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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量厚重、可以传世的著作 邓绍基 《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对韩国典籍中涉及的中国古代小说史料首次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其海外视角扩展了中国小说研究的领域，对我们了解海外学者的汉学研究成果意义显著；就其搜罗详尽，内容充实这一特点而言，又可说是一部分量厚重、可以传世的著作。 这部著作由中国学者陈文新和韩国学者闵宽东二位教授合著而成。陈文新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在台湾出版了《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传奇小说史话》等著作，获得学者的好评；进入本世纪以来，他又陆续出版了《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初版和增订版）、《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初版和增订版）等著作，也都获得学界好评。他与海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也较为密切。闵宽东教授现任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会长、韩国庆熙大学中文系教授、庆熙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中国古典小说史料丛考》、《中国古典小说的传播和受容》、《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研究》等著作，是一位有重要建树的学者。《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是中韩两位同行学者精诚合作的产物，我认为，它将会在小说研究史和学术交流史上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作者简介]：邓绍基，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著名学者。 中韩学术交流的重要成果 刘勇强 《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首次全面梳理了韩国典籍中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史料，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成果。全稿涉及百余种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述资料，兼及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翻译（翻案）书目等，搜集完备，不乏稀见资料；同时，全稿考辨审慎，评述精当，导言、题解、尤其是有关韩国文献的作者简介与说明文字等，言简意赅，扼要地揭示出史料的价值所在。二位作者，为中韩两国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名家，功力深厚，见识不凡，他们的精诚合作，不但是中韩学术交流的佳话，也确保了此书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如得出版，当有助于深入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情况；有助于通过比较充实、印证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有助于提升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水平。因此，我相信，此稿无论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还是对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在汉文圈的影响，或是对增进中韩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刘勇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资料完备，史论结合 ——评《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 程国赋 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就小说而言，中国古典小说通过多种渠道大量传入朝鲜，目前已知传入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多达340余种，尤其集中在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前后。关注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古典小说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典小说对韩国小说的影响以及韩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因此，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武汉大学文学院陈文新教授与韩国学者闵宽东教授经过多年合作，近期出版《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史料》），在此领域做出突出的贡献，弥补了这一课题研究的空白。该著从域外视角搜集、评论中国古代小说史料，资料完备，视角新颖，史论结合，体现很强的学术价值。以笔者所见，该著的编纂特点和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料完备。《史料》一书内容广泛，涉及到中国古代小说的输入、租借、阅读、禁毁、评论、翻译、改写、注释等诸多方面，引用的文献非常丰富，遍及韩国现存的几乎所有相关古籍。作者注重全面、系统地占有材料，从全书设计来看，有正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评述资料》，包括“中国古代小说总论”、“明以前小说评述资料”、“明代小说评述资料”、“清代小说评述资料”，另有附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并罗列韩国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博士论文目录。《史料》一书搜集的资料不少可补中国小说史料之不足，例如，正编第三部分《明代小说评述资料》著录的《太原志》、《南溪演谈》等作品，在中国已经失传，韩国翻译本的流传为我们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文本。