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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厚积薄发的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文学突然出现井喷，在省以上文学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共达300多件，获得第二届“漂母杯”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云南省第六届政府文学奖、首届滇东文学奖、云南省德艺双馨青年作家奖、云南省抗旱文学征文奖等多项奖项，而特别引人注目是昭阳小说。以县区级而论，昭阳区的创作队伍和发表量当之无愧是彩云之南最耀眼的小说沃土，在全国可能也不多见！ 一、《边疆文学》上的昭阳小说 纵观2010年《边疆文学》，共发表中短篇小说57篇，其中昭阳小说15篇，占四分之一强。作为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唯一省级文学原创刊物，在一年里如此隆重力推一个县级区的小说，是创刊55年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昭阳小说是2010年《边疆文学》上的一道独特风景，是《边疆文学》上的昭阳小说年。计有吕翼的短篇小说《竹竿》与《树叶风尘》，朱镛的短篇小说《多卓》和《硌牙》，巴显高的短篇小说《打鸟》和《红苹果》，黄萍的中篇小说《去处》和短篇小说《荆棘之路》，杨云彪的中篇小说《疼在心头的尘土》，欧骏云的短篇小说《年少的少年》，严格的短篇小说《另一种病毒》，袁林的短篇小说《春暖花开》，陈代明的短篇小说《老包轶事》，张英的短篇小说《大河涨水》，欧明谦的短篇小说《管线》。细读这15篇小说，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厚待名家小说不忘力推新锐小说。昭阳区文联主席、《乌蒙山》文学双月刊主编吕翼认为：“在众多的文体中，短篇小说是最具有挑战意味的一种，它看起来短小精悍、轻松随意、漫不经心，但是它对于一个写作者的艺术性、审美思考的表达，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要求。一个写作者，不管你思想有多深邃，体验如何丰富，叙事经验如何练达，文字功夫如何深厚，知识如何渊博，但要写出一篇真正有意味的短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短篇小说十分有限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做到高度的内敛、含蓄，必须调动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潜能，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再创造。由于短篇小说天然具有的敏锐、短小、快捷的艺术表现形式，易于实现的叙述和实验，因而其常常成为社会转型、艺术变革时期的轻骑兵。对现实的干预与批判、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与关怀、对美好情感的创造与讴歌、对腐败的揭露与抨击、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的追寻与创造，仍是当下走在文坛前沿的大家们关注的主题。”作为云南青年小说家代表之一，其短篇小说《竹竿》与《树叶风尘》坚定自觉地实践自己的小说主张。在《竹竿》中，一家省城企业部门经理黄生精心营造和办公室小家碧玉紫陌童话般的浪漫爱情故事，但紫陌认为是横亘在旅行途中拦路的“竹竿”成就了他们诗情画意的爱情，浑然不知是一个终生都可能不得而知的爱情陷阱，从而使这根“竹竿”生动得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在《树叶风尘》中，成绩不好而又好逸恶劳的杨树村中学校花谢小篱是整个杨树村男人的骄傲和女人的嫉妒，她的资本在于外面而不是内在、优势在于形体不在于素质、前途在于社会而不是社会，校团委书记尉老师以“省优秀团员”为诱饵骗取了她的贞操，枫桥市新生活歌舞厅老板房俊虎以金钱为交易将其包为二奶，而她所想厮守一生的房俊虎的外侄同班同学王柱子却不愿娶这个骚货同学，最后小说在失意的谢小篱坐上远走他乡的火车轰隆轰隆声中结束，没有结束的是在滚滚风尘中犹如一片飘零落叶的谢小篱不知所踪的爱情和未来。这两篇短篇爱情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惟爱情写爱情，而由写爱情而折射社会、人生、命运，对财若浮云人是根本、功利情欲下的爱情向往、善意骗取的爱情究竟能走多远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文学拷问，这就显出了其小说写作比较有深度了，从而以无限张力和深度思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昭阳区文联《乌蒙山》文学双月刊编辑部主任朱镛的小说创作，除了写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也尝试写自己陌生的东西。