作。在《春蚕到死丝方尽，勤奋一生出精品》中，彭华生记叙了好友人民文学出版社著名编辑王笠耘的故事。王笠耘居住条件简易，物质追求不高，对自己的文字总是精心打磨、反复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了才愿意拿出来发表，而这些作品都是在编辑工作之余的创作。文章称他“是一位可以编，可以改，可以学，可以‘创’的好编辑、名作家”。这既是对挚友的深切怀念，也是彭华生心中的楷模，一名好的编辑就是要力避心浮气躁，不为名利驱使，在文字的天地中见功夫见情怀，让每一句话都从自己的真心中跳出。文学编辑还要热爱文学，真正把文学作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来对待，而不仅仅是作为机械的工作材料来处理，只有热爱文学，才能倾注心力来观察文学的发展状况，作出客观公允的评论。 文学创作评论最见编辑的眼光和功力，既需要从大量作品中披沙拣金，还要写出切中肯綮的评论文章。彭华生对1980年代以来的各类作品做了仔细的阅读，极力去发现那些能够成为时代经典的文学作品，以飨读者。在《追踪变革的时代，探索人的灵魂——刘震云创作印象》一文中，彭华生开篇即指出：“刘震云之所以以《塔铺》和《新兵连》在当代文坛崭露头角，我以为原因有二：其一是他的作品追踪了变革的时代；其二是用现代观念对新时期的军事文学的新层面作了自己的探索。”正如他所发现的，刘震云所描写的现实和新的文学手法，确实成为80年代后期“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彭华生很早就注意刘震云的创作，并深刻地指出刘震云的现实主义作品用现代观念关照，不追求故事性，没有固定的程式，叙述接近生活，接近人物的“原生态”。这些评论非常到位，显示了其独到的眼光和深厚的学养，刘震云后来的创作之路确实如其所说：每写一篇，都有自己的探索。正是这种不断求变和深深体现时代特征的创作精神，吸引了彭华生的性趣，使他对刘震云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在《是否定，还是该肯定？——为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说几句话》一文中，彭华生肯定了剧本对青年犯罪这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探索，并称赞其中塑造的以权力搞特权的“首长”形象很有深度。针对有些人批评这个剧本暴露丑恶、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情况，彭华生批评了陈旧的观念和极左思潮的影响，支持二十多岁的年轻作者勇于探索，大胆写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这体现出一位负责任的编辑对文学新人的不懈支持和鼓励以及秉笔直书的可贵品格。 在文学理论部分，彭华生对文学理论教材的创新之处加以分析，并针对“文艺与政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通俗文艺发展现状”、“文艺功能”、“想象和联想”等文学理论中重要的议题进行阐释，推动新的理论探索，反对陈旧和机械的文艺教条观念对人的束缚，这些文章看似平淡，却显示出彭华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缜密的思考能力，所揭示的问题有利于更新创作者的观念和思考方法。《从传统走向现实——关于新时期小说观念争鸣述评(一)(二)》的长文，是彭华生系统总结新时期以来小说发展态势的力作，其中不但涉及对具体作品的评价，而且对李陀、程德培、雷达、周介人等著名评论家的理论多有述评，多角度展示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图景。作者对情节、叙事、人物、语言等小说元素的新变化加以评价，提倡小说的多样化和新的探索，打破公式化创作，这无疑是对当代小说创作成绩的一种正面的肯定。对小说自身反省的命题，彭华生进一步追问：“中国小说学”何时诞生？正是有感于1980年代以来小说的巨大变化和突出成绩，先生呼吁建立“小说学科”，对小说这一文体的内外部进行综合研究，并极力提倡多多译介中国优秀小说到海外，以利于双向交流，这种开放的心态和世界性意识，浸透了彭华生对小说的热爱和对小说研究的尊重。时至今日，众多大学里有专门研究小说形态的课程，关于小说自反性研究的书籍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市场上，这些现象都证明了彭华生当年的敏锐判断和热情呼吁。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生文选》的最后“附录”部分是“专访、学术报道和综述”，彭华生把自己参加的学术会议、学术研讨和采访文章一一列出，时间、地点、参加者和内容非常准确详细，是一份生动的现场记录。比如1981年的“如何改进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记北大中文系部分师生座谈会”，不但有老师和学生的发言内容，而且揭示了文艺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学科建设不足等情况，对我们了解80年代初期文艺理论学科的恢复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1983年的“关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记本刊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唐弢、王瑶、严家炎、林非等学者的看法和建议总结细致，并且还涉及了对于当时海外影响很大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讨论，这些讨论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依然有借鉴意义。 彭华生的文选并不是“迟到的”，因为书中对于那个时代文学现场的发现和评价依然保持着鲜活的记忆和生动的描绘，对于今天关心中国文学发展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这些文章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能够带我们回到那个并不平静而又激动人心的历史中。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