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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说成就很高。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典范。张爱玲与紫式部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无论是人生经历、创作思想,还是其小说的主题指向、审美特质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值得研究的同异之处。《源氏物语》和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都成功塑造了一大批异彩纷呈、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表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 人类最大的悲剧是内在的,而女性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她们自身。仔细审视张爱玲小说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女性的悲剧,权势、金钱和欲望的确成了决定她们命运的重要因素。《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枷锁里的女人,《源氏物语》中的弘徽殿则是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和权势欲的女性。在曹七巧和弘徽殿的身上,展示了被金钱和权势欲望扭曲了的人性,也昭示出女性内心深处被毒化的更为惨重的悲剧。 《金锁记》是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最彻底的一个人。在这个人物身上,张爱玲将人性遭受摧残直至毁灭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 曹七巧是麻油铺店老板的女儿,她出身低贱,性情暴躁,爱耍小奸小坏,还抽大烟。曹七巧的哥嫂希望妹妹高攀富贵人家,自己可以占些便宜,便安排七巧嫁入望族。七巧不由自主变成了姜公馆里残废二爷的“正头奶奶”,守着一个残废者,从此戴上了婚姻、情欲和黄金的枷锁。结婚几年,虽生了一男一女,却得不到正常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唯一令她安慰的是,丈夫去世后,她便可分得一笔能养活她一家人的财产,金钱成了七巧一生最大的梦想。七巧爱上并挑逗风流倜傥的小叔子季泽,但季泽却无动于衷,七巧的情欲还是得不到发泄和满足。长期的性压抑导致了她的性变态心理。 十年之后,七巧的丈夫和婆婆都死了,她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家产,搬出老宅,自立门户,成了偌大一笔财富的主人。为了守住她用青春换来的血汗钱,她神经质地怀疑所有人,害怕别人打自己钱的主意。从此,她把自己套在黄金的枷锁里,孤寂、失望、伤痛和愤恨使她变得疯狂,正如肖瓦尔特所说:“疯狂本身是一种策略,是一种交流形式,是妇女对在父权社会所面临的关于女性气之矛盾观念和要求做出的反映。”[1]疯狂的变异心理不可遏制地与她的“报复”欲结合起来,她要报复这个世界。在她的情感世界中,再也没有信任和爱,只有仇恨和嫉妒。她把所有的不幸和痛苦全部变本加厉地报复在子女身上,破坏儿子的婚姻,拆散女儿与情侣,亲手毁灭了亲生儿女的幸福,到头来在所有人的愤恨哀怨中孤单地死去。 在《源氏物语》众多的女性人物中,最为冷酷绝情的人物是弘徽殿女御。弘徽殿女御是桐壶帝的后妃之一,也是后宫嫔妃里权势最大的。她是握有实权的右大臣之女,出身高贵,为桐壶帝生育了一个大皇子和几位公主,理应得到皇上宠幸,但皇上偏偏最宠爱性格羸弱,出身不高,又无外戚作后援的桐壶更衣。特别是桐壶更衣生下了异常清秀可爱的小皇子(光源氏)之后,皇上对桐壶更衣和小皇子更是宠爱有加。极富政治野心和权势欲的弘徽殿对此满腹妒恨,于是她不断地玩弄权术,骄横成性,虽贵为后宫之首,却饱受冷落。为了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利益,弘徽殿女御等人使用各种手段恶意捉弄、侮辱、暗算桐壶更衣,致使桐壶更衣忧郁成疾,抱恨而死。桐壶更衣死后,桐壶帝悲痛欲绝,日日夜夜以泪洗面。面对此情此景,弘徽殿女御不但不同情理解桐壶帝,反而恶语相向。 为了消除弘徽殿女御对小皇子的敌视,桐壶帝将大皇子立为东宫,将小皇子降为臣籍,赐姓源氏。身份高贵,相貌酷似桐壶更衣的藤壶女御入宫,弘徽殿女御再失圣眷,满腹怨恨,而光源氏又常亲近藤壶女御。皇太子爱慕左大臣之女葵姬,左大臣却将葵姬许配给了已降为臣下但前途无量的光源氏。这些都导致弘徽殿女御更加痛恨光源氏。 桐壶帝驾崩之后,朱雀帝即位,万事听从母后与外祖父作主。弘徽殿大权在握,肆无忌惮地排挤和打击对手,以巩固扩张自己的权力。她抓住光源氏与胧月夜私通的把柄,迫使光源氏离开京都,流放须磨。藤壶皇后也不得不在青春鼎盛之际出家为尼以避锋芒。弘徽殿一族真可谓权倾一切,荣华绝顶。三年后,京都宫中不祥之兆接连发生,朱雀帝罹患眼疾,弘徽殿太后病势沉重,其父右大臣亡故。不久,朱雀帝让位给皇太子冷泉帝。冷泉帝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对光源氏倍加礼遇。光源氏从此更加飞黄腾达,权势日渐显赫。而弘徽殿女御的家族荣华则逐渐烟消云散,常常悲叹时运不济,直至走向生命的尽头。 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女性深层意识里存在着顽固而持久的奴性意识,自甘做男性的奴隶和附庸,她们的意识被男性世界所支配、所控制,女性是不该也不能有欲望的。可悲的是,曹七巧有着强烈的物欲和情欲,弘徽殿则有着强烈的政治野心和权势欲。然而,她们的这种欲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外在环境的压迫和女性内在的心理痼疾导致两位女性异化为非人,疯狂地报复别人和扼杀他人的幸福。她们的人性得以完全丧失和泯灭。 曹七巧和弘徽殿都是专横暴戾、阴毒险恶的代表。