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 对话 毕飞宇:“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我很难聚焦” 文汇报:茅奖之后,你表现得比较低调,大家的期待很充足。你有压力吗? 毕飞宇:我没有感受到外部的压力,但是创作本身的压力我能清晰地感受得到,你知道创作是有惯性的,创作的时间越长,它的惯性越大。这个惯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世界的认知方面的,一个是小说的修辞方面的,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让一个小说家处在不自觉的循环之中,形成惯性需要一个作家付出很大的努力,克服惯性同样需要作家付出很大的努力。以我个人来说,克服惯性更不容易,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文汇报:现实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毕飞宇:中国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能力,中国的文化、大众心理、视觉呈现、日常心态,包括语言,全变了。举一个例子,每一次写完一个长篇我都要吃一惊:换了人间。最直接的一件事是我听不懂年轻人说话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渴望变化。可是,在日常生活里,从个体这个角度,我们又希望生活是安稳的,岁月静好的,不要让人一惊一乍的。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你的瞳孔很难聚焦。 文汇报:你的小说语言是如何形成的? 毕飞宇:想想“五四”的那一代作家,他们真是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的写作不只是写作,还为后来的全民语言建立了一个范本,他们的文本影响了许多人使用现代白话文语言的方式。我还羡慕但丁,但丁之前,意大利人是用拉丁语写作的,一部《神曲》,意大利语就这样产生了。 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我会用我的语言去写作,我喜欢用我的语言去表达,仅此而已。 文汇报:最近不少作家都出版了小说阅读札记,比如格非的《博尔赫斯的面孔》,王安忆的《小说课堂》。你也在高校教课,有没有类似的计划?毕飞宇:我没有这个计划,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可能会学金圣叹,出一个小说的点评本,也许我会点评《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是独特的,他是马路中央的一棵大树,所有的汽车到了这里都要减速。我也可能选择《包法利夫人》,这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 文汇报:能不能试着分析你自己的作品《青衣》和《玉米》? 毕飞宇:《青衣》是我35岁的那一年写的,带有我早期的冥想的气质。《青衣》虽然有它的现实性,可是主人公还是一个冥想的人,筱艳秋她自己吹了一个气球,把自己放在了里头,她要出来,或者说别人要想进去,那个气球就会炸掉。结果呢?那个气球没炸,她自己炸了。关于《玉米》,我不想分析,只想打一个比方,它的写作就像是田径中的110米栏。我个人认为110米栏是个困难的东西,为什么呢?为了速度,你就需要培养节奏,可是,节奏刚刚起来,一只栏就在你的面前了。你要跨过去,你只能破坏你原先的节奏,一落地,赶紧再找新的节奏,然后再破坏。如果你用100米的节奏去跨栏,你到不了终点,你会摔死的,如果你放弃节奏呢?那就不是跑步了,而是丑陋的跳高。我觉得《玉米》就是一个栏接一个栏,一个又一个小高潮,庆幸的是,我跑完了,没有被摔死。 文汇报:这么多年以来,关于写作,你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毕飞宇: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总是和女性有关,我再说一遍,我描写女性比较多完全是巧合,一般来说,一部小说也没有必要回避女性。有一点我要承认,到了描写女性的部分我会减慢写作的速度,我不希望一下子就写完,希望延长这个时间。我用的是双拼,两个键一个字,到了这样的时刻我通常只用两根食指。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愿意和我笔下女性一起承担命运,是陪伴的那种感觉。写作的时候我很安静,回过头来看,当安静达到一定的地步,现实就会退却,虚拟反而逼真起来,作家和非作家的区别就在这儿。关键是对虚拟的信任程度,信任了你就是小说家。 文汇报:你笔下的女性人物有模特吗? 毕飞宇:没有。我做过记者,写过新闻报道,我一直都写不好。真实的东西,由真到真的东西我都写不好,这是我的局限。在虚构中完成真实,我反而更有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