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南闈科場案的結果相當恐怖。在審訊一整年後，順治帝諭旨：
刑部鞫實江南鄉試作弊一案，正主考方猶擬斬；副主考錢開宗擬絞；同考試官葉楚槐等擬責遣尚陽堡；舉人方章鉞等，俱革去舉人。疏入。得旨：方猶、錢開宗差出典試，經朕面諭，務令簡拔真才，嚴絕弊竇，輒敢違朕面諭，納賄作弊，大為可惡！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懲治，何以儆戒將來？方猶、錢開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產，籍沒入官。葉楚槐、周霖、張晉、劉廷桂、田俊民、郝惟訓、商顯仁、李祥光、銀文燦、雷震聲、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𦶜、王國楨、龔勳，俱著即處絞，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已死盧鑄鼎，妻子家產，亦著籍沒入官。方章鉞、張明薦、伍成禮、姚其章、吳蘭友、莊允堡、吳兆騫、錢威，俱著責四十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徙寧古塔。程度淵在逃，責令總督郎廷佐、亢得時等，遠行嚴緝獲解；如不緝獲，即伊等受賄作弊是實。爾部承問此案，徇庇遲至經年，且將此重情，問擬甚輕，是何意見？著作速回奏。餘如議。[1]
Foucault曾論王權（sovereign power）的一種特權就是生殺大權（the right to decide life and death）。古代的殺，是「攫取的權力」：攫取東西、時間、肉體和生命的權力。「它在為了消滅生命而佔有生命的特權中達到了頂點」[2]。到了現代，「攫取生命」為另一種權力的訴求所取代，變成「管理生命」，旨在「生產各種力量、促使它們增大、理順它們的秩序而不是阻礙它們、征服它們或者摧毀它們」[3]。在科場案中被斬或絞決的肉體毫無疑問是王權「攫取生命」的展演。然而，遭「籍沒」及流徙東北的考官、考生及其家屬，我不確定該以「攫取生命」的權力抑或以「管理生命」的權力理解其命運。順治帝沒有殺掉他們，但籍沒了他們的家產，也攫取了他們的「時間」——流放東北。流放作為一種懲罰，可能介乎攫取生命與管理生命兩者之間。
牽涉在丁酉南闈科場案而遭流放寧古塔的有方拱乾（1596—1666）全家數十口。方氏父子之涉案，佚名<記桐城方戴兩家書案>有相當扼要的記述，讀之頗可知方家蒙難的來龍去脈：
方玄成，字孝標，後避諱以字行，別號樓岡，為明代太僕寺少卿方黃中先生大美之孫，國朝少詹事方坦庵先生拱乾之長子。順治丙戌舉人，己丑[1649]進士，改庶吉士。歷任内宏文院侍讀學士，兩充會試同考官。順治十一年[1654]詔舉詞臣之品學兼優者十一人侍帷幄備顧問。世祖章皇帝親選其七，玄成與焉。明年，舉行經筵，講官例用閣部大臣，孝標以學士被簡用，稱異數。世祖嘗呼樓岡而不名，一日顧謂曰：「方學士面冷，可作吏部尚書。」
十四年丁酉[1657]，江南鄉試，正考官方猶、副考官錢開宗。孝標第五弟章鉞中式。場後外間以此科闈中取中不公，物議紛起。旋經給事中陰應節參奏「江南主考方猶等弊竇多端，物議沸騰，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鉞，係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孝標、亨咸、膏茂之弟，與方猶聯宗有素，乘機滋弊，冒濫賢書，請皇上立賜提究嚴訊」云云。
世祖赫然震怒，先將方猶、錢開宗及同考試等官革職，並中式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刑詳審，方拱乾著明白回奏。十二月乙亥少詹方拱乾回奏：「臣籍江南，與主考方猶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丑、甲午三科齒錄可據。」下所司查議，至十五年戊戌[l658]春三月庚戌，世祖親復試丁酉科江南舉人。戊午，先將本科准作舉人七十五人，其餘罰停會試；二科二十四人，文理不通革去舉人十四名。至十一月辛酉，世祖親定方猶、錢開宗兩主考官即行正法，同考試官均即處絞。方章鉞等八十俱著責四十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並流寧古塔。
居二年，世祖每見方孝標舊講章，必稱曰「才人」。以子嘉貞上書訟冤，故詹事拱乾、學士孝標祖孫父子乃得釋歸。[4]
方拱乾有六子，出塞時，除六子奕箴外，其餘五子均隨往，他們是：方玄成（孝標，1618－？）、方亨咸（1620—1681）、方育盛、方膏茂、方章鉞。方拱乾在晚明時曾任少詹事，授東宮講學。清初被薦舉，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並授纂修宮。方孝標，拱乾長子，順治六年（1649）進士，被流放前，曾任左中允、弘文院編修、侍讀學士，甚獲順治帝賞識。方亨咸，拱乾次子，順治四年（1647）進士，曾官監察御史，詩書畫均有時名。方家是安徽桐城人，當地望族，有謂「江東華冑推第一，方氏簪纓盛無匹。相業先傳韋孟詩，史材世擅班彪筆」[5]。
除了生命，大清帝國似乎剝奪了方氏父子的一切，把他們放逐到離帝座最遠的極邊之地。本文欲探究，方氏父子如何在邊陲之地「建構」、想像、思考、渴望帝國。他們在戍所仍吟詠不輟，其詩作可以看成一個寧古塔「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而其中浮現的流入主體性（subjectivity）反映了種種帝國與「他者」（the other）的相互建構。我將分析方氏父子書寫「他者」高麗的若千詩作，這是他們作品中相當特殊的樣品，數量雖不多[6]，但藉之頗可突顯此一流放詩學（poetics of exile）中，帝國語言的特質、權力的結構，以及流放文士的精神狀態、其對身分與階級的思考等等。清初東北流人文士的文學遺產有待深入探論，極富研究價值，而當流放、遷移（migration）、離散（diaspora）已成為現當代人類生存經常不得不面對的處境和狀況時，我們回顧、探究中國前現代時期的一段先行經驗，也許不無一定的歷史與現實意義[7]。
一
對十七世紀的中國流人來說，寧古塔前史無載，是文明難以想像的蠻荒之地。[8]這樣說，也許不完全準確，因為大清國於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原，取代了明朝。這個肇興於「東北」而定鼎中原的王朝改變了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Sino—centric）知識與歷史結構，在新的政治認識論下，寧古塔至少是帝國的邊陲之地。然而，「寧古塔」依然是一個空洞的意符（an empty signifier），它未經語言敘述，也不是流人活過的歷史（1ived history）的一部分。在前往寧古塔途中，流人向前此被遣戍於瀋陽的流人詢問，寧古塔是怎樣的一個地方。答案讓流人們陷入絕望：沒人知道寧古塔一鱗半爪，而據說，從瀋陽去那兒的人，從不見他們回來過[9]。
流人們春天從北京出發，到了秋天才抵達戍所。離開瀋陽後，他們經歷了宛如《出埃及記》般的險阻與奇蹟，到達寧古塔，感恩，撿回一條賤命[10]。寧古塔還是有人類的蹤影的。有土著，漁獵為生。起初無法溝通，流人不懂滿語，或者别的方言。後來他們知道，的確是到了王朝極邊之地了，與高麗接壤，而更北，便是俄國[11]。生活條件，對這些多半來自江南的儒雅文士來說，相當困難。試想像，一年之中，只有春末和夏季幾個月不下雪[12]。就將就住下來，用帶來的金錢細軟換取土著的獵物及其他物質，又試著用關內的方法墾地耕種，竟不無成功地改變了寧古塔若干生態環境[13]。白米飯平常是吃不到的，稻米要從高麗那邊易來，不便宜，僅留以待客而已[14]。
在大清帝國的宏觀時間與空間裏，只有王朝主權受到威脅時，寧古塔才具有一定的政治與地理意義。俄國部族偶爾從北面壓境，侵犯邊地城鎮[15]。寧古塔將軍奉朝廷之命出師征討，一些流人被徵為水兵，隨軍征戰[16]。流人在這些時間點上，才重新成為帝國歷史敘事的一部分，雖然只是微不足道（甚或「死不足惜」）的部分。這些日子畢竟不多，平時流人就默默無聞地在寧古塔存活著。然而，帝國沒有思記流人，流人卻熾熱地想念帝國[17]。流人們書寫下來的詩文構成當時後世寧古塔流人敘事的內核。儘管是在帝國的邊緣上書寫，這些言說的主體依然內蘊著帝國，但在這帝國省略著（ellipsis）的地平線上一角，一個同時屬於滿人、漢人、高麗人的、類似於“雙向牽引”（ambivalence）、 「跨界游離」（1iminality）的異質世界漸次在文本中浮現。帝國「統合」（totalizing）的本質在這裏起著變化，傳統史傳民族誌的框範在這裏鬆動。這個異質世界同時具有「表義性」（signifying）與「歷史性」的意義——它的「表義性」意義彰顯於當它與帝國印證時，一個異域／異質世界如同幽靈般浮現，它幾乎是不屬於帝國的：而它的「歷史性」主要屬於這些作為流人的發聲主體，他們的遣戍經驗形構了一段獨特的歷史敘事[18]。
