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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小说，已为学界共识。不仅正史《三国志》的编纂者陈寿，连同其根据的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的编纂者，对《三国演义》的史事叙述和人物塑造有着相当关键的影响，《三国志》的注释者裴松之以及他所采用的未被《三国志》充分采纳的一些史著如《献帝春秋》、《魏武故事》、《魏氏春秋》、《曹瞒传》等，都影响了《三国演义》的价值取向和人物塑造，如《曹瞒传》对曹操形象与正史《三国志》态度颇不相同，但对《三国演义》的曹操形象，有着更大的影响。后来有关三国故事的杂剧和平话，被大量吸纳进《三国演义》，不仅杂剧、平话的创作者，事实上它们的观众的态度和欣赏能力，也直接参与到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塑造，更不用说后来的整理编纂者罗贯中和自觉改、评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了。所以，《三国演义》实际上容纳了自魏晋以来各个时期的学者、文人和普通百姓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历史眼光和价值取向。尽管多数研究者，都很清楚《三国演义》的世代累积的性质，但当他们真正研究《三国演义》时，又几乎都很自然地假设它有一个统一的作者或编纂者，或者具有一致倾向的作者群，总是寻求整个文本的一致性，对其中的人物形象进行论述评价时，也总是将他们视为有着内在统一性的性格，并且极力揭示其统一性特征。即使是有着正反两面性的人物，也试图以所谓辨证的方式作出整合的解释，这样也就抹杀了在文本形成过程中各种处于次要位置的异质的声音，有些学者甚至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适当地理解文本中所呈现人物形象的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时主次易位，抓其一点，不及其余。 刘备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形象，可以说是性格内涵最为复杂，人性表现最为充分，贯注了各种叙述眼光和价值倾向的形象，也是迄今尚未能真正得到符合于文本复杂性的适当解释的形象——尽管对其形象及塑造有各种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 胡适在小说史考证上，颇开一代风气，也确有相当大的成就，但他对文本之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把握，往往有所欠缺，尽管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却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们又想写刘备的仁义，然而他们只能写一个庸懦无能的刘备”。（1）他把刘备的主要性格归结为庸懦无能，显然忽略了文本中刘备雄才大略、机变权谋、善揽人才和人心的诸多表现，更忽略了其决断、城府的一面，不过他意识到了创作目的与效果的差异。尽管胡适在《〈三国志演义〉序》后提到他参考了鲁迅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但他没有能接受鲁迅对于刘备形象塑造的解读，鲁迅也认为作者的理想与文本的效果并不一致，但他着眼的是性格的真伪：“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2）他认为作者本想把刘备塑造成长厚者形象，实际上却让人看起来具有虚伪的性格。对于文本确确实实存在的刘备性格虚伪性的表现，鲁迅理解为作者叙事手段的不够高明精确所致，这里鲁迅显然假设了有一个统一的作者，或者说假设了所有的作者有着对于刘备一致的价值取向——都把他当成长厚仁义之人加以塑造。应该说鲁迅的感受是敏锐的，但这样一种假设却难以成立——这也是本论文试图予以论证阐述的基本观点。 此后的研究者，对于刘备形象，虽然有不同的理解，或则充分的肯定，或则彻底的否定，或则分析其复杂性，但也大都与鲁迅一样，假设了一个统一的作者或作者群，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对文本和刘备性格进行论述。凌宇在他的《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一书中认为这样一个作者是自觉地把刘备当作仁者形象塑造的，而且他认为文本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成功。他指出：“刘备这一形象，无疑是本真之仁的典型。勿需复述刘备之仁在小说中种种具体表现，北海救孔融、徐州之三让三辞、送徐庶返曹、茅庐三顾、携民逃难、不忍取川、拒进王、帝之位、举兵伐吴以报关、张遇难之仇……。从其仁泽被的对象看，几乎遍及君上、属下、同宗、兄弟、百姓等所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所有场合，《三国演义》极力突显的，是刘备之仁的本真性与非假借性。——正己、利人是其终极指归。”（3）对于一般认为表现出刘备性格之伪的情节，他作了辩护。这种从基本情节的角度来论刘备之仁义性格的观点可以说在此前此后，都大致能代表普通读者和学界的主流意向，同时也确实符合《三国演义》这一文本尤其是最后的毛评本对刘备性格塑造的主导倾向。