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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以儿童为主角,通过儿童眼睛看世界的作品屡见不鲜。但是,在文学人物画廊里,具有明显借鉴与再创造特点的儿童艺术典型却应推老舍《牛天赐传》主人公牛天赐和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主角大卫·科波菲尔。而对中下层人民,尤其对儿童命运忧愤最烈、同情最深的作家正是狄更斯和老舍。在他们笔下,我们看到,社会像张黑网无情地笼罩在一些儿童头上使其身心遭受极大伤害。在描绘儿童特有的悲剧中,作家鞭挞社会制度的丑,展现童稚的美,这就是狄更斯与老舍笔下儿童形象共同流淌出的主旋律。 鲁迅先生说:“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如果狄更斯和老舍是共立于一个认识支点,从而悟出不无相似的本质问题。那么,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现象不同侧面在作家头脑中所形成的不同折射,却使他们笔下出现相似而又不尽相同的人物形象。牛天赐身上突出着在封建桎梏下,儿童天赐被扭曲了的童稚心灵和青年天赐具有的小知识分子爱慕虚荣却又缺乏胆略的悲剧性格。而大卫身上则体现了资本主义锁链中,童年大卫身心备受凌辱的悲苦境遇和青年大卫独舟奋进,功成业就的生活抗争。 一、缺乏行动热情的牛天赐与顽强奋斗的大卫 老舍笔下的牛天赐是个弃婴,“不光彩”的出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注定其一生不幸。在金钱至上环境里,他虽然被一对善良的孤寡夫妇收养,可自小生活在小市民庸俗虚伪、尔虞我诈的污浊氛围中,深受旁人白眼与嘲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形成阿Q型性格。牛天赐常处于迷茫而又自我悲哀的境地,总耽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缺少行动热情和能力。养母、养父相继去世,家道中落,非正统的“出身”瞬间就与财产有了瓜葛,这使牛天赐深刻体验到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牛天赐畸形性格的形成是腐朽社会制度和迂腐教育制度的必然产物,老舍为其成长抹上一层极浓的悲剧色彩。老舍是非常重视文艺社会作用的作家,他认为,“小说应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他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做某事理的宣传。”这种文学观充分体现在牛天赐形象的塑造上。老舍试图从广阔的市民生活背景、从中国古老历史传统、从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上探索城市小知识分子软弱妥协性格形成的土壤,于是在自己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中倾注了对孩子“最有同情心”的一贯思想感情。他描写牛天赐被母亲——封建意识的代表扭曲了的外形:“腿细而拐,磕膝拧着,脚尖彼此拌蒜,脑勺平扁,脸色黄白,细脖像棵葱”;描写了他被封建教育扭曲了的心理:胆小惧事,怕苦怕死又耽于幻想。牛天赐形象是中国那个时代的缩影,反映出封建社会中“那打扮得马褂帽头像小老头”一类儿童不幸命运。 狄更斯是英国19世纪中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遵循的诺言是:“只要我还有思想和把它说出的能力,我就要坚持攻击残暴与压迫……”狄更斯坚持“揭露出并不诱人的和令人反感的真实来冲淡那包围着实际存在的东西的假光彩”。大卫身上体现着狄更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念。大卫是个具有19世纪维多利亚王朝时代英国社会浓郁气息的人物形象,他性格中表现出远比牛天赐复杂得多的因素,通向摆脱社会枷锁束缚的道路更曲折。大卫出身中产阶级,是遗腹子,童年时代失去母亲,遭到凶狠继父嫌弃,饱尝生活艰辛。为了摆脱屈辱生活,十岁那年长途跋涉、餐风宿露,勇敢地只身投奔惟一的亲人——特洛乌德小姐。从此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终于在事业和家庭生活上获得美满结局。