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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第三号人物应伯爵“是帮闲帮凶人物的代表，是一个极丑恶的人物”，（朱星：《<金瓶梅>的故事梗概和主要人物评介》）这样的结论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当我们以此作为评判的尺度来衡量应伯爵的所作所为时，便会发现这样的尺度并不完全适合应伯爵。确切地说，在这个尺度中，只有帮闲的丑的那一面适合于应伯爵，而帮凶的恶的一面，与应伯爵并不相干，是强加于他的，是对他的极大误解。 在一百回的《金瓶梅》中有近六十回写到应伯爵，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应伯爵的所有行止，虽然随处可以见到他帮闲抹脚，招揽说事，赚吃骗喝，插科打诨，趋炎附势，逢迎拍马，出乖露丑，整天跟在西门庆的鞍前马后，不是家奴，胜似家奴，将帮闲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无疑是一个丑极了的帮闲人物的代表，但我们何曾见他替西门庆帮过凶，作过恶，害过人？西门庆偷奸潘金莲，毒杀武大，设法把武松充配到孟州；西门庆骗娶寡妇孟玉楼，将她的财物都诈取了出来；西门庆勾引李瓶儿，霸占花子虚的巨额钱财并将其活活气死；西门庆收买流氓，殴打蒋竹山，诬告其赖账，并拘进提刑所毒打；西门庆通奸宋惠莲，设计陷害来旺儿；西门庆仗势打死宋惠莲的父亲宋仁；西门庆因为李桂姐背着他接客，把李家砸得稀巴烂；西门庆做了提刑官后，苗员外的家人苗青串通强盗杀了家主，他得到苗青的一千两银子，就放了苗青，只把强盗杀掉了；还有那举不胜举的西门庆在自己家中的滥施淫威……令人发指的行凶作恶害人之事，西门庆做了一桩又一桩，而一个不争的事实竟然是，作为高级帮闲的应伯爵，却没有染指其中的一件！至于应伯爵自己去作恶行凶害人的事，在小说中我们同样也是找不出来的。既然应伯爵并没有为西门庆帮过凶，自己也未害过人，我们又怎么可以对应伯爵作下“帮闲帮凶人物的代表，是一个极丑恶的人物”的定论呢？真实的应伯爵，只是一个帮闲人物的代表，只是一个丑极了的人物。 丑而不恶，帮闲而未帮凶，这才是真实的应伯爵。而应伯爵不为西门庆帮凶作恶害人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一则西门庆的所有作恶行凶害人的事情根本就用不着应伯爵的帮助；二则就本质上说，沦为城市无业游民的应伯爵也不属于那种以帮凶为能事为乐事的地痞流氓一类人物。应伯爵心里非常明白，在西门庆的心目中，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供人开心取乐的食客而已，西门庆需要的就是他的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知趣的心机，而他为西门庆帮闲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已，更大的好处，更多的实惠，他是想也不敢想的。因而以他的精于世故，他是犯不着为西门庆帮凶，白白地染上满手的鲜血的。 但人们对应伯爵的误解还不仅于此。应伯爵不仅不是一个帮凶作恶的人物，而且在许多时候，他还能够利用自己的高级帮闲的特殊地位，利用他与西门庆的特殊关系，想法设法给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们提供一些帮助。西门庆在结拜兄弟前曾对吴月娘这样评论应伯爵：“自我这应二哥这一个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没有一个不依顺的，做事又十分停当。”西门庆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只不过应伯爵不仅热心为西门庆帮闲，也同样热心为那些求助于他的人帮忙。无论什么人有求于他，他都会竭尽全力给予帮助，特别是对那些处境困顿者，他更能够不计报酬，不计得失，想方设法为人排忧解难。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说应伯爵既是一个为西门庆帮闲的丑人，又是一个乐于助人、心地宽厚善良的好人。他有着令人厌恶的一面，也有着令人感到可敬的一面。