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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流派的考察，无疑是中国文学史研究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课题。作为中国古代文人学士文化消费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文人群体性的社团活动由来已久，所谓的流派则主要是在这样的社团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时至明清时代，文人的社团活动逐渐增多，各种文学派别相继涌现，它们对于文坛格局的变易以及文学风尚的形成，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竟陵派作为崛起于晚明时期而特点鲜明的一大文学派别，在晚明乃至清代的文坛影响深广，“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其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父之删定”[1]。然而，长时间以来，一个不应否认的事实，特别是由于受到传统研究思维的拘限，对于这样一个曾在文坛发生重要影响的文学流派，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并未能够全面而深入地加以开展。尤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这种状况逐渐有了较大改变，研究者对此开始给予充分的关注，也有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但在总体上，主要还是从局部的角度或不同的侧面，探讨竟陵派的文学批评与创作的一些相关问题，尚未真正在系统与综合的层面对于该流派展开深入的研究，形成相应的成果。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 一 文学发展历史的实践证明，一个文学流派的诞生与成长，往往离不开相应的历史条件与基 础，总是与其特定的生存境域形成难以分割的表显或潜在的联系。它意味着对于一个文学流派特征的关注，就外在关系而言，如果忽视其生长的条件与基础，事实上难以真正触及现象的历史脉搏，使得有关的研究获得切中肯綮的结果，导致研究判断上的偏失。对于竟陵派的探讨，自然不能例外。或许是基于如此重要性的考量，《研究》一书在考察该流派的过程中，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十分注意联络中晚明特定的历史环境，检视它具体的生存境域，探究该流派精神状态以及文学风貌生成的特殊氛围，在此基础上，揭橥竟陵派所体现的特定的时代思想意识形态及其在文学上的不同折射反映。 具体来说，《研究》比较注重结合对中晚明时期政治、学术以及文学风尚总体格局与走向的辨识，考察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置身其中而在思想心理上所受到的感染与冲击，以及由此呈露于文学之中的种种特征，描述出这些特征所反映的时代风尚演化的轨迹。特别是全书第一二章，分别立足于明代万历中叶以后政治与学术动向，以及嘉靖、隆庆以降文学风尚嬗变的角度，着重探及竟陵派此际所处的各个不同的环境层面，同其自身发生、发展构成的不同程度的关联。以第一章第二节对于万历中叶之后学术领域动态的考察为例，它重点阐析了万历中叶以后，文化保守主义势力重新抬头、文人士大夫学风明显转变之现象，认为主要体现在左派王学学说及有关的异端思想遭到批判和矫治，以重振程朱之学自命的东林学派与以王学修正面目出现的蕺山学派取而代之，并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东林学派意图通过重新唤起士大夫社会责任感，以恢复与常规道德、现成秩序相一致的名教传统，蕺山学派则是要求人们在内心深处建立防范人欲发生的机制，以恢复被激进的左派王学所破坏的道德自觉，二者的学术理路虽然相异，但在重建儒家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并严格修身这一点上，却具有一致性，反映出这一时代精神某种同趋的变化。《研究》同时指出，发生这样的变化，在本质上，应归根于其时思想意识形态调控大力加强的结果。在作了上述探析之后，它进而联系到对竟陵派成员精神状态与文学特征的辨察，认为比如像钟惺这样的人物，一生在世用和解脱之间摇摆不定，尤其是同公安派的袁宏道这样固守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精英相比，在对自我超越的追求上，原本就没有采取袁氏那般狂诞矫激的姿态，因而当生存的外在压力不断加强之际，他在精神世界的层面上，更加执着于自我内心的修持，整个思想意识形态呈现向王学右翼乃至宋儒立场回归的倾向。