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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文学是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在欧美繁荣的、遍及全球的众多文学流派的总称。它包括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等众多流派。 现代派文学的特点、共性已有公论。总体特点有以下四方面:第一,象征性。现代派作品为探求人物的内心真实,着重表现难以直接描述的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借助意象,用暗喻、烘托、渲染等手法,把思想还原为知觉,使抽象的思想外化。第二,荒诞性。现代派作家通过非理性的极度夸张的形式,将现实与非现实糅合在一起,寓严肃于荒诞。以战后的计算机工业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把社会结构改组成一个庞大精密的机器,人成了由机器控制的动物。科学对世界和人的统治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残酷无情,人再也没有主体性可言。科学对人的压抑使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分裂,而“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当代人由于科学的异化而产生对世界和人的荒诞体验。荒诞形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概括力。第三,意识流。现代派作家热衷于挖掘人的潜意识,大量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手法,表现人物意识“自然”流动状态,力求开掘人物心理的复杂性,扩大心理描写的范围,意识流技巧的目的是要深入人的精神活动,表现那种纷乱飘忽的思绪和感触,这种思绪和感触还没有经过严密的整理和组织,常常显得松散零乱,缺乏条理,不合逻辑。第四,意义的不确定性。由于该时期文学关注的社会准则问题长期陷入混乱,他们感到世界的意识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总会有争议,这样的社会已不适宜于明确的定义,因而该时期文学更侧重于探究那种混乱的多重复合意义。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常采用事实与虚构交织的拼凑、自相矛盾、不连续性、模糊性等方法来表现这个复杂多变、难于捉摸的世界。 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主义各文学流派的鼻祖和表现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在思想上接受了存在主义学说其作品,反映了世纪末情绪,表现了人的孤独与恐惧,表现了荒诞世界和异化主题:权威的不可抗拒,障碍的不可克服,孤独的不可忍受。 在他的文章《变形记》中,笔者认为他对人性采用了异化的表现形式,神话的写作手法。用这样的眼光再去看他的文章就能够较好地看出其思想内容。 现实生活让作者发现人性是扭曲的——你不是在扭曲着自己以适应外在世界的现实规则吗?你不是常常讲着言不由衷的话以应付那必要的人际应酬吗?你不是常常在做着你并不愿意做的事以支撑那必要的生存吗?其实,你在无形之中已经一点一点地远离你本身,而这又是在不知不觉、在点点滴滴中所不可抗拒的。于是,一觉醒来,你发现你已不是你自己了。《变形记》中的人的“异化”现象,譬如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刻都有的灾难感,人与人之间不能理解、沟通的孤独感等等。 袁可嘉先生指出:“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四种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它的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1]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变形记》的思想内容。 先看《变形记》中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揭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部分与整体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但自从有阶级以来,这种关系就不断地处于摩擦、冲突、对立之中;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后,随着工业、科技的高度发展,物质的不断积累,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人不再是社会的主人,而异化成了物、动物、非人。正如马克思给“异化”所下的定义那样:“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他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时,接触了许多被劳动致残而一贫如洗的工人,使他认识到“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下层人民越来越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时代、生活背景。18、19世纪的作家一般是从社会人的角度去揭示、批判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专制政体、官僚政治、道德堕落等等,目标比较具体明确。而卡夫卡这些现代派作家,则是从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个社会,目标是笼统的、抽象的、全面的。这就比现实主义作家的揭露更加尖锐、彻底。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造成人变虫的深层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劳动本身的机械、繁重。公司老板严密地统治着整个公司和每一个雇员,秘书主任时刻监督着每一个员工的行动,就连医生也是一味站在老板一边,从不会为员工说话。职业呢,是旅行推销员,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每天4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成年累月在外奔波,饮食很差又不定时,由于工作关系,连个知己的朋友也没有。弄得晕头转向,“痴痴呆呆”。格里高尔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份职业。这环境是具体的,但更是抽象的、普遍的,绝大多数人所每天面对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逐渐变得麻木、机械、萎缩,成为工具、成为“非人”。人变成甲虫,是多么荒诞的事情,但又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社会是强大的,而人是被动的、软弱的。 再看《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格里高尔虽然成了甲虫,但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还在。他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着急,他为老板要炒他的“鱿鱼”而焦虑,他为父亲暗暗地存了一笔钱而欣慰,他为妹妹明年上音乐学院的事而筹划,他为今后一家人的生计而忧心……这是一个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但专横暴躁的父亲却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恫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慈父之爱在他身上已消失殆尽,暴露出来的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她同情儿子遭受的厄运,她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因此悲痛欲绝,但她内心已把儿子当作一个沉重的累赘了。更可恨的是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欢他,时刻想的是她的快乐、前途,当哥哥最初变形后,她尚能做一点照料工作,如打扫房间、送饭等。