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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山集》案始末 《南山集》案由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劾编修戴名世而引起。赵申乔(1644-1720)，字慎旃，号松伍，又号白云旧人，谥恭毅，江南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二十年(1681)授河南商丘知县，二十七年(1688)授刑部主事，三十年(1691)迁刑部员外郎，四十年(1701)擢浙江布政使，后历任浙江巡抚、偏沅巡抚、左都御史、户部尚书等职。居官敬慎、清直，对朝廷忠心耿耿。据《清史列传》载，他任浙江布政使时曾向康熙帝表明忠心：“到任不做好官，请置重典。”他不仅有决心而且有能力，到各地赴任后，能巧妙化解民族纠纷，妥善改革地方弊政。他的这些举措，深受康熙帝嘉许和护惜。康熙四十九年(1710)，赵氏升任左都御史，康熙帝有谕旨曰：“赵申乔任偏沅时甚清廉，但有性气，人皆畏其口直。与俞益谟互相讦参，彼时亦有以赵申乔为非者。朕细加察访，即彼所辖文武及陕西人，良心不昧，俱言俞益谟之非，无有言赵申乔为不是者。清官固所当惜，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虽所言未当而并无私见。凡事皆实心办事，朕是以护惜之。”后赵申乔之子赵凤诏因贪赃枉法革职论罪，“申乔以不能教子，致凤诏居官不肖，求赐罢斥”。康熙反而责斥其“殊非大臣体，著饬行，仍令在任供职”。康熙五十九年(1720)，赵氏以衰病乞休，康熙帝令其在任调理，并又一次赞扬赵申乔“操守清廉，始终一辙，性虽躁急而为人朴直”[1]。正是这样一位以能吏和廉吏著称又深得帝心的时已年近古稀的老臣左都御史赵申乔却成了刚任翰林院编修不久的戴名世的克星。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南山，又号药身、忧庵、意园，新发现的《戴氏宗谱》记载，晚年又号栲栳。人称“南山先生”，殁后“世人隐其名，称曰宋潜虚”[2]。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家庭虽仕宦不显，但以诗书传家。戴名世年幼时，家境式微，生活艰辛，靠在外地设馆授徒以糊口，并遍游南北各地。34岁时，在京师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文友，如王源、汪份、方苞、徐念祖、朱书、刘齐、刘古塘等，并经常一起切磋文章。康熙四十四年(1705)参加顺天乡试，得中第五十九名举人，翌年应会试未中，四十八年(1709)再应会试，得中第一名贡士(会元)，殿试一甲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入明史馆任职。 康熙五十年十月( 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钦惟我皇上崇儒右文，敦尚正学，训饬士子，天语周详，培养人材，隆恩曲至，普天下沾濡德化者，无不恪循坊检，懍畏章程矣。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徒使市井书坊，翻刻贸鬻，射利营生。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狥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候皇上睿鉴施行![3] 赵申乔所说的“语多狂悖”、“不经乱道”之书主要是指《南山集》和《孑遗录》。 《南山集》原名《南山集偶钞》，是戴名世的古文集，由其学生尤云鹗刊行于康熙四十年(1701)。该书的收录情况，尤云鹗跋曰：“检平日所藏钞本百余篇，在先生集中仅五之一，为刊而布之，余俟后有定本再锓诸板。”[4]而《南山集》中的《与余生书》是最主要的获罪文字证据。原来戴名世从小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尝言：“田有少好左氏、太史公书，亦欲有所撰著。”[5]于是他想以自己一人之力修成有明一代之全史，而家贫没有更多的书可供参考，便想方设法多方搜集资料。康熙二十二年(1683)，戴名世的一个门生安徽舒城人余湛(字石民)意外地遇见南明永历朝的宦官、后遁迹空门的犁支和尚，所谈永历朝事甚详。戴名世听说后，亲自造访犁支，而犁支早已离去。他便让余湛将听到的犁支之言追记下来以资参考。但戴名世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又将同乡前辈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与犁支之言进行对照，发现二者各有优劣。