同是表达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就要给她幸福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如果说《硌牙》写熟悉的农民工胡顺为了心爱的梨花过上幸福生活在城市务工即使再辛酸无奈也心甘情愿写得笔力老道对朱镛来说纯属自然，那么《多卓》通过我心目中的英雄朱大脚即多卓的永远得不到的刻骨铭心的传奇爱恋回顾来将不熟悉的苗族生活的风土人情和民风民俗串联得荡气回肠五彩斑斓则很不容易，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朱镛对拓宽自己小说题材的大胆突破和逐步走向成熟的坚定步伐。昭阳小说新锐出手不凡，欧明谦的短篇小说《管线》和巴显高的短篇小说《打鸟》系小说处女作都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而发表短篇小说《年少的少年》的欧骏云则是一名年仅20岁的现役军人。昭阳区新闻中心严格的短篇小说《另一种病毒》在刻画小人物方面微妙微翘，入木三分。主人公老涂本是一个从工厂下岗回到农村再到城市某局看大门的临时工，由于十年前“人脱离了组织，精神、心理也脱离了组织似的，恍恍惚惚飘荡在空中，漫无目的。那种创伤和痛苦，不是能想象出来的”的思想深刻支配下，在新局长到来时为了保住临时工的工作，不惜刻意通过挨冻晨练、背办公桌、做虎卧撑以证明自己身体强健硬朗，为送礼以巩固自己的临时工地位甚至低价处理了自己的棺木等一系列滑稽表演而适得其反的过程，表现了小人物生活的忍辱负重和为了尊严无价的种种无奈之举，这是最终老涂虽然还是保住了临时工地位的光明结尾所无法逆转的悲哀所在。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昭阳区中医院业务副院长黄萍揭露医疗腐败的小说。在短篇小说《荆棘之路》中，被老百姓誉为“生命守护神”的尼第提尔乡卫生院院长齐斯麦哲调任县医院急诊科主任后，因拒绝众多医药代表的高额贿赂拒购“带薪药”在医疗系统竟然众叛亲离无人问津，只好去当一名门诊医生，而为挽救患白血病做骨髓移植需要六十万元高额医疗费用的孙子生命时，一个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得老百姓爱戴的名医在天价医疗费面前竟然束手无策，最后不惜通过自杀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制造“医闹”事件来无奈实现时，让我们对金钱至上的社会中 “看病难”、“看病贵”有了切身体会，这个不是玩笑的玩笑深刻得让人不寒而栗。而中篇小说《去处》则采用第一人称的拟人手法，通过一支有优质内涵但身形不佳的药用极品野生天麻“我”从躺在一家药店 “无人问津”到通过老药物专家鉴定为“天麻中的大熊猫”最后竟然成为安雅西尔国一家大公司董事长作为稀世之珍行贿领导承包工程的最终去处，说明了“对于真正需要我的病人而言，我是无价之宝，可对于健康人而言，我一钱不值”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可是有时候不少医生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竟将对症下药这样一个医生基本的用药原则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认为，以这样别具一格的构思来深刻揭露医药市场的无序、官场根深蒂固的腐败、人对钱财的贪得无厌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哀，使《去处》成为2010年《边疆文学》上发表的独具匠心的中篇佳作。 二是所发小说选自《乌蒙山》的多。计有朱镛的《硌牙》、陈代明的《老包轶事》、欧明谦的《管线》、袁林的《春暖花开》、黄萍的《荆棘之路》和《去处》、欧骏云的《年少的少年》、巴显高的《打鸟》和《红苹果》九篇小说。尽管以 “磅礴乌蒙的群山、生生不息的文学”为办刊宗旨的昭阳区文联主办的《乌蒙山》文学双月刊质量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边疆文学》不图方便照单全收，而是要体现自己“边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学家园”的高品位。从所发表的一篇中篇八篇短篇小说来看，《边疆文学》注重篇名的精雕细琢、注重开头结尾的回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中篇小说来说，改动篇名没有改动正文，黄萍的《去处》比在《乌蒙山》发表时的篇名《禁锢箱》来得有动感、有活力，与通篇采用的第一人称的拟人手法更合拍。从短篇小说来说，既没有改动篇名也没有改动正文原文照发的有陈代明的《老包轶事》和巴显高的《打鸟》两篇。改动篇名没有改动正文的有两篇，我认为巴显高的《红苹果》比在《乌蒙山》发表时的篇名《龙潭村的非典型人家》来得寓意深刻，既然是讲述一个“卖红苹果”引发的对男女风流韵事价值判断的故事，以《红苹果》为篇名更一语双关、引人联想；而朱镛的《硌牙》虽然也不错，但《乌蒙山》发表时的篇名《米香》更好，“硌牙”只是一种生理行为、一种自然习惯，而“米香”更能体现进城农民工胡顺因留恋家乡的米香梦中硌牙而折射出的故土情深、更能体现其“城市过客”的无奈与伤感。改动篇名正文改动不打的有两篇，袁林的《春暖花开》开头用“文洁喜欢春天”直奔主题来开篇，预示着其有一个好的爱情归宿，将在《乌蒙山》发表时的开头三段喜欢春天的文洁的弟弟文军喜欢过年和参加农活的可有可无的逸闻趣事部分700字左右删去，显得简洁明了得多；欧明谦的《管线》则将在《乌蒙山》发表时的删去两个500字，开头删去徐兴怎样在供油系统的上上下下极有人缘成为岭北省做加油站生意的大佬一段，直接以“生意有时候其实是挺偶然的”来开篇讲述徐兴为在岭北省河西开发建设一个加油站，和副手老斌在生意场上所遭遇的吃拿卡要的管线故事；中间删去老斌找两个全身赤裸小姐厮混一段，本来也是情节发展所需，但删去更显文本干净，这种见不得人的龌龊事留给读者去想象的处理既显文本处理的高明，也表明《边疆文学》不以色情来吸引招揽读者的一贯编辑作风。