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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所言“桃园结义”,不见诸史料却是流传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回用了“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这样的回目,来昭示刘备、关羽、张飞非血缘关系的三兄弟真情,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对桃园结义来一番审慎的研究。前人往往关注该故事如何成为后人效仿的典范,而未曾全面的探讨。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对其产生、流播、影响作一番梳理、研究,以求就教于方家。 一 “桃园结义”之渊源 现存所见讲述“桃园结义”的成型故事,最早是元朝建安虞氏至治(1321-1323)刊刻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该书因是当时说书艺人的讲话底本,为坊间所刻,所以内容极为粗糙,且只讲故事本身,回与回之间没有回目,其叙述桃园结义故事如下:关、张二人见德公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关公遂进酒于德公。公见二人状貌亦非凡,喜甚,也不推辞,接盏便饮。饮罢,张飞把盏,德公又接饮,飞邀德公同坐。三杯酒罢,三人同宿昔交便气合。有张飞言曰:“此处不是咱坐处,二公不弃,就敝宅聊饮一杯。”二公见飞言,便随飞到宅中。后有一桃园,园内有小亭,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次之,飞最小。从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这段故事的素材显然源自陈寿《三国志》,兹溯其本源见下: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有“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记载:“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费祎劝关羽时说:“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 《华阳国志·刘先主传》中亦有相类记载:刘备“善交结豪杰,年少争附之……河东关羽云长,同郡张飞益德并以壮烈为御侮。先主与二子寝则同床,食则同器,恩若兄弟,然于稠人广坐中侍立终日。”《关羽传》中还用了“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这样的句子,《诗经·常棣》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陈寿用“御其务”行文,借此暗示刘关张三人像亲兄弟一样团结对外。按陈寿本良史,所撰《三国志》有“信史”之誉,记载史实大抵可信。与三国时代相去不远的晋人常璩,也是位作史严谨的学者,其《华阳国志》,是我国首部地方志书,史料价值同样具有相当高的可信性。由此推证,刘关张三人当时有兄弟之谊是勿庸置疑的事实了。至于结义发生于桃园,杀乌牛、白马、祭天祭地、盟誓之类,当是小说家想像而言。但《关羽传》载关羽栖身曹营时,曹操让张辽去试探关羽到底有无心意留在曹营,关羽十分感叹地告诉张辽“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这似乎又说明他们曾发过誓言。无论怎样,史料种种零散记载成为了桃园结义的源头,一切关于刘关张兄弟结义的故事,即由此而衍生开来倒是确凿无疑的。 二 “桃园结义”是如何产生的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亲朋好友之间,反目成仇比比皆是。甚至有不惜假为父子关系者,也能刀斧相加。如吕布先“大见亲待”于丁原,董卓进京后,又“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最终吕布一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亲兄弟之间如袁谭、袁尚,为了一己利益,而兵戎相见。当此之时,刘备、关羽、张飞这三位出身不同的人,萍水相逢于乱世,能“恩若兄弟”相处,确属难能可贵。像刘备虽已经沦落到“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但毕竟有“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这样一个曾经高贵的门第。这对于两汉时期讲求门阀等级的社会的环境下,竟有如此之举,无论如何也是对传统的大胆冲击。因为关羽、张飞二人,虽然陈寿没有记载他们是何出身,但二人的祖上是怎么也不能和刘备比肩的。是以明代以前,凡祭祀庙宇皆以刘备为主体,关羽、张飞、诸葛亮等都是配祀一旁。但自《三国演义》流行以来,这种状况就发生了变化,由桃园结义引发出的社会结义现象增多,过去的刘备庙宇名称也随之而变。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至迟在元代中期是出现了的,前引《全相平话三国志》已证。