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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两大史诗大约成型于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史学诞生在两大史诗之后, 以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的《历史》为标志。这部《历史》主要记叙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 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以永垂后世。”[⑦]同时代稍后的修昔底德撰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史学规范更严谨, 书中没有“奇闻轶事”, “材料的确凿性, 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⑧]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则在《诗学》中对诗和史的区别作了理论概括:“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 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 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⑨]⑨亚里士多德这里所 说的“诗”包括史诗, 但不限于史诗。 《诗经》雅诗中有不少诗篇记叙从后稷出世到武王灭商以及宣王征伐四夷而中兴的《皇矣》、《大明》、《六月》、《采芑》、《常武》、《出车》和《江汉》等, 原本是英雄史诗的绝好素材, 但终究没有发展成史诗。同样, 屈原的《天问》也是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的绝好素材, 但在汉文化背景中, 已经失去发展成史诗的机会, 因为春秋战国时代标志着中国神话传说时代的结束。 神话传说同史诗的生命依靠口头创作和传诵维系。一旦受到文字记载的历史束缚, 相关的神话传说和史诗也就失去发展的活力。当然, 神话传说时代的结束, 并不意味神话传说的灭亡。一是原有的神话传说能通过文字记录保存下来, 二是神话传说作为文化活动的一个支流还会顽强地生存和发展, 三是神话传说作为素材和创作手法不断在文学艺术中得到运用。 文字记录与神话传说和史诗的本性相违背。印度史诗和往世书在口头创作和传诵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印度史诗和往世书都采用韵文体, 也是出于方便记诵的需要。而中国古人容易依赖书面文字传承, 上古时代最重要的神话传说集《山海经》采用的就是散文体。五部儒家原典除《诗经》外,《周易》、《尚书》、《仪礼》和《春秋》都是散文体。在古代印度, 不仅史诗和往世书采用韵文体, 许多民间故事集, 甚至各类学术理论著作也采用韵文体或韵散杂糅体。而古代中国尽管也是诗歌大国, 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和元曲源远流长, 但宏观地看, 文献总量中仍然是散文体占据绝对优势。 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史诗, 从文学形式继承发展的角度看, 造成中国古代缺乏长篇叙事诗。印度文学从史诗时期进入古典梵语文学时期后, 出现“大诗” ( mahākāvya , 即 叙事诗) , 大多取材于史诗和往世书中的题材。印度古人把史诗《罗摩衍那》称作“最初的诗”, 实际上是说明“大诗”直接导源于史诗。但“大诗”不能称作“史诗”, 因为它们是诗人独立创作的诗歌艺术作品。檀丁 (七世纪) 在《诗镜》中对“大诗”的内容和形式作了理论概括:“大诗”分成若干章, 故事取材于传说或真实事件, 主角是勇敢高尚的人物, 诗中应该描写风景、爱情、战斗和主角的胜利, 讲究修辞和韵律, 等等。同时, 在七世纪产生了富有传奇色彩的 散文体长篇叙事文学作品 ———檀丁的《十王子传》和波那的《迦丹波利》。这种古代长篇小说体裁的出现, 在世界文学史上算是相当早的。从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 它们在题材上继承了民间故事文学的世俗性, 在叙事方式上继承了两大史诗和民间故事集的框架式叙事结构, 在语言修辞艺术上继承了“大诗”的风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