未改动篇名正文改动较大的是黄萍的《荆棘之路》，将在《乌蒙山》发表时原文40000字改为22000字，即将一个中篇小说改为了短篇小说。比如开头删去的11000字，主要是删去齐斯麦哲大学毕业成为尼第提尔乡卫生院院长前亲身经历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非人遭遇，重点是讲述本为骟猪匠粗通中药草菅人命的原院长贝恩本竟被当地人视为“神医”，而货真价实的医生齐斯麦哲则被当地人误认为是“庸医”，从而揭示了一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行医生涯的春天竟然来得如此艰辛和不可思议。本来这11000字也很精彩，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对贝恩经手的两起骇人听闻医疗事故绘声绘色的描述，但是删去后，使这个揭示医疗腐败的小说直接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行医生涯的春天到来后的事情写起，主题更集中，故事更精粹。既改动篇名正文改动又较大的是欧骏云的《年少的少年》。《年少的少年》比在《乌蒙山》发表时的篇名《我和我的小贼》更显得扑朔迷离。原文15000字改为9000字主要是删开头和结尾。开头写15岁的我（罗飞）由小山村来到小镇，怎样从一个小餐馆刷碗筷到辞职加入小镇黑帮小团伙再到市里操职业黑社会的经历一口气删去5000多字，直接从我们这个小团伙到小城后为独立门户，怎样发展13岁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小龙来开篇，只是似乎为篇名《年少的少年》起见，开头15岁的我（罗飞）改成12岁的我（罗飞）显然和文中13岁的小龙叫我“飞哥”不相吻合，是个不起眼的经不住推敲或者说不提醒一般看不出来的小败笔。而结尾近1000字删去的主要是我们这个黑帮小团伙最后各自的归宿。以“其实黑社会就是一脚踏监狱，一脚踏棺材。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呐？我们每一次工作都在冒险。我早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只是没想到它会来得那么快。”来栓尾已很明了我们都被抓进了公安局，妙就妙在“犹抱琵琶半遮面”，戛然而止比把什么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更有魅力。从《边疆文学》月刊来看，在云南省1997年的期刊评选中被评为云南一级社科期刊，在2001年中宣部、中国新闻出版署举办的“全国期刊方阵”的评选中被评为“双效期刊”，在2002年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全国第二届期刊奖评选中荣获国家期刊百种重点期刊奖，云南省的文艺刊物获此殊荣的只有《边疆文学》一家。从《乌蒙山》来看，继2007年《乌蒙山》文学双月刊荣获云南省作家协会组织评选的首届云南省优秀文学期刊奖、《乌蒙山》主编吕翼荣获云南省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后，2010年《乌蒙山》再度荣获第二届云南省优秀文学期刊奖。我省的文学权威刊物《边疆文学》和县级一流内刊《乌蒙山》的用稿取向就是这样各有侧重各有千秋，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也许这些一孔之见可资大家投稿冲刺省级刊物时参考！ 三是有的中篇小说引起云大评刊争鸣。昭阳区公安分局杨云彪的中篇小说《疼在心头的尘土》发表在《边疆文学》2010年第6期，讲述了长相平平的青云市医学院大二学生吴娟陷入英俊风流的年轻出租车司机倪雄的爱情陷阱里迷恋情欲不能自拔，从而让自己本该明丽的青春变得格外曲折凄迷，后来倪雄和好友马某的女朋友小莲暗渡陈仓致其怀孕，导致在卡拉OK厅火拼持刀杀死马某而自己锒铛入狱魂归西天，吴娟则长久笼罩在恍若梦中的阴影中郁郁寡欢的故事。引起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所长宋家宏教授主持、云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参与讨论的云大评刊的关注。2010年7月的云大评刊第19期论坛以《残酷的青春》为题，在宋家宏教授“真实与低俗没有关系，是否低俗取决于作家的境界。生活是不是应该如此，认同就可能低俗。作者与作品人物是重合的，境界是一样的就低俗。应该有超越之上的判断”的引导下，多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进行了比较激烈的争鸣。比如马丹认为《疼在心头的尘土》这篇小说放在《边疆文学》里极为不协调，有些《女友》、《知音》的风格，甚至可以说小说的格调有些低俗，倒不是说描写得很露骨，而是作者没有升到一个高度来观照这些现象。徐曦认为这篇小说就是用一种小报的眼光，杜撰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模式化情节，以求满足读者的猎奇心，吸引人的眼球。写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说明什么，而是“为了写而写”，只有内容而没有思想，跟《知音》杂志上登的那些文章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性描写的话，村上春树的小说写的也很直白，可是却并不让人觉得低俗，就算女生看也不会觉得害羞。