但也有学者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作者其实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因此着力于表现刘备假仁假义的性格特征，如范道济则认为，“刘备在实质上并不忠君报国，也不仁厚爱民，更谈不上重义守信。小说中所有关于刘备忠义宽仁长厚等显在的描写，都掩盖着他本质上的贪婪、狠毒和狡诈。……作为封建帝王，刘备与曹操一样，在本质上是狡诈、贪婪、狠毒的，只不过行为方式不一样，他口称忠义，标榜宽仁，表现更狡猾、更隐蔽罢了，因而也更有欺骗性。”（4）范道济把作者假设为一个一意挖掘刘备性格的人性深度，突显其人性的负面因素的统一人格。这就把文本中所有表现刘备之仁义长厚的叙事因素都看作是刻意表现人物本身矫饰、虚伪、卑劣性格的成功的叙事谋略，他假设的统一作者与别人可谓大不相同，带有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对人性的复杂性有着充分自觉的意识，而且强烈地想把这种人性的复杂性通过文本表现出来。还有一些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三国演义》这一文本和刘备形象的复杂性，同时，对人的生存状态，对人性、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有相当深透的理解，希望借助现实人性的分析，来尽量解释文本和形象的复杂性，颇有新意，也颇有说服力，如刘敬圻在《明清小说补论》中就明确按一般的观念，把作者指定为罗贯中，然后论述：“罗贯中自觉不自觉地发现，历史上大分大合大动荡大转弯的年头还有刘备这样一类强者：他们最善于凭借着道德传统、习惯意志以及由此造成的舆论力量的帮助，灵活顽强地追求并实现既定目标，既给世人留下仁民义友礼贤下士的美名，又为自己（与兄弟臣民）开拓出一个扬眉吐气的天下。罗贯中还发现，在这种人物的行为惯性中，道德这玩意儿，既是人格理想，又是政治手段，信奉道德与利用道德高层次地水乳交融，难解难分。”（5）实际上，她试图以另一种方式解释刘备性格中仁义与虚伪似乎并存的难题，一方面仁义是其理想，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手段和人格面具，而且她倾向于认为作者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这些学者的论述，都有相当精彩的一面，但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仔细考量，又发现他们仍然难以透彻地解释文本在刘备性格塑造上的不一致性甚至矛盾性，我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三国演义》假设了一个统一的作者或作者群。 刘备形象显现出不同寻常的复杂性，这是能够为一般学者所认可的，对其根源则不一定有真正自觉的探讨。我们认为，其根源在于三个相互渗透的层面： 一是在于历史材料本身。作为蜀汉政治集团领袖的刘备，有各种史著对他的性格和行为加以记录，这些史著出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目的，自然地突出其不同的侧面，如有的注重其军国大政，有的注重其逸闻趣事——这些逸闻趣事中有些毫无疑问是传闻比附，并不一定有事实根据，如儿时逸闻“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之类豪言壮语或即比附汉高祖刘邦传说而来，但正是这样的细节使刘备形象很难称得上对皇帝的忠诚——这样就可能把作为历史人物的刘备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的复杂性格因素，强加于刘备形象。《三国演义》的某个特定时期的编纂者，可能仅仅出于尊重史料的目的，就把具有不同倾向的材料采纳进来，这从某种角度来看，可能会被认为无所甄别，但其宽容的品格也是值得尊重的，不应一味贬斥。 二是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一个宽厚的人在某些时候表现出阴狠，一个真诚的人某些时候不无矫饰，一个仁义之君每每恰恰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这些或许都是人性本身的形态，无论作为史书的编纂者还是小说的叙述者，或自觉或不太自觉地表现出人性的复杂性，是完全在于情理之中的，这表现出叙述者对于人性的感受能力，值得赞赏。这个层面的复杂性，因为有现实的人性作为根据，是可以整合的，这一点有些学者早已认识到，并且作了论述。 关键在于第三个层面的根源。《三国演义》的每一个版本以及其现在的通行本，都是包容了难以数计的具有不同个性、情趣、性格、认识能力、知识结构、历史眼光、文学观念的叙述者的多重叙述的文本，尽管因为罗贯中、毛宗岗父子或其他某个人的编纂、整理和修改，形成了文本的主导倾向，但并没有能够完全抹杀掉不同叙述眼光中人物性格的差异。即使三国历史上的刘备本人确实是一个仁义长厚者，也不能抑制住某些迥异流俗的叙述者，根源于文学本身的冲动，觉得这样一种仁义长厚的性格过于简单乏味，而着意塑造出仁义背后深藏着诈伪本性的复杂性格。还有一些叙述者，不一定有强烈的文学冲动，也不一定是要着意塑造某种刘备性格，但是他们总是为刘备的某个历史行为或小说中已经叙述的某个行为，寻找理由，并把这一理由生动化、真实化，使故事的叙述更丰满、更合理时，因为认识的，或者道德的原因，虚构出很不相同的理由，由此使读者必然产生对刘备形象的绝然不同的理解。 