“学士(方孝标)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6]很难将它们统一起来。戴氏又致书余湛，希望他能找回犁支面论其事。在信中他发表了一些对晚明及南明历史的看法：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仅仅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窜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7] 这本是对当时历史客观记述的文字，并指出修明史之难，充其量也只是学术思想领域的问题，但清朝刑部无限上纲地认定戴名世犯了大逆之罪，理由是“戴名世书内欲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年号等大逆之语”[8]，也即意为替风雨飘摇、垂死挣扎了十七八年的南明政权争正统地位。同时，戴名世在刑部逼供时招认《与余生书》载永历等年号的文字是受了乡先辈方孝标《滇黔纪闻》的影响和启发。这样已身故多年的方孝标也犯了大逆之罪，刑部列其罪状曰：“据方孝标所写《滇黔纪闻》，内有：永历初在广东，延至广西，终于云贵。与隋之清泰于洛、唐之昭宣于巴颜、宋之帝昺于崖州，同不可称之为伪朝。又金陵之弘光、闽越之隆武败亡后，两广复立已故桂王之子永明王于肇庆，改号永历等语。方孝标身受国恩，已为翰林，因犯罪发遣宁古塔，蒙宽宥释归。顺吴逆为伪官，迨其投诚，又蒙洪恩免罪，不改悖逆之心，尊崇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书记刊刻遗留，大逆已极。”[9]至此，清朝再也不能容忍前次顺逆后又投诚悔过的方孝标，新旧账一起清算。 此外，在《南山集》刊刻的同时，由朝臣王源、汪灏作序，同里方正玉出资刻印了的戴氏另一部历史著作《孑遗录》，刑部只言为逆书，未指出具体悖逆内容。据萧奭《永宪录》披露是择言不善之故，其书言：“《(孑)遗录》书福王奔芜湖，则曰：‘圣安帝遁’，如此类甚多。”[10] 以上是刑部据以认定《南山集》案之罪的文字依据。后来刑部审讯戴名世、方孝标之子方登峄、方孝标之孙方世樵及作序和刻书之汪灏、方苞、方正玉、尤云鹗诸人，皆诚心服罪。尤其戴名世的供词最详尽具体。据《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载：“《南山集》、《孑遗录》俱系我等年轻时混写悖乱之语，并未与别人商议，亦无按我授意整编之人。《孑遗录》系方正玉刻的，《南山集》系尤云鹗刻的，王源批的。尤云鹗是我门生，不通文义，我作了序，放他名字。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的序是他们自己作的，刘岩不曾作序。我寄余生等人书，伊等未曾回文。我《与余生书》内有方学士名，即方孝标。他作的《滇黔纪闻》内载永历年号，我见此书即混写悖乱之语，罪该万死。”证据确凿，事实属实后，刑部给《南山集》案内诸人拟罪：戴名世依律凌迟处死，家产入官，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岁以下男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方孝标“依大逆律凌迟，今已身死，咨行该巡抚，剉碎其尸，财产入官”。其余亲属的拟罪与戴名世之亲属相同。另外，方孝标族人亦牵连拟罪：“方孝标族人不论已未服尽，逐一严查，有职衔者革退，除已嫁出之女外，一并发遣黑龙江宁古塔将军处，酌情拨与乌喇、宁古塔、伯都讷等处安插。”[11]汪灏、方苞绞立决；方正玉、尤云鹗依律减二等徙三年，妻子发往宁古塔；刘岩革职，佥妻流三千里；原任尚书韩菼、原任侍郎赵士麟等三十七人免罪；余湛、许登逢等六人名列《南山集》，且有“大逆之言”，待缉拿归案后再作定拟；王源、朱书病故免究；《南山集》、《钝斋文选》等戴、方二人文集令各省严查毁板焚书。 康熙帝对此案采取冷静而审慎的态度，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斟酌，才作出了如下判决：“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樵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这案干连应斩绞及为奴安插流徙人犯俱从宽免罪，著入旗。汪灏已有旨了。余依议。”[12]“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13]康熙五十二年(1713) 雍正帝还在潜邸做雍亲王时，即洞悉此案情形，认为《滇黔纪闻》尊崇南明三王年号和《南山集·与余生书》中“弘光之帝南京”数句，“虽皆非臣子之所宜言，实无悖逆之语，当时刑部覆旨，亦未谓此外更有违碍之词，故亦以为冤。”[14]及其即位，颁发恩诏：“除本身犯罪外，因族人有罪牵连入旗著[者]，者[著]查奏赦免。”