而安阿凤觉得这篇小说读过之后感觉一般，但是从作者的叙述当中看到了当下非常重要的家庭教育问题，这就是逆成长的家庭教育的必然弊端。作者的态度应当说是被许多复杂的矛盾情绪所困扰的，本来吴娟故事的发生也并不只是一两个外在或内在的因素。作者从人性角度来说是同情吴娟的，结尾处提到她一遍遍地问自己“我到底是疼在谁心头的尘土”。尘土，多么微小的物质，它随风飘散。这里将人物当作尘土，可见其怜悯之心。但又因为这样的情节是唯爱情为上的片面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值得提倡。所以作者干脆将自己隐蔽起来，是是非非皆由读者评断。贺春艳则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这篇小说低俗。小说对城镇充满物欲和肉欲的现状有很好的展现，表现的是真实的世俗人生，以及一些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是卫慧、棉棉所表现的大城市世俗化、物欲化的翻版。小说对吴娟这个女大学生的塑造还是比较成功的，由于生活在正统的家庭环境中，她没有独立的精神世界，导致盲目地追求爱情，她为了倪雄，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样的爱就像梦一样，很虚幻。在吴娟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同情和无奈。这些争鸣评述，从文本出发，旁征博引、涉及面广，无论褒贬，都能收放自如、自圆其说，相信对杨云彪小说创作和引导读者阅读不无裨益。 二、外省文学杂志上的昭阳小说 2010年在外省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昭阳小说，最突出的是刘平勇的中短篇小说和周远清的微型小说。 昭阳区作家协会主席刘平勇2010年在省外发表了两个中篇两个短篇：其中在辽宁《鸭绿江》第1期发表中篇小说《在梦中奔跑》，在江西《星火》第4期发表中篇小说《流浪在洒满阳光的大地上》，在新疆《绿洲》第4期发表短篇小说《晚歌》，在四川《四川文学》第11期发表短篇小说《王老歪不想成为杀人犯》。归类来论，中篇小说《在梦中奔跑》和短篇小说《晚歌》是写农村老年人的悲情人生，突出表现老年人的孤单寂寞，前者比较出彩而后者有些重复。《在梦中奔跑》塑造了一个丧偶多年摔断了腿常年孤独寂寞躺在床上的85岁高龄的农村母亲，在想坚强站起来不能的情况下只能在梦中奔跑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含辛茹苦把儿女盘长大后不愿成为儿女累赘的农村母亲竟然采取逐渐绝食走向生命的尽头，看到了大儿子明顺、二秀和小儿子明法、巧莲两家对服侍病重母亲冠冕堂皇的你推我让，看到了大女儿明菊、小女儿明兰对母亲虽情深意重但因家庭拖累不能很好尽孝的家庭实际。作者也写出了儿女成家立业后各家的生计艰难，似乎儿女媳妇对母亲说好好不到哪里去说虐待也虐待不到哪里去。正是这种没有明显是非对错的原生态呈现，让读者对传统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娘想儿想断肠”、“儿想娘扁担长”以及婆媳关系水火不容、老年人的孤独寂寞、老有所养等问题唏嘘不已。而《晚歌》中的秋叶娘则有《在梦中奔跑》的母亲的影子，不少情节和人物刻画有类似重复之嫌。而中篇小说《流浪在洒满阳光的大地上》和短篇小说《王老歪不想成为杀人犯》同是揭露农村干群关系的紧张，则各有特色。《流浪在洒满阳光的大地上》中的贵宝本是一个唯唯诺诺、胆小怕事、随遇而安之的农民，当历经一乡之长马大康百般刁难忍无可忍，特别是妹妹贵叶被马大康唆使三个流氓奸杀摔岩而死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成天磨刀霍霍神经错乱连做梦都是复仇杀人，最终梦杀了这个由包工头靠金钱贿选和黑势力支撑当上乡长的恶霸而一本正经去派出所自首。由于是“梦杀”而“自首” 、比“真杀”而“自首”更撼人心魄，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而《王老歪不想成为杀人犯》中王老歪其实很可怜，当上计划生育先进示范户是自己没有生育能力，而自己的老婆却被有生育能力的村计生宣传员把肚子搞大。其杀偷洋芋的金锁有误杀和正当防卫的因素，当保外就医到期派出所的干警们要把他依法送去服刑时，他飞速爬上背面是深不见底悬崖的自家茅屋，骑在房梁上神情专注地吃洋芋、打伞，逍遥自得地抽烟、喝酒，最后喝了敌敌畏，和爬上茅屋的派出所所长梁天摔下悬崖同归于尽，表现了王老歪和派出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严重对抗。在各级党委、政府三令五申要采取措施密切干群关系的今天，这两篇小说揭露农村干群关系的剑拔弩张虽是个别的，但是典型而深刻的！ 微型小说（又称小小说）作为小说之一种，体现出“以小见大”特征，逐渐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并列为小说的“四大家族”。因其精短简洁，意蕴深远而广受读者喜爱。其性质被界定为“介于边缘短篇小说和散文之间的一种边缘性的现代新兴文学体裁”，具有立意新颖、情节严谨、结局新奇三要素。即在2000字以内，要概括出普通小说应具有的一切。也可以说，微型小说是一种敏感，从一个点、一个画面、一个对比、一声赞叹、一瞬间之中，捕捉住了小说——一种智慧、一种美、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 一种新鲜的思想。