大卫是一位从不自满骄矜的青年,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仁爱正直、务实进取的精神。这是一个追求幸福和出路的西方小知识分子典型,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类青年的缩影。狄更斯曾宣称,其作品表现了他的道德信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什么因为他地位高就是高贵的;没有什么因为地位低就是低贱的”。这是一条极富民主主义精神的原则。狄更斯通过一个孤儿不幸的遭遇,描绘了一幅19世纪中叶英国广阔而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揭示出统治当年社会的真实力量是金钱。作家笔下,那个社会只要有钱就可以得到上流社会承认和中产、小资产阶级膜拜,社会冷酷的压迫与残暴使得家境不宽裕的孩子或非亲生子的生存受尽侮辱,而宗教和道德则体现为冷冰冰的伪善,作品表现了对弱小者的深切同情,描绘出当时英国的社会特性。 二、不同人物形象反映作者不同经历与 社会文化观念 狄更斯出生于海军军饷局小职员家庭,由于家计窘迫,双亲对他的教育和前途极为疏忽,使其在家中常感孤寂。十岁那年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十一岁始,狄更斯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务,随后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曾被雇主放在橱窗里作为广告表演操作任人围观。这些经历让狄更斯产生了对穷困儿童的同情和坚决摆脱贫困的决心。狄更斯十六岁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后担任报社记者。坎坷的生活经历使狄更斯在思想上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而人道主义的悲悯,让他把倾诉的矛头直指社会的欺诈、蒙骗、虚伪制度,谴责这种制度给弱小者带来灾难;人道主义温情又让他在同情贫苦儿童的同时,倡导并赞扬对孤儿关心救助、宽厚仁慈的行为。 老舍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每月关饷只三两银子的清朝普通护军。老舍三岁父亲葬身于八国联军炮火,使得本来就困窘的生活变得更贫寒。但老舍的母亲是个刚强的女子,她没有因悲伤而听天由命,而是用自己的双手挣得微薄收入让儿女免于冻馁。家境虽贫困而母亲刚强义气,这对老舍性格产生很大影响,使之能够“由事态与人情中看出那可怜又可笑的地方来”,用温和而又犀利的人道主义眼光体察不幸群体。如果说,狄更斯是同情并努力反映贫困儿童的不幸生活,从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罪孽。那么,一个多世纪后的老舍,通过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有感于社会制度对儿童身心的摧残,从而用犀利的笔触对市民阶层、市民性格做了艺术的表现,从而挖掘儿童悲惨命运的社会原因。 牛天赐和大卫都是作者在人道主义思想下塑造的典型形象,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和不同的特殊经历,分别代表了不同社会制度下相同出身的不幸儿童命运。两位作者用饱蘸人道主义感情的笔触,描绘出两个具有深刻内涵的人物形象,勾勒出铸造这一形象的背景——一个充满欲望的社会。牛天赐被歧视,尤其是家庭破产后的孤独,是作家对封建制度下金钱至上观念的愤怒控诉。而大卫备受欺辱,历尽坎坷的遭遇更是对金钱万能社会制度的抨击。当金钱主宰着人的命运,无情地毁灭着人的感情和人际间应有的美好关系时,也将儿童纯洁心灵玷污了。因此,不把那散发着铜臭的人际关系除去,孩子们就没有幸福可言,作家的人道主义美好理想,自觉与不自觉地用艺术形式启迪人们这一良知。 不同人物形象反映了具体的民族生活、社会形态和特定时代风貌的特殊性;但是相似题材和共同的主题却又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和作家世界观的一般性。牛天赐和大卫身上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特殊性和一般性,从而统一成为艺术画廊中的“这一个”。 三、文学创作的借鉴吸收、发展再创造 狄更斯的作品具有深刻揭露性、批判性和鲜明改良主义色彩。