另外，象《型世言》、《删补文苑楂橘》、《钟离葫芦》等等，在中国也已失传，但在韩国留有版本和书名，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以《型世言》为例，此书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明末话本小说的题材选择、创作倾向以及文体嬗变的轨迹；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删补文苑楂橘》是明代文言小说选本之始，已选多篇唐传奇，内含《虬髯客》、《红线》、《昆仑奴》、《义倡汧国夫人》（即《李娃传》）、《柳毅》等传奇名篇，此书对于我们研究明代小说选本以及唐传奇在有明一代的传播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由此可知，对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作品及相关史料的著录可补以往诸种中国古代小说书目之不足，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二、编撰体例合理，编排方法得当。从《史料》一书的编撰来看，体例合理。正编第一部分是“中国古代小说总论”，附编的第一、二、三、四几个部分分别著录《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总目录、传入年代图表）》、《韩国所藏或文献记录所见中国古代小说书目》、《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翻译（翻案）书目》、《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出版书目》，这些皆属于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宏观视野与总体考察，正编的第二至第四部分则分别著录明代以前、明代、清代小说评述资料，包括很多具体作品，显示出宏观与微观、点与面的结合。在具体小说条目中，作者注明收藏地、小说作者，并在结尾列互见条目，如，第132页《剪灯新话》条的结尾指出：“此外有关《剪灯新话》资料共六条，列目如下：见《艳异编》[明4-2]。见《三国演义》[明9-1]。见《三国演义》[明9-10]。见《水浒传》[明17-18]。见《其他中国小说》[清12-6]。见《其他中国小说》[清12-8]。”这种编排方法在《史料》一书中屡见不鲜，它既保证了资料的完备，又避免文字的重复。 正如《史料》一书卷首“编写说明”所言：“本书的写作以文献学方法为主，‘竭泽而渔’，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关史料。”（第2页）从全书的编撰来看，作者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编撰原则。《史料》作者常常采取计量统计的方法，例如，第4页，作者统计目前所知传入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共有340种，其中，约40余种为明代以前的小说，明代小说、清代小说分别为100多种、200多种。作者致力于完整、全面地占有材料，通过数据、材料的统计说明自己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三、注重史论结合，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采取先论述、后材料的方法，这样既避免一味的空谈，又避免出现单纯罗列材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本书的导言、题解、作者简介和说明文字，与相关史料配合，一方面加深读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了解，另一方面加深读者对韩国文化、对韩国文学、对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接受状况等领域的认识。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国古代小说总论”，著作者将搜集到的59条史料分为“传入与收集”、“翻译和贳册”、“小说的流行和拒斥”、“‘文体反正’和禁输令”、“说话（讲）人和传奇叟”五种类型进行介绍，同时还为每类史料撰写导言，系统总结中国古典小说传入韩国的方式，传入者的地位、身份、态度，韩国文化和韩国文学由此所发生的变化，等等。作者将中国古典小说传入韩国的方式总结为五个类型：“第一是中国的赐赠，第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第三是中国使臣带来赠与韩国，第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第五是中国贸易商带来。”（第3页）第7—10页，就中国小说在朝鲜时代的翻译阶层、接受阶层、刊刻机构、刊刻形态进行探讨，并统计刊刻目录，搜集相关的翻译和贳册史料；第54-59页，《搜神记》条，不仅对《搜神记》的作者、著录等情况予以介绍，而且对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搜神”体小说得的写法、叙事、风格等进行简要说明。在本书的导言、题解、作者简介和说明文字等相关文字论述部分，作者用力尤多，这些论述文字依据丰富而扎实的材料，做到史与论的有机结合，新见迭出。 综上所述，《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是一部资料完备、史论结合的厚重之作，此书的出版对于研究中韩文学与文化交流史、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都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程国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考据与义理相得益彰 ——评《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 鲁小俊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遗书》五《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先生的这一著名论断，已为众多学科的发展历程所证实，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的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当中，海外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若干重要成果如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192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31）、向达《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1935）、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57）、王古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1986）等，皆为治中国小说史者所必备。中国古代小说很早就大量传入韩国，并且深受欢迎；韩国的中国小说史料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藏，若能将这些史料搜集整理出来，将会为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提供研究的便利。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与韩国庆熙大学闵宽东教授合著的《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史料》）即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此前的相关论著，主要出于该书作者之一闵宽东教授之手，如《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翻译、出版、研究状况》。