獲罪戍遣是寧古塔流人的共同命運，清王朝把它的「罪犯」放逐到國境的極邊之地。這些流人原先是國家重要機制文官系統裏的成員，被賦予管理國家子民的權責。從官僚淪為流人，是被褫奪管治權力的無奈事實，但這卻不一定是他們的最終命運。歷史上有足夠的例子讓這些謫宦相信或幻想，一旦聖上回心轉意，他們仍有可能獲赦、召還，甚至復官，回到原先掌控權力的優越位置上[19]。況且，清朝建國未久，因科場案而謫遣官吏，在它尚短的歷史上實屬首見，而它最終會如何處置這些舊臣，仍屬未知之數。因此，與其說這些官吏的身分被徹底剝奪了，不如說是被懸置起來。這就使得寧古塔流人不會也不忍與往昔的身分——以及與之相依存的記憶、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堅毅地告別，認命，以罪犯的身分苟延殘生。在喪失與復得之間湧現的欲望主體熾熱地想像著君主變得仁慈的容顏。在寧古塔，地方官員與原住民又因他們來自中土，曾任官，且是文士，對他們格外有禮，在生活上給予種種方便與通融[20]。這種種族群、社群與生活上的分辨又在在使流人們憶記著原來的身分與階級。在詩文中，他們偶爾會自稱「罪臣」。「罪」的意義，不言而喻，而“臣”字，不單是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普遍意義而言的，恐怕還透露出他們對昔日的官僚身分的依戀與不忍、不甘割捨。不難想像，與此相隨的記憶定格在往昔科舉仕宦的榮譽、煙雨江南優越的士族生活、詩酒文宴的逸樂，以及使這一切變成泡影的巨大災難與恥辱。在寧古塔，流人們沒有放棄讀書、寫作、聚會、吟詠、信奉宗教，這是維持身分與記憶延續感的重要機制（與享受）。但與此同時，他們又不得不面對流放給他們帶來的新的生活條件與模式。寧古塔是一頭生猛的獸，非我族類，卻又本性善良。它吞噬著流人們往昔的記憶，又引導著他們建立新的生活形態，給予他們新的印記。流人們寫下的詩文滿載這種種新舊記憶、經驗、所思所慼，其中的身分、階級再現複雜而多樣，其本質，既屬於帝國，也屬於在地，既是中土的，也是邊陲的。寧古塔見證了一種身分、生活混合體的可能，與（在別無選擇下之）必要。
儘管山窮水盡，成了世上畸零人，傳統文士依然擁有深植的文化、精神資源，容許他們抵抗或轉化外鑠的力量。傳統文士是一個驕傲、固執的主體。苦難容或會磨平他們的稜角，但他們沉澱後的堅執，諸如文化、身分、階級、信仰的記憶以及其不同形式的展露，毋寧是他們最後的尊嚴，除非死亡，不會輕易放棄。流放或貶謫作為一種懲罰，還有一個刻意的「漏洞」，它嚴格限制流人的生存範圍或內容，卻不禁錮流人的思想活動（也許就是要流人們雖「思」猶死吧）。於是，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流人們對寫作的堅持與熱情，彷如對宗教的奉行。當流人們藉由文字把身影留在寧古塔的地景上，當他們為寧古塔的物事賦形，流人們乃主導言說的主體（the articulating subj ect）。然而，他們卻必須同時面對「他者」。其中一個他者就是他們自己，他們原先是士大夫，但現在已被命名並歸類為罪犯，且被奪去原先的活動空間；書寫自己就必須面對記憶中的自我與現在占據著主體位置的他者。這個言說主體竭力保存、反思原來的自我，又或愛或恨地面對、觀看、審視、思考、反抗、接受著現在自我的他者。流人詩文的思想與情感強度密度大於一般文士的作品。另一個他者就是寧古塔了。流人們生活在異於漢族、漢文化的其他族群、文化、風俗、氣候、水土、動植物、食物當中，這是一個多麼困難（而有趣）的世界！透過流人的詩文，寧古塔的風土人情、歷史事件首次進入漢語的表義系統，成為日後人們想像的對象。
一個複雜而多樣的世界於流人們的詩文中浮現，但我們卻不能認為它就是當代文論所稱的「異質」世界，具有挑戰、顛覆「共同體」（communities）的企圖與力量。流人們是在文化的邊緣與疏離狀態中書寫，但他們主要仍是以漢族士人的方式觀看、組織這個「異己」與異域的「知識」（knowledge）。他們使用的語言的本質仍舊是「帝國」的。就政治與文化的象徵意義而言，寧古塔的流人就是「帝國」。有趣的其實是流人歷史敘事中的「裂縫」、「矛盾」、「模稜兩可」等等，在其中，我們可窺視某種意義的「文化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流人的心靈掙扎（一定程度的分裂）、書寫主體與他者相互築構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以及漢語作為語言符號的「統合」能力與無能為力。寧古塔成為某一意義的「雙向牽引」及「跨界游離」的表義空間，但在其中浮現的「異質性」，以我看來，是缺乏當代文論（尤其是後殖民論述）所強調的積極的政治與社會參與企圖的[21]。寧古塔的歷史敘事是一種前現代中國的流放詩學，它也許是流人被「歷史性置換」（historically displaced）的偶然產物，但也銘刻著人類處於孤絕生存情境時的真情實慼。也許，這就值得我們細細體味了
二
關於高麗，方孝標這題詩最值得深探：
譯使之高麗
高麗國即朝鮮，在寧古塔東南，馬行七八日可至。崇山廣陂，高岸深谷，無人煙，多虎豹。惟譯使歲一往來，為互市也。先朝禮部為請於朝，上擇偉軀幹，善辯說，能通彼國語言者使之。率以冬十月至寧古塔，昂邦章京以下，皆騎馬郊迎至城中。次日籍此地之當往者，願往者書名于冊，以檄彼國。彼以聞于其王，報可而後迎我行人焉。互市有期有地，率聽兩國譯使定。物植有無相通，先公家，後私覲，無或紊，無或欺。其往也率以冬，蓋路嶮巇而雪積冰堅，馬蹄易踐也。其來以春，無或先後至，以其所市物上數于官，老小二榜式為記于筆帖哈以為制。譯使復就館，館各以其旗色。又三四日或五六日，昂邦章京以下皆騎馬送之，還朝返命，此定制也。
其市也，我資于彼者多，尤急者為鹽、為鐵、為牛、為馬、為米、為瓦、為缶、為鎛、為耒。彼資于我者則毛革之屬，毛之屬，曰黃鼠、曰獺；革之屬，曰狐、曰貉、曰羊、曰鹿、曰麅、曰虎、曰熊。物不可私挾，皆載于檄，檄有人數、有馬數、有市物數、有米數、豆數、芻數，糗糧數。彼亦有館，亦曰會同。有供帳、有貯購、有接待、有館伴、有額奉。日三宴，宴二几，其奉章京也，日肉五斤、米五升、魚五頭、雞鴨五隻、鹽醯稱是，以下封撥什庫，撥什庫披甲及諸從行者則遞減焉。
冬往人騎一馬，牽數馬，裹糧負釜，攜撬幙或布幞備野宿也。宿各依徒侶燃薪于外，次帳房、次行李、次牛馬，防虎攫也。來則稍暄和，牛馬多負載，騎者亦牽而徒，然行不可疾，他產之物恐不服水草也。彼地便馬，馬多赢往而瞃歸，故諸章京多驅馬以就牧，然亦或有瘠死者。
其俗淳，無盜，女貞不淫，法尚寬平，等威莊肅，大約如前史之所載。衣冠尚襲明制，仕者烏帽圆領角帶，革履補服亦以鳥記。男子之冠大約類浮屠氏之雨笠，大徑尺許，或竹、或䇹、或棕為之。衣廣袖，好繫縧，曰：「此清太宗許我者。」女亦辮髮椎結，好裝飾。其事我行人也甚謹，出則清道，輒不得入其人家。但所見馬多瘠者，貨多弊者。城郭隘陴，闤闠寥落，或云亦彼國之邊隅也。守者節度使一人，擅兵馬、專生殺，甚貴。寮屬實繁，未詳其制。其人見我人輒來環觀，競問聞我之制度法令、風土，則或咨嗟、或嘆、或竊有笑者，而其語則不可辨云。
其一
曾從圖史識山川，蓬梗何來地接連。柔遠堯封收屬國，通功漢法惠窮邊。
鳳凰城裹無豺虎，龍馬篇中少獺鸇。聞說使來嘗見弱，小夷何敢誑高天。
其二
年號猶存累代封，衣冠仍襲漢家容。別操鞭鐙通王會，豈少梯航括附庸。
苜蓿就肥珠勒馬，水晶歸獻玉盤龍。明堂歲歲羅廷實，白雉誰誇遠道供。
（《鈍齋詩選》，卷13，頁259—261）
映入眼簾的，首先是詩與文在篇幅上的失衡。在這以<譯使之高麗>為題的文本構成中，敘事／敘述的衝動與必要（impulse and imperative）使原本應簡約、交待詩作時、地、因緣、本事的詩前小序一發不可收拾，衍成一篇可以完全獨立的“記” 。就這序文的語言性質言，一般或見於傳統史書中外國／屬國／民族誌傳，或見於稗史野乘小說雜記之類的聞見雜錄。這或官方或私家的撰述可以屬於同一書寫主體：朝廷的文官，而在正常的情況下，收編到或公或私的文叢都不困難。它在這裏尷尬的出現，暗示了它及其作者的「流離」。作為「前文官」（其意符是那永恆的兩個字：「翰林」）的言說主體己喪失了他的理想讀者：君主、文臣及國民，其載述難以入「史」。同時，作為私家著作，其言說主體現為「流人」，不能指望有刊刻的資源、機會，或傳播的機制一一在寧古塔，連書寫用的紙墨都很寶貴，更遑論文稿能傳回關內，獲得書坊印刷與流通的資源[22]。
從文本題、文、詩的內容與知識結構判斷，言說者並未放下文官／史官的觀看方式與傲岸身段，然而又不得不以流人及「異史氏」的觀察角度面對並組織這種種在地知識。於是，這題、文、詩三者構成一頗詭異的混合物：它展示了「帝國」的統合企圖與語言策略，卻又無法完全理解、收編「方國」、「屬國」的特殊知識：它也許生發於抒情（詩）的召喚，卻又無法不以敘事（文）的邏輯與能量充實它的表義系統：它既是「前文官」方氏「備考覽」，向王朝陳獻的「方國」、「屬國」報告，也是流人方孝標即興書寫、出版無望、置諸箧中的零星手稿。它既是權力與知識的展演，也暴露了權力與知識的匱乏。言說的主體企圖用帝國的語言與威儀馴服邊陲與域外，重新回到「翰林」的發聲位置上，而在書寫的過程中，一個車不同軌、書不同文的異質世界又逼使他直視書寫本身，以及被放逐到帝國、文明邊緣的流人方孝標。
