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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年前，武歆曾向我力荐《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现在想来，那本书一定是对于武歆近期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我注意到，雷蒙德·卡佛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就一个涉及小说发生学的话题这样说过，“我感兴趣的小说要有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线索，我没有一篇小说是真正地‘发生过’的，但总有一些东西、一些元素、一些我听到或看到的，可能会是故事的触发点”。这位美国作家还告诫同行，“一本接一本地写‘我生活中的故事’是很危险的”。这番话提示我注意到一个事实，武歆近期小说已悄然发生了隐秘的视点位移，即由对当下生活现象的同步透视，转向对历史迷踪与岁月奥秘的好奇与探究，展开充满想象力与现场感的叙述冲动，由此呈现出了一种韵味新异的叙事美学风貌。 敬畏、青睐与价值诉求 武歆自言对“红色”题材曾怀有“敬畏感”，总觉得那属于“宏大叙事，高大而遥远”。或许连武歆自己也不曾预料，他最终居然完成了由“敬畏”到“青睐”的书写蜕变，其标志性“亮相”便是已改编成38集电视连续剧的长篇小说《延安爱情》。此后他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又相继出版了“红色爱情长篇系列”《北平爱情》《天津爱情》和《重庆爱情》等几部作品，以当年“解放区”、“敌占区”、“国统区”革命青年的不同心路与情感经历为蓝本，“试图将‘红色爱情’陌生化”。《延安爱情》的书名和故事都很诱人，顺势跟进的同题系列则难以继续复制“惊艳”效果，甚至还使人略感审美疲劳，但无论如何，武歆为拓展“红色叙事”疆域所付出的努力值得称道。武歆显然不满足于此，特别是他近期的部分中篇，毅然放弃“史诗叙事”、“民族叙事”、“战争叙事”或“英雄叙事”诸种模式，把故事置放于大时代的缝隙，大洪流的边缘，大背景的角落，从“小”处落墨，摹写历史悬疑、乡土变迁、民间传奇，展示陕北烽火岁月中的潜流状生活形态，这种轻处理的叙事策略，产生了见微知著、曲径通幽的意外效应。 于是在武歆眼里，陕北老区岁月简直是一座货真价实的“红色”富矿，“在陕北这块历史丰厚的土地上，在众多北方少数民族构建的游牧文化和汉民族的农耕文明相结合的基础上，曾经诞生了许多历史和生活的奇迹——包括红色奇迹”，然而如何勘探、开采和有效利用，以赋予“红色叙事”更多的书写可能性，却需要深阔的延展视野和独特的文本意识。2010年秋，作为中国作协首批“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武歆再次踏上当年陕北的黄土地，自是踌躇满志。他从延安出发，一路向北，风尘仆仆，辗转于吴起、志丹、子长、安塞、延川、清涧、米脂、神木、延长、靖边、绥德等地，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漫行旅程，用他的话，“这次漫行的目的很简单，采撷陕北的‘红色故事’”。对于生长于沿海都市的“60后”作家武歆，陕北老区的如烟往事又是何其陌生，何其遥远，所幸他拥有发现和融入的能力，虚构和再造的功底，这是胸有抱负的小说家的一种自信。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但首先应该是发现的艺术，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个多月的寻觅，访谈，检视，吸收，体验，武歆获取了大量与传奇、民俗、爱情、口传、秘事、悬疑等词汇有关的内容，大长见识，满载而归。有些内容是全新的，几乎闻所未闻。在《去延长布展》中，小说写了延长石油史与“红事”之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比如，延长石油不仅是中国第一口陆上油井、第一个炼油厂的诞生地，还是抗战时期军事用品的重要供给方，当年整个陕甘宁边区的上万只马灯、煤油灯，指战员冬季防寒用的凡士林和擦枪油等等，都依赖延长石油提供，历史见证了延长石油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壮大所发挥的巨大保障作用。但武歆没有陷入“宏大史诗”的书写冲动，只是择取散落在陕北老区岁月深处的一些“边角料”，以“潜写”的姿态探寻历史真相，洞悉人性奥秘，表达深邃的伦理关切。 武歆青睐“红色叙事”，缘于他对陕北老区独特历史存在的感同身受。“当年破衣烂衫的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来到陕北，正是热情的陕北人才使红军得到休养生息，要是当年红军去了另一个地方，中国革命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他的追问、思考和书写，印证和诠释了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一个观点，“如果思想家不能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任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武歆相信，小说家只有同时成为有价值诉求和责任意识的思想者，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叙事抱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