故事已经为民间接受而广为流传,甚至还有杂剧加速其传播。傅惜华先生编撰的《元代杂剧全目·卷六》辑录的“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剧目。傅氏记载:该剧“元明间无名氏撰。作者姓名,今无可考证。《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三国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亦著录之。此剧现存版本有:(一)明万历间脉望馆抄校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英雄汉涿郡两相逢’,正名作:‘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二)《孤本元明杂剧》本,第十五册,又作简名:‘桃园三结义’;据脉望馆抄本所校印者。”傅先生《元代杂剧全目》中所载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能确指到底是元代还是明代,只是笼统含糊称为“元明间”,将元、明两代并举,说明其出现时期不会早于元代中期,极有可能是元末明初,因为同时期的罗贯中《三国演义》已问世,其书之第一回目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历史上一种现象或者一个故事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或凭空出现的,往往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前已证“桃园结义”故事产生于元中期,流行于元末明初,这是一段非常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期,往往就是走向没落的开始。元末明初恰恰就是新旧王朝在变更前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元蒙贵族的统治因到了王朝末期而变得极为残酷,从而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全国为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但在各方的义军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一方面与元朝军队奋战,一方面义军之间同时还进行着相互吞并的战斗,致使元末的斗争变得十分复杂,而在这复杂的形式下,起义队伍中的每个人也都会面临忠诚和义气如何取舍的种种考验。桃园结义流行于此时,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讲求忠义的道德需求。据一些研究材料表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志图王”,曾参加了义军张士诚部并充当幕僚,但个人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故而发愤编写历史小说。将他参加义军的经历,加上个人的才智,编撰了《三国演义》。借助小说竭力呼唤重信守义,倾心塑造了汉末群雄,其中桃园结义三位英雄就倾注了个人情感,关羽还被塑造成了“义绝”。该书多处借人物之口来表明自己的爱憎,如借诸葛亮之口斥责魏延:“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 诚然,桃园结义故事并非罗贯中的原创,罗本成书时代晚于平话本,在编写的过程中,大量借鉴和参考元人平话本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加之本人“遭时多故”,痛恨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诈,是以罗本将“桃园结义”的故事描写的更加丰满而有意义。至此之后,刘备的家乡在其故事的影响之下,也就出现了以刘关张为主体的纪念祠宇———三义宫,俗称三义庙、三义祠。其产生的轨迹是:元人平话本创作于先,接着是元明间有关三结义的杂剧兴起,紧接着集大成或称最终定型的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广泛传播。 三 三义宫(庙)———“桃园结义”影响之产物 只讲义气不论出身的结合,当然受到社会普遍的欢迎。然桃园结义真正影响后人,甚至出现专门祭祀庙宇,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唐、宋人心中,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早已成英雄,反复出现在咏赞诗中。而刘、关、张三人有旷世难逢的兄弟之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将此作为独特的话题而重视。甚至在刘备、张飞故乡河北涿州,唐、宋、金时期也只有祭祀刘备的昭烈庙。现存咏赞刘备庙的诗,以宋朱熹《谒昭烈庙二首》较早。唐人或有咏赞昭烈庙诗,今未曾见。