也許從一開始這就注定是一個多義、歧義、失義的書寫作為。詩題<譯使之高麗> ，說明帝國的翻譯官員為了執行某一任務而跨越邊境，前往「鄰國」高麗。帝國權力、能力的施展、運作現在完全取決於兩國語言（滿／漢語[？]versus朝鮮語）的溝通、可理解性（translatability，intelligibility），而在實際事務處理與語言行為發生的場合中，帝國與這文本的發聲主體無從直接參與。帝國的缺席以及翻譯作為傳意方式先天性的局限，使得活動過程中的事實、經驗、情感只能永遠滯留在高麗的國土上。譯使賦歸後，用帝國及文本作者可以理解的語言（滿語、漢語）重达這次任務的情況與經歷。這個表義行為無異於一個敘事（narration）的行為，涉及事件語言性的再現：目的語（target language）的語法與成規：意義完整、有效的築構性：或多或少的補充性與虛構性：記憶與遺忘。文本作者再根據譯使的陳述、自己的認知與想像，用漢語（夾雜少許滿語的音譯）寫下此題作品，其質地，難免沾有種種上述「雙向牽引」、「跨界游離」的色彩與意蘊。
我們且看方孝標如何藉著敘述寧古塔與高麗國進行的「國際貿易」再現帝國。
帝國，說到底，就是統治、管治權力與能力的擁有與施行，形諸外者，是其典章制度與文武百官、天下子民對它的認同與服從。國與國間，「中國」王朝慣常以天朝自命，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外國」、「方國」、「屬國」對中國天子及王朝必須恭敬順從。方孝標在序文中傾力刻劃的，就是兩國「互市」的[制度法令」與瀰漫其中的「帝國性」（nationness）。「譯使歲一往來，為互市也」，兩國之間，往來有「時」，有特定目的。「率以冬十月至寧古塔，昂邦章京以下，皆騎馬郊迎至城中」。鄰國譯使在規定的時間越過邊界來到寧古塔，清國駐寧古塔的最高級官員昂邦章京與屬宮騎馬郊迎至城中，以「國禮」相待[23]。高麗的譯使與寧古塔昂邦章京此時代表各自的「帝國」。「次日籍此地之當往者，願往者書名于冊，以檄彼國。彼以聞于其王，報可而後迎我行人焉」。兩國表示對對方主權的尊重，官民的跨境往來，要有可溯源的正式文書，並要得到君主的許可。此中「王權」展現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其實際意義。「互市有期有地，率聽兩國譯使定」。互市的具體時地，現在可由兩國的代表決定，分層執行。從寧古塔去高麗，「其往也率以冬」，從高麗來寧古塔， 「其來以春」。互市有明確宗旨：「物植有無相通，先公家，後私覲，無或紊，無或歎。」互市期間仁據文中所述，約一週間），有兩國代表在場，各有「使館」：「譯使復就館，館各以其旗色。」此段如此結束：「又三四日或五六日，昂邦章京以下皆騎馬送之，還朝返命，此定制也。」述昂邦章京等以「國禮」相送，並強調兩國均遵行互市的「定制」。此段本寫「互市」，卻充滿帝國的影子，互市需在更大意義的帝國的「典章制度」中理解。兩國官員的互動，代表著王權、帝國秩序、能力的運行與延展，是王權統治、管治合法性與合理性（1egitimacy）的彰顯。
其實是互通有無的物植互市。方孝標的一部分描述，卻隆而重之儼如兩國的通關報表： 「其市也，我資于彼者多，尤急者為鹽、為鐵、為牛、為馬、為米、為瓦、為缶、為鎛、為耒。」這份我取資於高麗的清單透露了寧古塔的匱乏——鹽、米是口糧，平常物資，竟然缺乏[24]。牛、馬是耕作、漁獵依賴的牲口，寧古塔顯然不足夠。瓦、缶是日常所用器物，而鎛、耒，則是農具，生產工具。看來「帝國」的物資相當困乏。「彼資于我者則毛革之屬，毛之屬，曰黃鼠、曰獺：革之屬，曰狐、曰貉、曰羊、曰鹿、曰麅、曰虎、曰熊」。寧古塔這地界上，不就是一個animalkingdom嗎？然而，兩國這以物易物相當原始的「貿易」仍得遵守嚴格的規章進行：「物不可私挾，皆載于檄，檄有人數、有馬數、有市物數、有米數、豆數、芻數、糗糧數。」互市的是實物，卻必須由文明的產物「檄」以文字規定、記載、「翻譯」，始能讓物植流通。這些物資顯然是兩國民眾生活所需，卻必須通過帝國、王權的干涉、通融、允許，始能獲得，這是王權展示它的有效性。
方孝標不忘記載「他者」的「典章制度」，說：「彼亦有館，亦曰會同。有供帳、有貯購、有接待、有館伴、有額奉。日三宴，宴二几，其奉章京也，日肉五斤、米五升、魚五頭、雞鴨五隻、鹽醯稱是，以下封撥什庫，撥什庫披甲及諸從行者則遞減焉。」如同描寫兩國「使臣」的「使館」、外交禮儀、「國宴」的菜單，以及高麗使者對我國執事（撥什庫）的賞賜[25]。還提到我方「武官」：撥什庫披甲。文中說「彼亦有館」，亦曰「會同」，有點可疑。會同館，官署名，元明清三朝接待藩屬貢使的機構。《清史稿》：「順治元年，會同四譯分設二館。會同館隸禮部，以主客司主事滿、漢各一人提督之。」[26]可見會同館是國家級接待外國使節的宮署，而寧古塔和高麗互市時，彼方所設館亦曰「會同」，方孝標有否記誤？待考。無論如何，方氏於此極力彰顯國家「典章制度」的用心則昭然若揭。
詩序的後三分之一敘述兩國民眾往來互市途中的經歷、高麗國人的衣著、風俗，以及兩國人民相遇時的反應。方孝標依然使用帝國的觀看方式與語言成規組織這種種知識與經驗，但很明顯，王朝的崇高性、權力的必然性開始鬆動，其「典章制度」顯得不切實際，其治理秩序的邏輯被在地的自然規律所取代。
文首曾披露，從寧古塔到高麗需騎馬七八日：「高麗國即朝鮮，在寧古塔東南，馬行七八日可至。崇山廣陂，高岸深谷，無人煙，多虎豹。」去高麗，不無危險，可能會給老虎吃掉：[冬往人騎一馬，牽數馬，裹糧負釜，攜撬幀或布幀備野宿也。宿各依徒侶燃薪于外，次帳房、次行李、次牛馬，防虎攫也。」老虎[攫」牛馬，當然也可能「攫」人。去時「率以冬」，還要頂著嚴寒風雪。（這時去，是因為「路嶮巇而雪積冰堅，馬蹄易踐」。）冒這險，為的是換取上述的鹽、鐵、牛、馬、米、瓦、缶、鎛、耒。
高麗人春天來，也見困頓：「來則稍暄和，牛馬多負載，騎者亦牽而徒，然行不可疾。他產之物恐不服水草也，彼地便馬，馬多羸往而瞃歸，故諸章京多驅馬以就牧，然亦或有瘠死者。」寧古塔所取資於高麗者，馬是一大宗。但馬來不容易，不可疾行，恐不服此方水草。騎馬去高麗是七八日，高麗人來要徒步牽馬來，馬又多負載，可以想像，起碼要三四倍的時間吧。「彼地便馬」，嫻於騎術，但來時「馬多羸」，「或有瘠死者」。寧古塔易來的高麗馬能否活於此方水草，又能否強壯以任驅策，似乎不無問題。兩國接壤，但兩國物植的差異頑強地說明了「跨界」的困難與不智。
方氏描述高麗人的風俗：「其俗淳，無盜，女貞不淫，法尚寬平，等威莊肅，大約如前史之所載。」雖寥寥數字，但明顯是以漢民族（「前史之所載」）的風俗、法律、道德尺度衡量彼國的風土人情。
方氏描述彼國「衣冠」一段，甚富趣味：「衣冠尚襲明制，仕者烏帽圓領角帶，革履補服亦以鳥記。男子之冠大約類浮屠氏之雨笠，大徑尺許，或竹、或莙、或棕為之。衣廣袖，好繫縧，曰：『此清太宗許我者。』女亦辮髮椎結，好裝飾。」對「中國」臣民來說，新朝之初，衣冠髮式苟且不得，那是王權施之於子民的象徵，違反之，或有政治對抗的意味，可以殺頭。可是明清二朝的政治、文化「意符」卻在高麗國民身上理直氣壯地共存並見。這在方氏看來，不無滑稽吧。這也透露著，「中國」王權、禮儀的絕對性於此失效。高麗人衣廣袖，而好繫縧。縧者，用絲線編織而成的花邊或扁平的帶子，乃清高宗「許我者」：「清」，於高麗人，只是裝飾所用。「衣冠」仍是「明制」，衣冠遮身蔽體，當然有比較實用的價值。鄰國人民的衣飾，不經意地嘲笑著「王朝」的偶然性與可置換性。
序文最後一段描述兩國人民的相遇與反應：「其事我行人也甚謹，出則清道，輒不得入其人家。」暗示彼國人民待「我行人」甚恭謹，似乎是「屬國」應有的態度。「但所見馬多瘠者，貨多弊者。城郭隘陴，闤闠寥落，或云亦彼國之邊隅也。守者節度使一人，擅兵馬、專生殺，甚貴。寮屬實繁，未詳其制」。這是嘲笑「彼國」的貧困落後，「我」優越於「他者」。可是，這個「他者」，儼然就是自己的鏡象（mirror image）：「或云亦彼國之邊隅也。」我與他者的存在本質正可歸約於「邊隅」二字。「邊隅」在地生活的落後窮困瓦解了「帝國」文明的優越與必然。方孝標在上文極力經營的帝國王權的威儀、秩序，於此不知不覺地消解。與帝國相隨的「知識」亦遇到瓶頸，方氏承認：「寮屬實繁，未詳其制。」
「我人」到了彼地，「其人見我人輒來環觀，競問聞我之制度法令、風土，則或咨嗟、或嘆、或竊有笑者，而其語則不可辨云」。「環觀」，「我人」現在成為「他者」觀看、審視的對象（object）。「他者」問聞的是我國的「制度法令、風土」：國家的典章制度、資源與人民的秉性。「他者」的情緒反應則是：「或咨嗟、或嘆、或竊有笑者」——「咨嗟」、「嘆」表示讚嘆，而「竊有笑者」，則是因其事之滑稽、荒唐、荒謬、愚蠢而不禁失笑。帝國、王權、中國的優越與尊嚴於此「竊笑」中消失殆盡。帝國的語言失靈，「譯使之高麗」，能翻譯的都可回饋帝、國的知識／權力系統，其可理解性、可翻譯性是成就結構、秩序、意義最重要的基礎。「帝國」的盡頭就是語言的不可翻譯性，「其語則不可辨云」。其語不可辨，我亦「失語」，權力隨之失效，亦無從建立。是以，「我」與「他者」只能在兩國的「邊隅」上以物易物（「物於物」，不須言詮），過著「文明」相當原始的一種生活方式，要冒險到「他者」的國土，始能獲得若干資源，維持卑微的生存。「我」與「他者」於此建立的主體間性就是「物植」，就是「邊隅」。
看來方孝標對「其人」對「我人」的竊笑非常介懷，乃至於在詩其一結句寫道：「小夷何敢誑高天！」<譯使之高麗>二詩一方面竭力重申帝國的優越、天朝懷柔遠方的悠久歷史、天下盡堯封的大一統洪業：一方面又帶著曉喻的口吻，告誡「附庸」小國須事天子以謹，歲時貢方物於天朝無怠。