正因为有了好人这一层面，应伯爵的性格，才有了丑与善的两重性的构成，才显得丰富多姿，令人品评不尽。 我们来看一看应伯爵是怎样做一个好人的。 应伯爵很重情重义，他与众兄弟结盟，是为了相互有个照应，所以应伯爵与众弟兄能够平等相待，只要他们有了难处，他总是热心相助，从不推辞。也正因为如此，众弟兄有了难处，即使是需要西门庆帮助的，也都很乐意求助于应伯爵。在小说的第一回中，应伯爵因很长时间没来西门庆家而受到西门庆的责备。应伯爵先是充当拉皮条的角色，向西门庆引荐了桂姐儿，以此博得西门庆的谅解和欢心，然后才说明这么长时间没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会中兄弟”卜志道死了，“在他家帮着乱了几日，发送他出门”。卜志道本也是西门庆平时来往较多的一个所谓的“好兄弟”，可西门庆对他的态度与应伯爵相比可就大相径庭，差之甚远了。西门庆竟没有亲自去吊孝，仅仅是让下人送了点“香楮奠礼去”，而他送礼的原因竟然是“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儿，我正要拿甚答谢答谢”。他提到卜志道时语言是那么冷漠，那么无动于衷，那么无所谓，何曾有一丁点儿的兄弟情义。而应伯爵则非常重义气，“人走茶不凉”，宁肯冷落西门庆，也要在卜志道家里帮助孤儿寡母处理后事。应伯爵这样做，绝不是出自什么私利的目的，他完全是出于一片同情心，完全是在尽穷哥们的义气。他为西门庆帮闲表现的是一副丑人的嘴脸，而他为穷弟兄帮忙，则实实在在地是一个好人的形象了。 应伯爵的另一个盟兄弟常峙节，穷得没有房子住，老婆在家里闹得他一愁莫展。他曾经在一次酒席上向西门庆提过借钱的事，可西门庆当时未予理睬。于是他只好去求助于应伯爵。他把应伯爵请到一个小菜馆里，当他把向西门庆借钱的事说出来后，应伯爵只吃了几杯酒，更没有吃几筷子菜，就以不吃“早酒”为由，放下碗筷，领着常峙节直奔西门庆家里去了。他既不想让常峙节为此多破费，又把这事看得很重很急，像自己的事一般，如果没有一副乐于济人的火热心肠，他会这样不吃送上口的食吗？如果他果真是一个“不仁不义”（这样的评价在研究应伯爵的文章中屡见不鲜）毫无廉耻的小人，他还不乘人之危，敲上一笔说事的佣金吗？但事实上，他却是二话不说，什么价钱也不讲，把事情办得特别上心。到了西门庆家里，他用尽心机，先是说了一大番让西门庆开心的话，然后察颜观色，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提出常峙节借钱的事。即使这样，西门庆也只是先给了十二两的碎银子，推说自己手里没有银子，买房子的钱以后再说。显而易见，西门庆手头再紧，几十两的闲银子总还是能够拿得出来的吧。他实在是不想借银子给常峙节，因为他知道常峙节太穷了，借了钱不知哪辈子能还，更不用说借此生利了，而且结盟的兄弟，也是不好开口要账的，借了跟送了实在是没有多少区别。西门庆的这种心理，应伯爵最为清楚，他知道西门庆的钱难借，所以他自己都极少向西门庆开口借钱，但是为了朋友，他还是舍着老脸，硬着头皮，帮助把钱借到了手。这说明，应伯爵对他的一帮子结义兄弟，并不像西门庆那样以主仆关系待之，而是平等相待，讲情讲义，这一点正表现出了应伯爵为人真诚而又并不势利的重情重义的一面。 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充满了同情心，只要他们有了困难需要自己帮助，即使平时没有多少来往，即使拿不出什么谢礼来，应伯爵也会毫不犹豫地竭尽全力给予帮助。桂姐因为接客丁相公，得罪了西门庆，西门庆不仅砸了妓院，而且发誓从那以后，“不与李桂姐上门走动，家中摆酒，也不叫李铭唱曲，就疏淡了。”真是城池失火，殃及池鱼，以靠在妓院和有钱人家里卖唱为生的李铭也因此而受到了牵连，生计发生了危机。他在求应伯爵帮他向西门庆说情时说道：“就是桂姐那边的事，各门各户，小的实不知道。如今爹因怪那边，连小的也怪了。这负屈衔冤，没处伸讨，……爹动意恼小的不打紧，同行中人越发欺负小的了。”西门庆是清河县的一霸，西门庆不喜欢的人，谁个又敢接近呢？而且这一次，西门庆恼的又特别厉害，再加上李铭此前曾因春梅说李铭酒后失态，西门庆此次对他的恼怒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要想转变西门庆对他的态度，使他重新在清河县的卖艺圈子里获得一席之地，难度真是太大了。替李铭向西门庆去说情，实在是一件冒风险的吃力不讨好的事，稍为明智一点的人，谁个又会为李铭这种在社会上最被人瞧不起的卖唱为业的小人物去出力呢？