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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在儿童文学领域，您不仅始终坚持在场的批评，及时关注新人、新作，同时也对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有浓厚兴趣，出版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等著作，可以说，从史料发现、出版到现场评论，您的研究涵盖了儿童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您是如何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朱自强：如果把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看，它像成人文学一样，拥有自身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这三个领域。我本人对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都有浓厚的兴趣，我的十卷本《朱自强学术文集》就汇集了这三个领域的学术成果（还包括语文教育和儿童教育）。 我认为，儿童文学史研究与儿童文学批评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历史目光与当代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有学术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才有价值判断的定力。对一个当代作家，对一部当下新作，如果将其放在一个历史的时空维度来考察，会作出更为合适乃至准确的价值估量。另一方面，儿童文学批评的见识也会影响到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如，对冰心的《寄小读者》，我会充分肯定它的文学史意义，但是，不会像有些研究者那样，在当代还将其视为儿童散文创作的艺术范型，也不会像有的研究者那样，在1990年代还将其视为“深沉博大”的儿童文学的样本。 记 者：如果说创作和批评是文学的两翼，那么您可以说是两翼齐飞。在从事评论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您还推出了《会说话的手》《花田小学的属鼠班》等原创作品。有人认为理论批评的理性思维与创作所要求的自由、想象力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自强：批评和创作属于不同的领域，正像你说的那样，这两项工作可能会发生矛盾，席勒就曾经说，在他自己那里，“时常碰到想象干涉抽象思维，冷静的理智干涉我的诗”。不过，我的感受也告诉我，理性和想象力并不总是必然矛盾、对立的，来自丰富的艺术体验的理论，对于创作是有帮助的。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我曾说：“我认为，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该是一种理想、一种预言，文学理论和批评应该运用‘心’的想象力，揭示出当下还不是显在，但是不久将成为巨大问题的隐含状态。”这句话表达的是我对批评家这一身份的理解。我的《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和《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误区》，在“儿童文学热热闹闹，莺歌燕舞，形势一天比一天好”的情势下，指出“新潮”潜藏的“误区”。《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中，对“困境”和“出路”的阐述，以及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分化期”观点，都是我作为批评家，试图运用“‘心’的想象力”的一种努力。 我的理论批评来自我的艺术感觉。我不希望人们所说的“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这一情形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证明批评家的思想也可以是鲜活的。我想追求那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境界。 虽然文学艺术在发生之初，可能是感性的，但是，随着人类心智的发展，今天的文学创作已经不可能排除理性的介入，特别是在作品的谋篇布局这一艺术结构的营造方面。举我自身的创作为例作一下解释。《花田小学的属鼠班》里的《夏老师叫什么名字》这个故事，写小学一年级男孩属鼠灰对夏老师油然而生的情感。最初，属鼠灰只是与夏老师去开玩笑，第一次下课，他跑到夏老师身边问，“老师，你是不是姓夏？”“我是姓夏。”“你是不是叫夏天？”“是，我是叫夏天，要不，今天怎么这么热呢。”第二次， “老师，你是不是姓夏？”“我是姓夏。”“你是不是叫夏（下）雨？”“是，我是叫夏（下）雨，一会下大雨，一会下小雨，有时还下冰雹呢。”属鼠灰和同学们捂着脑袋，“快跑，老师下冰雹了！”第三次，属鼠灰让夏老师“下”了雪。第四次，属鼠灰对夏老师说，“老师，今天你叫什么，你猜不到。”他突然把背在身后的右手举到夏老师面前，手里是一只癞蛤蟆。夏老师吓得往后一跳，“今天你叫夏（吓）一跳。”夏老师老老实实承认：“我是吓（夏）一跳。”第五次，要下课时，夏老师对大家说，“你们猜猜今天我叫什么？我叫夏（下）课。你们老师来上班了，明天起我就不给你们代课了，但欢迎你们有事到办公室找我。”说完，下课铃声响起，夏老师走出了教室。接下来结尾的情节设计就与理性、逻辑思维有关了。按照故事的逻辑，属鼠灰肯定会对夏老师依依不舍，但是，他会怎么做呢？我们为此费了心思。最后想到，开了那么多次玩笑，属鼠灰并不知道夏老师叫什么名字，于是写下了这样的结尾——“属鼠灰看着夏老师的背影，心里一阵恋恋不舍。他突然想到，到现在，自己还不知道夏老师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属鼠灰站起来，飞快地朝夏老师的背影追了过去。”这个结尾的处理，就有理性思维在起着重要作用。逻辑不清、逻辑混乱的人，也许就想不到属鼠灰问来问去，就是没有问夏老师的真实名字这件事。另外，这个结尾的构思，也与我和左伟想把故事写得既有趣、又有益这一创作理念有直接关系，与我们对某些浅薄搞笑的写作的不满有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