詩其一起二句曰：「曾從圖史識山川，蓬梗何來地接連。」視野一大一小。「圖史」是知識的蘊藏，以之認識「山川」大地，似無所不曉，不意如「蓬梗」般流落此地，卻發現尚有接壤的「屬國」，難免稍有困惑。接著第二聯則以帝國的輝煌歷史、祛除第二句顯露的少許不安慼，曰：「柔遠堯封收屬國，通功漢法惠窮邊。」「柔遠」，柔遠能邇之意。王朝懷柔遠方，優撫近地，澤及四方，遠近之人無不歸附。「堯封」，傳說堯時命舜巡視天下，劃為十二州，並在十二座大山上封土為壇，以作祭祀。詩聯上句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屬國」之歸順於天朝乃理所當然。下句舉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事為例，以喻天朝武功、德澤加於荒僻邊遠之地。第三聯曰：「鳳凰城裏無豺虎，龍馬篇中少獺鸇。」暗示譯使往來，乃為達成「互市」使命，俾二地物植，互通有無。末聯則謂聞說我使到高麗之地，曾「見弱」，受窘於彼國之人。方孝標乃於末句直斥道：「小夷何敢誑高天！」此傳統「華夷之辨」之話語，以中國為正統、文明之邦，而蠻夷則為或需「攘」、或需教而化之之邊人、化外之民。
詩其二首聯曰：「年號猶存累代封，衣冠仍襲漢家容。」也是以中國王朝為正統而高麗為「附庸」國的政治、歷史、文化觀審視彼國。言其年號為中國歷朝所封、衣冠仍襲漢制，暗示彼國的文化、制度（「年號」）及其日用（「衣冠」）皆為我國所恩賜，天朝心態，表露無遺。次聯曰：「別操鞭鐙通王會，豈少梯航括附庸。」「王會」，古史中成周之會，天子南面立，四方諸侯獻遠方土物，乃一時盛事[27]。今彼國之人「別操鞭鐙」來赴「王會」，何其唐突無禮。故下句暗示，天朝武功顯赫，大可「梯山航海」而遠征之。第三聯告誡彼國人毋造次，須按時進貢方物（如駿馬、水晶）於中國。末聯云：「明堂歲歲羅廷實，白雉誰誇遠道供。」「明堂」為先秦帝王會見諸侯、舉行祭祀的場所。據《嶺南摭怪》卷一<白雉傳>：「周成王時，雄王命其臣稱越裳氏，獻白雉於周。其言語不通，周公使人重譯，然後相通。周公問曰：『何為而來？』越裳氏應曰：『今天無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矣，故來。』」[28]。方氏用此典，一則宣慰高麗國，如能效古之越裳氏不辭勞苦獻方物於中國，輸誠效忠，必獲天朝嘉獎：一則表譯使之高麗，撮合二國互市，其功亦不細。在方孝標帝國「統合」的凝視中，古之嶺南越裳氏無異今之鄰國高麗人。惟此處所稱「嶺南」實今越南，在中國極南，高麗則在極東，比喻失倫。以交趾白雉以譬高麗之禽鳥，未免「指鹿為馬」，讓人啼笑皆非。
Walter Benjamin曾論翻譯行為中有一種「語言的外國性」（foreignness of languages），屬不可譯（the untranslatable）的層次。他說：「翻譯的語言像一襲多褶的皇袍，把內容遮掩起來……[它]的意義指向一個比自己還要崇高的語言，因此對其內容而言，是不稱身的、強制的、生澀的。」[29]方孝標這兩首詩正陷入這個尷尬的困境。上文已表，這題詩的背景材料，應是譯使向他提供的。他根據譯使的重达，輔以自己的知識，並發揮想像，寫下此詩序及詩。雖然在序中，帝國的隱喻無處不在，但因方氏不忘敘述寧古塔與高麗國的在地知識與細節，我們透過敘事中的縫隙，還可以嘗試重構當日的可能情況。文與詩作為兩種不同的表義系統，在體制、功能、效果上本自有別，故而我們不妨視此二詩為序文的詩性再現，甚或翻譯。現在方孝標的詩就像覆蓋在「一襲多褶的皇袍」，致使詩中的意象、經驗與情感無不染上王朝、王權的語言色彩與其流露的意識形態。如果序文還存在若干客觀性的話，詩讀來，就像相當主觀的情緒語言，儼如天朝皇帝在訓斥屬國子民。很明顯，方孝標已把本來是相當原始的「互市」行為當作帝國與高麗的外交事件放大處理，在書寫的行為中，想像著帝國，建構著帝國。更重要的是，作為發聲主體的方孝標，在通過帝國的語言發言時，彷彿不再是流人方孝標，而是回到主宰權力位置上的朝廷命官方學士。這題詩，他是希望順治帝讀到的。
方孝標集中，另有這題詩，二首：
二弟繪山水花鳥將以之高麗易米鹽
其一
鄭虔未老謫關東，翰墨全疏物象空。為易米鹽供色養，遂將尺幅啟鴻濛。
夷童定走傾箱日，詞客應陳同軌風。憐爾昔承三殿詔，丹青猶在御屏中。
其二
中原知己事難論，欲向殊方留墨痕。身世已看同長物，流離翻笑長名根。
彩毫春色唐人苑，素壁家山杜曲村。若問姓名須隱約，莫令屬國嘆湘魂。
（《鈍齋詩選》，卷13，頁261—262）
高麗人也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夷，但他們有些東西卻是方家廚中缺乏的：米、鹽。氣節、尊嚴固然重要，但能吃上些米飯，山蔬野餚加點滋味，也沒人反對吧，尤其是在冰冷的寧古塔。（「白雪紛紛何所似」？「撒鹽空中差可擬」。他們看著寧古塔連綿不絕的大雪，如果想到古人這對話，會不會苦笑呢？）[30]生活就必須妥協，尤其在異鄉，何況是流人。
「二弟」指方亨咸，明清之際一大才人，一六四七年進士（比乃兄孝標還早一榜），官御史，「工詩文，善書，精於小楷，兼長山水」[31]。今見方亨咸傳世書畫尚多。
詩其一，以唐之畫手鄭虔（685—764）況亨咸。鄭虔，杜甫稱「鄭老」、「老畫師」，詩中數及之（如<送鄭十八虔>等）。鄭虔精通經史，工詩，書畫卓然一家。安史亂後，以三等罪流貶台州司戶參軍，曾自歎：「著作無功千里竄，形骸違俗一州嫌。」[32]方詩首聯曰：「鄭虔未老謫關東，翰墨全疏物象空。」鄭虔流貶台州（在今浙江）時已逾七十，而弟「未老」即遭遠謫關東，比鄭虔更不幸。鄭虔在台，大闡文教，辦官學，選民間子弟親教之，台人以鄭為其地斯文之祖。方謂弟「翰墨全疏」，縱有才華，在寧古塔全不管用。次聯曰：「為易米鹽供色養，遂將尺幅啟鴻濛。」方家是怱發奇想，抑或亨咸畫作在高麗國真有市場，不可考。（方孝標集中也沒道及，此計奏效與否。）為了換些米鹽供養父母，亨咸遂試著繪製些山水花鳥，託人帶到高麗求售。百無一用是書生，思之可憐。第三聯曰：「夷童定走傾箱日，詞客應陳同軌風。」也許是為慰解亨咸，博君一粲，孝標此聯語帶幽默。夷人對畫感興趣，可能是因為畫的是中土的山水花鳥，新鮮物事。這在中土文士看來可能是斯文掃地之事，孝標卻硬說有「同軌、教化彼邦人士」之功。（周亮工《讀畫錄》曾引方亨咸語：「繪事，清事也、韻事也。胸中無幾卷書，筆下有一點塵，便窮年累歲，刻畫鏤研，終一匠作，了何用乎！」）[33]末聯曰：「憐爾昔承三殿詔，丹青猶在御屏中。」亨咸為丹清妙手，昔曾為順治所賞，今則淪落天涯，需以畫作換取高麗人的米鹽，是真可憐。
詩其二語語沈痛，字字辛酸。起聯曰：「中原知己事難論，欲向殊方留墨痕。」本寫弟繪山水花鳥畫以求易高麗米鹽，卻以「中原知己事難論」一句領起，不勝身世之感。「事難論」，唯有「反求諸己」，賣畫換米鹽。次聯曰：「身世已看同長物，流離翻笑長名根。」遣謫之人，無異世之畸零剩人，而「名根」指好名的根性。流離極邊，緣何翻長名根？是不欲、不甘被「中原」遺忘吧。第三聯詠亨咸藝事之精妙，曰：「彩毫春色唐人苑，素壁家山杜曲村。」筆墨教人發思古之幽情。結聯最沉痛，曰：「若問姓名須隱約，莫令屬國嘆湘魂。」大有勸亨咸畫上勿落下款，不要透露姓名之意。「湘魂」，以屈原擬亨咸。「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楚辭·漁父》）方家父子於戍所無以為生，衣食極其困難，猶不願被屬國小夷所可憐，捍衛自己的尊嚴儼然即捍衛著帝國的尊嚴。
三
「譯使之高麗」方拱乾亦為賦一詩：
譯使之高麗國
天荒地老更誰鄰？屬國驚聞按海濱。豺虎窟多中土客，鳳凰城是舊朝臣。
泉刀重譯旃裘雪，鹽鐵歸裝塞馬春。試問佯狂當日祖，流傳洪範可能陳。
（《何陋居集》，頁92）
首聯曰：「天荒地老更誰鄰？屬國驚聞接海濱。」相對於兒子孝標以「曾從圖史識山川」一句領起，老子「天荒地老更誰鄰」一句起手便更老練，把他們在絕域的處境一語道破。下句謂聞說與此天涯海角接壤的便是「屬國」高麗。說「驚聞」似表訝異（似為古「圖史」所失載者），卻又自然而然，彷彿世界本來如此，出入意表之事每日發生。次聯曰：「豺虎窟多中土客，鳳凰城是舊朝臣。」帝國的歷史論邏輯於此失靈。「客」是流落異鄉之人，畢竟來自中土「上國」，於今卻與「豺虎」同「窟」，禮樂文明，從何說起？本句寫寧古塔。對句中「舊朝」指明朝或歷朝，「舊朝臣」即屬國高麗。屬國相對於中國而言，本遠人夷人，其文明遜於中土。舊朝之巨人現在卻可「城」居，其名且甚古雅，曰「鳳凰」，神鳥名，身被字紋，《山海經·圖贊》云：「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34]本句寫高麗國。老人的世界觀渾成，少虛飾，看歷史都是偶然，無庸大驚小怪。
第三聯曰：「泉刀重譯旃裘雪，鹽鐵歸裝塞馬春。」二句應題。「重譯」，輾轉翻譯之意，借指「譯使」：「重譯」在舊史的語境中，常藉以顯中國之威德，如《史記·三王世家》云：「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35]在本聯中，譯使之高麗國，為的卻是謀「泉刀」：泉與刀，皆古代錢幣，「泉刀」泛指錢幣。我譯使之去彼邦，且甚苦，「旃裘」滿是雨雪。古者屬國使者遠道重譯而來，為貢獻方物於中國。今我寧古塔譯使之赴「鳳凰城」，為的是促成雙邊「互市」，蓋帝國此地，無鹽鐵，需取資於彼國。兩國的往來互動，現在竟像以「市場經濟」的供求規律協調。天朝的歷史決定論不足以解釋、決定一切了。「鹽鐵歸裝塞馬春」，如上文所述，表出高麗人來寧古塔互市之時節。同時，又透露了寧古塔之中土客對鹽鐵的渴求——鹽鐵之來，如塞外春天的到臨。末聯曰：「試問佯狂當日祖，流傳洪範可能陳。」大妙。古史傳說，殷紂無道，箕子佯狂，隱於箕山。周武王滅紂，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治國大道，即今傳《尚書·洪範》。又以武王封箕子於朝鮮，遂為朝鮮之祖。在方拱乾看來，高麗這屬國充滿「可能」。箕子乃上古仁人，周朝郁郁乎文，治國根本之道，亦箕子所陳。在這種文化論的觀照下，中外、華夷之辨失去其必然與緊張性。老人此聯且不無遊戲意味。能這樣自解自嘲，活在豺虎窟中的中土客便多一分安穩與從容，能比較坦然地看待命運與生活。