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曹孟德许田射鹿》叙述曹操射中鹿背后，挡在献帝前，受群臣万岁之贺，关羽欲除曹操，刘备的表现：“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蚕眉，睁环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玄德会其意，摇手送目，不肯令出。关公乃仁义之人，见兄如此，便不敢动。操独视玄德。玄德慌，欠身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玄德与云长曰：‘汝今日何躁暴也？’云长曰：‘欺君罔上之贼，某实难容耳！欲与国家除害，兄何止之？’玄德曰：‘投鼠忌器’耳……乃见操心腹之贼，爪牙数多，倘失大事，而未有成功，有伤天子，罪反作我等也。”这里表现了刘备的惜身、机变，并没有忠义的激愤，并且也表现他为自己的惜身找到投鼠忌器的解释。但是同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刘玄德败走夏口”一回中，刘备被曹军追赶，关羽叹息：“曩日猎于许田时，若从吾意，可无今日之患。”刘备这时陈述的理由是：“比时亦为国家惜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也。”很显然，这是两位对刘备有着完全不同理解的叙述者对刘备的不同刻画，前一位叙述者（A）或许是要写出刘备的机变、权谋和忠义，但无意中也表现了刘备的惜身和忠义的非出于本性，后一位叙述者（B）似乎是借史料，表现刘备的顾全大局，但令人惊异的是，或许是另一位叙述者（C），或许是另一位点评者（D），或许就是他本人（B），紧接着又不顾小说体例，转述了史家裴松之对刘备的贬剥：“当时玄德在许昌，曾与董承等同谋，但事泄漏不克谐耳；若为国家惜操，安肯若是同谋诛之乎？云长果此时劝杀曹操，玄德不肯从者，因恐惧曹操心腹爪牙之多也，有徒事不宿构，非造次所行。操虽可杀，自身亦不能免祸，故以计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托为假言。故知为国家惜而答云长者，非本心，乃饰词耳。”这意味着什么？或者意味着叙述者B是有意识借刘备的这段话来解释其对朋友不信的虚伪性格，或者意味着叙述者C或点评者D从中读出了叙述者B对刘备虚伪性格的塑造，或者叙述者B和叙述者A是同一个人，希望通过刘备前后不一的回答，表现他反复无常、不守信义的性格，或者叙述者C与叙述者A是同一个人，揭示叙述者B的叙述的真意。 总之，如果把前后两个情节的叙述看作是不同的叙述者，则充分表现了不同叙事者对刘备形象相差甚大的把握，如果看作是同一个叙述者，那么这个叙述者必定是非常复杂，因此对于刘备性格也有非常复杂的把握。更有意思的是毛评本（醉耕堂本）在叙述刘备败走夏口与关羽的对答时，不仅删去了裴松之的贬评，而且把刘备的答话改得与曹孟德许田射鹿时完全一致，这样从塑造刘备正面形象的意义，维护文体的纯洁性来说，相当高明，但也损失了刘备性格的丰满性和复杂性，限制了读者理解刘备的想象空间。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代的研究者，去研究《三国演义》和刘备形象时，不可能只读毛评本，而不读弘治（嘉靖）本，这样，如果不是执意于某种观念，就会不可避免地感受不同叙述者对刘备形象的塑造，仍然会复原刘备形象的复杂性，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但多数研究者恰恰没有意识到，文本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叙述者朝着不同的目标进行叙述的文本，对于刘备形象复杂性的第三个层面的根源认识不够，所以总是勉强而偏执地去整合文本和人物形象，很难得出让人彻底信服的结论。如果本文能够使学界意识到这一点，就达到了作者的目的。具体到文本的分析，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因为《三国演义》是世代累积型文本，所以要真正把所有具有不同眼光的叙述者一一分辨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通过文本分析，确定确实存在眼光不同的叙述者，则是可行的，也是本文努力的方向。我们试图论证，要以《三国演义》文本为根据，整合出完整而可理解的统一的刘备性格，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叙述眼光塑造了分裂的刘备形象。 无论从道德还是从性情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都呈现出不可整合的矛盾性。 当我们从道德的角度切入对刘备形象的分析时，我们发现，在这一形象身上，说他仁与不仁、义与不义、信与不信，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文本依据。试图在刘备仁还是不仁，刘备之仁是本真抑还是假借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试图同时强调刘备之仁既是人格理想，又是人格面具，都无法圆满地解释文本。 《三国志演义》（以下用醉耕堂本）的文本材料显示，无论是刘备自己，还是其他不同利益集团的人，都曾经许刘备为仁义之人： 第十一回：玄德曰：“……今无端据而有之，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人矣。”……玄德曰：“汝等欲陷我于不义耶？” 