昭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周远清2010年在微型小说创作上的成绩颇引人注目，一年之中在五个省的五家刊物发表作品五篇：在河北《杂文月刊》（上半月刊）2010年第2期发表的《小把戏》讲的是“竞争经”：孙婷婷确实是一个“好演员”，歌舞团小舞台的垮台并不能阻止住她“精彩演出”的步伐，她把社会这个大舞台舞得风起云涌、好戏连台，而使用的无非就是一个假把戏“假打”，装模作样假打电话说所要应聘的兰花购物中心的老总是她叔叔，并将这个“假打”通过与负责初试的人事部经理窃窃私语说自己有“特殊情况”要上一趟卫生间来巩固这个迷魂阵，从而把和她一样花儿般盛开的11个美女搞得疑神疑鬼，或怀疑暗箱操作主动退出初试，或认为人员已内定心事重重初试效果欠佳，或认定是陪宰心灰意冷放弃复试，从而轻松初试过关而复试时更是硕果仅存自己一人，毫无争议地录用为待遇丰厚的兰花购物中心经理助理。揭示了残酷激烈的社会竞争面前优胜劣汰的无情，有时候小人式的卑鄙和演戏式的假打往往更能胜出，尽管这是一种不公平也不道义的竞争。在江苏《短小说》第3期发表的《邻居》讲的是“生意经”：生意伙伴要互惠互利，要相互补台而不能相互拆台，要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开小吃早点店的二毛和三多是邻居，各自经营拿手的稀豆粉炸油糕和麻酱饵块，而顾客吃早点是两样通吃才舒服安逸，这就是两家邻居店和睦相处时财源滚滚天上来，想方设法挤跑了三多的麻酱饵块小吃店二毛的稀豆粉炸油糕小吃店也变得门可罗雀的原因所在。在吉林《天池小小说》第6期发表《良种鸡》讲的是“升迁经”：先不说“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的哲学命题如何精彩，官场升迁哲学同样精彩得值得琢磨研究。母鸡下蛋天经地义，阉鸡下蛋真的是猫儿下狗儿，怪都搞出来了，搞怪的是事在人为、偷梁换柱。秘书小刘能在三两个月当上政府办公室主任，就是拍蒋乡长的马屁拍得不露痕迹，要不是蒋乡长去看望姐姐无意中说起良种鸡产蛋的事，恐怕还一辈子认为小刘如何对他忠心耿耿呢？其实是对官场忠心耿耿，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瞒天过海，在官场权力才是最好的朋友。在陕西《小小说大世界》第9期发表的《发卡》讲的是“教育经”：在成长的道路上激励有多大，成就就有多高！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铁力是学校出了名的“人渣”，年轻漂亮的女教师乌雪是其“梦中情人”，春心萌动在学校文艺演出前乌雪给他化妆前差点去摸低胸里的雪白乳房，但由于乌雪巧妙为这个“小流氓”解了围并鼓励其好好学习，甚至调回昆明教书后还把自己玫瑰色的发卡寄给铁力，以圆他玫瑰色的梦想。正是这种特殊的激励使铁力在学习上高歌猛进，真的如乌雪暗示的那样，考上了大学，当上了记者，后来成为了一名在全国获得大奖的专业作家。在四川《四川文学》第10期在“全国微型小说12+3大奖赛”栏目发表《最后的菜地》讲的是“环保经”：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城乡一体化越来越明显，当一幢幢高楼吞噬城郊的良田好地后，“环保菜”、“生态菜”、“天然菜”将逐渐在城郊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视土地为生命的贵山老汉，自己只有一亩多点的“最后一块菜地”，夹在要征用来修住宅小区的众位相邻的土地中间，尽管他固执不卖，但恨他的相邻竟把他的菜地整得一片狼藉，胆小的老伴怕得罪大家也劝他卖地，城里做生意急需资金的小儿子因他不卖地更是大吵大闹，最后小说在众叛亲离的贵山老汉在卖地协议书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中结束，没有结束的是贵山老汉的对菜地的无限眷恋和无限惆怅。正是通过有限的文字展现了无限的内容，周远清点多面广的微型小说给我们轻松阅读后的开心一笑。正如《小小说大世界》主编中学在第9期开篇《秋风万里果飘香》一文中指出的：“小小说也是小说，小说的创作最终归结为一种思索。小说的完成对作者只是开始，她的价值尚需阅读群体的肯定。云南周远清的作品可圈可点”。三、《昭通作家精品集》里的昭阳小说 2010年9月，由昭通市委书记夜礼斌、昭通市人民政府市长王敏正分别作序，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昭通市文联主席夏天敏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0余万字的五卷本《昭通作家精品集》出版发行，其中小说3卷，散文、诗歌各1卷。作为一套旨在基本上能够全面反映昭通作家近半个世纪来所取得的文学成就的丛书，《昭通作家精品集》小说卷是这套精品集的重头戏，收入昭通作家群老中青三代36名作家的代表中短篇小说46篇，包括昭通籍在昆作家5名9篇，昭通本土作家31名37篇。昭阳区作家6名小说9篇，占昭通本土篇目将近四分之一。其中吕翼的中篇小说《雨水里的行程》和《谁能告诉我》，刘平勇的中篇小说《一脸阳光》和《我和我的亲人们》，周远清的中篇小说《男人不哭》和《这个时代流行一种痛》，杨云彪的中篇小说《青青草》，朱镛的短篇小说《仲熊》、严格的短篇小说《另一种病毒》7篇中篇2篇短篇入选。从这9篇中短篇小说来看，各有优长，基本能代表当下昭阳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获得边疆文学奖的两篇中篇，获得安徽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提名奖的两篇中篇和《青年文学》力推的一篇短篇。 吕翼的中篇小说《雨水里的行程》由《边疆文学》2004年第11期“新世纪力作”栏目隆重推出，获2004年度边疆文学奖，天津《小说月报》2005年第2期转载。