狄更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以犀利的笔锋抨击摧残人性的罪恶社会现象,对黑暗底层社会生活做真实描写,对贫苦人寄予深刻同情,而不幸儿童的命运乃是他最为关切的社会问题之一。狄更斯的时代是农村的英国走向城市工业的英国时代,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贫困悬殊愈来愈大,处于每况愈下经济地位的狄更斯对此深有感触,他憎恨资产阶级,同情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贫民。 《大卫·科波菲尔》真实体现了狄更斯的思想。它一方面描写虚伪残暴、缺乏人性的剥削者,卑鄙下流的律师以及资产阶级帮凶的种种丑态,一方面塑造了理想中宽厚仁慈、乐善好施的有产者和厚道忍让、乐天知命的穷苦人;一方面揭露社会中非人道的残暴现象,批判残酷剥削和欺诈制度,另一方面描绘和睦亲善、诚恳相待的理想人际关系。狄更斯围绕大卫的一生,描写了英国社会许多方面和阶层,批判了凶恶残酷的摩得斯通姐弟、虚伪毒辣的希普母子,赞扬了善良的资产者贝西姨婆、忠诚的仆人辟果提等中下阶层的善良人。大卫受前一类人迫害,历尽磨难;受后一类人救助,获得教育,并凭借自己在苦难岁月中磨炼出来的坚强意志而获得成功。通过对大卫的描写,作家反映了英国大工业时期,处于风雨飘摇位置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希望在贫困悬殊的社会里,凭借人道主义博爱精神和慈善行为改变下层人民的贫困处境,使人人得到精神平等,获得温暖和幸福。狄更斯的小说,像镜子一样照出了时代的真实面貌。 1924年夏,老舍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旅居伦敦时,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进步文学的熏陶,使老舍逐步熟悉并掌握了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形成朴素的民主主义文学观。外国文学让老舍找到排遣思乡忧国之情的理想文学形式,尤其是狄更斯等近代小说家的作品使老舍得到启发,回想起在国内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由此萌发了创作欲望。1938年老舍曾说:“因为我是读了英国文艺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建国后老舍又说:“年轻的时候我极喜读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但是,外国文学对老舍仍是流不是源,老舍走上创作道路的根本是忧时伤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主主义思想观点。他历来主张现实生活是首要的,“假如我们只闭户谈文艺遗产,而不睁眼去看社会,便只认识了死的灵魂而忘了活的世界,恐怕便要变成唐吉诃德式的写家而到处闹笑话了。” 老舍认为一个新文学家,除了读书外,还需熟读社会人生,《牛天赐传》正是以作家所拥有的生活经验为依据,吸收狄更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借鉴狄更斯诙谐幽默的写作风格,以中国传统讲故事形式进行艺术构思。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几千年封建思想束缚,浓厚守法封建性的社会关系,旧式家庭内部人伦关系及殖民侵略使中国社会畸形发展。出身市民阶层的小知识分子不稳定的经济地位易令其形成怯懦性格。因此老舍塑造的牛天赐,其奋斗精神抗争勇气皆不及于大工业英国的大卫。老舍笔下,贫穷迫使牛天赐走进现实生活,而虚荣又使他鄙视自己的处境,他只能是营养不良的社会母亲养育出的先天不足的孩子。牛天赐不可能如大卫般无畏地去创造崭新生活。与狄更斯一样,老舍在牛天赐身旁安排了一群好人和坏人。有忠诚义气的仆人四虎子,迂腐又慈爱的养父母,还有凶狠庸俗的“雷公奶奶”,势利无聊的云社伙伴等。这些人都是封建制度的产儿。 老舍以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生活的忠实,既批判地表现中国市民生活方式的封建性,又揭露社会变动中包含的悲剧因素;既反映市民群众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殖民地化的批判态度,同时也反映这种批判本身的正义性和落后性。