第三十六回：玄德曰：“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第三十九回：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孔明叹曰：“真仁慈之主也。” 第四十回：玄德曰：“吾宁死，不忍作背义之事。” 第六十回：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 第三十七回：徐母勃然大怒，拍案骂曰：“……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 第五十四回：（乔）国老曰：“玄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于天下。” 第五十四回：肃曰：“某知皇叔乃仁义之人，必不相负。” 第六十回：（张）松曰：“不然。明公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 书中还具体写到刘备三辞徐州、不以的卢马妨人、三顾茅庐、携民渡江、不入襄阳、不取荆州等仁义行为，尽管评点家们从某些情节中也看到了虚伪、矫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情节的叙述本身提供了相关的依据，而是评点家根据其他情节认定刘备虚伪后，才在这些地方作出刘备性格心口、言行不一的判断。虽然在某些仁义言行的背后，也许还能挖掘出其他深层的动机。如刘备不同意以的卢马妨人是否既因为他看破了对方的试探目的，又因为深知徐庶说法的不可信，因为前面的叙述中已经交待的卢之主的死亡，徐说若可信，则恰恰不会对刘备再形成妨害。又如不留徐庶，可能是因为刘备对不放徐庶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有清醒的认识。而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则是因为此前司马徽曾言：“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然而这些都只是可能性而已，它并不属于叙述者明确的陈述。 文本中又同样存在着刘备不仁的叙述。第四十一回写刘备不弃百姓而走，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将以人为本作为“举大事”的手段，其实已经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了。第六十回：刘备在取益州过程中，所谓“同宗，不忍相图”、“恐天下人唾骂”、“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的种种言论，具有相当的心理真实性，也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然而“主公只以仁义为重，今日毁书发怒，前情尽弃矣。”“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又通过刘备本人、其谋士、敌对势力三方的言论，强调了取西川的非仁性质。小说还通过断言“玄德乃仁义之人，必不相负”的鲁肃一再堕入诸葛亮、刘备设置的机彀，受到欺骗，写出刘备的不仁。 刘关张桃园结义时即立下誓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后来又加盟讨伐董卓的行伍，献帝受曹操挟持，刘备深感“悲愤”，献帝被废黜，刘备更是“痛哭终日”，忧虑成疾，“不能理事”。群下劝称汉中王，他再三推辞不过，方才依允。劝登帝位，他有惊慌（“大惊”）、有愤怒（“勃然变色”）、有拒绝（“坚执不从”），这些意味着刘备忠君意识的言语和行为，是不能由“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之类的话就完全否定得了的。 然而，刘备儿时大言“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显然是无视当时在位天子的。许田围猎，曹操僭越献帝受万岁之呼的行为，导致“众皆失色”，关羽更是“大怒，剔起卧蚕眉，睁环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刘备却只是“会其意，摇手送目，不肯令出”，事后还责怪关羽“躁暴”，并以“投鼠忌器”相解释，刘备的这番冷静，很难说是有着强烈忠君观念的人可能具有的。顺便提一句，部分研究者以刘封、刘禅兄弟名中暗含“封禅”这一意味帝王祭拜天地的词语，试图证明刘备称帝的野心，这其实是忽略了小说叙事与《三国志》文本之差异，因为，在小说中，刘备是先生有刘禅，过后（三十六回）才认寇封为义子，改寇姓为刘姓的。这与有预谋地以封禅命名有根本的不同。 自桃园结义起，《三国演义》用了大量篇幅表现刘关张对盟誓的践行，既有对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张飞古城斥关羽的义气描写，也有对刘备维护义气的行为展示。刘备在关、张生前，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当张飞失徐州，陷刘备妻子于城中，受关羽责备惶恐要自杀时，刘备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关羽义释曹操，按军法当处斩，刘备为之说情：“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容将功赎罪。”虽然在“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的结构中，刘备处于兄、主的地位，可谓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他的这些维护义弟的言行，其伦理价值恐怕会要打上折扣。