并且以为，具体反映在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上，不论是他们拈出“精神”之说，以凝聚纯粹的内在超越获求某种客体化的性理之物，并以求“厚”为指归，强调工夫与对闻见知识的依恃，以向宋儒“格物致知”回归，抑或是在文学自身如何表现问题上趋向神秘化，以一种极端内敛的深心证悟虚寂之体，均显出对作为晚明文学新思潮重要表征的“性灵说”内涵的根本转换，体现了时代思想学术变化的征象。能够看出，《研究》就此所作的这番分析，由探察竟陵派的生存境域着手，不仅较为深入触及万历中叶以后学术风气转换的特点，而且相对明晰地抉发出竟陵派的精神状态、文学态度和上述学风变化之间形成的某种内在关联，彰显了竟陵派因应此际思想学术变动格局，在包括文学主张在内的思想意识形态上呈示的时代性特征，可以说，此乃旨在潜入时代风尚复杂的变化态势中，去着力感知竟陵派思想心理及文学意旨的内在律动。 值得指出的是，在具体考察竟陵派生存境域的过程中，《研究》并没有满足于单纯的一般背景介绍的通常做法，为相关问题的展开设置某种过渡性的铺垫，避免了一种简单的背景外接或套取的处理方式，而是注意富于选择性或针对性地切入研究对象的现实境遇，关注它们于对象所发生的实际联系，以及对象本身在其发生及发展的具体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二者的关联显得更加紧密。譬如，该书第一章第一节涉及万历中叶以后政治状况的问题，主要以晚明党争这一该历史时期突出的政治现象作为讨论焦点不仅对晚明党争的大势、性质与士人的一般处境作了深入的描述，并且循着此一问题所展开的理路，颇为细致地考察了竟陵派两大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与其时党争的关系，比较了二人遭遇万历至崇祯年间不同阶段的党争及其所持的态度，认为钟、谭二人在党争中的处境及立场虽然互有差异，但各自的心态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或产生时不可为的绝望心绪，而形成一种末世情结，或切实感受到环境强大的压力，以至有如履薄冰之感。进而分析他们精神世界形成的这种深重创伤，与竟陵派文学情感表现中极度弥漫的所谓“乖戾之气”构成的内在联系。因而从钟、谭切身的党争遭际中，梳理出和他们文学创作特征相关联的特殊纽结。又如第二章第三节，作为探讨嘉、隆以来文学风尚嬗变的一个方面，重点考察“楚风”的崛起及其背景。根据书中所述，“楚风”作为地域文学风尚的某种表征，意指崛起于万历文坛而为公安、竟陵两派所标举的创作风格，它的内涵与价值标准，主要体现为求“真”与尚“奇”这样一种着眼于作家性灵表现的所谓“楚人本色”，反映了两派作家有意识地以一种对地方文化强烈的自觉体认相号召，用以冲击前后七子所欲建立的明诗文正统地位的抗逆倾向。该节其中分析了类似“楚风”的概念，早在公安派诞生之际即已被加以标举，指出它的崛起，除了受到楚地人文传统包括楚文学在明中晚期以来趋于隆盛，以及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的，则与李贽在湖广地区传播性命之学与异端思想的活动有关，就竟陵派而言，特别如代表作家钟惺，在感受地域文学氛围的同时，更明显地接受来自李贽思想的熏陶。同时，它又论及竟陵派作家在标举“楚风”进程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提出随着竟陵派的崛起，“楚风”的概念有所扩大，不仅如公安派的袁中道，当初开始之际曾有意识地希望在“楚”的名义下牢笼钟惺等人于公安麾下，以共同抗衡嘉、隆七子之学，而且从竟陵派一方来说，尤其在它崛起之初，如钟惺于诗肯定公安之“真”，斥七子拟古之“伪”，显出在诗学观念上与公安派的渊源关系，在自觉对抗七子拟古之弊问题上，和公安派站到了同一立场。显然，如此对于“楚风”作为嘉、隆以来文学风气变化的一个侧面所作的解释，相对深入地切及竟陵派在特定文学场景中的现实境遇，包括它所接受的实际影响和所担当的具体角色，并未陷入一种简单泛化的背景交代式的习惯套路，颇具针对性地将竟陵派与其生存境域作了有机而切实的连结。 二 就于具体对象的研究情形来说，毋庸置疑，它所关注的焦点，最终势必要集中到对象本身的特征上，这是从事相关研究的一个基本常识。有鉴于此，《研究》一书除了注意从外在的视角，考察竟陵派特定的生存境域，探究该文学流派发生、发展的条件基础，还格外重视循应内在的理路，立足于对竟陵派自身内部特征的透析，主要包括有关该流派的形成、拓展与实际发生影响的过程的系统考述，以及对其文学思想与创作所展开的具体阐释，它也由此成为了该书研究工作的重心所在。 综观《研究》针对竟陵派自身状况所进行的相关考察来看，采取何种研究策略，以求更加贴近该文学流派活动的真实情态，深切探析它的内部机制和形态，相对准确刻画其各个层面的态貌特征，成为该书试图勉力予以应对的一大主要问题，这一点也集中呈现在它相关的研究特点上。细密的剖析可谓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该书第七章第二节中对于《诗归》诗评价值体系的阐述。首先，它从考察钟、谭的诗歌史观入手，说明他们在对待诗歌演变问题上执持以古为尚而又强调“通变”的诗史观念，并因此影响到《诗归》基本的价值取向。