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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记顾名思义，即古代旅行者留下的旅行笔记。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它原属一种专载行旅的著述体式，内容偏重于历史地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众多“记传”之一，至唐，又演为一种专门记述行旅的实用散文文体，与纪行的“记传”著作并行于世。唐人行记多载西域、天竺、南海事，所述为一般载籍所稀见，境界奇绝，年代久远，史料价值极高，这使得最重视行记的都是史家。它虽说是叙事散文，但文学研究者多认为其古拙无文，文学价值不高，行记的文学研究遂很少有人问津。史家虽研究行记，但目光都集中在有特殊史料价值的西域、南海行记上，其他各类则很少顾及，这就为我们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展开的研究工作是全面考察它的渊源流别存佚，探讨其文学特征，发掘其文学价值。唐代在古行记的发展史上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故本文选取唐人行记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流别存佚、作品内容，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行记只是对记述行旅作品的总称，它决不是无差别的整体。行役的目的、背景、地域不同，作品的构成要素也就不同，与此相应，写法与内容的侧重点也会有变异。故研究行记的首要任务，是明其伦类，辨其流别，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古代书志对它的分类却是混乱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将其笼统著录在史部地理类，以为不过古地理书的一类；宋元书志开始注意其内容的侧重点，故分类略细，然而《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诸书出于不同的考虑，分别将其置于史部杂史类、伪史类、传记类、地理类，且不论部居适当与否，其中尚不乏互相矛盾之处。这些分类的最大问题是只抓住作品思想内容的某一方面，而未考虑到其记述行旅的根本特征。至郑樵《通志·艺文略》，始明辨其流别。他在此书中首创三分法，将宋以上行记区分为为朝聘、行役、蛮夷三大类。三分法照顾了行旅的不同文化背景与作品的侧重点，便于把握其各自特征。所可议者，朝聘与蛮夷对象都是古代中国的周边民族政权，概念上有交叉之处，分类标准也不一致，具体作品归属亦未尽当。今参考郑氏所分，按照作品所涉地域与内容侧重点，将唐人行记分为三大类，记述中外交通的行记，仿照 一、外国传志类行记 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初始阶段的发展，到了唐代，行记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无论作品数量、种类还是创作水准，都度越前古，且令宋以后各代难以为继。外国传志的创作，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足以代表唐人行记的水平，堪称中国古行记史上的顶峰。 外国传志高度繁荣的显著标志是类别的多样性与内容的丰富性。除先唐常见的僧人外国求法行记外，又出现了唐官奉使西域南海记、域外僧人来华行记、国内僧人往五台山行记三个新类别，通计新旧共四个小类，以下分别说明。 西行巡礼求法运动随着唐代佛教的空前兴盛而进入了一个持续高涨时期。这种形势也给佛教的自身发展带来很多理论与实际问题。为了佛教事业的发展，很多僧人亲赴西域，寻访名师。玄奘等远赴西域求法，回京时受到规格很高的接待，唐太宗并且对他西游的经历表现出很浓的兴趣。后来义净自西域回国，至京城，受到的礼遇更高，皇帝武则天亲自出迎于洛阳东郊，这种罕见的礼遇对欲忘身求法的僧人无疑是巨大的鼓励，他们信心倍增，西游人数陡增。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贞观十五年（641）到天授二年（691）仅五十一年，就有五十七人西行。僧人回国后为了备录经见，保存材料，也为了 此类唐人行记的创作高潮在唐中叶以前。今天可考知的有下面八种。最早也最有名的是玄奘、辩机的《大唐西域记》。