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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物，陈寿的《三国志》都为之立了很生动的传，虽然还不可能像后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那样活龙活现，栩栩如生。 这些历史人物，尤其是与他们相关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重大战役，历来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也是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取之不尽的题材宝库。 但是人们往往误认为，凡《三国志》未载，而《三国演义》加以敷演的，即非事实，皆系罗贯中虚构。进入此一误区者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按陈寿《三国志》是所谓正史。陈寿原任蜀汉的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司马炎建立晋朝，陈寿被荐为佐著作郎，继升迁为著作郎。他著《魏书》《蜀书》《吴书》，共六十五篇，称为《三国志》，得到广泛好评。陈寿亡故，范頵等上书朝廷，说此书“虽文艳不如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派洛阳令到陈寿家中抄录全书，予以保存。 在陈寿编著《三国志》的前后，文人的史书著作极多，有综合性的《魏氏春秋》《九州春秋》《献帝春秋》《先贤行状》《魏晋春秋》等等，有记载某一地区的人物事迹的《江表传》《襄阳记》《零陵先贤传》《益部耆旧传》《吴录》《吴历》等等，还有专为曹操个人写的传记《曹瞒传》等等，种数多，形式也并不完全一致。 正因为陈寿的《三国志》虽然质量不错，但传记篇数有限，又较简略，而且仅有传记，缺少《艺文志》《食货志》等部分，读起来总觉得不够充实。到了南北朝的南朝宋文帝时，即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裴松之完全知道《三国志》的语言文字并不艰深难懂，他的作注，所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书比较少些，主要是补充或引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他所引用的史学著作，据缪钺先生统计：“则为一百五十余种，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几现在早已亡佚。”由此可见，裴松之为保存三国史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试举三个世人多以为完全出于罗贯中虚构的例子，以说明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影响： 一、京剧《捉放曹》，题材来源于《三国演义》，但罗贯中没有杜撰故事，所据乃自裴松之所引的两部书：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为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悽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二、京剧《华容道》，题材来源是《三国演义》，其部分内容，也是根据裴松之所注的《山阳公载记》： 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则曹操兵败赤壁之后，在华容道受困确有其事。罗贯中根据这一情景，虚构了关羽奉命在此阻击，曹操已临绝境，关羽为报当年在曹营所受礼遇之恩，佯作摆开一字长蛇阵，让了曹操一条生路。这一虚构在一定程度上也还符合逻辑推理，既描绘了关羽的性格，也使曹操再一次露出了狼狈相，从而让读者和观众得到了难以言喻的满足。 三、京剧的《空城计》，照搬了《三国演义》，其根据则是裴松之所注的《郭冲三事》： ……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偪，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谷欲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猬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 因为诸葛亮一生谨慎，司马懿认为他断乎不会冒这样大的风险。诸葛亮和司马懿互相猜测对方的计谋煞是有趣。最后还是诸葛亮凭冒险而免于溃败，自然大快人心。 根据以上三个例子，《三国演义》的题材选取乍看似乎以《三国志》为主，实际上用裴松之所注（所引）的材料更多些。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则未见于裴松之注。但这种情况不多。至于诸葛亮的借东风、关羽的玉泉山显圣等等，则不仅是虚构的问题，而是典型的迷信糟粕。这是作者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 史学家、文学家往往苛责罗贯中的虚构，“戏说”历史的一群又往往用罗贯中作了大量虚构作挡箭牌。因此我想，有必要在此作些说明和解释。 原载：《文汇报》2007/11/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