接着又通过对比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古今诗删》，体味钟、谭在《诗归》中所表现出的诗史观与前者明显的差异，认为其考察的基点从诗的音律体制转向作家的主体精神，包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体现作家主观能动性的“通变”上，以及凸显其所谓“别肠别趣”的价值和意义。然后又从风格论的角度，细绎《诗归》基于对作家主体精神的认识，所标举的“真”、“朴”、“深”、“厚”及其相关的“静”、“幽”、“和、“细”等作为审美理想的风格论范畴，以及“清”、“淡”、“逸”、“远”、“新”、“奇”、“灵”、“秀”等一系列价值标准。可说是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对《诗归》整个诗评价值体系的构成，进行了比较精细的解析。再举第三章至第六章为例，作者在对大量材料进行充分开掘、钩稽与诠解的基础上，对竟陵派自发轫、成立至发展的自身整个演进的过程，作了比较翔实而细致的描述。在这一方面，《研究》除了详尽考索钟、谭二人在不同阶段和地区建立的各种交游关系，以检视这些交游在流派建构与演进中的作用，更细析了钟、谭二人本身参与其中的具体的文学作为，特别是他们在竟陵派形成发展过程当中所起的关键影响。如第四章第三节对钟惺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前后诗歌作品的比较分析。万历四十二年，钟惺友人林古度为其刻现已不传的《隐秀轩集》，钟惺曾作《隐秀轩集自序》，序中以万历庚戌年为标志，对自己诗歌创作作了前后变化的阶段性划分。《研究》以此作为讨论的切入点，重点对保存于天启二年(1622)沈春泽序刻的《隐秀轩集》中的钟惺万历三十八年前及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间诗作，加以细致入微的解析验证。首先，分析钟惺万历三十八年前的作品，并与此后阶段作品的风格进行细心比较，认为钟惺万历三十八年前所作总体上处于求索阶段，尚未形成鲜明而统一的创作个性与风格，尽管若干作品在语言及诗境的经营上作了某些新的尝试。其次，又将钟惺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九月与谭元春同游西陵前所作，细分三个阶段，并对这三个不同阶段代表作游宴唱酬、纪游及山居诗逐一进行重点考察，指出这一时期钟惺的诗歌创作个性逐渐定型，所谓“深幽孤峭”的风格日趋成熟。由此表明，尤其自万历三十八年始，钟惺在诗歌创作上已确立起自具精神面目的特异风格，由林氏所刻而主要收录钟惺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间作品的《隐秀轩集》的问世[3]，标志着体现明显个性特征的所谓“钟伯敬体”的诞生，并为尚处在成立期的竟陵派树立了一面具有自我标识的创作风格的旗帜。鉴于这样的细析，《研究》不啻清理了钟惺不同时期诗歌风格变化的脉络，明确了其中变化的分界线，而且细致地凸显了他在诗歌上“另立深幽孤峭之宗”的追求，尤其对于竟陵派在成立时期创作风格趋向成熟所发生的关键性影响。 伴随细密的剖析，较富思辨的诠释也是《研究》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若就竟陵派研究的情势而论，特别是钟、谭的文学思想形态，作为有关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当然格外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也有数量可观的成果在此问题上多予阐发。如何进一步拓宽考察的思路，相对提升现有的研究层次，对固有的研究成式有所突破，自是《研究》要必然面向的问题。由此书涉及竟陵派文学思想的论述来看，不难发现一点，作者意在通过借助更具智性思辨性质的解读话语，谋求重新体认对象的内质，以此相对扩展诠释的空间，深化对有关问题的思索。例如，书中第七章第一节对于钟、谭诗学观念所作的解析。基于着重探讨这些观念的“理论性质与内在肌理构成”，以“揭示它在文学思想历史上的演进脉络”[4]的考量，作者特别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关于“表现理论”和“形上理论”的性质差异的论述中得到启发，借鉴其富于智性思辨色彩的阐释模式，来进而思考竟陵派诗学理论的性质，提出它们虽然与公安派所论一样，着力将关注的视线由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移向作家与宇宙之间，重视文学创作中主观与客观合一的过程，而且将对于这种合一的体验，凌驾于任何艺术形式的追求上，但是与公安派始终指向创作主体的主观性，强调“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及“任性而发”的要求不同，竟陵派在关注创作主体个人性情表现的同时，讲究所谓“平心精心”、“虚怀静衷”这样一种作家主观心性方面的修持完养，呈现了由主观的心性发用转向客观的性之本体的特征，合乎刘氏所说的“形上理论”的性质，即将创作中主客观的合一过程，看作是“诗人‘虚’‘静’其心灵，以便容受‘道’”这种所谓“容受过程”[5]，使得性体合道成为一种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以上述思路作为一种诠释的主轴，《研究》还进一步分别对与竟陵派诗学理论中诸如“诗为清物与居心简远”、“自信于心与求古人精神所在”以及“读书养气，以求其厚”等几个重要观念，展开了具体的论析，以求对竟陵派具有“形上”性质的诗学理论的内在机理获得较为深切的认知。