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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说过，在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中“异”的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相传承及融合某些世界性话语等特点，仿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晴雨表”。可见，对几乎与中国新文学同步的海外华文文学书写的追溯与再认识，对海外作家自身的比较参照和审视解读，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倘若对这一跨文化现象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那么我们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宏观把握和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具体分析便是乏善可陈的，也会影响到一些相关的重要课题的深入和拓展。 基于以上认识，在大陆学术界起步较晚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自从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经历了萌芽到自发到出现阶段性收获、乃至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屈指一数，不过仅有近三十年的历程。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在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中，探寻更加理想地解读海外华文文学的有效途径，才真正热络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这个学科的研究开始走向方兴未艾的自觉时代。而史料发掘的工作，也因此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在第12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2002年10月上海)，除了关注和展望学科未来前景，特别强调要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等专题性史料;作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作家访谈、创作回忆录等叙事性资料;文学选本、有关丛书及作家个人文集或选集等作品集史料;作家自传、书信、日记等传记性史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乃至考辨性史料等。应该说，台港及海外，在这个领域里已有个别先行者捷足先登。譬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就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被誉为香港新文学史拓荒人的卢玮銮教授，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于1999年促成了藏有丰富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了“香港文学资料库”。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建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未曾停止过。1998年，台湾世新大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中心”。据该中心主持人称，目前，该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所有档案、图书和作品，冀望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个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等，以便成为台湾乃至全球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史料中心。在海外，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曾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以此为基础，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反观大陆学界，直至进入新世纪，才意识到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表明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2002年5月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曾专门就史料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计划有目标地着手进行史料发掘的工作。学者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对史料的发掘和建设，究其原因是希望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能真正发挥史料的最大效应，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真正能成为学界共享的学术文化资源。 有趣的是，在华文文学学科初创的近三十年间，华文文学史的编纂可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学者曾对此作了大概的统计及推测，即许多关于华文文学的通史、简史、断代史、分体文学史、国别史、流派史、区域史，以及各类“准”文学史，如史论、史稿、概观、概要、概览、教程等各类华文文学史，至今出版的可能已达70部。如此说来，这二三十年间，每年平均出版了3至4部华文文学史。这种现象的确令人惊诧和感叹，并引发我们有必要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发掘及相关问题进行重新思考①。 二 其实，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都明白，史料发掘与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学术工程。任何学科或科学都是材料与理论的统一。这牵涉到“史实”与“史论”的问题，或者说，是“史料”与“史学”如何统一的问题。因为，文学史料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是不能改变的;而文学史论则是对于文学史观的理解和诠释，它是变动不居，常变常新的。旧的史料可以被新观念激活，从而产生新的意义;而文学史诠释的最初依据和最后底线，乃是史料，这是谁也无法僭越的。对此，现代文学史家黄修己先生认为，重史料绝不意味着可以轻视理论，绝不是认为理论不重要，相反地，应该把理论的创造作为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目的。他甚至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出论”不够，乃是更大的弱点。历史研究以及文学史研究，从史而出论，因而发生大的影响，这是应该追求的。王瑶、唐弢、李何林等作为学科的开创者，他们把学科建立了起来，这是他们的历史贡献，但是他们很少能够通过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理论上有自己独立的创见，或者能够提出理论上的问题来［1］。