[15]雍正元年(1723)，戴、方案内援恩诏免罪诸人，均释放回籍。但戴、方两人之嫡派子孙媳妇未赦免，方孝标之子登峄、孙式济分别于雍正六年(1728)、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于黑龙江戍地卜魁。 《南山集》案的发生有很复杂的原因，戴名世的“狂生”行径和孤傲自持不知收敛的个性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而康熙帝的误会，废太子事件，朝臣的互相讦参，赵申乔掩饰其子夺魁之隐私，清廷对南明史事的敏感及对江南世家大族的忌恨等因素则无形中使本文字狱案越发显得扑朔迷离，并人为地扩大化了。 二、《南山集》案发前的戴氏家族 桐城戴氏有仓前、香山两支，皆元末明初从江西婺源迁至江南桐城，而各主其始迁之祖。仓前戴氏迁至桐城仓前，故得名“仓前戴”。香山戴氏迁至白云山之麓，香炉寺之前，故名“香山戴”。戴名世家族是仓前戴，属于桐城望族。 关于戴氏的溯源，戴名世《戴氏宗谱序》说：“吾戴氏系出微子，为神明之胄，支裔最为繁昌，蔓延于天下而莫盛于新安。吾桐之戴迁自新安，已三百余年于今，家世躬耕读书，仕宦皆不显，而十余世谱系皆存。”[16]迁桐之胜二公为戴名世之始祖，二世祖仕谦以“人才擢官”[17]，三、四、五世祖声名不显，六世祖南居力耕起家，戴氏家族开始发展壮大。戴名世《先君序略》说：“至先君之高高祖南 由以上可知，戴氏自胜二公由婺源迁桐城，至戴名世父戴硕凡十一世，历三百余年，诗书传家的传统从未间断。据在桐城发现《戴氏宗谱》的钟扬统计并作总结说：“名世先辈与同辈入‘传赞’者34人，再加传中有名(而无专传)者43人，其中担任知县者3人，有诸生13人，太学生1人，其中之亮点皆在名世直系，其高祖与祖父曾任知县，其高祖、祖父、父亲以及嗣子皆为诸生，直系之外有专传者多为乡间教书匠。”[27]安徽安庆市图书馆所藏《桐旧集》卷十九收戴氏能诗者23人99首诗[28]。对此文化之家，戴名世颇引以为自豪：“吾戴氏系出微子，本神明之胄。洪武中自新安迁桐城，支属蕃衍，称为著姓，自顷以来，衰微亦已甚矣。然吾观邑中巨族大家，一时冠盖赫奕，乡人震畏而荣耀之，不数传而颓败零落，或至降为编氓，夷于皂隶。吾戴氏虽无显位于朝，而以诗书孝弟世其家，垂三百年而犹不尽坠，较之于彼，所得孰优而孰歉也?”[29] 戴名世是桐城戴氏家族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幼即聪敏，“六岁从塾师受学，凡五年而《四书》、《五经》读已毕”。20岁后师事同邑博学之士潘江，借阅其家所藏大量书籍。潘江和县司教王我建两人当时就对少年戴名世的文章十分推崇，认为堪与“以雄骏古雅之文登高第”的韩菼相比。“居久之，乃得入县学，又数年，贡于太学，先后受知于督学使者为诸城刘公、吉水李公，皆以国士相待。”[30]至京师，名高位重的大宗伯韩菼折行辈与之交。侍郎赵士麟赞叹戴氏道：“风流豪士走京华”[31]。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为《戴氏宗谱》作序时高度评价同乡后辈戴名世云：“孔曼(名世父之号)长公田有至京师，以才名冠江南，京师贵公巨卿无不礼敬田有”，并礼请戴名世任其子廷璐等人的家庭教师，又称戴名世为“戴氏之伟人”，且希望戴氏家族能“隆隆而起”[32]。同为名世同乡的翰林院检讨姚士藟也称：“田有固海内名宿，其为文楷模当世。”[33]康熙四十八年(1709)，戴名世57岁，中式会试第一名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不仅是桐城戴族最显赫的人物，也是桐城文化史乃至清代文化史上之佼佼者。因而所有序跋或有关传记都会将戴名世作为桐城戴族之光彩来言说。戴氏被视为桐城望族盖源于此”[34]。仕途的显达，也带来了古文名声的鹊起，且历久而弥固。乾隆时成书的代表清朝官方意识形态的萧奭《永宪录》说戴名世“负文名于世”[35]。乾隆三十二年(1757)，戴氏三修族谱时，翰林院检讨李英《序》云：“南山先生以雄骏古雅之文大魁天下。”[36]道光年间吴楫甚至认为戴名世古文为清朝第一，其《致兄庚书》云：“弟尝谓本朝古文，以潜虚为第一。”[37]戴均衡用方苞论戴名世之语推尊戴氏古文，说：“国朝作者间出，海内翕然推为正宗，莫如吾乡望溪方氏，而方氏生平极所嗟服者，则惟先生。先生与望溪生为同里，又自少志意相得，迨老不衰，其学力之浅深，文章之得失，知之深而信之笃者，莫如望溪，望溪推之，学者复何说也?”[38]方东树评戴氏之论略显中庸，将方、戴古文并推，方宗诚《记张皋文茗柯文后》记其言曰：“国朝论古文正宗者，曰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而吾从兄植树之先生(方东树)，晚岁又并推戴氏潜虚。”[39]晚清同、光之世，戴名世的名气及古文的“魔力”仍不减当初。戴氏四修族谱时，翰林院庶吉士孙慧基《序》曰：“会元南山公，海内名宿。”[40]王哲曰：“惟戴田有先生所作古文，直追踪龙门，而气魄雄厚，有过之无不及也。”