曹七巧一生披着沉重的婚姻、金钱、情欲这三重枷锁,又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死了好几条人命,没死的也送掉了半条命。她的专横、疯狂、刻毒令人毛骨悚然。她变态地守护着金钱,残暴地干涉儿女的生活,控制着儿女的意志,她变本加厉地折磨和报复身边所有的人。弘徽殿强烈的权势欲和妒恨心理使她变得蛮横暴躁,阴险毒辣。她要对长年耿耿于怀的桩桩仇恨设法报复。当桐壶帝因失去桐壶更衣悲痛欲绝时,弘徽殿女御却说道:“做了鬼还教人不得安宁,这等宠爱真不得了啊!”[2]弘徽殿的冷酷无情与曹七巧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在弘徽殿身上,处处表现出来的是与她的权力欲相称的男性化的刚硬和冷酷。 作为母亲形象,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和《源氏物语》中的弘徽殿使“母爱”的崇高和神圣被彻底颠覆与解构。从孟郊的《游子吟》到冰心的诗歌散文,母亲的形象被赋予了无数的光环,无私的、伟大的母爱在传统文化中历来是被讴歌的。而曹七巧和弘徽殿两位母亲却显得自私残忍和疯狂,她们和子女之间有的只是矛盾甚至仇恨,在她们身上看不到丝毫的母性甚至人性。她亲手扼杀了子女的幸福。她教儿子长白吸鸦片、逛窑子、纳妾,用刻毒的手段凌辱儿媳,探听儿子与媳妇之间的隐私,并在麻将桌上肆意宣扬和嘲讽。她满怀嫉妒去阴陨女儿,彻底毁灭了长安与童世舫的爱情。曹七巧的形象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狠毒母亲的形象。与《孔雀东南飞》和《原野》中狠毒的“焦母”形象相比,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则更让人骇然,她的阴冷、残酷和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弘徽殿虽没有曹七巧的疯狂,但其自私的本质是相同的。强烈的权力欲望使她不甘于自守后宫,而是跻身于权力的中心,完全不顾儿子的感受。朱雀帝自即位起便受到母后弘徽殿的严格控制,言听计从,俯首贴耳,明知先帝不愿加罪于光源氏,却不敢为之申辩。面对强势蛮横的母亲,朱雀帝毫无自主精神,形成了软弱无能的性格特点。受母亲人生信条的影响,朱雀帝在女儿三公主择婿问题上犹豫不定,最终选择了权势高贵、地位显赫的光源氏,葬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由于缺少母亲的关爱,弘徽殿与朱雀帝之间更多的是隔膜与疏远。朱雀帝也终因身体状况欠佳而出家。当然,张爱玲和紫式部并非要刻意丑化“母爱”,故意歪曲其神圣性,而是还原出虽不普遍但确实存在着的母亲形象,揭示出其本真的存在,重在给人启迪,让人内心自省,这样的人物形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张爱玲在散文《造人》一文中提到:“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的不满。”[3]贝尔·切夫尼说过:“女性有关女性的写作是她们与母亲的内在关系象征地再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造自身。”从作者现实生活中与其母亲的关系来考察,张爱玲和紫式部笔下的两位“恶魔母亲”形象的塑造和两位女性作家成长过程中母爱的缺失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女人形象,曹七巧为了金钱而嫁到了姜公馆,婚姻对她意味着物质的归宿,并不意味着爱情。她苦苦守住婚姻的惟一目的的要分得一笔财产,为了金钱放弃了苦等十年的爱情。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婚姻的实质是一种政治行为,妇女在其中充当了男贵族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工具。弘徽殿女御嫁于天皇,其父右大臣便独揽朝纲。弘徽殿女御是后宫嫔妃里权势最大的,却无法像桐壶更衣那样得到皇上倾心的专宠。由此可见,作为女人,曹七巧和弘徽殿虽然拥有金钱和权势,却为此付出了青春和惨重的代价,她们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爱情,从未曾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爱与被爱过。这种爱情的悲剧彻底暴露了人性的丑恶阴暗:“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债。……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4]而金钱和权利欲是导致这种悲剧的罪魁祸首,它瓦解和扭曲了人性中健康美好的欲望。曹七巧和弘徽殿表面上可以飞扬跋扈,欺压他人,而男性的绝对权威却便她们再无权利可言。曹七巧的命运首先就掌握在象征着男权统治的兄长手中,由于兄长贪图金钱和财礼,将她嫁给姜家的残废少爷,从此拉开了她悲剧人生的帷幕。弘徽殿也只能将对桐壶帝的怨恨发泄到其他女性身上,更无法阻止光源氏的平步青云。可悲的是,曹七巧和弘徽殿在男权社会里得不到的东西,使她们不自觉地站在男权的中心,疯狂地压制、扼杀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她们既是不平等社会的被害者、牺牲者,也是害人者!这就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导致女性悲剧的社会原因。 注释: [1][美]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陈晓兰,杨剑锋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2][日]紫式部:《源氏物语》(上),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3]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4]子通,亦清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原载：《现代语文》2009/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