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文文学研究是当代我国文学研究中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术研究领域。从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来看，北美地区由于有独特的作家群，是华文文学发展最快的地区。欧洲地区的华文文学在在欧洲本土强势文化壁垒下，属于散兵作战，华文作家人数少而分散，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而东南亚地区由于和中国长期以来的亲缘关系的影响，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力量最为庞大、稳定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新加坡是一个有着独特的华文文化背景的国家。新加坡有着大量的华人，汉语又是当地华人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加坡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得到迅速有效的展开，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为进一步丰富与深化对我国华文文学多维发展及立体性流程的认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的概貌 关于新华文学的发展阶段，一般意义上，按照方修先生的界定，将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加坡《新国民日报》的副刊《新国民杂志》以及《时评栏》、《新闻版》这些版位上，刊出的“一定数量的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章”是为“马(来西亚)华新文学的发端”。1919年以来马华文学传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性的诠释背景，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脱离马华文学的传统去研究新华文学。从政治、文化到社会背景，两国很多问题是相互关联、无法明确分开的。所以这一时期从政治角度而言，由于新加坡尚未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这一时段的马华文学实际上是包含新加坡华文文学的。1965年之后，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才有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身份研究新加坡华文文学。1970年，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孟毅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开始使用“新加坡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如果说1919到1965年的马华文学是脱离中华文学而在海外开枝散叶的话，1965年以后的新华文学就是进一步彰显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特征。 新加坡华文文学在我国是放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畴内开展。国内研究以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为最高水平的代表。但是近年来，大量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成立，比较有代表的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海外华文文学基本上呈现出较高水平。说明华文文学的研究由沿海向内地延展。在研究刊物上，除了北京的《世界华文文学》、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江苏社科院主办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都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外，一些大学学报例如《厦门大学学报》、《暨南大学学报》、《汕头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等也不间断地刊载关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研究内容。综观新时期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成果，可以按照对象和内容分为宏观研究、文学史研究、作家个案研究和文体研究四个方面。 (一)宏观研究方面 1986年，金克木发表《文艺的地域学设想》一文，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学(Topology)研究”［1］。新加坡华文文学以地域为出发点，许多研究开展“宏大叙事”，以各类作品为基础，力图从总体上分析和把握城市文学的特征和精神，它在全部研究成果中占的比例也最大。论文类的，国内方面，诸如厦门大学方桂香的博士论文“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以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为个案》”、浙江大学胡月霞博士论文《漂泊与离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精神投向与艺术呈现》、新加坡方面，诸如国立大学的博士论文《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作者心态与作品形态的重点论析》，林万菁的硕士论文《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丘柳川的硕士论文《中国抗战文艺与马华抗战文艺的比较研究》、郭惠芬的硕士论文《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卓金香的硕士论文《三十年代初期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新马华文文学》、林顺福的硕士论文战后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1945－1949)等都是大量篇幅对新华文学做出整体观照。著作类的例如，中国本土朱崇科的《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华文文学与本土性》，王列耀的《隔海之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朱立立的《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厦门大学的《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上下卷)。新加坡方面，《新马文学论评》，方北方的《马华文学及其他》，周维介的《新马华文文学散论》以及王润华的《从新马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自上述论述中，影响较大的是以下三部。一是20世纪90年代后，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实的《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它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之作。