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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潜写与“碎片”叙述 武歆以陕北老区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系列，分别发表于《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大家》等刊物，并结集出版。我最初看到书，想当然地把书名看成了“陕北往事”，全书阅罢，才恍然发觉是《陕北红事》。“红”与“往”，一字之别，烛照出了作者的写作用心，却难言没有直奔主题的刻意。我有个很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看法，“陕北”，“延安”，坐落着人们熟知的诸如宝塔山、杨家岭、枣园、凤凰山、王家坪、瓦窑堡等旧址，作为当年革命的“圣地”，其“红色”意味早已约定俗成，举世皆知，倒不如“往事”来得更朴素，更蕴藉，也更有想象空间。这些作品互无关联，自成一脉，却在同一个主题背景下分进合击，彼此印证，熠熠生辉，并以内在化的逻辑引力使得小说具有了平衡感与整体感。看得出来，武歆在确定“写什么”之后，在“怎么写”的环节上可谓煞费苦心。“写什么”与“怎么写”，本来就如同一币两面，既“同构”，又“互文”，成熟的作家不会顾此失彼，被此类老生常谈的问题所困扰。关键是，“红色”如何“叙事”，历史如何抵达现场？这就回到了小说叙事的原点和奥秘。 某种意义说，小说需要故事，故事成就小说，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互为养殖、相得益彰的关系。被誉为20世纪“最会讲故事”的美国作家辛格，就很不理解，更不能忍受一些“现代作家”把故事从小说中抽掉的做法，他警告同行，“把讲故事从文学中取消，那么文学就失去了一切”。武歆深谙此道，甚至还在小说里直接挑明，“我”的陕北漫行就是“奔故事”来的。《对峙》中，“上官文品神秘地告诉我，陕北到处都是红色故事，许多人就住在毛主席故居旁边，还有人的爷爷、奶奶那一辈都和红军、八路军来往过，甚至就是共产党人，故事就像陕北的黄土，不知道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多得盛不下呀”。读到此处，我曾疑惑这些文字是实录还是小说？后来我明白了，这种现场感、纪实感恰恰是武歆的有意为之，他当然清楚，那些原生态的故事还不是小说，更不可能直接置换为“红色叙事”，使故事最终成为小说，还需要若干环节才能完成。 于是可以发现，武歆近期小说几乎就是“红色叙事”谱系中的“另类”。由于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在场者或见证者多已离世，需要作家在“叙述整合”中付出更多智慧和足够耐心，才能完成故事向小说的转化。小说中的“我”，即一路被称作“武老师”的叙述者，集旁观者、倾听者、转述者、复述者于一身，随着漫行的积累，故事在一种“被叙述”的过程中逐渐成形。武歆的对限知视角(热奈特称此为“内聚焦”)运用自如，你分不清他的小说有多少是纪实，多少是虚构，在纪实与虚构的语境里，故事被不断地肢解、割裂、切换、拼接、还原、打造，甚至显得支离破碎，正如略萨所言：“小说讲述的故事可以是不连贯的，但是塑造故事的语言必须是连贯的，为的是让前者的不连贯可以成功地伪装成名副其实的样子并且具有生命力。”这种“不连贯”，也使小说避免了直奔主题的单调、直露和笨重，既有叙述密度，又有叙述节奏的流动感，欲说还休，闪烁其词，并不道破，点到为止，即使真相已白，仍留下影影绰绰的缺口，供读者回味想象。 乡俗见闻，风景点染，东鳞西爪，随意松散，顾左右而言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成了武歆的叙述“绝活”。比如《瓦窑堡爱情》，“我”一出场，就讲如何被困在长途汽车站不能动弹，又如何被子长汉子谢兵从容化解，这些看上去游离主线的“闲笔”，其实正是言归正传前的铺垫。教书匠谢崇武和驴贩子谢尚文，本风马牛不相及，却围绕马梅姑娘衍生出了一段惊险的“三角恋”故事。谢崇武敌视谢尚文，是由爱情误区所致，直到谢尚文惨烈献身，其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的谜底才被揭开，不久，谢崇武也牺牲在山西抗日前线，马梅姑娘终因难以承受悲恸而下落不明，使人读罢竟觉恍惚，深感岁月的不可捉摸。《黑缨枪》属于民间亲仇命丧的伦理叙事。民国初期，石娃和俊娥这对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却无意间结为夫妻，其隐秘而荒唐的内情只有其父刘县长知晓，他力阻未果，便暗中为石娃设计了一条死路。石娃娘查明冤情，跋涉复仇，用“黑缨枪”手刃了拓掌柜，并与刘县长血水飞溅，同归于尽，小说与传统的红色叙事语境似无直接关联，耐人寻味的是刘家后人遗留下的那句神秘箴言，“后不复造”，小说由此完成了对生命和人性的一种伦理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