[41]邓实说：“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为归熙甫后一人，余少学为古文辞，即好读先生之文。谓国朝古文之无愧大家者，先生一人而已。”[42]林纾评戴名世文曰：“古今事变，数语括尽，其行文精爽，纯是昌黎家法，除夕与陈弢叟谈当今作手，叟首推先生，信乎叟之知人也。”[43] 总之，桐城戴氏家族从明初迁桐城起，历经三百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皖桐颇有影响的文化世家，尽管仕宦不显，但诗书传家的传统从未间断。而戴名世更是桐城戴氏族群中一位仕宦和学问皆极显赫的人物，尤其其古文曾称雄一时，受到时人及后人的高度赞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后来的《南山集》案，或许戴氏家族将会以戴名世为旗帜，继续传承读书传家的风范和走科举兴家的仕进之路，其家族中的优秀成员也必将在桐城乃至清代学界文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此殊荣带来的文化世家的光芒将会不断闪耀。不幸的是，从天而降的飞来横祸——《南山集》文字狱案改变了这一切，戴氏家族的中衰由此开始。 三、《南山集》案打击下的戴氏家族 清朝是一个文字狱频发的朝代，即使被称作文网宽松的顺、康时期也不例外，其以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著称于世。在此文化专制统治下，文士们如履薄冰，动辄得咎，一些历经百年或数百年而盛传不衰的文化家族多因此之故，一蹶难振。戴名世是清代文字狱的受害者，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及性格有密切关系。由于个人遭际坎坷，又久不得志，穷愁怨抑，郁结于心，于是愤世嫉俗之情难免溢于文章中。如他说：“余生抱难成之志，负不羁之才，处穷极之遭，当败坏之世，而无数顷之田，一亩之宫，以托其身。”[44]“而独其胸中之思，掩遏抑郁，无所发洩，则尝见之文辞。”[45]尽管如此，戴氏对清朝前期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及文字狱的危害并非茫然无知，而是早有先见之明且时时保持警惕。其文章中除《与余生书》一文中有“今日方宽文字之禁”的说法外，尚多出现自醒或自警之言，如谓“名世生于山林岩石之间，独立无与，徒以年少志大，不肯稍有苟且雷同，所为文字尤不悦世俗”[46]，“仆古文多愤时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47]。同时，戴名世也认识到自己文章中的过激言辞可能会招致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不得不有所收敛。《与何屺瞻书》云：“仆前年冬有《送武曹序》，近于骂人之作，久而悔之自匿也。”[48]另外，戴名世对康熙初年发生的那桩令人闻之色变的文字狱惨案——浙江湖州庄廷《明史》案仍记忆犹存。他为侥幸躲过该案劫难的朱铭德作传时，略提道：“康熙初，乌程朱氏有《明史》之役，引述旧文，语有触忌讳，坐死者数千人。铭德亦与分纂，而卷不列姓名，以故独得免。”[49]仅寥寥数言，却道出了清代文字狱的某些主要特征：“语有触忌讳”为文字狱之定罪依据，“坐死者数千人”言文字狱株连之广和杀戮之残酷。还有，戴名世为弟子倪生作的诗序中深刻指出了当时的“世道之敝”，渴望展露心性的有志之士将会为“世俗”扼杀，昏庸之辈则因之得福的淆乱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并为倪生的不幸遭遇鸣不平。他说：“盖余平居窃叹，以为世道之敝，不复有有志之人生于其间，苟有毫发之不同于世俗，则必受毫发之困折，以至不同于世俗者愈甚，则困折亦愈多。而昏庸之极者则乐安亦处其极，苟有毫发之昏，则亦必享毫发之福焉。此天道之变，不可致诘者也。而生(倪生)之志不与世俗同者，仅区区诗文小数，天并夺其年而不使之成焉。”[50]此处，从对倪生的悲叹中，戴氏也隐约透露出诗文可能招致祸端的意味。总之，戴名世不是一个盲目的有意触犯文字狱的士人，这从其文章多次出现的语言文字可能致罪的叙述中以及对严酷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上都可得到证明。然而，后来戴名世成了有清一代影响巨大的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的罪魁祸首，连他坚信的昔日“宽文字之禁”时期写的那篇《与余生书》也成了犯罪的主要文字证据，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由此可见，清朝文字狱的魔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士人们不寒而栗，士心时受威劫，甚或人间悲剧亦接踵而至。 