但时间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着向父亲请求:“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他必须离开这儿”。并狡猾地辩解说:这只大甲虫并不是格里高尔,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自愿跑掉”。这实际是在暗示格里高尔。她还无中生有地说:格里高尔会“要了你们俩(指父母亲)的命”,他在“迫害大家”,“想占领整幢寓所”。这一番歇斯底里的哭诉,把她内心的自私、狡黠、冷酷暴露得淋漓尽致。格里高尔对一家人的言语行动,并没有惊诧,也没有愤怒,而是用一种清醒的、“平和”的、“沉思”的心态,接受了这种事实。他一边“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一边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使萨姆沙一家如释重负,大家沐浴着三月的春风,一身轻松出外郊游去了。格里高尔的死并没有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维系人际关系的是金钱、利益,这种维系一旦断裂,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了对峙、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卡夫卡用冷漠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 最后我们来看看《变形记》中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的展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包括人与人的本性的关系。在人的本性中,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人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变形记》表现了对人的本性的揭示与否定,在冷漠、沉重的现实世界中,人已经难以保全自己的本性,人分裂了、异化了,即便你还有意识、思想和情感,但躯壳已变为动物,变为动物的人还是人吗?这是现代派作家对人的本性的深刻透视。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现代派作家在现代心理学的影响下,对自我的稳定性、可靠性、理性等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认为自我的核心不是理性而是本能(欲望)和潜意识,因此在作品中大量表现人物意识的混沌与虚幻。《变形记》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作家的一场“梦魇”或者一种潜意识活动。小说所表现的是不少现代派作品共同的主题:丧失自我的悲哀和寻找自我的失败。格里高尔在“累人的差事”和生活的重压下,已经完全失掉了自我。他想找回生活的乐趣、自我的价值,但彻底失败了,变成了一只人人恐惧、厌恶的大甲虫。大甲虫是一个绝妙的艺术象征,它象征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处境,它象征了自我的怯懦、逃避和封闭。卑微的小人物是无力同现实抗衡的,他只能躲进甲壳中,忍受孤独,冷眼世界。 怎样来写出人性的异化?用常见的写作方式无疑是不行的,这时作者采用了古老的方式——神话。这与神话本身的荒诞性是相吻合的。 中国古代有神话,但是向来没有“神话”这个名词。神话是什么?茅盾先生曾下过一个定义:“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传颂,却确信以为是真的。 变形是神话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变形承载着诗人的梦想,令无数梦想家深深着迷。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所有变形中最蛮横的。主人公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没有理由,没有过程。 《变形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变形的魔幻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现代派小说杰出代表的《变形记》亦不例外。 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神魔小说“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变形记》中虚幻的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甲虫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幻想。卡夫卡选择甲虫意象作为主人公的变形意象,利用甲虫的生理特性建立起主人公与甲虫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一意象不仅反映了现代西方人的异化状态,更包客了“负重”、“封闭”、“弱势”、“价值缺失”、“无所归属’等内涵,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是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困境的绝妙演绎,这一意象在整个西方变形文学系统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如此,当主人公变成甲虫后,他还是具有人的思维,他想站起来,他想工作,而不是真正变成现实的虫子,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作者只是借用人对甲虫的态度来表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变形记》中,简直找不出一点点温馨的亲情,无论是他的父母、妹妹,还是同事,看到主人公变成甲虫后都是慌张、逃避。 我们无法否认作者的性格、思想感情对创作的影响。比如说让豪放派且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李白来写变形记,他会描绘出一片“云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的场景,即使硬性规定让他写变成了动物,他可能也会将就着把主人公变成了天蓬元帅。 德国文艺批评家安德尔这样形容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卡夫卡是一个忧郁孤独的人,他的性格来自他的家庭。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资产者,性格粗暴,对卡夫卡实行着严厉的家长式的管制,母亲是一个郁郁寡欢、多愁善感的女性,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卡夫卡孤独着、忧郁着,并把这种性格渗透在字里行间。另外,目睹了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的衰败,卡夫卡的性格中又多了一层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色彩,当他把这种感情渲染到自己的作品中来的时候,作品又多了一种晦暗。 通过卡夫卡的其他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笔下的主人公不管如何努力的与命运抗争,但最后还是受到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束缚,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虽然一方面渗漏着叛逆与抗争,但是他的作品更多地透出对命运的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表现出强烈的宿命论思想。卡夫卡是一个消极的、带有致命宿命论的作家,他把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阴暗绝望的感情可见一斑。所以说孤独抑郁的卡夫卡不可能把《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变形为孙悟空,而是写成了甲虫的神话。 注释: [1]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参考文献: [1]罗璠.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王增永.神话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原载：《现代语文》2009/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