但这些著作与《史料》的撰写体例、涉及范围、具体内容等有很大不同，且均为韩文出版物。从这个角度说，《史料》是中文图书中第一部关于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资料的系统而完备的专著。 《史料》有两个主要特点，一在文献，足资考据；一在理论，颇见精义。 先论其考据之精。在《史料》之前，中国内地的出版物中也刊登过一些文章，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对于一篇论文来说，所用史料尽可以择其所需，不及其余，这无损于论文的学术价值；而一本资料性著作，则应该竭泽而渔，将相关史料网罗殆尽。资料搜集的完备程度，直接决定了这类著作的价值高下。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抽样分析，看看他人论文中所引资料，《史料》正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评述资料》是否全部收录，进而判定《史料》是否具备完整性和全面性。 这里选取的比较对象是 以上资料分别见于《史料》[明9-1]、[明9-2]、[明9-3]、[明17-2]、[总3-2]、[明9-4]、[明9-5]、[明9-6]、[明9-7]、[明9-8]、[明18-11]、[明17-7]、[明17-13]、[明9-9]、[明9-10]。也就是说，大 《史料》所收《三国演义》资料中有13条不见 至于《史料》附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包括四个方面：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总目录、传入年代图表）、韩国所藏或文献记录所见中国古代小说书目、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翻译（翻案）书目、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出版书目。对于相关小说的原本、抄录本、重刊本、编选本、翻译本等，附编提供了详实的文献记录、版本数据、翻译和刻印情形等方面的资料，与正编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为研究者翻检查阅提供诸多便利。 以上论《史料》的考据之精，再论其义理之宏。 可从两方面看。一是域外史料本身的价值。正编部分的材料来源几乎涵盖了韩国现存所有的相关古籍，涉及中国古代小说一百多种，内容包括它们在韩国的输入、租借、阅读、禁毁、评论、翻译、改写、注释等各个方面。这些材料对于拓展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视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其一，文学与经济生活的关系，是近年来比较受到国内学术界关注的课题。韩国文献中也不乏这方面的材料。“传奇叟”是“说话人”的别称，“听说话”的风气在18世纪已经相当流行，而且从现有记录来看，可能在18世纪中期已经出现了职业性的说话人。“传奇叟”特别善于讲故事，并且从中获得经济效益，赵秀三（1762-1849）《秋斋集》卷七对此有生动的记述：“传奇叟居东门外，口诵谚课稗说，如淑香、苏大成、沈清、薛仁贵等，传奇也。月初一日坐第一桥下，二日坐第二桥下，三日坐梨岘，四日坐校洞口，五日坐大寺洞口，六日坐钟楼前，溯上既自七日，沿而下，下而上，上而又下，终其月也。改月亦如之。而以善读故，傍观匝围，夫至最喫紧甚可听之句节，忽默而无声。人欲听其下回，争以钱投之，曰：此邀钱法也。”将这类域外材料纳入古代小说与经济生活的研究当中，其眼界当会更为开阔。其二，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奇书文体与宋明理学之间具有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根据《大学》首章，人生的至高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大奇书则反其道而行之，把个人和家庭层次的腐化堕落推及到社会和国家的层次。具体而言，《西游记》“不正其心不诚其意”，《金瓶梅》“不修其身不齐其家”，《水浒传》“不治其国”，《三国演义》“不平天下”。概而言之，奇书文体与一般通俗小说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反讽外表之下含有严肃的寓意。翻检《史料》，可以发现也曾有朝鲜文人从相近的角度谈论过四大奇书。李遇骏（1801-1867）《梦游野谈》（小说）下云：“余观作者之意，至深且远，非等闲文字也。”《金屏梅》“是举其一家而言也”，《水浒传》“是举其一国而言也”，《三国志》“是举一天下而言也”，“凡家而国而天下则更无可益”，《西游记》“是盖就人一心上言也”。“虽是寓言托辞，而究其本意，则深为有理”。综观相隔一百多年的两位外国学者的这番评论，关于四大奇书的寓意问题，我们或可由此获得更多的启迪。 二是《史料》题解部分的价值。对于韩国文献所涉及的每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史料》设置题解对其书名、卷数、作者、著述方式、基本内容、流传情形尤其是在韩国的传播、接受状况等做系统说明，以便于读者对该小说的方方面面有整体的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两点：其一，题解不仅充分吸收了海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还加入了个人研究心得，屡见精义胜识。例如《夷坚志》，题解一方面批评洪迈贪多务得，不加抉择，致使该书新意较少；另一方面也指出书中自有值得珍视的新鲜题材。又从《宾退录》所载《戊志序》引申出有关笔记小说的讲述者与见证人、虚构与真实关系的讨论。相关讨论在《阅微草堂笔记》题解中进一步深化，认为纪昀在创作时注意与史家纪传和传奇小说划清界限，而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子部小说的叙事规范。再如《英烈传》，题解指出这部小说不少情节惯于模仿《三国演义》等作品，故而缺少个性，这是小说家过分追求故事情趣而又缺少才气的结果。而对于《儒林外史》，题解认为它对一些著名情节的仿写，旨在引导读者追索表层话语之下的深层意蕴。小说运用这种方式大都是为了取得讽刺效果，可名之为“揶揄模仿”，实际上是含蓄的评论。综观各篇题解，可以感到《史料》在阐述具体作品时，有一种小说史的、流派的、辨体的整体观照，故而能够收放自如，颇多中肯之论。其二，关于中国古典小说在其他国家尤其是韩国的传播接受情形，题解亦用力甚勤。《史料》从接受者的立场来考察接受后的反应，将其分为四种类型：第一是一部作品在中国和接受国都受欢迎；第二是一部作品在中国不太受关注，但流传到别的国家时极受欢迎；第三是一部作品流传到别的国家时，作品的某一部分内容特别被看重；第四是一部作品在中国很受欢迎，但传入其他国家后并不太受欢迎。关注这些层面的内容，对于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和接受，无疑大有助益。 考据和义理相得益彰，《史料》为同类著作的编撰提供了一个范式。若由此推而广之，在世界范围内搜集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学的史料，并加以整理和研究，可以相信，这将会有力地推进学术的进步。 [作者简介]：鲁小俊，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