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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林先生编选自己有关元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的文章三十余篇，结集为《知非集：元明清文学文献论稿》。于2006年7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对于学术界来说，值得瞩目的不仅仅是书中一个个具体的坚实结论，更是隐于一个个坚实结论背后隐隐体现出的一种学术范型。 一、以“艺术观念”为核心的文学文献研究 作者这样解释书名的涵义：“故以‘知非’为书名，寓有这样几层意思：约五十岁时之选集；文章内容时以先者为质的；努力省悟自己以往的不足；奢望成为后者的质的。”如果说正标题在自谦之中包含着自信，副标题则概划出本书研究的方向：从时间段来说，纵贯元明清三代；从研究对象来说，则是“文学文献”，既指“文学的文献”，也指“文学”与“文献”——对于元代来说，本书侧重于文学，兼及文献；对于明清来说，本书则侧重于文献，兼及文学。由于陆先生对元代文学作者已有体大思精、新见迭出的《元代戏剧学研究》[1] ，我们毋宁说，本书的重点乃在于对明清“文学的文献”的研究。 本书的内容，从横面来说，包含了戏曲研究、小说研究、诗文研究，作者自谦在”戏曲”而不论“戏曲”、在“小说”而不论“小说”、在“诗文”而不论“诗文”者所在多有，实则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所关注的主要是戏曲与小说，而诗文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戏曲、小说研究的副产品；在戏曲、小说研究中，作者主要关注的则是文学四维中的“作者”一维。对明清戏曲、小说的文献学研究，特别是对明清戏曲、小说作家、批评家的研究，可以说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也是作者创获最多的领域。这样一种看似传统的研究路向，笔者以为，恰恰是陆林先生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在看似仅仅是由于研究的对象的时序而被置于全书首篇的《白朴剧作不同风格之成因浅探》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出端倪来。在这篇不足3000字的短文中，陆林先生顺着探讨作家主观性对风格的影响这一思路，由艺术追求到深藏于其背后的艺术观念，由艺术观念进而到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影响其艺术观念的交游关系——也即探索艺术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最后点出社会风气、思潮与作家心理的关系。可以说，陆林先生此后的两部重要著作——《元代戏剧学研究》和本书，其研究思路都已经体现在写于1986年研究生时期的这篇短文。对于元代作家，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陆林先生此后主要研究其艺术观念；对于明清作家，文献资料的丰富使得探索艺术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过程成为可能，陆林先生的工作遂侧重于“去探索文学家的生存状态、人际关系、创作实迹以及相关文学文献的基本事实”（《知非集·自叙》）。这一探索主要是需要依靠明清浩繁的文学（主要是诗文）和历史（主要是笔记、方志、族谱）文献来进行的，而1987年以来长期从事明清文献整理，特别是1989~ 1999年长达10年主要精力所系的《清人别集总目》的编纂，使得陆林先生对明清文献的熟悉和掌握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步，这也使陆林先生对文学史现象和思想世界的探索左右逢源，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之乐。 二、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以艺术观念为关注的焦点，使得陆先生的研究工作虽是“从文献入手”，却没有止于文献，而是采用了“实证和阐释相结合”（《知非集·自叙》）的研究方法。以戏曲研究为例，与同为明清戏曲文献研究大家的邓长风先生相比，这一点可以看得更清楚。邓先生追求的目标，是编纂一部完备的清代杂剧、传奇总目，而一部完备的戏曲总目的标准，是于曲家曲目的著录，“明其生平行状、知其作品存佚”，就中戏曲家生平的考证，“又可以说是曲目著录的骨架”。[2]这一点，邓长风先生在《明清戏曲家考略》和《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中三致意焉，陆萼庭先生在为《明清戏曲家考略》作的序中也指出，《明清戏曲家考略》完全把曲家研究看成（戏曲学的）一个独立门类。[3]同是以研究作家为主，除了研究的广度不同——邓先生专注于戏曲，而陆林先生则游弋于戏曲、小说、诗文三界，两人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在相同研究对象的着眼点上都有显著的不同。陆萼庭先生在《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的序中提出：清代的戏曲家可分为三大类。苏州派曲家群、“南洪北孔”、李渔等大名家是为第一类，他们始终是研究的热点，其难在“新”；唐英、蒋士铨、杨潮观等具有独特代表性的曲家是为第二类，他们有许多新课题等待拓展发掘，其难在“深”；大量的有剧本存世而生平不详的曲家，有剧本归属、同名纠缠等疑难问题的曲家以及剧本已佚的曲家是为第三类，其难在“全”。[4]这三类中，邓先生关注的显然是第三类，间或涉及第二类，其研究方法则是传统的史料考证。陆林先生虽兼及三类，但其着眼点显然不是戏曲目录学，而是戏剧学。收入本书的文章中，研究第一类曲家(包括批评家)如金圣叹，第二类如徐复祚，第三类如徐懋曙，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求“新”求“深”。如徐懋曙，最早是陆萼庭先生从叶奕苞的《赠徐氏歌姬六首》诗序和陈维崧的《感旧绝句》发掘出作为戏曲活动家的徐懋曙。[5]陆林先生的《清初戏曲家徐懋曙事迹考略》全文分四个部分：徐懋曙生平事迹考、徐懋曙戏曲活动考、徐懋曙与叶奕苞戏曲交游考、余论。