至金、元时期,歌咏涿州刘备庙宇的诗词、碑刻已然增多,如:金王寂诗《涿郡先主庙》、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周昂诗《谒先主庙》、元好问词《摸鱼子·题楼桑庙》、元陈孚诗《谒先主庙》、傅若金诗《涿州楼桑先主庙》、郝经诗《楼桑庙》、《书黄华涿郡先主庙阴》、《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王恽《谒楼桑昭烈帝庙》等,均以刘备或刘备庙宇为歌咏对象。今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内一通元代紫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恐为尚存刘备庙最早碑刻。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金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所记内容。王碑已佚,其碑文见《涿州志》,碑文记载:“涿,先主之故家也。庙距州西南十里,而远庭有石,乃刺史娄君延重修记,唐乾宁四年也,则血食于此旧矣。岁久屋老,才庇风雨。今夏四月,里民始议增葺。于是富者以资,巧者以艺,少者走以服其劳,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门屏,又作两庑,配祀元臣。诸葛孔明、关云长、法孝直在东,庞士元、张翼德、简宪和在西。”。文中很明确提到至迟唐乾宁四年涿州建有昭烈庙,而王庭筠重修该庙于金人统治时期,即公元1115-1234年期间。碑文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王庭筠重修的昭烈庙中不仅祭祀昭烈帝,还配祀了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六位“元臣”。元郝经《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中也提到:“庙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辽金以来,皆即故居代为增葺。而正殿当中山靖王之后。昭烈像设衮冕,南向。其佐命将相,则列于两庑。左则诸葛亮、庞统、法正、许靖。右则关羽、张飞、赵云、马超。”从上引金、元诸人诗词、碑文中我们得知,汉昭烈庙又称作汉昭烈皇帝庙、楼桑庙、先主庙等,显然是纪念以刘备为主体的庙宇,金代到元代早期,涿州的庙内除了刘备还有诸葛亮等人配祀其中,而后世以祀刘、关、张三兄弟为主体的庙宇———“三义庙”,当时这一名称是并不存在的。 随着杂剧特别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流传,“桃园结义”的故事更加深入民间。至迟在明代中期,刘备、张飞故里河北涿郡出现了祭祀刘关张三兄弟的庙宇———三义宫。今河北涿州市松林店镇楼桑三义宫内存有明代正德三年焦芳等刻立的《重修三义宫碑》,此为今存记载三义宫最早的碑刻,其碑文中记载道:“涿之楼桑故有三义庙,祀汉昭烈皇帝,而以其臣关穆侯羽、张桓侯飞配焉。盖楼桑即昭烈故里,而桓侯为涿人,穆侯虽产解而誓共死之盟实始于此……然则昭烈之于二侯盖不特一时要结兄弟之义,终始君臣之义,而于天下万世之大义,沉沦于凶虐之势而不可返者,皆特以不坠矣。千载之间,苟所居所履皆合而祀之,岂偶然乎?故庙建于唐乾宁四年,金承安中复新其室宇……”据碑文所记,三义宫的修建年代下限是明正德年,正式年代当为明早期。焦芳于碑文中特意提到“故庙建于唐乾宁四年,金承安中复新其室宇”,是欲将三义宫这个称谓的历史提前到唐代,并提到金承安(公元1196-1200年)中还曾修葺过庙宇。而前引金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中,恰恰有涿州的汉昭烈庙建于唐乾宁四年的记载,王庭筠正是金大定年进士。说明焦芳这句话的根据源自王庭筠的碑文,只不过焦芳将王庭筠重修的涿州昭烈帝庙,说成为三义宫了。 由一段传奇故事而引出一个纪念庙宇,这不是惟一,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三义庙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清朝和民国时期,三义庙是秘密组织结义、会盟、议事、举行重大活动的重要场所。 明人将汉昭烈庙直呼为三义宫,有意无意之间改变了庙宇的性质,前称谓突出的是封建等级君臣之礼,强调的是“君”,而改称后者显然加入了民间“义”的成分,就是把君臣之礼变成兄弟之义,而这正是民间百姓所愿看到和接受的带有平等意味结果。清褚人获《坚瓠集》记载民间广为流传的《关西故事》中,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均是阶级地位相同的平民。故事说,关羽从蒲州解良杀了当地豪强逃到涿州后,轻而易举的将张飞藏在井中的肉取走,“张归,闻而异之,追及,与之角力,力相敌,莫能解,而刘玄德卖草鞋适至,见二人斗,从而御止,三人共谈,意气相投,遂结桃园之盟。”这里决口不谈刘备有高贵血统,只说他卖草鞋,三人之间就没有距离而能平等结盟。 由汉昭烈庙变为三义宫,从平话本粗糙的结拜到《三国演义》非常严肃的“桃园三结义”,应当说是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迎合了民众的需求。明代著名学者李贽在其《续焚书·卷五》中,作“过桃园谒三义祠”诗,道出了大众的心意,诗云:“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谁识桃源三结义,黄金不解结同心?