譬如，释作为钟、谭前期诗学观念的有关诗为“清物”与居心“简远”的主张，置之于心性论的层面，讨论它的理论构架与性质，指出它在“与道冥合”的追求上，已经显出与后成熟期诗学主张之间形成的某种同构性的演进关系，表明在对待创作主体心性问题上，出现“由对外在处境的一种自发的反应转向自觉追求一种合目的性的虚静修养的微妙变化”[6]。释钟、谭在成熟期特别主张的以“厚”为指归的诗学观念，更将它看作一种心性本体论的范畴，而不止是文学风格论的范畴，去探讨它注重从学而入和内在修养工夫的涵义，明确其复归心性本体状态的实际指向。诸如此类较富于思辨特征的相关诠释，不能不说与《研究》作者接受有关理论主张启迪、较为合理地运用独到的解读话语有关，它们在对竟陵派相对复杂的诗学体系之脉络进行一番有机梳理的同时，更有意义的是，展示出某种新的诠释视阈，也因此切换着对问题的审视角度，改变了相关研究中某些习常的思路，特别使得钟、谭诗学观念的性质与内在肌理，在深层意义上得以比较明晰地透现出来。 除了以上所述，注重立体的观照，应该说是《研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尽管是针对竟陵派自身内部特征展开的系统考察，但书中采取的具体方法显示，它并不拘限于一种孤立和平面观察的立场，而是寻求牵涉对象本身的诸多关联形态，通过有机串联和多向比较的方式，力求更加切近对象自身的特征，深究其中的内蕴。以第五章第一节有关《诗归》的选定及其流传的探讨为例，《研究》并未限于单纯考述它具体的编选进程，而是同时分析其编选及盛行的内外动因，指出它实是以反拨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派由格调字句而入古人途径的复古诗论为准的，强调“务求古人精神所在”[7]，以重正天下学古之视听，并且应和了要求扫荡模拟剽贼诗风的一种时代的呼唤。不仅如此，《研究》还考察了《诗归》在流传过程中的反馈情势及其体现出来的问题的性质，如从袁中道万历四十六年所刻《珂雪斋前集》删易先前《珂雪斋近集》中《花雪赋引》有关引钟惺为同道一段文字的举动，以及钱谦益《答唐训导论文书》及《列朝诗集》袁中道小传所载中道针对《诗归》的批评，说明《诗归》刊行及其造成的声势，已使得公安派文人对钟、谭的态度发生骤变，意味着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公开决裂，并因此给竟陵派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正负面的双重影响。这些自然更注意将作为竟陵派一面文学旗帜的《诗归》，置之于多向交叉的有机联系之中，审视它内在的文学意蕴，分辨它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如此所秉持的观照立场，尤其在《研究》对竟陵派文学思想的相关论述中，也得到明显反映。譬如第七章第一节对钟、谭诗学观念的讨论，一开始便展开对钟、谭所强调的“诗道性情”这一基本命题的解析，重点置其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演进过程中来辨认和阐发它的内蕴，一方面认为，钟、谭提倡的“性情”论，在晚明性灵文学发生与发展之中，实际成为勉力关注作家自然真实的个性表现的一个环节，尽管他们试图避免直接使用公安派标举的“性灵”一语，但仍可看出其对公安派“性灵说”的某种承接和蹈袭；另一方面则指出，钟、谭诗学主张中有关“性情”的认识，比较公安派“性灵说”的内涵，则有明显变化，主要是转从客观、超越的性体的角度去理解“性情”，以复性为其要旨，弱化了后者突出的自然真趣的个性主义色彩，也因此在事实上变易了晚明李贽、袁宏道以来所执持的以表现理论为中心的学说的性质和方向，体现重视性体合道这样一种形上诗学理论的本质。而在接下去对竟陵派诗学理论中几个重要观念的考察中，《研究》同样十分注意从比较联系的角度去阐明问题，如其中对竟陵派所标举的“精神”之概念的分析，不仅说明它和王学的某种联系，突出创作上的一种主体精神，而且着重对比公安派的“性灵说”，阐述它承载的内涵所发生的变异，即有异于“性灵说”对于创作主体率性任真的重视，更强调虚静的心性修养以返至客观性体，包括对王学右翼主静一派“归寂”思想的吸纳，“从而由‘性灵说’侧重主观性的‘心’，向客观性的‘性’的退转”[8]，成为竟陵派诗学形上理论的支柱范畴。应当说，经过这样留意比较联系的立体多面的分析，接结了多种相为关联的线索，不但使得钟、谭诗学观念中原本有些隐晦的问题变得相对清晰起来，并且能够由表入里地切及它们的根本性质和潜在意蕴，有助于对问题认知的深入。 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同的研究相应地倾注了研究者对于对象本身的一种内在关怀，包括理解与同情的态度。