此书分析了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主要作家，例如原甸、杜红、陈瑞献、英培安、蓉子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实对新加坡华文学史上忠扬与方修的成就进行了重新评价。在他看来“新加坡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同宗同源，又处于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接触的中介点，无疑将给中国文学新的演变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现实的参照”［2］243。二是同一时期赖伯疆的专著《海外华文文学概观》，对马华文学和新华文学的发展和新马华文文学的起源、论争及主要作家作品都作了介绍。三是继陈实和赖伯疆之后，潘亚暾出版了《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一书，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当代性进行重新审视。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还出了一些工具书，例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超主编的《海外华文作家辞典》、王景山主编的《台港与海外华文作家辞典》、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潘亚暾主编的《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辽主编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这些辞典中收集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家资料和重要作品。 (二)文学史研究方面 对新加坡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几乎是“言必称方修”，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之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又出版了方修的《新马文学史论集》。20世纪90年代后，方修出于对《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的修补，出版了《马华文学史补》一书，其中补充了战后初期以及紧急状态时期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杂志的介绍，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就国内而言，1993年，陈贤茂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是大陆第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的研究专著。此书大量篇幅论述新加坡华文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较多，但是对于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关注较少。另外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陈贤茂主编的200万字容量的《海外华文文学史》，这部大部头的著作里，关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论述达到四分之一，可见，新马华文文学在华文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对当代的新加坡华文文学论述仍显不足。 20世纪后，关于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中最有代表的是厦门大学周宁编著《新华文学论稿》，这部书全面、客观地评述了新加坡建国以来华文文学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几个主要文体逐一评论。这部著作一方面注意到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将新华文学放置在世界文学的大环境进行审视。 此外，方北方的《马华文学的起源及其发展方向———第三届亚洲作家会议专题演讲稿》、陈春德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马华文学》、杨松年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过去与现状》、骆明的《新华文学的过去现状及其方向》、黄孟文的《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王润华的《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阶段与方向》等著作也是分别以“史”为角度，回顾新华文文学的发展。 (三)作家个案研究方面 作家作品类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主体，这部分也是新华文学研究最早开花结果的领域之一。新加坡方面，这方面成果较早的是新加坡文学书屋出版的杨松年的《新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此外还有新加坡国立国立大学欧清池的博士论文《方修及其作品研究》，王志伟的硕士论文《丘菽园咏史诗研究》也是对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而国内方面，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相关论文不胜枚举，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如陈贤茂的《散文创作的新尝试———读杜南发的散文〈海上〉》、陈实的《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艺术的勇者和雄者:牧羚奴》，李元洛的《海外的中国管弦乐:读新加坡诗人周粲的〈管〉与〈弦〉》、王振科的《万变中的不变:王润华散文印象》、赖伯疆的《她对生活满怀着挚爱:新加坡女作家孙爱玲素描》、王列耀的《孙爱玲小说二题》，吴中杰的《蓉子的家庭小说》，杜丽秋的《孟紫创作散论》，钦鸿的《论甄供杂文的艺术特色》、《论马华作家雅波杂文的思想和艺术》等等。但是这里面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苗秀、姚紫、韦晕、梦平、田流、流军、黄孟文、杨松年、蓉子、尤今、孟紫、周粲、贺兰宁、王润华、淡莹、郭永秀、彼岸、杜南发、(陈瑞献)牧羚奴、孙爱玲、蔡欣、方北方、姚拓、吴天才(江天)、戴小华、田思、甑供、孟沙、李忆莙、云里风、雅波、小黑、严思、吴岸等等。而这些作家的选择依据许多并不是作品的优劣，而是资料取得的便利与否。不可避免的就出现了削足适履的现象。 (四)文体研究方面 在新华文学的文体研究中，目前仍集中于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 首先，诗歌研究方面，新加坡华文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一方面，诗歌方面，新华诗歌的研究轰轰烈烈。新华诗人原甸于1987年出版过文学史著作《马华新诗史初稿1920－1965》，开辟新加坡诗歌研究的先河。之后新加坡国立国立大学梁春芳的硕士论文《战后二十年新加坡华文新诗研究》，潘家福的硕士论文《1959至1965年新马华文诗歌研究》对此展开。