我来拜祠下,吊古欲沾襟。在昔岂无重义者?时来恒有《白头吟》。三分天下有斯人,逆旅相逢成古今。天作之合难再寻,艰难何愁力不任?桃源桃源独蜚声,千载谁是真兄弟,但闻季子位高金多能令嫂叔霎时变轻重。”这首古诗虽回避了君臣之礼对人的桎梏,但却是对世人结交是以黄金的多少来衡量感情深厚的丑恶社会现象的深刻抨击,感叹刘关张三结义这种“天作之合难再寻”。应当指出,如李贽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在慨叹冷漠人生,那在社会的底层民众,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四《先主伐吴》文中,更表明了广大民众为何崇尚三结义的心声,朱云:“刘先主与云长结为兄弟,义气甚重。方即位,而云长败死。平时共患难死生,不少须臾离,而一旦委之虎口,既忝为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少泄,当日誓言为何?又何以见天下?故刘先主之行,决不可已;即不行,亦须枉受张翼德一番臭气,驻手不得。惟一败,气结而死,故可以下见云长,而先主之心,亦可以无愧无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为轻、义为重者。”此即是桃园三结义之所以流播开来且长久不衰的真实原因。 由此我们会引出一个题外话题:桃园结义为什么古人单就要说桃园,而非别的什么树园?这关涉到中华古代巫文化内容。古人认为鬼畏惧桃树,故常削桃木为人形,立于户侧,以驱鬼避邪。汉应劭《风俗通·祀典》记:“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兄弟结拜、歃血为盟本是一件十分严肃、庄重的事,古人把刘关张结义的地点说成桃园,便是深受巫文化影响之产物。 四 “桃园结义”对后世的影响 为达某种目的结义为兄弟,这样的事情古已有之。唐朝皇帝为加强边境安全曾和回纥、突厥“结为兄弟”。大明王朝统治者如何利用结义故事来笼络大众,目前尚未见到鲜明的例证。倒是大清统治者虽是满族贵族,却将此运用得得心应手。据《清稗类抄·卷六十四》记载:“本朝羁縻蒙古,实利用《三国演义》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演义》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也,于是累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将一段民间故事特别是汉族的故事与自己的统治结合并运用于实践,这是满清统治者的高明之处。虽然当时清世祖尚未全面统治中国,但他能从桃园三结义中悟出结盟多民族来增强自己力量的道理,以求达到最终统治天下的目的,则非寻常统治者所能也。此后,大清统治近三百年中,新疆噶尔丹叛乱、康熙出兵抗击俄国侵略,都是民族矛盾尖锐的表现。而蒙古王朝完全臣服于大清,没有参与与中央王朝作对的叛乱,不仅如此,“(清圣祖康熙)召科尔沁蒙古王沙津入京,面授机宜,使诱噶尔丹”,则使蒙古贵族完全站在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上。桃园结义竟能使蒙古贵族三百年来对大清像关羽之于刘备“服事为谨”,这难道没有最初受到清世祖尊崇与之结盟有关吗? 自《三国演义》面世之后,桃园结义故事便风靡社会,引得民间纷纷效仿。而一种社会现象的流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均能接受,否则将是短命的。桃园结义之所以流行社会,就因它是不讲究阶级地位差别的。清代学者章学诚批评《三国演义》说:“《演义》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是以后世学者谓:“天下最足移易人心者,其惟传奇小说乎……自有《三国演义》出,而世慕拜盟歃血之兄弟、占星排阵之军师者多”。这正是桃园结义广泛受到下层亲睐最好的注脚。 结义、结拜、歃血为盟,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形式,它是由中国社会宗法结构特点所决定的,源远流长。宗法制是从氏族制度血缘关系与祖先崇拜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统治者“重本抑末”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以土地为中心的人民,没有更多的选择,只可能以血缘纽带组合群体,这就形成了宗族组织。宗族组织既有内向凝聚的倾向,又有外向相斥的倾向,它的强大与繁荣在于与其他宗族组织相互竞争中而获得。宗族组织内向的凝聚力关键是他本身所带有的血缘关系,所谓“五百年前是一家”,强调的就是血缘关系。而没有血缘关系的身处江湖,生活无保障,经常遭受官府、地方豪强欺凌的四方游民,因为某种利益聚合在一起时,为使相互之间变得更加紧密,便努力的通过某种形式使得这种关系变相的成为“血缘亲情”。规模小的“桃园结义”、“义结金兰”、“拜把子”等。