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发，二年后戴名世处斩。《南山集》案是康熙帝钦定的悖逆大案，戴名世也被视作“丧心病狂”的首犯。尽管时人及后人都认为其中有冤，但康熙帝的权威论断不能轻易动摇，继承者雍、乾二帝及多数普通人都默许或接受了既定事实。任何试图翻案者都将遭到严惩。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召集科甲出身的官员群起作诗痛批以文词谄附权贵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字亮工)的编修兼侍读学士又被蔑称为“名教罪人”的钱名世(字亮工)：“晋江陈詹事万策诗云：‘名世已同名世(戴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周亮工或年羹尧)奸。’大称旨。”[51]此处，雍正帝对陈万策诗句的首肯，表明了戴名世与钱名世、周亮工或年羹尧同被视为人人共诛之的奸恶之徒。同年查嗣庭日记中有“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之语，与清廷对《南山集》的定性大相背谬，也严重挑战了当初康熙帝宸断的权威性，而刑部的题疏中“戴名世《南山集》叛逆君主，而嗣庭犹谓为文字之祸”，才是代表官方意愿的声音。因此雍正帝说查嗣庭日记中语是“浇薄乖张，怨望讥刺”的“荒唐之言”，更是“大逆不道之语”[52]。乾隆二十一年(1756)，蔡显《闲渔闲闲录》中有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的语句，乾隆帝认为“系有心隐跃其词，甘于恶逆之人为伍”[53]，蔡显因之罪名加重，被处斩。封建社会，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的言论往往能左右一切，甚至淆乱视听。康熙帝对戴名世及《南山集》案的定论已深入普通士人及民众的心目中。道光七年(1827)，历时150年始修成的《桐城续修县志》刊行于世，仍坚持不为叛逆立传的原则，没有给戴名世作传。乾隆间人阮葵生《茶余客话》云：“方灵皋苞，初为逆贼戴名世之党，隶旗籍十年。”[54]此处称戴名世为“逆贼”，甚合皇帝御意。乾隆五十九年(1794)，曹斯栋《稗贩》成书刊印，其中言及戴名世之死，根据传闻认为是天人共诛，应谶必亡的结果。尽管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小说家言，且其故事似有荒诞舛误之嫌，但颇能代表广大民众对戴名世及《南山集》案的理解与看法。该书卷七云： 戴名世之伏法，本于《南山集》，集之自来，本胜国总兵莆田林老，戴为之编次润色。后赴北闱，甫入京城，有头陀语道左曰：“吾师待君久，能投老空门，可保无患。”乃代为控驴走，戴不自由，驰至菜市，曰：“此地兔子出，悔晚矣。”言毕不见。戴于己丑科，以第二人及第，供奉内廷，奴视同辈。时《南山集》已盛行，同辈遂购以进，乃下戴于理。名公卿坐累者不少，时盖辛卯也，头陀所谓兔子出，此其验矣。癸巳以万寿恩例得未减。戴之弟名成，偕方苞走告，见其兄神气顿枯，若有重病者，引手诊其脉，六脉俱绝，骇甚。次日即有大逆不赦之旨，被戮又适在菜市云。可见王法所必诛之人，天固早已夺其魄矣。彼头陀者，又何能为?[55] 《南山集》案给戴氏族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和精神伤害。戴名世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 同时，《南山集》案后，社会舆论也朝着不利于戴氏家族的方向发展，人们不敢直称戴名世之名或收藏与阅读戴名世之书。当时“戴名世”三字无疑成了灾祸的代名词。法国学者戴廷杰说：“以先生罹文字祸，伏法于京师，或置之不言，或讳之曰某，或为剜板以去，或为黵纸以匿，独一二正士，不忍弃忘，隐其姓名而称之曰宋潜虚。”[62]又举例说在文集中用“宋潜虚”三字代戴名世之名者，有乾隆时刊刻的方苞《望溪集》、程崟《二峰诗稿》和陈鹏年《道荣堂文集》等三家。此外，戴名世的《南山集》、《孑遗录》已于结案时被刑部命令各省督抚厉行查缴毁板。60余年后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兴起了全国性的旷日持久的查缴、禁毁“违碍”、“悖逆”书籍的禁书活动，戴名世的著作也难逃厄运。除《南山集》、《孑遗录》的书籍或板片被再度被销毁外，尚有其余著作如《戴田有全集》、《戴田有文集》、《意园文集》、《忧患集偶钞》等十余部亦在其中[63]。 徐宗亮说：“若先生生逢圣祖皇帝郅隆之代，身伏上刑，书刊禁目。世之知者，亦不过视为汪景祺、查嗣庭之属，即乡里承学之士，而欲求其遗编断简而表章之，亦怵然心悸而为之止，则甚矣先生之祸之烈也!”