可以说,在资产阶级初期人道主义影响与狄更斯小说启发下,老舍依据丰厚的艺术积累和对现实的深切感受,塑造了牛天赐这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市民家庭中成长的小知识分子典型,并以之作为当时中国社会某些阶层人物的“镜子”,这与西欧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可谓异曲同工。 四、异曲同工的现实主义创作 老舍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大卫·科波菲尔》与《牛天赐传》中共同流淌着一股爱的深情,在这深情中有愤恨悲哀,更有希冀,幽默中蕴含深意,微笑中饱含辛酸。但是,两位作家在表现人生主题的手法上却是迥异的。狄更斯善于对人物进行直接心理刻画和灵魂剖析。描写童年大卫认为自己是继父眼中的多余人的一段心理活动非常感人:“在吃饭的时候,总觉得有一把刀子和叉子是多余的,那就是我的;有一个肚子是多余的,那就是我的;有一个碟子和椅子是多余的,那就是我的;有一个人是多余的,那就是我。像这样我在缄默和不安中吃的是怎样的饭哪!”文字生动地表现出一个备受虐待的孩子的抑郁心理状况。狄更斯常通过人物言谈举止及情节展现人物性格,最出色的要数对贝西姨婆的描写。贝西姨婆极富个性,从出场开始,作者就用她自己的言行显示其独特个性。她是“硬绷绷”地走路,永远按自己的思维方式讲话,从不让任何人插言。一系列奇特语言行为的展示,将贝西姨婆那乖张怪癖却又善良仁慈的个性表现得异常突出。而老舍则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同时,在借鉴外国文学创作手法中糅入新意境,于娓娓叙述中渗入风趣俏皮的议论。小说中一串串白描速写勾勒出鲜明的人物轮廓。主人公牛天赐是一个经借鉴继承又再创造的人物典型。 老舍和狄更斯都带着对小人物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透过温情宽厚柔和的双眼看待他们的痛苦和抗争,通过各自创设的不同环境塑造出各具特色艺术典型。他们都采用第一人称写法,赋予儿童蕴含深意的眼光,让读者既看到孩子外貌,又感受到孩子心底的怦跳。两位作家都在平凡生活中,通过琐碎的小事展开情节,由此反映出人物个人命运兴衰、否泰和悲欢离合。不过,两位作家笔下的幅幅生活场景图又各具本民族风味和其所处的时代气息。《牛天赐传》“到乡间去”一节写十六里铺景象,描绘了诚挚好客贫穷怯懦的中国农家,是幅带着浓郁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特色、恬静而又富于田园风味的东方图景。而《大卫·科波菲尔》“我有了一种变换”一章,辟果提先生家富有西欧民族特色的热烈气氛衬出豪爽欢愉的英国渔家特点。尽管这两节同写落魄少爷到好仆人家做客的经历,作家对其中人物言辞的安排也颇相似,但人物风貌却各具特色,表现出各自民族的鲜明艺术个性。一幅为清晰淡泊的中国乡村水墨画,另一幅是浓墨重彩的西欧渔村油彩画。 五、结 语 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描写小人物探索人生的作品,无所畏惧、积极行动的大卫带着自信的微笑迈入19世纪英国文学五光(下转第127页)(上接第120页)十色的人物群像之中。一个多世纪后,老舍的《牛天赐传》问世。耽于幻想缺少行动热情的牛天赐穿马褂,戴瓜皮帽,睁着迷惘的双眼走进中国绚丽的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他与大卫一起各据东西,用自己的经历引导读者领略生活苦难和抗争的艰辛,启发读者思考人生,改良社会。这是两个具有相似出身却走不同生活道路、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文学人物典型。牛天赐让我们体会经借鉴与创新后的人物形象那特殊的艺术魅力,他和大卫·科波菲尔是一对具有独特美学价值的双璧,熠熠闪光于世界东西文坛。 参考文献: [1] 《鲁迅全集》(七)。 [2] 老舍:《读与写》。 [3] 老舍:《我怎样写牛天赐传》。 [4] 狄更斯1841年4月8日致隐名的非国教牧师的信。 [5] 老舍:《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 [6] 老舍:《谈读书》。 [7] 老舍:《如何接受文学遗产》。 [8] 老舍:《人物的描写》。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10/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