之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润华的《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郭惠芬的《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20世纪中国文学关联研究》。相对比，后者研究理论性略胜一筹，从华文诗歌的背景与发展概述、作者的心态概述、和诗体的流变形式对新加坡华文诗歌做出全面梳理。 另一方面，对于新加坡的旧体诗研究相对滞后，国内以此为主题论述的高水平论文就有暨南大学蒙星宇硕士论文《南洋奇葩(邱菽园)》和徐持庆硕士论文《诗在南洋矣———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研究》和台湾方面高嘉謙的博士论文《漢詩的越界與現代性:朝向一個離散詩學(1895－1945)》。两篇硕士论文是以个案为出发，高嘉谦的博士论文更多的涉及的是台湾和新马文学关系中的旧体诗。最突出的成就当属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李庆年的《马来亚华人旧体诗》，该书史料丰富，言之有序，但是文中论述的旧体诗仅仅限定在1941年之前。而事实上，直到今天，新加坡的华文旧体诗依然在边缘中努力生存。 其次，小说研究方面，该领域最突出的是山东大学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这是大陆第一本专门针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著作。作者打破一般文学史的书写模式，摆脱了长期以来以方修为代表的新马华文文学的传统历史分期，抓住新马文坛不同时期两大文学思潮即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流变为史的线索，将近百年来的新马华文小说分析阐释。新加坡方面，黄孟文的《新加坡华文小说的发展》的专著、国立大学苏卫红的硕士论文《战前五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汤重芬的论文《论80年代新加坡华文小说及其文化价值》也是针对新华小说的产生和文化现象进行的论述。 再次，戏剧方面，成就最高的是赖伯疆和周宁。赖伯疆对1993年出版了《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着眼于中国对东南亚华文戏剧的影响展开，既有宏观的关照、又有微观的分析。2007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周宁主编的《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上下)的一书中，第三部“新加坡话语戏剧”以时间为节点，论述新加坡华文戏剧由华侨华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移植中，自觉不自觉的与本土社会文化相结合逐渐带上南洋色彩，成为新加坡多元符合的文化体系中特异的一支。另外就研究个案而言，论述最多的是对于郭宝崑戏剧及其现代性的论述。例如台湾沈豪挺的硕士论文《郭宝昆戏剧文本中的新加坡现代性》，我国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新加坡戏剧与郭宝昆》、《生命之土与艺术之树—从郭宝崑剧作看他的文化人格》等。 二、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的态势 新加坡华文文学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击的国度，展开着与中国大本土文学的对话。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多年来，我们往往只从自己置身其中的中国本土文学出发去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可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本土文学和华文文学已有了各自相异的传统。这些传统恰恰反映出华文文学的生命整体性和现实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不同的文学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交互叠合，当道并存。华人和居住国的关系也有很大变化，华人开始走出以族群利益抗衡国家意识形态而形成的恶性循环，和居住国环境的关系趋于宽松，对居住国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抱以更开放的态度，从而不断拓展出海外华文文学的新空间。而近年来，伴随新加坡国家主体意识的增强，新华文学的身份认同和“去中国性”成为研究热点。梳理下来，关于新华文学的研究理论概括为: (一)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对新加坡华文文学本土性与中国性纠葛的讨论 新加坡国内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并用，华文在新加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像其他国家是将华语是作为外裔语言使用，而是多元化国家的多元语言的一种，因此新加坡华文文学应该是新加坡国别文学的一支，而绝非中国文学的海外分支。其独立地位是必然的。与此同时，回顾新华文学的发展史。一直在本土性和中国性之间纠葛。例如王润华的《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的一书中，引进后殖民论述，证明中国性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殖民者。再如90年代马来西亚的黄锦树、张锦忠在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困境时，首先将矛头指向中国性在身份认同中。于是，新生代不得不面对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冲突。他们开始摆脱这一矛盾冲突造成的历史上华人民族命运的恶性循环，在亲近南洋土地的过程中来看待华族的身份认同，质疑身份认同中“民族性”和“国家性”的割裂，并将国家认同的他者环境的改变和文化认同的自身环境的改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二者逐步构成良性互动。因此，大多数研究更愿意将二者放在同等地位加以论述。例如宋永毅的著述《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中国情结”和“南洋色彩”》、朱崇科的《“去中国性”:警醒、迷思及其它———以王润华和黄锦树的相关论述为中心》、姜飞的理论专著《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以及朱文斌的博士后报告《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后殖民论述》等。 (二)文化认同视角下中华文化情感和现实生存策略间的冲突解决 文化认同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或许并不特别突出;但在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中，尤其是新华作家在经历了“中华故土”和“生活新土”的断裂后，不再完全屈从于现实生存的理性策略，而将文化情感渗透进现实生存的理性认知中，从而使故乡和异乡在对话中沟通了内在联系。张旭东《东南亚的中国形象》一书中第四章第二节里面的《新马华文文学的中国形象》、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黄万华的著作《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以及彭伟步的《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一书的部分章节都有所述。 