次为义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书虽属僧传，用的却正是典型的行记写法，行文典雅，情节生动，故事性强，在唐人同类作品中文学意味最浓，历来被公认为我国传记文学的杰作，也是行记文学的名作。次有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系据“大唐往年使者”所经以及留下的“前后传录”撰写的行记，以综述形式对唐通印度三道作了全面描述，重点记载道里程途，与蔡允恭《并州入朝道里记》、程士章《西域道里记》等先唐作品性质和体例相近。僧人常愍《历游天竺记》，佚，今有佚文三条。圆照《悟空入竺记》，系由僧人悟空口述，圆照手录而成。书中讲述长安章敬寺沙门悟空游天竺事。作者天宝十载奉敕随中使张韬光取道安西，赴罽宾国进行交聘活动。后因病长住此地，遂落发为僧，拜师学法，遍游天竺。贞元六年（790）回国，陆去陆回，在外国飘寓长达四十年。书中所载与其他西行记详略不同，部分内容可补正史之阙。新罗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属游方僧人行记，叙其开元间历游天竺的经历。其行程一反众人路线。晋唐僧人西行，一般是陆去海回，西去东归，他却是海去陆回，东去西归，具体路线是南海—东天竺—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中亚—安西。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抵安西，受到了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的接见；过葱岭、疏勒，见到了唐朝在此设置的兵马守捉；至龟兹，看到唐朝兵马云集此处，见识了丰富的安西物产。是书内容充实，惟敦朴有余而文采不足，风格颇似日僧圆仁《入唐记》。伯3936号《印度地理》系一无名僧人留下的西行记残卷，仅三行，记其游中印度、东印度闻见，其所记与《法显传》、《宋云行记》、《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传》所载印度地理不同。最后一种是海云《大法师行记》，今见《全唐文》卷九○四，乃一残碑，记载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天竺僧勒那么提赴东土传法的经历，略写其东来行旅，详写其在洛定邺等州的宗教活动，系唐人写先唐事。 第二小类曰奉使外国记，主要记载唐五代官员出使西域、南海等外国的经过，与游方僧传、僧人行记一样，都是兼叙异域风土。据考，有如下三种。 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述其太宗、高宗朝前后出使天竺的经过，原十卷，内容、规模接近《大唐西域记》，今佚，《法苑珠林》引录十八条，佚文皆述天竺的灵踪圣迹与神话传说。据《旧唐书·太宗纪上》、《新唐书·天竺传》，玄策出使时，适逢中天竺国王死，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并发兵攻劫唐朝使节，乱中又乘机抢劫诸国贡物，玄策从骑尽没。乃返回，至吐蕃西境，檄召吐蕃、泥婆罗国兵约八千余人，大败之，获其王阿罗那顺及王妃、王子等，掳男女万二千人，其经过惊心动魄，乃贞观末的一件大事，这应当是书中讲述的重点。若这一推测为真，则它原乃一奇书，与今天仅存于《珠林》者异。由于这一点，它问世后就受到中外各方面的注意，有研究著作若干种。 《新唐书·艺文志二》“地理类”著录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一卷。据《玉海》卷十六引《书目》解题，此书又名《西南海诸蕃行记》（《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又著录达奚洪《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以一书为二书，重复著录，撰人人名亦误），系达奚通以大理司直出使海外时所著，记赤土国以下三十六国事。通肃宗上元中尝为唐州刺史。南唐章僚《海外使程广记》三卷，载其使高丽所经“海道及其国山川事迹物产甚详，史虚白为作序，称乙末十月，盖本朝开国前一岁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知书名虽题曰“海外”，叙述对象却是高丽这样的唐代周边政权，而不是中亚、天竺等不接壤的“远国”。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一所引，书名作《海外行程记》。程氏考其作年，在南唐后主之末。《通志·艺文略四》“地里·朝聘”亦云“昇元中录”，二书所记合。 