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杨春发表在《民族文学》2006年第2期的《2004年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创作刍议》一文中认为：彝族青年作家吕翼的《雨水里的行程》描述了母与子这人间最深厚、最温暖的情感为何会在苦难中发生扭曲和变异，然而小说更深层的意蕴是对苦难的坚韧之表现。苦难并没有让小说中的母亲妥协，也没有让她放弃做人的道德准则，尽管这个准则是多么地不合情理，且又为本已艰辛的生活和命运带来了更多的困苦与磨难。对此不能简单地用愚昧落后等词句来概括。执着是一种精神，而为了某种信念执着于苦难，纵然头顶上的一片天空永远打不开，一场人生悲剧也不可避免，然而人性的崇高便往往体现于此。作者以一种大悲之心，书写一种大苦，而只有耳濡目染、承受咀嚼过大苦的人，才会有大悲。原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原《边疆文学》主编张永权发表在《文学界》2007年第1期的《悲悯情怀的深入开掘——评吕翼的小说创作》一文中认为： “《雨水里的行程》更是令人震惊的人生悲剧。慎密的叙述把几十年的人生悲苦纳入一天的雨水行程之中，显示了作家运用中篇的结构去叙写长篇人物的时空和命运的艺术追求。瞎眼阿妈和她养子的那种大悲大苦的人生命运，也不是仅仅用悲悯、良知之类的词可以解释的。小说的深刻之处，是让读者去思考隐藏在社会中那些造成人生悲剧的深层次原因。人生命运的造成与改变，让人感到社会深处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纵，是这双手扼杀了人性使之变成禽兽。《雨水里的行程》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的演变和特定环境下的社会行程。作品的深度在这里，吕翼近年来小说创作的突破也在这里”。 刘平勇的中篇小说《一脸阳光》由《边疆文学》2006年第10期“新世纪力作”栏目隆重推出，福建《中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1期、天津《小说月报》2007年增刊中篇小说（1）转载，北京《小说选刊》2006年第12期在“佳作搜索”栏目推介，2009年3月荣获荣获昭通市第四届政府文学奖中篇小说类一等奖，2009年12月荣获 “昭通文学广播传媒年度奖” 小说类一等奖。《边疆文学》同期配发责编雷杰龙的评论《小说之光触及的地方》一文中认为：“《一脸阳光》是一个有光的小说。小说的光来自于小说的故事，更来自于小说的叙述。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巧莲，一位自尊心极强，曾经向城市进军，又溃败回乡村世界的漂亮青年女子，无奈地接受了在乡村生活下去的胡乱潦草的一生。她有着乡村迫于生活必须的算计，工于一点小小的心计，爱贪一点小便宜，但在内心世界没有泯灭追求某种公平合理的愿望。她丰富的性格在挨打受屈后找回自尊的过程中层现得淋漓尽致。她有—种性格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来自于性格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则来自于作家对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内心世界的准确感受和把握。巧莲的内心世界既有根植于乡村的黯淡，也有来自于人性和乡村世界的阳光。但她的内心严重受挫，需要找回阳光的时候，她进行了艰难的寻找。最后，她似平找到了，内心重新焕发阳光，但那阳光，却又很不可靠，似乎只能照到脸上。但那并不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她要能找到内心真正可靠的阳光，牵涉的事物太多，而那些牵涉的事物，又非她—个人的力量所能顾及。小说无比真实而又荒诞地呈现了被城市的现代化进程遗落在背后的乡村生活的无奈与悲凉，沉重和忧伤。作为一位编者和读者，我很高兴地看到，刘平勇在努力完善着自己的小说技艺，打磨着自己的小说之光”。而福建《中篇小说选刊》编辑曾令疆2007年1月17日发表在《福建日报》的《期刊点击●中篇小说选刊》一文中认为：“《中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1期为读者奉献了9篇各具特色的中篇小说。云南作家刘平勇的《一脸阳光》把镜头瞄准小人物，委屈、抗争、虚荣的农村妇女张巧莲，鲜活地闪现在读者面前”。 周远清的中篇小说《男人不哭》原载《安徽文学》2008年第10期，获2008年度《安徽文学》奖提名奖。《男人不哭》能在全国40000余名读者投票产生的刊物奖中荣获2008年度《安徽文学》奖提名奖不是偶然的，我认为主要是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能左右爱情和亲情时，钱力人的爱情亲情争夺战失败导致的男人要哭打动了读者的心，作品提醒我们市场经济时代金钱与情感的互换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该小说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机械厂金工车间主任钱力人和百货公司会计叶莉莉的喜结良缘本是帅哥美女组合，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来势汹汹和儿女的长大，机械厂和百货公司的改制垮台使钱力人变得