[64]在这几乎举世公认戴名世是叛逆的社会氛围下，作为罪犯宗亲的戴氏族众难以走出《南山集》案的阴影，心灵深处的巨大创痛更久难抚平，其家族自然不会继续在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前行，而由戴名世带来的家族荣耀和辉煌也即黯然而收，衰落之势渐趋明显。名世从弟辅世之郁郁而终，与《南山集》案对其身心的摧残有直接的关系。程嗣立为其作的传记中说：“辛卯之春，南山先生文字祸发，而慈泉公(戴磻，辅世父，名世伯叔)及慈泉淑配叶孺人相继谢世，意村先生(辅世)既经营南山先生之丧，又经营两尊人之丧，悲思交集，而先生亦老矣。”[65]名世嗣子梦沧续修《戴氏宗谱》，谈到了《南山集》案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其所撰的《汪孺人传》说：“余少际先君子文字之祸，十有九年即糊口四方，近七十始得悉(息)肩家居。”[66]又《续修谱序》说：“而沧又以患难之余，家业萧散，笔耕于齐、楚、晋、越之区，羁栖数十年，垂七十始得息肩。”[67]梦沧年少时即遭受《南山集》家祸，稚嫩的心灵一经摧折，悸痛长存，永难销忘。这也成了他难从家难阴影中振作起来，无心于齐家置业，更不复萌仕进之念，而以数十年于外故作优游自适的缘由。七十岁风烛残年时归家，仍以续修族谱为己任，并严订族规，力戒子孙勿蹈前辙，体现了他对后辈的关爱。李英给其主修之族谱作序时也窥探到了他的良苦用心，其《序》云：“立规陈矩，务使一族之内，各安其分，各尽其道，相砺有成，以为一门光，是又进一族之人而训诲之矣。其规模之远大周至，不又较前谱而更有进乎?”[68]至于戴名世的一些后裔，惊心往事以及全国性的敌视或诋毁戴名世的社会舆论的强大攻势使他们难有心灵的片刻宁静。流离失所，飘忽无定的生存方式成了他们忘却前事，消弭内心创痛以及避世以求自静的最佳而痛苦的抉择。戴兴记载，“先生之孙子，闻仅有存者，饥寒奔走，已不卜踪迹”[69]。道光二十一年(1841)，戴均衡编成之《潜虚先生文集》所附《潜虚先生年谱》“顺治十年癸巳”条谓：“友人(戴均衡之友人)曰：‘余少从戴皋亭师游，皋亭，南山先生玄孙也，家藏《南山先生年谱》，少时见之，戴先生一岁能言。今皋亭师之子孙无复存其书不复可得也。’”[70]从这位友人的话语中可见戴氏后裔飘零流落之不幸遭遇咸丰八年(1858)，即戴名世卒后145年，戴氏墓前仍无墓表传状等类文字记其生平事迹，且墓道荒废，甚为凄凉冷寂。萧穆为名世同乡后辈，知其事颇详：“当时以先生触忌讳得罪，传状铭幽之文阙焉，迄今百四十余年，墓道荒芜，父老过客且有不识为谁氏之冢。”[71]尚存之名世族裔无人敢修缮和祭扫其墓，以至久为遗忘，这不能简单地视为后代之不肖，而是有深层的原因，即戴家后辈长期背负着《南山集》案阴影笼罩下的沉重精神负担，自有其难以言说的苦衷和莫可名状的无奈。 不过，客观地说，作为文化家族的戴氏自《南山集》案后已趋于衰落，而且终清之世再无力挽狂澜、起衰振弊之人出现，再无如戴名世这样的文坛巨星辉耀桐城及清朝文苑，可谓回天乏力。但戴氏家族的宗法和门第影响并未迅速消退，而是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继康熙年间，戴氏二修族谱时有两位翰林张英和姚士藟作《谱序》后，乾隆三十二年(1767)，梦沧三修族谱，也有两位翰林康熙朝张英曾孙张裕荦和检讨李英为戴谱冠序，同时亦有多位官员与知名文士慕名为戴氏族人立传。张裕荦《序》中仍称：“戴氏之以德行文章著于桐邑也旧矣。”[72]戴廷杰《戴名世年谱》说：“(乾隆)二十九年仲春，江夏人河道总督叶存仁，撰先生大叔戴磻传；三十二年仲夏，同里方泽撰先生祖辈戴应龙传，山阳人湖口知县曹师圣，撰先生从叔戴砇传；三十二年仲秋，同里方泽撰先生从弟戴齐世传；三十二年仲冬，泸州太守叶体仁撰戴志深传；某年月，山阴人河南臬司何煟撰戴元传。”[73]同治六年(1857)戴氏四修族谱时，戴名世卒已155年，其家族明显衰落，仕宦之人几近绝迹。钟扬说：“然名世之后，戴族中无论功名、仕途均无显赫者，戴谱卷十一中载名世后辈17人，仅诸生、太学生各一，倒多有隐逸之士。”[74]人们开始对戴氏望族衰落的原因进行反思，皆认为与《南山集》案关系甚密，为长期沉重而惆怅的“负罪感”所引发的怨抑郁塞所致。1852年，桐城香山戴氏族人桐城派古文家戴均衡为戴名世之族来孙所作《钟淑公传》云：“自其族祖南山先生以鸿文高第，发声海内，天下皆知有桐城之戴。其后南山以文字祸死，而族中读书者，虽有英俊迈德之才，率不得一为学官弟子。盖其冤抑之气，郁塞盘结而不得伸者，且百四十余年。”[75]稍后杨澄鉴为戴名世之孙戴温川所作传中说：“壮年迫于穷困，笔耕于庐、舒，负笈从游者，多著声黉序，而公偏时运乖舛，未博一衿。盖自其祖南山先生，以文字洇厄，而郁塞盘结者，且至今不能发舒焉。”[76]《南山集》案给戴氏后人带来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使他们难以从痛苦的阴影中振作起来，并将难以发舒的苦闷悲怨一直牢牢根植心底，默默忍受着无尽愁思怨抑的煎熬，再也无法重新回归正常社会。