然而，在关羽遇厄、蒙难后，刘备不但一再表示“孤与云长，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岂能独生耶！”“吾今即提兵问罪于吴，以雪吾恨！”而且“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最终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大败而归。这是极端的义气，刘备顺应私人友情的要求亲自挂帅兴兵伐吴，可谓极不明智，但他却正以此成就了其义薄云天的形象。然而小说中又保留了刘备对关羽的欺心行为。如许田围猎，刘备制止关羽杀曹操，主要是因为顾及到自家性命安危，但刘备提供给关羽的理由却是“投鼠忌器”。 小说有对刘备一诺千金的描写：孔融邀刘备一道前救徐州之急，刘备答应往公孙瓒处借兵前往，孔融嘱咐他切勿失信，刘备回答说：“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刘备借得军，或借不得军，必然亲至。”后果然借兵相助（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但在“吕奉先射戟辕门”和“白门楼吕布殒命”两节中刘备的所作所为却使吕布临终发出了“是儿最无信者”的指责。刘备借荆州后，不惜一再食言，甚至屡屡欺骗当初助其借得荆州的忠厚长者鲁肃，虽然从功利的角度讲无可非议，但衡之以伦理尺度，却是典型的背信弃义行为。 刘备的性情同样存在着时真时伪的矛盾现象，譬如刘备因“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而摔阿斗，就是一个有着高远政治目标和知人之明的领袖人物，在特殊情境下的自然选择，是真心的流露。但是刘备也有伪的一面，不还荆州、不取益州行为中就体现了刘备高超的作伪才能。而白帝托孤更是堂皇的作伪行为，且看史书和小说关于此事的不同叙述： 《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嘱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6） 《三国志演义》：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孔明曰：“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 两段文字可谓大同小异，但正是在细微的差异中，显示了小说叙述者与史传叙述者对刘备性格的不同把握。《三国志·诸葛亮传》写诸葛亮听到刘备托孤之言后，涕泣作答。“涕泣”，显示的心理内涵应该是悲伤、感激与担忧，悲伤刘备将死、感激刘备知人、担心任重道远。正是有感于刘备此举的难能可贵，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寿评价说：“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三国志》第892页）而史书评价者孙盛则出于对政治后果的考虑，对刘备托孤之言大加否定。（《三国志》第918页）力图显现人性复杂性和真实性的小说家，却因为着力改写了诸葛亮的态度，使得刘备的嘱托实质性地改变了内涵，从中写出刘备的试探、警戒与无奈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将诸葛亮比于曹丕，暗示他若取代阿斗，则成为曹丕类篡逆罪人；另一方面，因深知阿斗才能、性格的平庸，刘备有条件地授诸葛亮以取代之权又是对儿子命运作出的一种明智安排。某些论者或许认为小说表现了刘备对诸葛亮的真诚相待，其实，白帝托孤的叙述者应该是非常自觉地写刘备之伪的，因为诸葛亮作为深知刘备的智者，是不可能不知道刘备托孤之言的真伪的，他为什么听后会汗流遍体，手足失措，以致磕头流血？叙述者如果不是着意表现刘备之伪，为何不完全袭用《三国志》原文而另外行文？如果说，《三国演义》总体来说，因为多重文本叠加，多重叙述眼光交织而导致了刘备性格之复杂、矛盾的话，那么这里恐怕主要是因为这一特定章节的叙述者本人对人性理解的复杂性，以及对刘备性格的刻意复杂化和深化。如何详细去分辨其间的关联与差异，只能留待以后了。 【参考文献】 （1）《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三国志演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741页。 （2）《鲁迅全集·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127页。 （3）凌宇：《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4）范道济：《刘备：反讽叙事的不朽典型》，《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1999年第2期。 （5）刘敬圻：《明清小说补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页。 （6）《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8页。 【作者简介】 贝京，女，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81）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