规模大的则建立以虚构的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各种结社组织,孙中山说:“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其实,结义、结拜就是将没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和人,以一种虚构的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准宗族组织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团体的凝聚力,这是弱小群体抵御强暴,免于饥寒的最常用的手段。在此,刘关张三人当年是否结义、是否盟誓,都已不重要了,桃园结义作为后人效仿的经典和楷模已然深入到社会,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论及此道:“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反映了民国年间,结拜、结义已成当时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五 桃园结义———秘密组织团结民众的手段 桃园结义影响后世,因其结义或结拜本生就是中华文化古老传统,弱势群体或个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加强自身力量。当专制统治达到极致,民不聊生时,下层民众结义成为普遍现象便不足为奇。用桃园结义为精神偶像,成其为加入组织的号召基础,达到更广泛团结民众,从而实现其政治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到晚清,朝廷腐败,百姓流离,此与汉末政治形势颇为相似,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各种秘密组织顺势而起,拉拢民众,对抗官府。著名如天地会者,除了有自己明确政治目标,更将桃园结义作为组织号召的基础,加入了符合大众的内容。 (一)与国家民族之大义相结合,借结义变私仇为公仇。晚清的秘密组织天地会“洪门小引”中有这样宗旨:“后学桃园结义。刘关张万古传扬。前者合胆同心。无分彼此。胜如同胞骨肉之亲……今见彼邦世衰道微。官脏吏酷。独力难成。特是结为洪门手足……”还明确提出五条政治目标,其中前两条:一是要报清军火烧福建少林寺之仇,二是要复回明朝江山等等。所谓报南少林之仇,即是报郑芝龙全家被杀之仇。据萧一山先生考证,“由郑氏私仇转而为国家公仇,生出反清复明之四字口号……苟天地会而不提出为郑芝龙复仇之宗旨,则难得其奔走号召之死力。且郑芝龙曾为海盗魁首数十年,海盗中本有歃血拜盟之制度,同生死,共患难,故能勒其党徒,出生入死,是以天地会提出为郑芝龙复仇之宗旨,其部曲顾念旧盟,必敌忾同仇。”复仇是手段,而推翻满清统治才是最终目的。 (二)强调结义的民主平等思想。萧一山《教会源流考》指出:“(洪门)既为一家,即系同胞。故入会者,无论职位高下、入会先后,均称兄弟”;洪门借刘关张以结义,故曰桃园义气“盖组织此会(指“天地会”笔者注),缘迎合中国之下等社会之人心,取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三书而贯通之也。其专收下等社会盖奏恢复之功,当用多数之人。且下等社会离官场远,上下隔绝,不易泄漏也。”盖三国故事之流行,得益于民间艺人传播之功,至迟宋代就出现了像霍四究这样专门“说《三分》”的艺人。不论平话还是元杂剧,下层平民当是主要之受众群体,故事中刘关张不论君臣认兄弟,自然迎合大众口味。结合晚清民主潮流涌动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理解天地会为什么要大打“桃园结义”旗号了。 (三)结义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精要———忠、孝、节、义。天地会“三十六誓”中有“要忠孝节义依存,议联盟结合异姓,结为兄弟骨肉之亲。议敦誓盟之好,合老少之勇序,强不欺弱,福不欺贫,长不戛厌,务相要桃园结义风,遵雄鸡之血,众等新丁,初进洪门,议洪为誓,以忠义为本,以孝顺父母为先,和睦乡党,以敬长上下,不得忤逆五伦……”天地会的誓言杂糅了传统道德伦理观,以忠孝节义来规范组织内部行为。这虽已远离桃园结义的初衷,但在结义的形式下达到了凝聚力量的目的。 (四)结义的目的是推翻满清王朝。《三国演义》表现刘关张桃园结义,也仅仅是为了加强兄弟间团结,如果有什么政治目的话,恰恰是为了维护朝廷而去打朝廷的叛逆———张角等黄巾起义队伍。可清朝以来各种结义将反抗官府,推翻满清王朝作为首要政治目的。在记载天地会等秘密社会史料中,像“今晚桃园来结义,复回明主旧乾坤”、“桃园结义复大明”、“兄弟结拜反清复明”之类句子随处可见。把清朝的清,写作三点水加一个月字,以表示“清”无头,可见其政治态度相当鲜明。 当《三国演义》普及民间,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时,脍炙人口的桃园结义开篇故事,就变成人们口中话题而津津乐道。统治者借此来巩固江山,下层民众效仿来团结力量,各取所需,互有目的。但无论怎样,上下两个阶层借重这个故事都是看中了其中的“义”字。清廷讲结义是团结蒙古,打击分裂主义;秘密组织讲结义是团结民众,打击官府对抗朝廷。以结义的名义,达到各自的目的。可见,讲“义”总是带着团结、积极向上意义的,这也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精髓,不然,桃园结义何以流传数百年而经久不衰呢? 原载：《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