当然，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生代笔下不再只是乡愁的载体，也是应对现代困境的良方。论析新华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中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处理多元化和跨文化这两个不同的价值走向的关系。多元化和跨文化都强调文化的丰富性，但前者包含有多种文化并列展开求得生存的倾向，它在构成文化丰富多样性的同时，也潜伏形成文化隔绝的危险;后者则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它在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基础上保存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有益于化解不同文化间的现实隔绝、冲突、对峙，但也潜伏对原先多种文化制约、伤害的可能。而文化认同却是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问题:它涉及个体与族群的主体建构意识，也间乎个人与族群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它既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相关，也与特定国家和早先的精神分析范畴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内涵日趋复杂，包含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阶级认同等等。例如朱立立的《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一书中，涉及较多的是文学中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朱崇科的《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朱崇科》都是比较有影响的研究。 (三)其它理论关照下的新华文学 除了上面提到的关于文化认同、后殖民主义视角对新华文学的解读。新华文学研究的理论层面，还有关于女性视野的，例如孙爱玲的《探索七十年代新加坡女作家崛起的原因》;比较文学视野的，例如高鸿的论文《比较文学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启示与作用》、许正林的文章《在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新华文学》;原型批评视野的，例如赵小琪的文章《原型批评视野下的新世纪新加坡华文文学》;传播学视野的，例如杨松年的文章《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新方向:文学传播探讨的意义》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各抒己见，但是从深度到研究数量上，都不占据主流地位。 三、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总体特点、局限及展望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经历了如下变化:首先是文学研究观念的变化。从80年代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史、文学现象的研究开始向文学理论开展，说明人们在逐渐接受、深化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观念，肯定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并不断展开深入研究。二是研究人数和成果的增加。更多的研究者开始研究新加坡华文文学，并取得了数量较多的研究成果。三是研究的逐渐深入，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细化、范围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以及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出现了一些较高研究水平的成果。四是研究队伍的年轻化。相当四十岁以下的学者进入研究队伍，给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并带来新的视角。可以说，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正朝着积极、深入、多元的方向迈进。 与此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相比世界华文文学的飞速发展，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还处于需要不断完善阶段。这种研究局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不够细致。宏观性综述研究多，分类研究少，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少而又少。不排除一部分研究者实际上对研究现状缺乏了解，不断重复宏观研究，往往写出大而不当的评论，或者脱离文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想当然的炮制文学现象。导致由于对作品和研究成果的不熟悉，研究很难取得创新和突破，往往流于泛泛而谈。 第二，研究的文体不均衡。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散文、现代诗歌，戏剧研究屈指可数，旧体诗研究相对滞后。 第三，研究方法单一，缺乏理论关照。在已有的研究文章中，文化认同、后殖民主义和“去中国性”理论是用得最多的理论，其余就没有多少理论关照，自然研究深度就不够。 尽管如此，随着中新两国文化间交流的增强，新加坡华文文学创作的不断繁荣，我们仍然期待着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能够走向新坐标和高度，建立起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形象，从更细致的解读和多元的理论背景下不断开掘它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富有创新性的发见，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不断推进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研究，使之成为世界华文文学里的耀眼明珠。 参考文献: ［1］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设想［J］．读书，1986，(04):85－91． ［2］陈实．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M］．北京，桂林: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1． 作者简介:赵颖(1980～)，女，陕西西安人，汉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原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9月第30卷第9期 原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9月第30卷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