關於與高麗易鹽，方拱乾尚有另一詩，如下：
换鹽行
邊海反珍鹽，空憎旅食添。胥靡誰發夢，用女亦何廉？屬國人歸馬蹄慢，匹縑斗粟爭平换。量珠較雪光凌亂，有客攒眉持箸嘆，淮艘一載三千萬。
（《何陋居集》，頁180）
「邊海」之地，一般易於煮鹽：寧古塔傍海，就是缺鹽，得靠鄰國高麗供輸。艱難易來的鹽，粒粒珍惜。這口腹的困乏，激起方拱乾對存在的思考，也讓他記起自己流人的身分。 「胥靡誰發夢，用女亦何廉」？老人此聯自嘲。「胥靡」，徒役之人，服役囚徒。《世說新語·言語》：「孔融曰：『襧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36]方拱乾句本此。二句合讀，還有點牢騷，像是對鹽抱怨：「我是罪犯沒錯，可我也沒發白曰夢啊，用你已很節省，還是吃不到。」鹽是得來不易，要從寧古塔到高麗易回來。「屬國人歸馬蹄慢」，盡量裝，負載重，馬自然走不快。凡是市集，難免斤斤計較，寧古塔人還要與高麗人「爭平換」，才不吃虧。要與屬國小夷以物易物，錙銖必計，換取生活最基本所需，寧古塔的日子難過，足以讓這些江南來的流人放下一切身段。話雖如此，想起往時富足，偶爾還是會發點小牢騷一一看著背著鹽從屬國辛苦走回來的馬，「有客攒眉持箸嘆，淮艘一載三千萬」！
似乎，有若干寧古塔人越過邊界栘徙到高麗國。方拱乾下面的詩對此有所反映：
人之高麗
一
極邊如故國，更欲適他鄉。日出是何處？天遙卻有方。
情窮甘道路，計拙為耕桑。平壤春應早，歸途青草長。
二
聞說高麗犢，勝犁蹄角強。人今耕異土，牛合用離鄉。
五羖寧論直，三春已早忙。叮嚀芻牧好，結想在登場。
（《何陋居集》，頁95）
讀方拱乾此二詩，我無法不想到Edward Said在一本書裏引述巴勒斯坦詩人Mahmoud Darwish的這兩句詩：“Where should we go after the last frontiers，／Where Should the birds fly after the last sky？”（最後的邊界之後，我們能投身何處？／最後一片天空之後，鳥兒還能飛去哪？）[37]
「極邊」，帝國疆土空間的極限[38]。「故國」讀為王朝也好，讀為故鄉也好，就是腳踏著（或記憶中）的一片土地，生命之所依存。人卻仍想流徙到「他鄉」高麗，只為尋找一片可「耕桑」的田土，寧古塔這地界上不行。「日出是何處，天遙卻有方」。寧古塔「四時恆作雪，五月尚飛霜」[39]。要找到太陽升起之處，要朝更東的東國走。「平壤春應早，歸途青草長」。「平壤」借指高麗，「朝鮮」。「朝鮮」，有謂即「朝曰鮮明」之意，在人們的想像中，陽光充沛。「歸途青草長」，是老人對他們的祝福了。離了「故國」，便是異鄉，希望他們還會有歸來的一天，那時，一路青草長。
詩其二，想像「人之高麗」後快樂耕種的情景。有好牛（「高麗犢」） ，「蹄角強」，可架「犁」，便於「耕異土」。「人今耕異土，牛合用離鄉」。在二句的並列結構中，在「異土」與「離鄉」的實際景況中，「人」與「牛」竟似定義著對方。合該如此。在「異土」無所依靠的生存狀況中，人的價值就是他的勞動力。「五羖寧論直，三春已早忙」。老人此聯故作妙語。「五羖大夫」，指春秋時大夫百里奚，輔助秦繆公稱霸的重臣。傳說秦繆公是用五張黑色公羊皮（「五穀」）從楚人手上把百里奚贖回來的。初見繆公時，百里奚自稱亡國之臣[40]。方拱乾此聯用「五羖」之典，一則提醒去高麗的人，離開寧古塔，就如同失去了中國，一則交代他們，要好好種田，勿異想天開，希冀能如百里奚般有明主賞識，起於草野。老人「叮嚀」：「芻牧好。」老老實實種田，就能有收穫，可以想像，秋天收割後「登場」翻曬、碾軋金燦燦的麥子能帶來多少幸福的感覺，沒了國家的人也能填飽肚子。
疆界，定義著帝國。去國，是對身分的放棄，甚或是對「故國」的背叛。對於這些「情窮甘道路，計拙為耕桑」而遠徙高麗的「經濟難民」，方拱乾沒有譴責之意，只有同情與關愛。糧食是帝國成為帝國的必要條件，當王朝不能活民，即便多麼不忍，人民還是會選擇離去，向有陽光的地方邁開腳步，「朝鮮」。
在寧古塔，方拱乾有幾件小物，他很寶貝。有一瓮一椅，都是高麗人做的，老人各有一詩賦之：
高麗瓦瓮注花作供戲題其面
攀折雖辭樹，霏霏政自芳。污樽來屬國，注水認他鄉。
綠雨迎梁燕，紅苞點筆床。何如荒野畔，開落冷殘陽。
（《何陋居集》，頁202）
「瓦瓮]，陶製小口大腹容器，古人或以之裝酒，方拱乾用來盛水「注花」。寫瓮，表其為「他鄉」之物：詠花，似詩人自況。「攀折雖辭樹，霏霏政自芳」。花從樹上攀折下來，插在瓶中。折花人中原遺戍而來，寧古塔安置。花與人命運相若，以花喻己，自然而然。花雖辭枝，猶自芳霏，讀來便有點《楚辭》美人芳草、高潔自愛的意味了。「污樽來屬國」，瓦瓮來自「屬國」，又以「污樽」言之，表其為微賤之物。（「污尊抔飲」，本謂掘地為坑當酒樽，以手捧酒而飲。）「注水認他鄉」，物皆有其性，既為瓮，人取以盛水，亦其命之使然，雖所注者為「他鄉」之水，只好認命。此高麗瓦瓮似亦處於一種被「歷史性置換」的狀況中。如此看來，人、花、瓮三者的命運竟又相似。「綠雨迎梁燕，紅苞點筆床」。物各有其命其時，花盛時鮮紅深綠，與「梁燕」相輝映，花謝時辭故枝飄落，墜於「筆床」。末聯曰：「何如荒野畔，開落冷殘陽。」瓶花雖有栽者憐愛觀賞，到底不如「荒野」之花，雖開落於淒冷殘陽之中，始終自由。老人此歎，為花兼為己，情景交融。不論老人此首重點是寫花還是寫人，其詩是題在高麗瓦瓮壁上的。沒有這來自「屬國」的「污樽」，養花就難，也沒這詩了。屬國的微物，可以成就詩，留住詩。
方拱乾得到一把「高麗椅子」，大樂，有詩賦之：
章京貽我高麗椅子戲題
曲惟從木結從繩，海外驚傳匠石能。久許獵隨都護馬，誰令作伴辟支燈？
體空四大難輸帶，車擁三台多負乘。自笑跏趺衰骨倦，起居肆志勝橫肱。
（《何陋居集》，頁218）
椅子是「章京」送他的。此章京或指當時寧古塔昂邦章京巴海，或指巴海屬下的梅勒章京（副都統）都有可能[41]。「曲惟從木結從繩」，從曲從木結從繩的形製來看，應是一把「交椅」。交椅下身椅足呈交叉狀，故名。座面多以麻索或皮革製成，前足底部安置腳踏板。交椅可折疊，搬運方便，古代常為郊遊、圍獵、行軍作戰所用。詩次聯上句謂「久許獵隨都護馬」，知此椅子乃章京出獵時所用舊物。「海外驚傳匠石能」，方拱乾對高麗工匠的技藝讚歎不已。老人把椅子放在「辟支燈」（佛燈）旁邊。本為章京出獵時使用的椅子，歸方拱乾後卻與佛燈相伴。這一「錯置」，平添幾分法喜。
這椅子真是方拱乾的恩物。老人自嘲：「體空四大難輸帶。」「體空」本佛教語。「三輪體空」，構成布施的施者、受者與施物稱「三輪」，而布施之時能了悟此三者皆悉本空，摧破執著之相，稱「三輪體空」[42]。「四大」亦佛教語，指地、水、火、風四種構成物質的基本元素。佛教認為人身亦由四人構成，故人身無常、不實、受苦[43]。老人似撮此數義以言體衰力弱，[難輸帶」，行動不靈活。「車擁三台多負乘」句，用《易經》意。「負乘致寇」，典出《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孔穎達疏：「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於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於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己所有，於是競欲奪之。」[44]意謂卑賤者背著他人財物，又坐上馬車顯耀，難免招致強盜搶劫。此句似謂設若章京所貽己者為貴重之物，委實擔當不起，而高麗椅子為日用器物，便無妨。結聯上句曰：「自笑跏趺衰骨倦。」方拱乾為虔誠佛教徒，流放寧古塔猶誦經修持不輟。「跏趺」，結跏趺坐，互交二足，結跏安坐。諸坐法中，結跏趺坐本最安穩且不易疲倦[45]。老人卻自笑「衰骨」易倦，亦無可奈何之事。跏趺倦了，老人現在有高麗椅子可坐。結句曰：「起居肆志勝橫肱。」甚是高興。
方拱乾另有《晚坐》一首：
清晨禮梵罷，何事更相關？破椅安衰體，疏欞受遠山。
是餐皆足飽，無用不名悭。莫怪詩篇擾，多忘心自閑。
（《何陋居集》 ，頁2工8）
老人坐的，應也是那把高麗椅子吧。放逐之人，身無長物，得一椅子，便有依靠。人活著，最實在的是器物，身體受用，即便是屬國高麗小夷所製，亦可帶來極大的幸福。高麗瓦瓮、椅子，可以是一種「啟蒙」。
方拱乾在寧古塔寫的詩樸直可愛，拙趣盎然，不求工而境界自高。人老境老，此之謂歟？
五
Benedict Anderson在其所著Imagined Communities（《想像共同體》）中提醒我們，在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觀念出現以前，遲至一九一四年，王朝（dynastic realm）幾乎是人們唯一可以想到的政治體系，一種理所當然的「文化根源」。王權神授，高高在上。王朝是以「中央」（centre）來界定的，國與國之間的邊界往往交錯糢糊，領土也頗有相互滲透、重疊之處。前現代王朝每每能夠長時期統治多樣而質異，領土不相連的子民[46]。宗教共同體（religious community）是另一種不證自明的文化根源。Anderson指出，宗教共同體內特定的神聖語言與書寫文字（如中文）使之成為「廣大無限的共同體」，具有使人「改宗」（conversion）的力量。改宗指的不是使人改信不同的宗教，而是如煉金術一樣將不同的民族吸引融合。（Anderson說，如蠻夷之成為「中國」、滿洲人之成為天子。）在「神」與社會之間的文人階層（the literati）具有雙語能力，居中連繫天堂與塵世[47]。