李铭想到了应伯爵，他可怜巴巴地拿着“烧鸭二只，老酒二瓶”这微不足道的薄礼，来求应伯爵替他向西门庆说情。李铭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了应伯爵的同情心，他爽快地说：“我没有个不替你说的。我从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当，你央及我这些事儿，我不替你说？”而且他还表现得特别慷慨仗义：“你依着我，把这礼儿你还拿回去。你是那里钱儿，我受你的？”在李铭的再三央求下，他才收下了礼，却又拿出三十文钱来，打发了送礼盒的人。这样的举动，对于经常与西门庆一起混吃溜喝，而且从来都是一毛不拔的应伯爵来说，在为别人帮忙时，还能有如此举动，实在是古道热肠，令人顿生敬意。应伯爵随后带着李铭来到西门庆家，经过了应伯爵的一顿巧说和巧加安排，最后，西门庆终于在沉呤了半晌之后，说：“既你二爹再三说，我不恼你了。”事后，应伯爵对李铭说：“如何？刚才不是我这般说着，他甚是恼你。他有钱的性儿，随他说几句罢了。”还教他：“明日交你桂姐赶热脚儿来，两当一，就与三娘娘做生日，就与他陪了礼儿来，一天事都了了。”应伯爵顺带着，连李桂姐的事也安排妥当了。事后，李铭也未对应伯爵有什么谢礼，而应伯爵依然对他是相当的关照，从未为此去勒索李铭，向他讨什么好处。应伯爵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纯粹是因为他还有着一颗乐于扶人之困的善心。 帮穷朋友向西门庆借钱也是应伯爵经常做的好事。虽然应伯爵帮人借钱从中也得到了一些好处，但他却极少乘人之难向人主动索取。向西门庆借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既要脸面又要心计的难事，否则人家就不会间接地通过应伯爵来借了。但无论怎样难借，只要人家开口求他，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帮助把钱给借到手，而且还都能尽可能地替别人着想，或免掉利息，或延长借期，或增加借款，使别人能得到更多的实惠，无不显示出应伯爵乐于助人的善良心地。吴典恩因为要做驿丞之事需上下打点，而家中一文钱也没有，就再三央及应伯爵，求他向西门庆借七八十两银子，并许应伯爵十两银子相谢，说着竟然跪在地下。虽然他答应给十两银子相谢，但那必需是事情办成之后，如若办不成的话，是没有的。而应伯爵不仅毫不推辞地包揽下来，而且还让吴点恩将借款改成一百两，并说“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钱，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得官慢慢陆续还他也不迟。”看他，为别人想得多么周到。他本来是完全有理由借着多借到的钱和省掉了的利钱再向借钱人敲下一笔的，但他从没有想这样做，十两银子的好处是别人主动给他的，而多借到的钱和省掉的利钱却要远远超过他所得到的说事的好处费了。其实应伯爵家中的经济情况也十分窘迫，但他没有乘人之危，借机发财，这时的应伯爵真是善良真诚而又单纯可敬。为了能顺利地借到钱，应伯爵也算绞尽了脑汁，他巧嘴如簧，先是大夸西门庆的犀角带如何之好，在将西门庆的心情调理得十分惬意时，这才说出替吴典恩借钱的事，以至于西门庆一高兴，不仅借足了一百两，而且还把利钱也“抹了”。商人李三和黄四要向西门庆借一千两银子的巨款做生意，更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应伯爵费了更大的精力，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小说写这次借钱前后用了十多回的篇幅，应伯爵正面侧面，直接间接，确实费尽了心机，才帮助李三黄四借到了钱。当然他从中也确实得到了一定的好处，但这也不必苛责，因为他的确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而李三黄四他们也确实是自觉自愿想给他的，而他由此给李三黄四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就更不是那几个好处费所能抵上的了。像这类事情，如若应伯爵真是一个不仁不义的贪婪小人，他还不会大敲竹杠，天经地义而又轻而易举地发上一笔大财。但他没有这样想，更没有这样做，他的心思确实都一门腔地扑在了为别人解难排忧上了。 