立足于戏曲目录学的研究有第一部分足矣，陆林先生则不止于斯，在第二部分中探讨了徐氏家班的起因、组成，并由叶奕苞诗挖掘出徐氏不但是一位戏曲活动家，而且有自制传奇，从而为徐氏正名为“戏曲家”；第三部分由徐氏与叶奕苞的交游进而推考徐氏家班星散的原因，则已不是仅仅让史料本身说话，而是由相关史料的互文性发现蛛丝马迹，进而推考历史的真相，问题虽小，其解决之法，批卻导窾，陈寅恪先生所谓“发覆”，此庶几乎!而最能体现“实证和阐释相结合”的是第四部分“余论”，陆林先生进而探讨清初士人戏曲活动之心理、女乐家班盛衰之原因以及清初昆曲家班的兴衰轨迹，使史料的价值、意义得以充分展示。 更能显示陆林先生以“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出“新”见“深”之技巧和魅力的是他关于金圣叹研究的一组文章，惜乎本书只收入了两篇。以《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考论》一文为例，对金圣叹的扶乩活动，现代学者中，孟森先生早在1917年即已注意到，然而长期以来，不是视为迷信活动，就是斥为求名之举，即使高明如徐朔方先生，也是简单地指斥之为“沽名求利”、“欺世惑众”。[6]陆林先生此文，首先考证金圣叹扶乩活动的基本史实，根据“凡现在因果系亲见闻者皆入此录”的清初人笔记《现果随录》钩稽出金圣叹的一次扶乩活动，更重要的，是考证出多次降乩叶绍袁家、在叶氏一家感情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泐大师”即由金圣叹所装扮。由这一发现，《午梦堂集》中关于泐大师降乩的大量记载一下子活了起来，遂能由此而探知表现在降乩中的青年时期金圣叹的形象和思想。但陆林先生并没有止于此，而是由此富于戏剧性的行为戏剧性地展开论述了金圣叹的扶乩降神活动与其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指出金圣叹的降乩活动实可视作戏剧、小说创作的雏形，而其降乩活动所以成功，依赖的正是其文学批评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在最后的余论中，作者轻轻点出，明末直至今日人们所艳称的叶小鸾形象，其实是金圣叹所创造出的一个才女形象，又重点点出这一形象对《红楼梦》的启示作用——考据至此，能事毕矣! 读此等文字，又何异于听余叔岩的“十八张半”！ 至此也许可以对陆林先生所说“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作一概括：以文献考证的方法接近文学艺术史的细节，以纵横贯通的方法使细节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充分彰显。所谓“细节”包括生卒、籍贯——凭此作家（包括批评家）得以定位于具体时空，亲眷、交游——凭此得以定位于社会－文化关系网，活动、思想——凭此得以定位于文艺史。“纵”自然指史的流程。所谓“横”则指作家、作品、社会－文化三者之间的互动。所谓“贯通”则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古今理论的贯通，即既从文本抽绎理论观点，又从后世理论返观前人寻找发展脉络；一是诗文、戏曲、小说的贯通，即陆林先生自谓的“在‘戏曲’而不论戏曲，在‘小说’而不论小说，在‘诗文’而不论诗文”；一是文学与文献的贯通，也可说是文与史的贯通。 三、明清文学文献学的技术示范 最后还应说到技术层面。就文献考据而言，陆林先生在本书所收的几篇书评文章中着重提示、在本书的各篇考证文字中也反复展示了在明清文学文献学的领域里一些不可忽视的技巧： 首先，是对工具书和类工具书的充分利用，如《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清代碑传文通检》、《清代职官年表》、《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清代传记丛刊索引》、《清人诗集叙录》、《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清秘述闻》、《清代碑传全集》。面对浩如烟海的明清文献，充分利用这些工具书可能较快地获得解决问题的线索甚或基本解决问题。 其次，重视方志、族谱的价值，尽可能利用方志、族谱。这是从事明清文献研究得天独厚的资源，在本书所收考证文章中，利用方志、族谱的例子多有，不复赘举。 其三，重视版本。在对大家、名家的研究中重视版本，学术界已有深厚的积淀，但在对小家的研究中这一点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陆林先生长期从事文献整理，故而有明确的重视版本的意识，并凭借版本解决了许多问题，如本书中《文言小说家“清凉道人“考》一文即由《听轩笔记》原刊本考知作者姓名，复据南京图书馆所藏一部《德清县续志》稿本发现了作者小传，从而使一系列作品的著作权得到归属。 其四，强调文本细读。从文献考证的角度进行的文本细读，自然不可能亦不需要全书逐字逐句、从头到尾的细读，但至少必须读遍全书。正是这种读遍全书的“笨”功夫，才使陆林先生能在诗文中发现大量线索，从而在文献考证中多有创获。对于小说研究亦复如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文言小说<扬州梦>作者考》，正是通过细读文本，根据小说中透露出的信息，参证有关别集、方志，从而解决问题。 这些看起来鄙之无甚高论的小招数，正是从事明清文学文献学的入门技术，陆林先生在本书中不啻以金针度人。宁宗一先生在为陆林先生《元代戏剧学研究》所作的序中，对该书下了十六字的考语：“广搜博考，无徵不信，朴实精核，融会贯通。”笔者以为，这十六个字，也正是陆林先生“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精义。 注释： [1]陆林.元代戏剧学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邓长风.也谈清代曲家曲目著录的几个问题——寄自地球另一端的读书札记[J].戏剧艺术，1996，(3)：87- 95. [3]陆萼庭.序[A].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 4. [4]陆萼庭.序[A].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 4. [5]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68. [6]徐朔方.金圣叹年谱[A].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699-7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