第三小类为外国僧人所撰来华行记，叙其在中土的巡礼求法经过。虽撰人为外国人，但专记唐朝事，内容、风格亦同前述作品，从本质上看，仍属唐人行记。计有三种，皆日本僧侣所撰。一是真人元开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作者原名淡海三船，乃日本著名文学家。鉴真在日本去世后不久，他即动手撰是书。书中详述唐代名僧鉴真在玄宗天宝间与几位日本僧五次未遂的东渡行动，叙述范围涉及唐淮南、江南、岭南三道，路线和经历都十分曲折，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一次是第五次未遂的东渡行动，鉴真一行由扬州泛海东渡，结果漂流至海南岛，又由海南经广西、广东，过大庾岭，至于虔、吉、江、润诸州，回至扬州，所述自岭南北归路线，与韩愈量移袁州的路线及宋之问南贬路线、李翱赴岭南使府路线、许浑使岭南路线吻合，内容则要丰富得多。二是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今存，基本完整，记载圆仁一行武宗朝来唐巡礼求法的经过，叙事翔实，文风质朴，其中许多内容为中国载籍所无。三是圆珍的《行历抄》。此书原名《在唐巡礼记》，又名《入唐记》或《行历记》，系其在唐巡礼求法日记，规模与圆仁之书相近，今不传，后人从中录出重点，编成二书，一名《行历抄》，一卷；一名《在唐日录》，二书内容部分相同。《行历抄》叙其大中七至十二年（853—858）在两浙、山西、长安等地求法的经过。 唐中叶以来，佛教发展到了很高水平，五台、峨眉等佛教圣地名满天下，不仅唐朝僧人在本国巡礼活动增多，来华的西域、日本、新罗、天竺僧人也络绎不绝，记载僧人在中土巡礼求法活动的行记随之增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往五台山行记，数量之多，已经构成一个作品系列，今存者都是敦煌残卷，作者也中外兼备。如伯3931号《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启文》，系摩竭陀国普化大师所作，原文是一份表章，韵文，略述其自中印度来游五台山诸寺的经过，时代约在后唐时。先唐时期也有外国僧撰写的行记，如支僧载《外国事》，但系外国人述外国事，此文却是西域僧在中土的行记，内容独特。伯2977号《五台山志残卷》系一僧人游五台山记，被编入唐《五台山志》，今存三段文字均系优美的韵文，讲述五台山的得名，描写中台、东台景色。伯3973号《往五台山行记》讲述一敦煌僧自晋西北入代州经雁门关到五台山的经过，路线是沙州—灵州—丰州—胜州—代州—五台。这条塞外要路为中晚唐僧俗所常经行，此间文人出游京西、京北诸镇，最北的一条路线就是此道，作者戊寅年自沙州出发至五台山，辛卯年十一月返沙州。 内容比较特殊的有两种，一是杜环《经行记》，佚，《通典·边防九》引录1151字。作者天宝十载（751）从事于安西高仙芝幕府中。这年，仙芝西讨，与大食军在恒罗斯城相遇，为其所败，杜环被俘，在中亚、西亚、地中海一带流落十二年，代宗广德初（763）方随商船回至广州。在唐人行记中，此书受重视的程度仅次于《大唐西域记》。一般的西行记叙至葱岭后往往笔锋一转，转述东南的五天竺事，很少涉及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地中海一带，是书则专记大家不写的上述地方。如石国、拔汗那国、康国、波斯、大食、朱禄、苦国、佛菻等“绝远之国”，大部分篇幅放在对土地、物产、风俗、民情、伊斯兰教流行状况的叙述上，采用“实录”之笔，这就比那些以佛教流行、异闻传说为重点的僧人行记更为难得。一般史家作外国传，多得自传闻，杜环却是亲身经历，故备受重视，专治此书或论及此书的中外史地著述多达几十种。二是贾耽《四道志》。贾耽并未出使过绝域，其研治唐代中外交通，凭借的除一般地理书外，还有时人的行记。《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保留了其记唐边州入四夷道的部分，其最紧要者如营州入安东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纥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都是唐蕃使节经常往返的道路，唐人记述颇多。贾耽汲收这些作品的精华，转而以综述方式，记载路线走向，“山川聚落，封略远近”。又《崇文总目》卷二“地理类”著录《西域行记》一卷，叙释、撰人均佚，他书亦不见征引，疑为唐人某西域行程记的简称。 二、交聘类行记 第二大类是唐人奉使高丽、新罗、渤海、契丹、回纥、吐蕃、南诏等边疆四裔诸国的旅行记，因所载多为通使交聘，故可简称为交聘记。