在有些研究文章里，把应伯爵为韩道国说情的事当作应伯爵为了钱进行“帮凶”的唯一的典型事例。但在这件事情上，应伯爵同样也是出于为别人排难解纷的好心为别人帮忙，在整个事件的始终，他都没有存一点为谁帮凶去害谁的心思，也没有存心借机去敲人家的竹杠，发一笔大财。韩道国的老婆，因为和小叔子通奸被邻居好事的浮浪子弟们捉着送进了衙门。韩道国无可奈何，不愿因此而家败人亡，就找着应伯爵，说是那些浮浪子弟如何无中生有，惹事生非，使他们家深受其害的，可怜巴巴地央求应伯爵给西门庆说情放了他的老婆和弟弟。这种事情，其实只是韩家的内政，本是无什么是非可言的，那些街上的浮浪子弟纯粹是出于恶作剧的目的而有意滋事。应伯爵为韩道国说情，并不是要为谁帮凶，要说这里面有凶手的话，那就只能是那几个无事生非的浮浪子弟，韩家只是受害者。应伯爵完全是出于同情心才帮韩道国的忙，是出于替人家消灾免难的善良心地，他绝没有心要借机去害那几个浪荡子弟，当然就更提不上在这件事情上要为西门庆帮凶了。他也不是为了要从中敲榨钱财，韩道国在当初找应伯爵帮忙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提到钱的事，而且事成之后，小说中也没有写韩道国给了应伯爵多少好处。应伯爵在向西门庆陈述事件的前因后果时，虽然无中生有地把韩道国老婆被抓说得很无辜，但将那几个街头的浪荡子弟说成是“时常打砖掠瓦鬼混”的“不三不四的人”，却也并无夸张。而应伯爵编造这些谎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借机去整那几个街头的小混混，而只是为了让西门庆相信他说的话，好赶快地放人。果然，西门庆听了他的话，就吩咐地方，改了报单，次日带到他的衙门里发落。结果放了韩道国的老婆同她的小叔子韩二，却又把那班好管闲事的人捉去，给了一个非奸即盗的罪名打了个臭死，押到了监里。而事情出现相反的结果，却并不应伯爵所希望的，他所要做的只是放了韩家的人而已，而事情到了这样一步田地，却已不是应伯爵所能够左右得了的了。接下来这群人的父兄慌了手脚，大伙凑了四十两银去找应伯爵，让他说情，这却让应伯爵左右为难了。他做事的出发点，纯粹是为了替人帮忙消灾，而不是为了害人，对于他来说，只要有求于他，不论什么人，只要是需要帮忙而他又能够帮得上的，他都会热情相助的。如果说这件事也算得上西门庆做下的一件恶事（其实说这是一件昏官做下的糊涂事更为确切），应伯爵又是一个帮凶的话，他就不会帮这伙人去说情了，即使说情的话，也会昧着良心，黑着心，借机狠狠地敲榨他们一大笔银子才是。但看到这些人的可怜相，他又动了同情心，但碍于韩道国这一面，又不好直接找西门庆，正如他对老婆说的：“我可知不好说的。”他灵机一动，拿了十五两银子，去贿赂西门庆的男宠书童，让他在西门庆跟前说情。那书童嫌钱少，应伯爵只得又送五两。后来书童买份礼物，送给李瓶儿，说了这件事，结果关押的那班子弟才被放了出来。从表面上看，应伯爵两头落情，但是一则他并不是主动去两头说情，以求得两方面的好处的，而他所得到的实际上的好处与他所做的事相比，实在又是微不足道了；二则他的出发点也只是单纯地为别人消灾免难，而不是要借机两边生事，存心去发一笔亏心财，存心去做害人的亏心事。因此把这事作为他帮凶的典型事例是不恰当的，是没有道理的。 应伯爵做的好事，还远远不止这些，但这已足以说明，在应伯爵的心灵深处，确实有一付古道热肠，有一颗为善的心。应伯爵本人也是生活的弱者，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也经常受着穷困潦倒的煎熬，他对弱者富有同情心可以说是由他的特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以他的精明，他深深知道，他的命运其实与李铭们，与常峙节们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也只是因为能说会道、善于应酬而能多得到西门庆的一点好处而已。在应伯爵的身上，除了作为基本性格特征的丑的一面外，还有着善良的一面，在他委琐低鄙的外表下，在他心灵的深处，人性的利他的美好的一面还未完全泯灭。但这好的一面却因为其大丑的一面过于突出，也就难为人们所察觉了。但探讨应伯爵的这些被人忽视的性格层面，对于更加完整深入地研究应伯爵这个帮闲的典型，对于我们认识那个非人道的社会是怎样扭曲和毁灭人性中的美好的东西的，从而更进一步认识小说对社会以及人性的深刻的揭示，都是不无价值的。 原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