對「中國」（the Central Kingdom）的傳統文士來說，Anderson的論說不難瞭解（雖然我們無須過分強調中文的「神聖性」）。方孝標詩文所展示的，就是以王朝作為文化根源的一種世界觀與認識論。方孝標在言說中所流露的尊嚴與優越感其實來自王權「理所當然」的合理／合法性。他的寧古塔歷史敘事反饋著帝國教化、「改宗」的意識形態、文化觀與權力結構。他筆下的「屬國」高麗「小夷」時而處於「華夷」之辨的文化／種族邏輯內，時而被置於「中外」之別的文化／地理圖版上，因為歷代王朝的政治正統論同時具有這兩種論述向度[48]。他通過高麗刻劃、建構帝國，但高麗人最終不會是與帝國迥異的「他者」。寧古塔流人的生存情實又弔詭地把他們拋置在與「高麗小夷」同一地理位置上——「邊陲」同時定義著帝國與其屬國。在方孝標詩文中湧現的主體性可說是言說主體與「他者」高麗人相互築構的主體間性。帝國的語言／權力系統於此展露了它的「融合」力量，但同時又暴露了它的敘事性、築構性（constructedness），也碰上它無法「翻譯」的在地元素。
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方拱乾詩中那相對通達的人生態度與較為寬容的世界觀呢？Edward Said在“Glimpses of Late Style”（<晚期風格種種>）一文中討論了歿於一九三三年的希臘詩人Constantine Cavafy[49]。Cavafy所居的亞歷山大城，「在他的筆下，在真正的歷史上亦然，是一個在希臘人世界中曾被不同帝國統治過的城市」[50]。Cavafy詩中的時間「轉瞬即逝，始終都外在於真實的現在，卻又與真實的現在同在」[51]。他的詩作體現了一種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最簡約的生存，他的語言美學不事生產（nonproduction），不求隱喻（nonmetaphorical），不押韻，近乎散文，於是造就了一種長期放逐的感覺（the sense of enduring exile）[52]。Said認為，這就是「晚期風格」（1ate style）的特權：晚期風格有能力表現覺醒與愉悅，而無須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這得力於藝術家成熟的主體性，「它抖落了傲慢與誇飾，不為它的不牢靠而恥，也不為那來自年老和放逐的些許自得之意而恥」[53]。方拱乾的詩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許正體現了「晚期風格」。老人身際明清鼎革的亂世，也曾出仕明清二朝，而被流放至寧古塔時已年逾六十。他在寧古塔寫的詩，在解除了階級、身分、名聲的負擔後，大可率性而為，且無須對帝國負責。老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無須建構帝國、組織世界。此外，方家是四十餘口一同流放，在寧古塔妻兒仍能生活在一起，家庭、人倫得以維持，這對老人而言是極大的慰藉。他又是虔誠的佛教徒，宗教信仰給予了他另一層超越的精神資源。於是，年老和放逐，反而使方拱乾的詩境充滿寧靜與生機。
六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代小說、散文家賈平凹作了一次「自我放逐」的旅行，從陝北、陝西「走三邊」，最後到了蒙民所居的沙漠之地。途中，他曾迷路。於是，<走三邊>一文便有了如下的片段：
樂極生悲，天近黃昏，竟迷了方向，又一時風聲大作，草木皆伏，我大聲呼喊，嘴一張，風便灌滿，喊聲連自己也聽不到。驚恐之際，驀地遠處有了燈光，落魂失魄地趕去，果然有了人家。進去討了吃喝，一打問，這裹竟是鹽場。鹽場？我反覆問了幾句，主人講，這裹的鹽場可大了，年產幾十萬噸，況且類似這麼大的鹽場，三邊共有十多處；他們這一代人，人人會撈鹽，每年二三月開撈，至八九月止，如今撈鹽時令已過，他們就放牧，或是採甘草。說著，就送我一捆甘草，其莖粗，其根長，為我從未見過。嚼之，甜賽甘蔗。其中有一種叫鐵心甘草的，全株竟是朱紅，折之，質堅如木，也還有一種叫「大郎頭」的，直徑甚至達一寸五，一株便一斤三兩。這一夜真可謂樂極生悲，又否極泰來，雖然未能去看看那鹽場，但得了甘草，又得了知識，美哉樂哉。天明要走，主人又殺了羔羊，這羔羊十四五斤，渾身雪白，順著將毛兒用手一撮，四指不見頭，吹吹，其毛根根九道曲彎。這就是中外有名的「二毛皮」了，此等皮毛，以往只聽說過，至今見到，愛不釋手，實想買得一張，又難為開口，但卻開了口福，羔羊肉鮮美異常，大海碗的羊肉泡镆镆，一連吃過三碗，生日忘了，命兒忘了，心想神仙日子，也莫過如此了 。[54]
在「歷史性置換」中，只有身體感最實在。黑夜到臨，他「落魂失魄地」趕往有燈火處。有燈光就有人，就有「文明」。這邊地「文明」竟以製鹽為業、為榮。「撈鹽時令已過，他們就放牧，或採甘草」。他想像著鹽場的偉大，吃了甘草。「這一夜真可謂樂極生悲，又否極泰來，雖然未能去看看那鹽場，但得了甘草，又得了知識，美哉樂哉」。在「失去」世界以後，「落魂失魄」以後，鹽、甘草成為存在與「知識」的轉喻。次晨，「知識」繼續增長，口腹繼續快樂。他看到、摸到「中外有名」但從未見過的「二毛皮」。想買一張，不好意思開口。主人卻殺了那羔羊讓他吃。「一連吃過三碗，生日忘了，命兒忘了，心想神仙日子，也莫過如此了」。在另一個時空，另一個邊關，另一個「異質」世界又漸次展露它的種種可能。對被「歷史性置換」的人而言，鹽、甘草、羔羊延續了身體，滿足了欲望，而「知識」如同世界，無須刻意獲得與組織，它會自然而然在旅人面前展開它最真實的一面，不需要帝國主宰，帝國無法主宰。
那給煮了吃的「二毛皮」羔羊，一定撒夠鹽巴。
註釋：
[1]《清實錄·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21，頁942。此案之懲罰特重，史家孟森<科場案>說：「北闈所株累者多為南士，而南闈之荼毒則又倍蓰於北闈。北闈僅戮兩房考，且法官擬重，而特旨改輕以市恩，猶循殺之三、宥之三之常格。至南闈則特旨改重，且罪責法官，兩主考斬決，十八房考除已死之盧鑄鼎外，生者皆絞決，蓋考官全體皆死罪矣。又兩主考、十八房考，妻子家產皆籍沒入官。家產入沒，已酷，又併其妻子而奴虜之。……科場案則何為者？士大夫之生命之眷屬，徒供專制帝王之游戲，以借為徙木立信之具。而於是僥倖弋獲，僥倖不為刀下之游魂者，乃詡詡然自命為科第之榮，有天子門生之號。嗚呼！科舉之敗壞人道乃如是哉！」文見氏著：《心史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60。
[2] MiChel Foucault，The Will to Knowledge：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1，trans.，Robert Hurley（London：Penguin Books，1998），P．136．中譯見余碧平譯：《性經驗史》（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01。
[3]Foucault，The Will to Knowledge，P.137：《性經驗史》，頁101。
[4][清]方孝標撰，唐根生、李永生點校：《鈍齋詩選》（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附錄2，頁405-406。本文引用方孝標詩據此本，再次引用時隨文註記，不另出腳註。
[5][清]周茂源：<寄懷方樓岡學士> ，《鶴靜堂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19冊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天馬山房刻本），卷2，頁12a。周茂源，字宿來，號釜山，華亭人，順治六年（1649）進士。
[6]總共不過十來題詩。