唐室一直很重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为此而采取册封、和亲、吊慰等手段发展双方关系，经常派遣官员出使，从事上述外交活动，大批记载通聘的行记也应运而生，所纪行役范围在唐帝国与周边民族政权间，内容有别于重点记载域外交通的行记。综合唐宋书志、史传，共得十五种。原书皆亡，部分作品有佚文、节录散见于宋人著述，部分只有书名、解题散见于唐宋书志。 此类作品，较早出现的是韦弘机《西征记》，见《新唐书·艺文志二》“杂传记类”，卷亡。据《新唐书·韦弘机传》，机贞观时以左千牛胄曹参军使西突厥，遇石国叛，三年不得归，乃裂裾，录所过诸国风俗物产，为《西征记》。但总的来说，唐前期此类作品留存很少。中唐以后，作品渐多，《新唐书·艺文志二》“地理类”著录顾愔《新罗国记》一卷、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戴斗诸蕃记》一卷、袁滋《云南记》五卷、窦滂《云南行记》一卷、徐云虔《南诏录》三卷。《郡斋读书后志》卷一“伪史类”、《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著录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赵憬《北征杂记》一卷。此外，名将李愬之子李宪也撰有使蕃行记，《新唐书·李宪传》载其“副金吾大将军胡证为送太和公主使，还，献《回鹘道里记》。”《旧唐书·李宪传》则作《入蕃道里记》，重点是记使程。 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太和公主下嫁回鹘，事在长庆元年（821），知所记为长庆初事。又《册府元龟》卷五六○、《玉海》卷十六载，田牟也撰有《宣索入蕃行记图》一卷，大和八年（834）奏上。牟大和间曾为入吐蕃使，会昌时颇受李德裕信任，任天德军都防御使。天德军地当入北蕃要道，主帅负有维系唐蕃交通的重任，其所撰行记内容不外乎唐蕃使事。“行记图”者，盖仿隋唐图经之例，图文结合，带有行记性质。田牟的入蕃行记可能是其幕客代笔，由田牟奏上，撰人亦署田牟。田、李二书均不见《新唐书·艺文志》，原文不存。五代作品有后晋彰武军节度判官平居诲《于阗国行程记》，《崇文总目》卷二“地理类”著录，一卷；《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作《于阗国行程录》，亦一卷。佚文散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演繁露》卷一、《游宦纪闻》卷五、《研北杂志》卷下。是书载其后晋天福三至七年（938—942）平居诲等一行人奉使于阗国册封的经历，略述其往返所经诸国，主要记载山川风土、往返行程。它在唐人同类著作中篇幅最简短，范围最狭小，因其专载于阗国地理风俗物产，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而被欧阳修摘入《新五代史》于阗传。后程大昌、张世南等又加引用。赖以上诸书引录，人们才得以窥其崖略。 上述作品以外，今天仍稍完整者为《全唐文》卷七一六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载其长庆元年（821）赴吐蕃会盟的经见。《全唐文》所录仍不完整，《旧唐书·吐蕃传下》所引，文字较丰，该传之末叙述刘元鼎使事，有一段关于黄河河源及入吐蕃驿道的记载，即出此书。原文亦见《册府元龟》卷六六二等处，内容较之《旧唐书·吐蕃传下》更完整，多数为《全唐文》所不载，显系据唐实录所载元鼎当时上疏编成，可补刘书之阙。另《新唐书·地理志六》嶲州目与姚州目下面各有一段注文，保存了贞元十四年（798）内侍刘希昂等入南诏的使程，自清溪关南一直记到羊苴咩城，历叙所经州郡、行程，其所据即唐代某位使臣所撰的云南行记，《志》中注文即此行记之梗概。 诸书都撰成于大历以后。顾愔《新罗国记》乃其大历中从归崇敬使新罗所著（见《新唐书·艺文志二》小注）。赵憬《北征杂记》所记为其贞元四年（788）护送咸安公主下降回纥的使事，以纪行为主。张建章《渤海国记》，乃其大和中为幽州从事时撰（见《宋史·王溥传》、《石林燕语》卷一）。《北梦琐言》卷十三〈张建章泛海遇仙〉条及《南部新书》丙卷载，建章尝赉府帅之命往使渤海国，遇风涛，乃泊船，见一女仙，侍卫甚盛。女仙赞其为君子，使青衣女往来导之。及回，果免风涛之苦。至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没水中，乃以帛包麦屑摸而读之，不欠一字，此类趣事当出其所著行记。其《戴斗诸蕃记》载“朔漠群蕃回鹘等族类本末及道里远近”（《玉海》卷十六引《书目》解题），据此，它并非专述某次使事，乃是综述北蕃种族史，兼述山川道里，采用的是综述体。韦齐休、袁滋、徐云虔、窦滂四种行记，均为贞元至唐末往南诏通使所记。