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无能为力，正是由于他忍气吞声默许了叶莉莉和东升集团公司的老总康林生的情人关系，叶莉莉通过财大气粗的康林生庞大的关系网，顺利让未考上大学在家待业的儿子小路进入东升集团公司从办公室一般职员、办公室副主任、销售科科长一路飙升，顺利让离最低控制线差三分的女儿小敏免掉上万元赞助费进入重点高中三年后竟然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北京大学，顺利拿重金打通关系把叶莉莉调到工商局财务科并稳稳当当让她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科长，当钱力人历经坎坷重振雄风也能成立集团公司的时候，一家人除他对康林生耿耿于怀外，老婆儿女都对康林生感恩戴德得亲热如一家人，不哭的男人钱力人禁不住心在眼泪，当金钱的魅力已经异化了爱情、亲情和友情后，钱力人最终再有钱都是马后炮又有什么用呢？正如周远清曾在昭通日报著名文学编辑汪舒主持的“五尺道副刊”的“作家方阵●对话作品”专栏以《生活的厚度成就作品高度》一文中所说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的原动力，在我所熟悉的这块土地上，那些熟悉的人们生存的不易、生活的困顿、内心的苦闷与无奈，时时都在我眼前闪现，我无法做到无动于衷。我曾经当过十多年的中学老师，教育工作中认识的人和经历的事让我感动和反思，我力图通过小说这一方式来表达这种感动和反思，至于作品的主题，它已包含在作品中，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杨云彪的中篇小说《青青草》被昆明市《滇池》2006年第12期头条重点推出，获2006年度滇池文学奖入围提名奖、2009年3月荣获昭通市第四届政府文学奖中篇小说类二等奖。昭通旅居北京的女评论家张绍九在《滇池》同期配发的评论《劣境扭曲人生的真切演绎》一文中认为：“《青青草》是一部成功的小说，无论社会环境探索还是人生哲理揭露抑或人性感受的展示都掘进到了足够的深度。当然，按世界最为著名和经典的大师们开拓性探索性的作品的标准来衡量，该文本也还存在可以推进提升的地方，比如在向以表现性情绪意蕴造成对读者直接的更大的冲击和引起共鸣这一点上还可以有所改观，不用说，这是以顶级的标准来给作家提出的也许是苛刻的要求了”。而我认为，该小说的可取之处在于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真实再现和深刻反思。真实再现小山这个父亲摔死山崖、母亲跟人私奔后孤苦伶仃在青云县流浪街头的农村未成年人，经不住枭枭这个黑老大的引诱如何走上违反犯罪之路的坎坷经历，深刻反思其违法犯罪的家庭原因、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从而引起读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灵共鸣，篇名《青青草》就很明显寄托了作者对主人公小山的悲惨命运的同情和重新做人的希冀。这篇小说之所以写得那么栩栩如生、可读性强，可能跟作者多年从警的工作有很大关系。 朱镛的短篇小说《仲熊》被北京《青年文学》2006年第10期重点推出，同期所配发的责任编辑雪媛的点评文章《他们带给我们的，除了缺失还有更多》中认为：“故事的核，是人性最基本的尊严丢失后的种种发生。这一切的发生，纠纠缠缠，成了个疙瘩。仲熊从乡下来到不能种庄稼的城市，工作是每天徘徊在车站，把要去省城昆明的旅客，尽力拉到他的那张车上。拉一个人，报酬是十元。这种令他惊恐令他兴奋的收入，过去只有在梦里，才可能见到。管理仲熊的老板娘，因为器重一个颇具能耐的打工者，引起了仲熊心中的些许嫉妒微澜，但仅仅是微澜，仅仅。小说的最后以那个打工者被一场车祸改变了命运，仲熊也因此得到老板娘的亲睐而收场。这种意味，有一种恶毒的同情。在这里，仲熊是个符号，代表了社会底层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当自身的价值观，因环境的改变而严重倾斜后，他们的行为多少都会带着一些畸形。抑或可以从这个截面上，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种种缺失。作者朱镛生活在云南昭通，一个经济不太发达，文学却是未艾方兴的地域。他的写作经历不长，通过他对底层生活的体验，亲见身边的仲熊们每每为了生存而扭曲的生活时，他也因此对自己过去的一贯原则产生了疑惑。人应该怎样活着？尊严与糊口哪个更重要？——糊口重要下的悲观和凄惨，你看到了黄红色的背景。 6t-u，jS只有对生活的亲历与体验，才有可能写出如此不忍目睹的真实。当贫穷到达无可奈何时，它会把人性中最深处的东西逼出来，挖出来，挤出来。无论与事还是与人，作者对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农民，表现出无比的悲悯与同情。：O IF1xYc朱镛的写作姿态是扎实沉稳的，我们也由此感受到他独到和鲜活的生命体验和感觉。他的经验使他不自觉地进入了仲熊们的世界，他的困惑，以及困惑后的挣扎努力，都留在了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 四、第六届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中的昭阳小说 2010年4月，云南省第六届政府文学奖揭晓， 在28部获奖作品集中小说集有10部，吕翼的中篇小说集《割不断的苦藤》榜上有名，为昭通作家群中的两本获奖小说集，另一本是昭通籍作家潘灵的长篇小说《泥太阳》。