[7]寧古塔流放史的基礎研究可參李興盛：《中國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627—732，及李著多種相關著作。近年，王學玲著有數篇研究東北流人的論文，與本文較相關的有：<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像——清初賦中的「長白山」>，《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7期（2005年9月），頁91-121：<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文士之「絕域」紀游），《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255—288：<一個流放地的考察——論清初東北寧古塔的史地建構> ，《文與哲》第11期（2007年12月），頁371—408。曹淑娟著有：<從寓山到寧古塔——祁班孫的空間體認與遺民心事>，見王璦玲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31—72，可參。關於方拱乾其人其詩，可參李興盛：<清初詩人方拱乾及其詩作（代序）>，見李興盛、安春杰主編：《何陋居集（外二十一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45—51。對方孝標的介紹，可看李永生：<前言>，見《鈍齋詩選》，頁1-6。關於流放寧古塔另一詩人吳兆騫（1631—1684），筆者撰有一文，可參：Lawrence C.H.Yim，“Traumatic Memory，Literature and Religion in Wu Zhaoqian’s Early Exile，”Zhongguo wenzhe yanjiujikan中國文哲研究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No．27（Sept.2005）：123—165。
[8]方拱乾著有寧古塔的第一部風物志《絕域紀略》。方氏於「流傳」一條中說：「寧古塔，不知何方輿，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內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于阜，滿呼六為寧公，坐為特，故曰寧公特，一訛為寧公臺，再訛為寧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陂陀，不足登。」見李興盛等主編：《陳瀏集（外十六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175。方氏於大型組詩<寧古塔雜詩>亦有句云：「輿圖既軼考，聞見復沉淪。廣袤凡萬里，蓁蕪絕四鄰。」見《何陋居集》，頁63。本文所引方拱乾詩據此本，再次引用時隨文註記，不另出腳註。（李興盛等另編有：《方拱乾詩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此集所收詩除方氏之流放詩外，尚有方氏遇赦返回江南後之作，又有若千輯佚詩。）稍晚於方氏而同被流放此地的張縉彥（1599—1670）著有《寧古塔山水記》，張氏於<自序>中述說此地之「無名」（nameless）：「予竄身萬里，自遼瀋出陰溝關，道經十八道嶺、十八道河，詢之土人，皆不能名。予以為驟遇之，不能知也，及再歷百餘山、百餘河，亦迄無能名者。迨至今所已二年，環堵皆山，即予亦終不能指其一峰一壑也。乃知域外之觀，非耳目之可及，心思之可測，名字之可類，意天固留之，以待幽人放逐之臣，有如是哉！」見《何陋居集》，頁268。另可參李興盛：<寧古塔山 寧古塔城 寧古塔將軍>，《中國流人史與流人文化論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43—447。
[9]順治十八年（1661）方家獲赦將返中原前不久，方拱乾作<憶昔>一詩，於詩首回憶途經瀋陽詢問寧古塔消息時所得到的回答：「我昔至瀋陽，天高昧消息。問人寧古塔，搖頭曰不識。但見行人去，不見歸人迹。今古絕見聞，白骨云山積。」見《何陋居集》，頁245。
[10]方孝標的組詩〈東征雜咏>生動地記錄了他們赴寧古塔途中的歷險事蹟，見《鈍齋詩選》，頁100—105，其<大阿稽>一首前序錄如後，讀之可見他們的「行路難」於一斑：「小阿稽亘四十里，大阿稽亘六十里，險阻尤甚。晴秋健馬行林中，亦必四五日乃出。時水潦方降，泥污積委，加以草莽問蚊虻肆起，有白蛉子者小如塵埃，多如雲霧，著人頭目如冒蛛絲。以手搏摑，血盈爪掌，輒不可搔，不可浣。然不能不搔，不能不浣。累累豐起，瘡痏遍體，疼不可忍，夜半少瘳，而次朝乘馬則又任其嚙啖矣。又有霞虻，小者如黃蜂，大者如雀，專啮牛馬，千百成群，頃刻肉陷數處。牛馬一聞其聲輒風而逃，卒不可逃。御者先裁布為衣，披牛馬身，露其四蹄、口、目，以便服乘水草，更持一束艾作帚，時時拂拭，乃遑寧處，不然則牛馬多死亡者。徒步者亦多輯艾葉作一圈戴頭上，首尾相結，前垂一緒，熱火作烟，乃可少免其害。二物此地皆有，阿稽尤盛。」見頁104。
[11]吳兆騫子吳振臣著有《寧古塔紀略》，內云：「寧古在大漠之東，過黃龍府七百里，與高麗之會寧府接壤，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見[清]吳兆騫撰，麻守中校點：《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附錄2，頁321。關於寧古塔的歷史沿革，可參石方：《黑龍江區域社會史研究（1644—1911）（續）》（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64—205。
[12]吳兆騫順治十八年（1661）有<上父母書>一通，內云：「寧古寒苦，天下所無，自春初到四月中旬，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陰雨接連。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盡凍。雪纔到地，即成堅冰，雖白日照灼，竟不消化。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至三月中，雪纔解凍，草尚未有萌芽也。然土人云，近年有漢宫到後，便日向暖，大異曩時，而南人已凜冽不堪矣。兒幸皮襖多，故尚未經凍壞。方年伯[方拱乾]嘗云：『人說黃泉路，若到了寧古塔，便有十個黃泉也不怕了。』又云：『他生若得流徙瀋陽，便是天堂之福。』此皆實實經歷之語，非過激也。兒向來寫信不敢十分言此地之苦者，恐傷父母之心耳。」見《秋笳集》，附錄1《歸來草堂尺牘》，頁289。關於吳兆騫的流放，可參拙著：Lawrence C.H．Yim，“Traumatic Memory，Literature and Religion in Wu Zhaoqian’s Early Exile．”PP．123-l65。
[13]楊越（1622—1691）康熙元年（1662）因通海案而被遣戍寧古塔。至戍所後，見土著主要從事游牧，耕者絕少，且不知貿易，乃倡滿漢人耕與賈，教當地人中原耕作技術與方法，又教土著貿易、室處等生活方式。楊越與其子楊賓之出塞，可參李興盛：《中國流人史》，頁727-732。
[14]方拱乾在《絕域紀略·樹畜》中寫道：「開闢來，不見稻米一顆。有粟，有稗子，有鈴鐺麥，有大麥。稗則貴者食之，賤則粟耳。近亦有小麥，卒不多熟，麵麥亦堪與小麥亂也。」頁1177。方拱乾<朝舂得米>詩有數句說：「病妻顏怱破，得意凌晨舂。斗稗米四升，奇贏欲盈鍾。不獨晚食飽，生理當從容。」見《何陋居集》，頁78-79：又有<數米>詩：「老妻常數米，棘手勝攒眉。但計終宵飽，寧煩出位思。調糜添豕息，莝草護牛疲。畸俗還隨俗，勞勞任所為。」見頁88。可見米不易得。但他們可吃到魚，方拱乾在《絕域紀略·樹畜》中說：「川有魚，不網而刀，月明燎火，棹小舟，見魚而揕之。有遮鱸者，大可百餘斤，有骨而無刺，如中華之鯉，而其味更勝。他魚亦隨地有之」頁1177。
[15]關於「沙俄」勢力自晚明至清康熙朝於黑龍江流域的深入與擴大，可參李興盛：《中國流人史》，頁733—739；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龍江民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68-85、250-278。劉民聲、孟憲章、步平編：《十七世紀沙俄侵略黑龍江流域史資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彙整了大量原始文獻，對瞭解這段歷史亦大有裨益。
[16]康熙三年（1664）吳兆騫有<上母親書> ，於函中曾述當時的情況：「不意舊年因西海外邏車國（又名老鎗）人造反，到烏龍江來搶貂皮，其鋒甚銳。將軍差人到京討教，即奉部文：今年元宵後到寧古，凡一應流人，除旗下流徙及年過六十外，一概當役。要選二百名服水性者做水軍，到烏喇地方演習水戰，與老鎗打仗，又要立三十二官莊，屯積糧草。……母親在家中總不知水軍及官莊之苦，兒當細細為母親言之。邏車國人皆深眼高鼻，綠睛紅髮，其猛如虎，善放鳥鎗，滿人甚畏之。若國人作水兵，何異湯澆雪，刀切菜，必死無疑。雖今年新當水兵者不跟出征，然將來必不免此，水營之必不可入者也。況一選在簿上，即時打發往烏喇去，凡寧古家中所有物件，俱不能帶，不過車牛馱載人口及細軟東西。又路上雪深五六尺，車行甚難。他們充水手者，以二月十一曰起身，兒送至西郊外十里，哭聲震天，真不忍聞。至若官莊之苦，則更有難言者，每一莊共十人，一個做莊頭，九個做壯丁。一年四季，無一閒日。一到種田之日，即要親身下田，五更而起，黃昏而歇。每一個人名下，要糧十二石、草三百束、豬一百斤、炭一百斤、官炭三百斤、蘆一百束。至若打圍，則隨行趕虎狼麞鹿，凡家所有，悉作官物。衙門有公費，皆來官莊上取辦。兒每見官莊人，皆骨瘦如柴者，況一書生，豈能當這般苦楚？總之，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並無半刻空閒日子，此官莊之必不可入者也。……至若山陰祁奕喜、李兼汝、楊友聲、宜興陳衛玉、蘇州楊駿聲、同年伍謀公，皆作水兵，往烏喇去矣。」見《秋笳集》，頁300—302。關於祁班孫（1632—1673）之充當水兵，可參曹淑娟：<從寓山到寧古塔——祁班孫的空間體認與遺民心事>，頁60—63。曹文指出，相對於吳兆騫之呼天搶地，祁班孫倒是意氣頗高昂地奔赴戰場。