它不只是激发研究者学术兴趣的一个动因，也成为体察对象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实际作为和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摒弃客观公允的评判原则，为个人主观好恶倾向所左右。如何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具体的研究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在总体考察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的过程中，《研究》首先基于一种历史同情的目光，去审视对象本身，它主要表现在，结合对明代中晚期文学思潮发展演化这一特定语境的辨析，体察竟陵派文学活动的动机、性质及其相应的历史意义。明代弘治至正德及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前后七子两大文学流派的崛起和发展，复古思潮在文坛相继涌起，七子派在诗文复古旗帜的标举下，曾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他们自身对文学本质的认知态度，并在一定意义上形成对传统文学价值观念的某种冲击。如前七子中李梦阳等人主张诗为“天地自然之音”，推崇民间“真诗”[9]，且置其于文人学子所作价值之上，强调“夫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10]，批评“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的“今之文”，赞赏“文其人如其人”的“古之文”[11]，将主情求真的要求与复古的目标联系起来。而后七子则承前七子复古之绪，不仅重申注重“性情之真”[12]的诗学主张，而且如王世贞、李攀龙针对当时已是“家传户诵”的王慎中、唐顺之的文章，斥之为“惮于修辞，理胜相掩”[13]，站在重“辞”轻“理”的立场，申明削弱文学受道理说教束缚的重要性。这些都多少反映了他们对文学自身价值的一种新的理解，也因此赋予了复古思潮以某种深刻性和挑战性。但与此同时，七子派尤其是后七子，又因过分讲究学古法度与拘于褊狭的取径，铸成了他们复古理论上的先天不足，限制了作家主体精神的表现，加上他们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存在的差距，难免导致创作上摹拟蹈袭之弊的发生，在文坛造成负面的影响。《研究》正是透过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语境，解读竟陵派自文学思想至创作实践两大环节中其文学动机所包孕的与七子派相抗衡而特别是反王、李之学的重要一面，谅察他们文学行为的性质及其相关的意义。如第七章第一节论及钟、谭诗学观念，尤其就他们强调的“性情”为诗之本之说在竟陵派前期阶段体现出的某种特质，着重分析了其中凸显创作主体独特个性的因素，以及以此来反拨七子派因重法度而强调“格调优先”论的自觉意识，辨析钟、谭所论对于构筑性情说这一晚明文坛中心话语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环节性作用，探讨它在晚明整个性灵文学发生及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意义。又如第八章第三节论及钟、谭创作中所呈现的生涩奇拗的风格，《研究》所注意到的，不啻是这一风格的具体特征，更在于它针对公安派率易诗风、特别是为解构七子派“格调说”及其所建立的“法式”而构筑起来的一种策略性意识，也就是说，尤其在诗歌的具体创作上，钟、谭企图由此风格以及相应的审美趣尚出发，探索出“旨在颠覆七子一派所标举的‘高古’、‘宛亮’之声调气格、又避免公安末流‘打油定铰’之诗风的创作途径”，“充分运用显示自己‘孤衷峭性’的独特语汇及瓦解常规诗歌语言结构与韵律节奏的句法句式来达到标新立异的效果”[14]，以此进一步说明，在突破传统体式和锻造文学的个性化表现上，竟陵派文人所发挥的某种先锋性的作用。 在抱持某种历史同情态度的同时，另一方面，《研究》并未因此而消解客观公允的评判原则。这一点，特别体现于作者在体察竟陵派处身晚明性灵文学思潮中而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或先锋性之际，也格外注意到该流派本身的思想主张与创作所暴露的消极一面，包括它在其时整个文学思潮发展演化过程中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文学思想方面，如《研究》第七章第一节所示，它将重点放在了竟陵派与公安派诗学主张的比照上，认为后者更具个性主义表现理论的特征，对比之下，前者注重与道冥合的形上理论色彩浓厚，并认为竟陵派诗学主张的这一特点，已在总体上呈现偏离以公安派为代表的个性主义文学轨道的倾向，不论是他们拈出那种凝聚纯粹的“精神”，以取代公安派的“性灵”观念，还是讲究以“厚”为指归，重视读书学道而厚养其气，强调工夫以求心性修持，均不同程度地发生对公安派文学理论内涵的某种转换。