这是吕翼继中短篇小说集《灵魂游荡村庄》荣获第五届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三等奖、中篇小说集《割不断的苦藤》荣获昭通市第四届政府文学奖专集类二等奖、长篇小说处女作《土脉》被列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篇目并在《大家》杂志刊发后的又一重大收获。 这部20万字的获奖小说集由五篇中篇小说佳作结集而成。其中农村题材的三篇或被多家刊物转载，或引起各方争鸣，或被专业评论看好： 《割不断的苦藤》原载云南《大家》2004年第6期，先后被天津《小说月报》2005年增刊中篇小说专号、北京《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4期、河南《领导科学》2003年第23期选载。《作品与争鸣》同期配发了两篇争鸣文章，张冰的《关于苦的困惑和思考——中篇小说<割不断的苦藤>的争鸣》认为，小说一开篇就数次提到了“苦字”：苦水、苦菜、苦藤、苦寨。这一系列与“苦”相关的意象使得读者的心里也弥漫了浓浓的苦意。也正是在这一篇苦苦的氛围里，作者悄悄引出了小说的主人公——苦寨人心中的救世主辛苦。从某个角度看上去，小说《割不断的苦藤》可以归为时下颇为火热的“反腐小说”、“黑幕小说”或“官场小说”中去。然而，与上述小说不同，《割不断的苦藤》并无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痛快淋漓的鞭笞，所写并非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涉案主人公辛苦也不是贪污巨大金额的犯罪分子，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副县长看似寻常的经历。辛苦的形象刻画十分成功，不但摆脱了脸谱化的倾向，不再被描写成一个大奸大恶之徒，而且也与许多“黑幕小说”的反派人物不同，热衷权力争夺、钱权交易。辛苦是穷苦出身，他有能力，也相当有原则，在修幸福路的困难局面中，煞费苦心地维持幸福路项目的运转，为改善苦寨的贫困状态耗尽了心血。辛苦的腐化是由一心为了幸福路的建设而开始，直到起了普通人都会具有的贪欲，对心理细节细致入微的刻画使得小说具有了更大的可信性和真实性。而刘睿研的《权利道——中篇小说<割不断的苦藤>的争鸣》则认为，权力中是有规矩、有门道的。中国的官场好比一个赛马场，上场便要马不停蹄地跑下去。同比赛一样，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违规便要受到处罚，最严厉的处罚是开除出“局”。在普遍腐败奢靡的环境里，一个人要偏好于洁身自好，如果不是他被这个群体“同化”，就是被当作“异端”除掉。因为这个人的存在有可能对该集团的群体利益构成威胁，而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能容忍这种“叛逆”行为的出现。《割不断的苦藤》和情节套路化、人物塑造简单化、反腐作用“清官”化、细节描写失真化的其他反腐题材作品相比，显得温润浑厚，简单的描写中蕴涵着力量。辛苦想做好官，却碰壁没有途径，现行机制中的恶性力量却在拼命拉他。作品用“割”来表达消除旧体制的愿望，但我们却没能看到政治和法律的约束力量，而且完全是道德的说教力量。辛苦认为很简单的一些事，都有它特殊的官场程序和法则，外行人就像盲人摸象，永远找不到出路，懵懵懂懂的辛苦在深谙其道的驾驶员的指引下做出了很多官场上的尝试，完成了精神上的最初蜕变。以前辛苦很迷惑又不好意思说的规矩现在被理解为理所当然。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改变，这一切好像都是顺其自然的，如果说以前他是被动的，现在则是主动地去接近权力所能享受的一切物质快感。“权利是博弈”。辛苦的政界中庸法是“半步工作法”，工作要有个度，不做是失职，做得太快会产生副作用，辛苦虽然选择了自杀，但他并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被权力的泥塘吞噬的，官场上需要的并不是同情，而是竞争，辛苦蒙昧得近乎愚钝，却善良得让人心疼。作家设置了一个最不可能腐败的人最终犯罪，给人出乎意料的情感刺激和心灵震撼。另外，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刘晓南、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与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文珍联手在2004年12月北大评刊2004年第6期“看《大家》”的点评也很精辟：本期《大家》“新青年”栏目里集中刊出了四位青年作家的作品，“编者按”称其共同特点是“贴近现实，没有‘时尚’的卖弄”，读完之后确令人感觉一种沉稳踏实的现世气息。吕翼的中篇《割不断的苦藤》写一个出身贫苦、立志为乡亲谋利的副县长终于被周围乌烟瘴气的官场环境同化，一步步陷入泥淖，最终身败名裂的故事。一个平凡小官跌宕起伏的悲喜一生，读来虽然令人唏嘘，小说有贴近生活的真切，可惜缺乏对经验更深刻的洞察和反思。 中篇小说《方向盘》原载北京《民族文学》2007年第2期，后以《我的方向我掌握》为篇名发表在昆明《滇池》2007年第8期。云南省惟一的选刊类文学期刊《百家》2010年第3期（少数民族文学专号）转载《方向盘》。2010年5月，全国各地省级作协、文学报刊社和文学出版社推荐了209篇中篇小说参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其中吕翼发表在2007年第2期《民族文学》的《方向盘》和夏天敏发表在《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