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艺出版社最近出了一套七卷本的“潘军小说典藏”，用了我四十多幅绘画作为插图。听说有些读者是冲着画去买书的，这让我始料不及。当然，小说都是旧的，画是新的，喜新厌旧是人之天性。
    其实，我最早就是学画的，完全自学。1975年去农村当知青，闲得无聊，就去村里人家写生，挨家挨户地画。有天写生的对象，是一位劳教回乡的县城会计。这人喜欢美术，送了我几本旧画册，诚恳地对我说：你是我见到县里画得最好的人。让我激动得不行。两年后，高考恢复，我报考一家著名的美术学院，成绩优良，体检合格，但政审没过关——当时我父亲还是右派。为此，我难过了整整一个秋天。后来父亲严肃地和我谈了一次，问我：你这辈子是想留下几本书，还是几张画？他的语气明显带有行业歧视，他是写剧本的，不大瞧得起画画的。我还听出他话里含有让我子承父志的意思：老子倒了霉，儿子要扳本。于是第二年就改考中文了，再以后就一门心思地写小说了。二十多年过去，倒是写了一堆书，但基本上留不下来。
    所以这些年来，我不过是个喜欢画画的人，有一搭没一搭，连票友都算不上。但是我对书画的痴迷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读书，往往一张画、一幅字要看上半天。我也不临画临帖，只是读。久了，就自觉慢慢读出好来。比如大家都喜欢徐悲鸿的马，我觉得徐先生画得好的是猫，神气、生动，笔墨气韵也好；比如能看出齐白石笔下的那份稚气和天真，但又觉得他与吴昌硕隔得太近；比如能看出黄宾虹“黑风景”里的厚重与飘逸——这种对立又和谐的关系，别的人弄不了。我遇见过一位专门仿制黄宾虹的人，他说宾翁八十岁以后的积墨，一层层加，一张画有好几两——这种表达很吸引我！这人曾经冒名作伪，赝品拍出过好价钱。润格是论尺的，后来他居然作了一张六尺整张的，结果被揭发，因为黄宾虹一辈子没有画过这么大的尺幅，穿帮了。但是人家一点不怯：世上的《兰亭》哪个不是赝品？哪个不是无价？
    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换言之，我毕生都在追求自由散漫。当初选择写作，看中的正是这一职业高度蕴含着我的诉求。通过文字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自由表达，以此建筑自己的理想王国，这种苦中作乐的美好与舒适，只有写作者的亲历才可体味。然而几百万字写下来，我越发感受到这种艰难的巨大，原来写作的路只会越走越窄。于是我的小说写作，时常会停顿下来。那样的时候，我自然就去作画了。这一点，我和前辈作家汪曾祺先生相似。
    1993年，我在海口和汪先生合作过一幅画。我画了两头水牛，他添补了雨景，并题款：“潘军画牛，曾祺补雨”。如今，汪先生走了二十年，昔日作画的情形犹如目下，每每回想总很伤感。曾有掮客来打听这幅画，让我出价，我说没价，那人就说：我开价如何？我回答：不卖。不过几年前网上就有人在冒名卖我的字，润格还不低。朋友说，告吧。我一笑付之，人家无非就是混口饭吃，何必较真。当初不也有盗版我的书吗？我对书画界最大的厌恶，是某些人习惯以大师、巨匠自居，炒作身价，仅此一点就比文学圈皮厚。当然我也不会加入任何队伍，一意孤行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
    我写字是为了作画，毕竟书画同源。李苦禅先生对二者的关系，曾有高屋建瓴的概括：书到高时是画，画到高时是书。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境界。这两句话大有深意，既有艺术的辩证法，又含审美的原则。我对一幅好画的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见笔见墨，每一笔交代得都很清楚。吴冠中先生曾有高论：笔墨等于零。这个我和许多人一样不太能接受。中国画不讲笔墨，还能讲什么？前几天看到方增先谈国展作品，说“缺笔”现象严重，很多画是描出来磨出来的，看不见一根完整的线条。这太悲哀。石涛有言：笔墨当随时代。我赞成。
    我不写小说已经十多年了。这十年间我自编自导了一些电视剧。接下来我会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由作家转为导演，本就是圆自己一个梦，企图证明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野心。我要拍的，不是所谓的作家电影，而是良心电影。这样的电影之于我依然是写作，依然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但是，这样的电影不仅难以挣钱，也许还会犯忌，所以今天的一些投资人早就对此没有兴趣了，我却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的兴趣自然又一次发生了转移——专事书画。写作、编导、书画，是我的人生三部曲。我曾经说过，六十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今年是我的本命年，眼看就奔六了，似乎印证了我的宣言。书画最大的快乐是拥有完全的独立性。
    或许因为作家身份，我的画常被人称为“文人画”。其实“文人画”这个称谓，最初是由明代的董其昌提出的，但追溯可以到汉。它的精髓之处，是主张让中国画进入到一个诗、书、画相通交融的境界。画中有诗意，有墨趣，有性情，有思想。无论是王维的“以诗入画”，还是苏轼的“以书入画”，为的都是这个，与当时的民间工匠画和宫廷绘画有着显著的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所谓文人画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文人表达主观情怀的载体。倪瓒讲“自娱”，顾恺之讲“形神”，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在力图寻求一种与自然亲近的方式，抒发自我的情怀。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他晚年的作品，那种随意的勾勒与点染，已经与自然浑成化境，笔简而气壮，笔不周而意周。
    按陈衡恪（师曾）的解释，文人画“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无疑，陈师曾重视的是文人画的精神与品格，轻视的是那种匠气与呆板的技法。或者说，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的情趣，画外散发出文人的思想，这样的文人画方为上品。我相信“法自我立”，追求心手相印，落笔成趣。但凡文学艺术创作，朴素的美终是大美。陈师曾在谈到文人画的要素时这样指出：“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可见，这已经不是画的境界了，而是人的境界。
    书画最大限度地支持着我的自由散漫，供我把闲云野鹤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往大里说，书画是我最后的精神寄托。去年，我在故乡安庆购置了一处房产，位于长江北岸，我开始向往叶落归根了。沈从文说：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未来的日子里，我可以安心读书，尽情作画，又时常和朋友喝茶、聊天、打麻将。偶尔去露台上活动一下身体，吹吹风，眺望江上过往的帆樯，那是多么的心旷神怡！
    然而自古就是安身容易立命艰难。我相信，那一刻，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电脑里尚有几部没有写完的小说以及计划中要拍的电影，也不免会一声叹息。我在等待，还是期待？不知道。
    潘军
    著名作家、剧作家、影视导演，现居北京。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潘军文集》（十卷）、《潘军小说典藏》（七卷）。作品曾多次获奖，并译介多种文字；
    话剧作品有：《地下》、《合同婚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并被翻译成意大利文版于米兰国际戏剧节公演）、《霸王歌行》（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
    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有《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粉墨》、《虎口拔牙》等；闲时习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