以袁滋奉使最早。据《新唐书·地理志六》“戎州”条注，贞元十年（794），滋拜祠部郎中，与内给事刘贞谅取石门路出使南诏，册封异牟寻，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旧唐书·德宗纪》、《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均有记载。权德舆作为京城文坛名宿，还特地为其作《送袁中丞持节册南诏五韵》诗赠别，另制送序一篇。[2]韦齐休《云南行记》系其长庆三年（823）随韦审规使云南所作，重点是“往来道里及其见闻”（《郡斋读书志》卷七“伪史类”）。书前有《序》，表明了作者对国事和时局的某些看法。如谓“云南所以能为唐患者，以开道越嶲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关外尽斥弃之，疆场可以无虞，不然，忧未艾也”，这种论调，与宋人所见甚为相合，故晁公武、赵希弁对此均深表赞同。据《太平御览》所引佚文，此书对于使云南驿程及途中见闻记载颇详，可证《读书志》所言不虚。徐云虔乃唐邕州节度使辛谠从事，乾符中，受府主辛谠之托，于邕州奉使复命南诏。使还，著《南诏录》三卷，上卷记山川风俗，后二卷纪行，内容详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及《资治通鉴》卷二五三。《通鉴》叙述此事，文笔生动，经过完整，约四百余字，疑系据此书改写。又，《唐会要》卷九九载，云虔使南诏，自邕管至云南，“凡水陆四十七程。至善阐府，遇骠信游猎，去云南一十六程，叙好而还”，此即其内容概要。惟窦滂书作于何时不能详。滂咸通十年（869）代李师望为定边节度使，以贪婪，次年贬康州司户，疑其撰于咸通前后。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蛮书校注》对唐人上述云南行记作了精当考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册山剑滇黔区则从唐蕃交通角度对其所记一一详加考实。 综合向、严二家所考可知，上述南诏行记的重点有二。一是详记使程。袁滋书所记，为蜀中入南诏道之一的石门路，即西汉中期唐蒙所开通西南夷的旧道，入唐以后逐渐荒废。《新唐书·地理志六》戎州条自注保存了贞元十年（794）袁滋使程的一段记载，其中提及十余个地名，交代了驿程远近与走向，自石门镇以南全系云南界内部落所居地名称，当是袁书的主要内容之一。韦齐休所记，则为成都通南诏东西两道的西道——邛崃、清溪道，贞元中韦皋所凿，为唐诏用兵及通使之主线。贞元中，为通使节，达王命，乃诏修此路，凿通道路，添置馆驿，杨巨源《送许侍御充云南哀册使判官》：“荒外开亭候，云南降旆旌”指的正是这件事。此道为唐代官道，沿途经邛、雅、黎、嶲诸州，所记均上述诸州方物。《新唐书·地理志六》嶲州、姚州目下面，分别保存了贞元十四年（798）内侍刘希昂等入南诏使程的记录，其所据唐人行记疑即韦齐休等书。《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卷十《南蛮疆界》记册封南诏过程颇为详细，疑其曾参阅袁滋、韦齐休南诏行记。二是详载异物。《太平御览》引录《云南行记》多达二十一条，[3]载川滇地区出产的香稻、山茶、鹅鸭、白鹇、嘉鱼、丈松子、实心竹、大腹槟榔、干蒲萄、甘橘、蛤、椰子、余甘子、诸葛菜、野藤等，皆中原内地所无，其中亚热带方物颇多，还写到南诏特有的民居——板屋，内容接近《桂林风土记》、《岭表录异》。 三、行役类行记 既不写巡礼求法，也不记交聘，专载唐人在国内游幕、贬谪、奉使等旅行活动的作品，属于行役记。遍查载籍，共得十四种。较早的为韩琬《南征记》，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二》“杂传记类”，《通志·艺文略四》“地里·行役”著录，从所居部类判断，为纪述使事的著作。尽管宋代书志有著录，但宋元载籍均不见称引，知此时已佚。《刘宾客外集》卷七《浙西李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詶和斐然继声》诗中自注引韩浣（为韩琬之误）《南征记》云：“旧说润州城形如铁瓮，事见韩浣《南征记》。”则所谓“南征”是指出使江南。据《通典》卷四○、《唐会要》卷六二，韩琬景云中官监察御史，景云二年（711），上疏言事，奏疏中多叙其出使所见，结合刘诗所引，疑此《南征记》所记为其担任监察御史时奉使按察江南的经见。唐前期唯一可以考知者即韩琬此书，然原文几乎只字无存。唐后期，同类著述日多。最有名且最完整的是李翱《来南录》，纪其元和四年（809）赴岭南杨於陵幕的经历，文中兼用编年体史书以干支日月系事的写法和纪传体正史本纪叙事的简练笔法，扼要记载其由两京经运河、长江、赣水抵岭南的路线、距离，对于沿线城镇景观则记述甚少。