至于创作实践方面，《研究》则集中在书中第八章重点作了论述，其中不但探析了贯穿在竟陵派创作中一种“虚怀静衷”的理性化的审美观照，它的显著特点，突出表现在对所谓幽孤之境的内省体验，包括自觉追求“奇趣别理”或“道心禅机”的表现；并且描述了作为这种审美体验所必然呈现的特征，也即竟陵派作品洋溢的一种凄清荒寒的情韵风调。与此同时，按照《研究》所展示的论述思路，体现于竟陵派创作中那样一种内向超越的审美精神，在根本上，实与该流派的文学主张相对应，是其形上理论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落实。凡此种种，《研究》试图揭示出这样一个的重要问题，放眼于晚明文学的整体发展格局，钟、谭等人在承接公安派注重创作主体主观性灵表现之绪的同时，事实上，已经在逐渐改变着后者所呈露的个性主义立场的文学内涵，这一重要的变化，在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中或显或隐地呈现出来，并成为整个晚明文学新思潮回落或转向的某种表征，它因此表明了竟陵派在逆转当时文学大潮中而发生的现实作用。关于这一些的评断，除了得力于对竟陵派本身所作细致深入的考察，更为重要的一点，与《研究》作者所执持的相对客观公允的研究立场也是分不开的。 当然，尽管该书是第一部在真正意义上对竟陵派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论著，渗透其中的作者的用心与所展露的研究成绩，显而易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相关的研究上已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毋庸讳言，全书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改进完善之处。例如，相比于书中第三章至第六章对竟陵派整个文学群体崛起、成立与发展脉络所作的较为全面和细密的梳理，第七、八章分析竟陵派文学思想与创作，虽然作者旨在避免论述点的分散，以求讨论的深入，不过，仍过于集中围绕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二人而展开，若能进一步广涉流派中其他的一些成员，扩展关注点面，对相关问题的考察似更可显得周全合理。又如第八章在重点探讨钟、谭诗文创作特色之际，对他们作品的审美理念及其相应艺术特质的考察，更多还在于其共性的一面，而于彼此之间个性差异的关注则稍显不足。不过，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并不足以影响该书整体上的学术质量，依笔者浅见，迄今为止，在研究竟陵派为数不少的论著中，应该称得上是一部出类拔萃的着力之作。 注释： [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第5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9月版。 [2]该书收入章培恒先生主编的《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3]据钟惺《隐秀轩集自序》，万历四十二年为林古度所刻的《隐秀轩集》“乃尽删庚戌以前诗，百不能存一”，则其所录除少量万历三十八年以前诗外，主要为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之间的作品，参见《竟陵派研究》，第206页至20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4]《竟陵派研究》，第318页。 [5]同上书，第325页引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所述。 [6]同上书，第333页。 [7]钟惺《隐秀轩集自序》，《隐秀轩集》文昃集，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明末书林近圣居刻本。 [8]《竟陵派研究》，第343页。 [9]《诗集自序》，《空同先生集》卷五十，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明嘉靖刻本。 [10]徐祯卿《谈艺录》，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76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外篇·论学上篇第五》，《空同集》卷六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王世贞《章给事诗集序》，《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九，明万历刻本。 [13]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沧溟先生集》卷十六，明隆庆刻本。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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