[17]如方孝標於<理裘>一詩寫道：“寒挹故時裘，開箱淚暗流。裼辭宮錦色，香尚御烟浮。回想承恩日，曾逢獻壽秋。萬端臣子愧，到此益悠悠。」見《鈍齋詩選》，頁106。
[18]本文的批評概念，頗取汲於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ism），特別是Homi K.Bhabha的論述，請參氏著：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一論集所收各文，尤其是“DissemiNation：Time，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PP．139—170。
[19]在方氏留放寧古塔前數年即有一例。陳之遴（1605—1666）於前明崇禎朝官編修。入清，官至禮部尚書，授弘文院大學士，與陳名夏結為南黨，與北黨馮銓、劉正宗等對抗。順治十三年（1656）三月以結黨罪，命以原官發盛京居住，十月即召還。（不過，順治十五年[1657]陳氏復以賄結內監吳良輔下獄，十六年[1658]流徙盛京，家產籍沒。至康熙五年[1666]卒於戍所。）吳兆騫在順治十八年〈上父母書>中曾說：「昨十三日申刻，忽有北京差章京齋詔而來，召程年伯、程年兄父子回去。兒時同往衙門看宣上諭，雖自己未蒙雞赦，而同案得還，便是死灰復燃之兆。我家骨肉重圓，當即在邇，不覺喜而欲狂。復接陳太老師及子長寄兒札，云有上傳，凡有寃枉者赴本衙門及通政司告：如不准，赴長安門，併不准者亦告等語。兒思我遭昌文賊奴陷害，家破人離，四載沉冤，無可申雪。今幸聖主當陽，而奸謀復久敗露，此正覆盆得白之日。」見《秋笳集》，頁288。
[20]吳兆騫於康熙三年<上母親書>中曾披露：「向來寧古鄉紳舉人，俱照中國一樣優免，與尚陽堡流徙者不同。此蓋順治皇帝在曰，念寧古寒苦，特開此恩例。」見《秋笳集》，頁300。
[21]關於以「文化差異」作為一種「斡旋」或「介入」（intervention）的力量，請參看Bhabha，“DissemiNation．”PP.162—164。
[22]如方拱乾有〈漢槎索墨贈之〉一詩，見《何陋居集》，頁92。吳兆騫，字漢槎。
[23]順治十年（1653），清朝將寧古塔駐防官政為昂邦章京，與盛京昂邦章京同為鎮守一方之最高官員。康熙元年（1662），改為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康熙十五年（1676）移駐吉林烏拉城，到乾隆二十三年（1757）改稱鎮守吉林等處地方將軍。
[24]方拱乾在《絕域紀略·飲食》中曾記道：「鹽則取給于高麗，每十月，大宗伯特遣一驛使至寧古，昂邦檄一牛祿督市鹽者以行，給其僕馬，至高麗之會同府。府去王城尚三千里，荒陋猶寧古也。其國亦遣一官受我使，交易鹽及牛馬布錢得還，凡五六十日而始竣事。聞其國亦以供應為苦。滿人得鹽，乃高價以售，漢人惟退而自啖其炕頭之酸裔水。萊將霜取而置之瓮，水浸火烘，久而成漿，日勝鹽多多許。」頁1179。
[25]滿語撥什庫（「催促人」之意）漢譯「領催」。低總軍職。滿洲、蒙古、漢軍八旗各佐領下皆有設置，由馬甲、閒散內優秀者出任，每佐領下五人，專司登記檔案及支領俸餉諸務。
[26]趙爾巽等撰，啟功等點校：《清史稿·志八十九·職官一》 （北京：中華書局，1 976-1977年），卷114，頁3283。
[27]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修訂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317。
[28]戴可來、楊保筠校點：《嶺南摭怪等史料三種》（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23。
[29]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lluminations，trans．，Harry Zohn（London：Cape，1970），P.75。
[30][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註：《世說新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l035冊），卷上之上，頁48b-49a。
[31][清]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30冊，卷3，頁133。
[32][清]姜宸英：《湛園札記》引《台州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9冊），卷4，頁29a-b。
[33][清]周亮工：《讀畫錄》，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第71冊，卷2，頁36-37。
[34][晉]郭璞：《山海經》（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2冊），卷1，頁7b-8a。
[35][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63，頁2109。
[36]《世說新語》，卷上之上，頁24aa.
[37] Edward W．Said,photographs by Jean Mohr，Afer the Last Sky：Palestinian Live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6）。中譯金玥玨譯：《最後的天空之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Mahmoud Darwish此詩聯Said引在書首，而書名亦採自其下句。
[38]此從「民」的「編戶」角度言而已。中華帝國往常還有藩國、屬國等，還會進行某種意義的「殖民」，而從「漢字文化圈」的角度看，其「領土」更非「邊界」所能定義、限制。
[39]方拱乾：<古山詠懷，兼寄瀋陽諸子一百韻>，《何陋居集》，頁147。
[40]《史記·秦本紀》，卷5，頁186。
[41]巴海於順治十六年（1659）被任命為寧古塔昂邦章京（總管），其事蹟可參李興盛：《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吳兆騫年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06—309：王敬榮、辛巍：《黑龍江邊官邊吏評述》（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76-79。
[42]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頁68l。
[43]同前註，頁1649。
[44][魏]王弼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周易註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冊），卷7，頁13b-14a。
[45]《佛光大辭典》，頁5186。
[46]“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New York：Verso，2006），P.19：中譯可參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7] Ibid.，P.15．
[48]可參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香港：龍門書店，1977年）：Frank Diko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Hurst＆Company，1992）。
[49] Edward W．Said，On Late Style．：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New York：Pantheon Books，2006），PP．142—148。中譯可參閻嘉譯：《論晚期風格：反本質的音樂與文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但此書譯文相當不可靠。
[50]Ibid.，P.144.
[51]Ibid.，P.145.
[52]Ibid．
[53]Ibid.，p.148．
[54]賈平凹：〈走三邊〉，《大翮扶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48。
[作者简介]严志雄，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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