此文所写是赴幕职，房千里《南行录》（宋元书志多题作《投荒杂录》）则是写贬谪，一卷，据《文献通考》卷二○五引《直斋书录解题》，书系房氏大和中贬高州北归后所撰，书中备载岭南山川物产之奇、人民风俗之异，今存佚文颇多，但无纪行的文字，疑全被删去。裴旦《李太尉南行录》，《崇文总目》卷二“传记类上”著录，四卷。《通志·艺文略四》“地里·行役”作《李德裕南迁录》，一卷，内容不详，疑载其南贬事。王仁裕《南行记》，《宋史·艺文志二》“传记类”著录，一卷；《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地理类”则作三卷，解题谓仁裕后晋天福二年（936）被命使高季兴作，“记自汴至荆南道途赋咏及饮宴酬唱，殆百余篇”。张氏《燕吴行役记》二卷，见《新唐书·艺文志二》“地理类”，注曰：“宣宗时人，失名。” 刘攽《中山诗话》、《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又称“唐元和中《燕吴行役记》”，似误。《直斋书录解题》卷八曰：此书“不著名氏。大中九年，崔铉镇淮南，诸镇毕贺。为此记者，燕帅（《文献通考》卷二○四“帅”下有“张允伸”三字）所遣僚佐，道中纪所经行郡县道里及事迹也。”《嘉定镇江志》等书略引数条。韦庄《蜀程记》、《峡程记》，《崇文总目》卷二“传记类下”、《通志·艺文略四》“地里·行役”、《宋史·艺文志二》“地理类”著录，一卷，各有佚文。《方舆胜览》卷六九引，又作《入蜀记》，疑即《蜀程记》。韦庄乾宁四年（897）受昭宗之命，与李洵宣谕两川，因奉使入蜀。天复元年（901）入蜀依王建，遂留蜀不归，上述两书即此两次赴蜀行程的记录。前一次取陆路，由川陕驿路入蜀，因主要记入蜀驿程，故曰《蜀程记》；后一次取水路，由长江西上，取峡江水路入蜀，因名《峡程记》，此其分别也。王仁裕《入洛记》，《通志·艺文略四》“地里·行役”作十卷，《宋史·艺文志二》“传记类”作一卷，今亡。《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杂史类”谓“蜀王仁裕随王衍降，入洛阳，记往返途中事，并其所著诗赋”，《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亦谓系“国亡入洛记行”，知为行记。史载王衍降后唐，率文武及宗族数千人，取褒斜道北上秦陇，经长安达洛阳。行至秦川驿，衍及其宗族全部被庄宗所害，余官抵洛阳，仁裕所记就是此事，宋明载籍仅有佚文数条。胡峤《陷虏记》述其后晋时被俘入契丹的沿途见闻感受。其书二见《宋史·艺文志》，见于该书卷二○三“传记类”者作《陷辽记》，三卷；卷二○四“地理类”著录者作《陷虏记》，一卷。《崇文总目》卷三“杂史类”作《陷蕃记》，四卷。《通志·艺文略三》“杂史”作《陷边记》。《全唐文》卷八五九引作《陷北记》。异称如此之多，表明此书宋时有数本流传，佚文散见《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者较多，另《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二》、《辽史·地理志一》等各引数段。又《通志·艺文略三》“杂史”类著录范质《晋朝陷蕃记》四卷、《陷蕃记》四卷（此系以一书为二书，重复著录）。据《郡斋读书后志》卷一，是书载石晋末契丹入寇、出帝降北之事。此记疑范氏居翰林时所撰。此外还有两种“记列道路”的作品，一是《新唐书·艺文志二》“地理类”署名韦述的《两京道里记》，据佚文，内容不外两京道路、名胜古迹、馆驿程途之类；二是孙樵《兴元新路记》，这篇驿路记系作者根据其在汉南至长安道上的行役经见写成，从内容与写法判断，属行记体。 除上述而外，《崇文总目》卷二“传记类下”有《王氏东南行记》一卷，叙释、撰人均佚，他书亦不见征引，内容无考，疑即王仁裕《南行记》之简称。 注释： [1]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308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2]《权载之文集》卷三八、《全唐文》卷四九一，此序题作《送袁中丞持节册回鹘序》，内容则是送袁滋使南诏，知误南诏为回纥。 [3]《太平御览》所引，书名多题作《云南记》，易与袁滋同名书相混，但《御览》实未引袁书，该书引《云南记》二十一条，其中“韦齐休”之名出现三次，知出韦书，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亦有考证。 [作者简介]李德辉（1965—），男，湖南汨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