同时，由于名世的前车之鉴，戴氏后人于文字作品或功名仕途两事上比常人更加敏感，他们的意识深处或许在极不情愿地竭力淡化那种时人皆在孜孜追求的著书以期不朽和读书求功名的心理愿望。而事实上，他们的这种微妙的心理愿望当时也是被无形剥夺了的。 在封建时代，像戴氏家族这样以诗书传家的文化世家，由于长期缺乏科举、仕宦等强有力的兴家途径的支持，从而中断了将家族发展壮大的一切可能的机会，只能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其辉煌只有作为人类文化史上一段美好的记忆，留待后人仰慕与回味，而其衰落作为文化专制制度禁锢思想、戕害士人以及制造家族悲剧的一个有力例证，也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和惋惜。 注释： [1]《清史列传》卷十二《赵申乔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35-838页。 [2]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八《戴名世传》，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296页。 [3] 戴名世：《戴名世集》附录《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王树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3页。又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一(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所载略同，见第327页。 [4]《戴名世集》附录《尤云鹗跋》，第454页。 [5]《戴名世集》卷一《与王云涛书》，第16页。 [6]《戴名世集》卷一《与余生书》，第2页。 [7]《戴名世集》卷一《与余生书》，第2-3页。 [8]张玉：《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9]张玉：《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10]萧奭：《永宪录》卷一，朱南铣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9页。 [11]张玉：《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12]张玉：《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1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二，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70页。 [14]《戴名世集》附录《方玄成传》，第487页。 [15]《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16]《戴名世集》卷三《戴氏宗谱序》，第47页。 [17]《戴氏宗谱》卷一戴时翔《谯国宗谱说》，民国十一年“敬胜堂”重修本。 [18]《戴名世集》卷六《先君序略》，第173页。 [19]《戴氏宗谱》卷十一戴宁《王父默斋公行实略》。 [20]《桐城续修县志》卷十二《宦迹》，道光七年寥大闻刻本。 [21]《戴名世遗文集》之《盂庵公传》，王树民、韩明祥、韩自强编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4页。 [22]《戴氏宗谱》卷一姚士藟《戴氏宗谱序》。 [23]《戴氏宗谱》卷十一左云凤《古山公传》。 [24]《戴氏宗谱》卷十一方苞《霜崖公传》。 [25]《戴名世集》卷六《先君序略》，第174页。 [26]《戴名世集》卷二《先大人诗序》，第32页。 [27]钟扬：《桐城〈戴氏宗谱〉之戴名世史料》，《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 [28]徐璈：《桐旧集》，清咸丰元年刻本。 [29]《戴名世集》卷五《芥舟翁诗序》，第146页。 [30]《戴名世集》卷四《自订时文全集序》，第117-118页。 [31]赵士麟：《读书堂衣全集》卷四十《送戴田有南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39，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85页。 [32]《戴氏宗谱》卷一张英《序》。 [33]《戴氏宗谱》卷一姚士藟《序》。 [34]钟扬：《桐城〈戴氏宗谱〉之戴名世史料》，《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 [35]《永宪录》卷一，第69页。 [36]《戴氏宗谱》之李英《续修谱序》，引自《戴名世年谱·后谱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83页。 [37]吴楫：《致兄庚书己丑 [38]戴均衡：《潜虚先生文集书后》，《潜虚堂文集》，光绪十八年刻本。 [39]《柏堂集前编》卷三《记张皋文茗柯文后》，同治六年刊本。 [40]《戴氏宗谱》卷一孙慧基《戴氏重修谱序》。 [41]《重订南山集序》，光绪十六年合肥王哲刊本。 [42]邓实：《戴褐夫集跋》，宣统元年国学保存会排印本。 [43]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四《南山集序》，民国十二年刊本。 [44]《戴名世集》卷一《与弟书》，第14页。 [45]《戴名世集》卷一《答朱生书》，第12页。 [46]《戴名世集》卷一《上刘木斋先生书》，第15页。 [47]《戴名世集》卷一《与刘大山书》，第11页。 [48]《戴名世集》卷一《与何屺瞻书》，第19页。 [49]《戴名世集》卷七《朱铭德传》，第209页。 [50]《戴名世集》卷二《倪生诗序》，第44页。 [51]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四，鲍正鹄点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 [52]《雍正朝起居注册》，引自《戴名世年谱·后谱稿》，第972页。 [53]《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蔡显〈闲渔闲闲录〉案》之“蔡显案各犯应按律严惩不得姑息谕”，上海：上海书店，2007年，第88页。 [54]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光绪十四年刻本。 [55]曹斯栋：《稗贩》卷七，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56]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七《杨千木墓志铭》，刘季高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40页。 [57]《方苞集·集外文》卷四《书先君子家传后》，第633页。 [58]《戴氏宗谱》卷一方泽《阆村公传》。 [59]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北京图书馆影印室：《清代文字狱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711页。 [60]黄人：《大狱记·临野堂别集》，《清代文字狱史料汇编》第14册，第664页。 [61]《戴氏宗谱》卷十一戴钟岳《南山公传》。 [62]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 [63]见王彬《清代禁书总述》(北京：中国书店，1999年)，又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及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北京图馆出版社，1997年)。 [64]《南山集》附录《南山集后序》，第460页。 [65]《戴氏宗谱》卷十一程嗣立《意村公传》。 [66]《戴氏宗谱》之《汪孺人传》，引自钟扬《桐城〈戴氏宗谱〉之戴名世史料》，《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 [67]《戴氏宗谱》卷一戴梦沧《续修谱序》。 [68]《戴氏宗谱》卷一李英《续修谱序》。 [69]《潜虚先生墓表》，安徽省图书馆藏《潜虚先生全集》旧抄本。 [70]戴均衡、王树民：《戴南山先生年谱(订补)》，《戴名世集》，第497页。 [71]萧穆：《敬孚类稿》卷十《戴忧庵先生事略》，项纯文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274页。 [72]《戴氏宗谱》卷一张裕荦《续修谱叙》。 [73]《戴名世年谱·后谱稿》，第984页。 [74]《桐城〈戴氏宗谱〉之戴名世史料》，《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 [75]《戴氏宗谱》之戴均衡《钟淑公传》。 [76]《戴氏宗谱》之杨澄鉴《芸轩公传》。 ［作者简介］ 张兵，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毓洲，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