这种颇有见地的“重审式”再认识，说明文学史学界的当务之急，是史学理论的建设。就这一点而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尽管已获得不少成果，也推出了众多的文学史版本，但似乎大多数文学史编写者，皆受传习的因袭只满足于研究形而下的器，而很少去思考自己事先所假定的形而上之道，即如王国维所说的“其自身所赖以立论之根据”。因为作为人文学科范畴的文学史学，是不能出之以实证的方式，它既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证伪什么，正如(文学)史学并非传统的经学一样，文学尤其文学史研究是不能以说经的方式呈现的。然而，我们注意到，多数海外华文文学史的编写，在体例上似乎因同出一辙，有千篇一律之嫌，甚至可以说，普遍采用一种类似的思路，即一般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突显问题和发现问题，而是从预设的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如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非从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展开的:一是对背景分析、历史现状、主潮性质和发展概况进行描述;二是对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文学体裁进行阶段性的概说，或以个人感兴趣的个别话题加以概述;三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对某一国家或地区有代表性的作家给予鉴赏式的评介。由于编写者在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过程中，未能充分认识到华文文学本身的特殊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缺乏一种独到的眼光和策略，在意识里或想象中，以为华文文学史就是对华文文学的一种历史性清理和叙述，或作为解释某个历史时期华文文学的话语功能，只需事先寻找那些与文学史有关的问题加以说明、解释和阐述。可能动机是先前设定的，于是在对作家文本的分析解读时，便以走捷径的方式省略了对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即便在选择具体文本时，也未能对作者的全部著述作出通盘考虑，选择表征能反映重要思想发展环节的手稿、笔记、札记、书信等史料，而往往只选择那些成型的、定稿的作品，然后在未经细读的情况下，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预设的问题到文本中寻章摘句，这不仅严重地肢解文本思想的完整性，而且缺乏以坚实史料为基础的论点，以致于文本资料本身只能充当为工具或手段的尴尬处境。此种路数一旦加以扩展，便出现了华文文学史编写的“短路”现象，即未能具体分析每一个作品背后的叙述资源及背景，真正地反映文学自身的历史连续性。其带来的局限性正如它的合理性一样显而易见。这种对于华文文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常常是因为过于服从于现成问题的观照，缺乏对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作家作品的研究而陷入某种“盲区”。倘若未能进入文本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语境加以审视观照，就无法洞见作品产生意义的文化空间，也难以让历史话语与当代文化体系之间达成协调，更谈不上通过文学史的研究展示独立的创见，或者提出理论上的问题来。最终只能导致华文文学史书写与具体历史语境的严重脱节，且直接影响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因为说到底，华文文学史乃是特定历史语境发展演变而生成的产物。 三 诚然，人们对于历史包括文学史认识的演进，是受到诸多方面的条件制约的。因为文学和文学史本身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包括: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已往的历史事实并非已经死去，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在起作用，我们往往不能就其本身去理解它或评说它，而是要根据它后来产生的历史效应。因为历史本身是不断生长着的生命，它像一棵大树，庄伟杰:华文文学史学与诗学研究的跨文化思考2011年9月扎根于时间的土壤中，伴随着人类社会而生长延展，其在时空间上是没有终点和极限的。比如曾生活于海外的林语堂和张爱玲，作为一个自然的个体生命，他(她)们早已离开尘世，但作为文学大家，他(她)们无形的生命价值符号，至今依然活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当然也活在文学史中。三是史家作为已往历史事件的解说者，要受到其个人思想认识的制约。史家永远难以超出自己的思想之上和感受能力之外去理解历史，其修养、学识、智慧和才情的高下，决定了其对历史理解的深广度。文学史家亦然。譬如对于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意义的理解和评价，见仁见智，颇有争议。可以说，做学问，特别是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不仅需要才气与灵悟，还需要勤奋与机遇，更需要阅历和时间。纵览目前林林总总的华文文学史书写，在对作品阐释的过程中，叙事者的声音表露得异常激动，文本主体与编写主体的对话几乎浓缩在对作品文本的描述和评介之中，但因为相近或相似的思路且又流于只为写史而写史，以致于缺乏叙事的独特性和历史的独特性，一方面，热衷于宏大叙事和总体风貌的勾勒，而忽略了细小、局部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在求证某个历史理论和解释框架时，许多复杂的史实和错综的关系，包括史家自身的独特体悟与阐释在叙事中无形地丧失。即未能在回溯当时历史语境和发展状况时，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问题，再将通过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断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真实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使华文文学史的书写进入一种更为坚实可靠的文化空间。相反的，如能从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源、文体结构、思想内涵、审美方式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让文本研究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之外的相关文献，对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或差异作出更为清醒的“当代性”分析，并让我们既看到历史的延续和累积，又把握了创新与重构，那么，华文文学文本中所潜在的当代性价值便能清晰地得以呈现出来。 近年来，学术界在针对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基础上，逐渐与当代前沿理论接轨，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内涵、问题意识和外在文化体系作出较为清醒的价值判断。通过文化诗学、比较文论及后殖民文化理论等前沿理论和方法，触及中西差异与互动、语境与文本、审美与文化表述等也日益引起华文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和重视。这些探索和研究已显示出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尚需扎实的资料和审慎的分析作支撑，力求最大程度地排除那种“先验”预设的观念，最大限度地“返回历史的现场”，既能“大胆预设”，又能“小心求证”。同时，在借鉴别人的理论时，又要力避用别人的创造来做自己的“理论资源”，以期通过对华文文学史的研究提出富有原创性的理论来。如是，对于建构华文文学的史学与诗学研究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四 文学所研究的，应是人的生命运动与人性所渗透的轨迹，是人类心灵与历史的审美化。它必须又得回到文学本身。这是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不同于科学的人文性特质，其中包括我们心灵体验的敏感性，以及种种审美的、欲念的、伦理的、道德的乃至个人和集体的“无意识”。文学史研究者应深刻地意识到，文学世界是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高度统一体。如果说，对外在世界的认识需要观察的话，那么，对于文学史的认识还需要融入人生之体验。因为要真正进入文学史中，史家需要以自己的灵心慧眼去捕捉或把握文学与历史的精神，犹如诗人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拥抱世界一样。诚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文学历史本身是无限丰富的，文学史家的历史构图注定只能是限于一隅，即便是所谓的宏阔的文学世界历史构想，充其量也只能是管窥蠡测的一方天地。但所有的文学史及人们对文学本身的体验，都与研究者的人文价值尺度和审美理想紧密相关。就此而言，每个文学史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思想者或哲学家，文学的对象包括文献史料则如一堆建筑的原材料。但要把材料建构成一座大厦，呈现为具有生命力的活历史，取决于史家思想境界的高下，而非取决于其占有材料的多寡。说到底，史家的哲学思想远比史料的积累更为重要。因为文献史料之所以能成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应是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体验和生命精神遥相呼应的，而思想理论也往往由此而产生。 所谓文学史，其实是文学与历史的有机融通，它兼具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身份，但两者之间，“非‘文学’与‘历史’之混合，乃是化合”(闻一多语)。它自然无法不对直观的文本与代表性的作家进行历史的审视观照，却又必须紧紧地围绕着广阔而具体的历史时空去寻找其中的艺术规律。尽管文学史本身是一种叙述，但作为一种文、史交融的累积性的精神财富，“并不是说它就可以是一种随意的叙述，一种叙述的说服力或者有效性，总是与它是否考察了足够的文学的自在的生长过程，是否能够解释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有密切甚至是决定性的关系。”［2］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现有格局，尤其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不在于它至今已获得多少成果，而在于寻求建构新角度和新立场去不断拓宽其研究空间。因此，如何理解华文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潜在的影响力，如何确立华文文学的认知立场与史学建构的关系，如何处理华文文学史料存在的处于外围与边缘而构成的受制和欠缺等问题，无疑的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学科发展和学术文化再造的角度出发，只有进一步推进华文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才能深化华文文学研究走向新的制高点。 生成于海外的华文文学写作，基于其产生过程的特殊性，它与中国本土文学写作的区别表现在异域环境、文化、语言、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等与国内的差异，从而引发了观念碰撞乃至心灵震撼，即海外华文作家改变了既有思维方式，接受所在国社会文化影响并表现在文学形式中的复杂历程。其跨国性、边缘性和混杂性的特点显而易见。要充分认识到在跨域书写中发生的流变与重构，找出其依存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脉络和特点，突破目前华文文学研究的固有格局，的确任重而道远。但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一个真正的文学史家，都应当自觉地用生命去拥抱学问。著名学者何兆武如是说:“学无中西，学无新旧，世间所有的学问，都是相通的，其区别在于高下、精粗和对错，而不在其他。”［3］诚哉斯言! 注释： ①新世纪以降，随着华文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许多研究者已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该学科当前的理论研究水平及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因此，对华文文学的史料发掘与整理的问题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个别专家学者就此话题发出呼吁和探讨，甚至就华文文学史和研究史的编写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例如，袁勇麟:《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浅谈华文文学研究的资料建设》(《香港作家》2000年第6期)、《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管窥》(《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期、《华文文学》2002年第2期)、《史料建设与学术规范———以＜台港文学概论(修订本)台湾文学部分为例＞》(黄万华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回顾与展望》(见graynessangel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graynessangel);袁勇麟:《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再思考》(陆士清主编:《新视野新开拓———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萧成:《华文文学史编纂———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现象的一种考察》(出处同上);陈辽:《应该有一部华文文学研究史》(出处同上)，等等。恕不一一列举。 参考文献： ［1］黄修己．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论关系的再认识［J］．汕头大学学报，2005，(1)． ［2］陈思和．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J］．南开学报(哲社版)，2005，(4)． ［3］何兆武．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J］．历史学家茶座，2007，(2)． ［作者简介］庄伟杰(1965—)，男，福建泉州人，旅澳诗人作家，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华文文学、当代诗歌和文化艺术。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