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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和国母亲”：承载帝国命运的女性身体 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女性的“文明持家”中，最能体现性别政治彻底服从于国家政治的行为是她们在国际范围内对自己“共和国母亲”的身份建构。究其实质，“共和国母亲”身份是国家政治对女性身体的“征用”，指美国女性通过生育和教育儿女来维护种族纯洁、彰显“民主”美德及拓展国家利益。通过成为“美国公民”的孕育所，美国女性将自身肉体变成了彰显国家权力的场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承担了体现、保护和扩张美国文明的重任。 增加“美国人”的人口数量、维护种族纯洁是“共和国母亲”最主要的任务，亦是她们必须要打赢的“摇篮的战争”。19世纪末，“低劣种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和热衷生育让美国主流社会忧心忡忡，陷入被替代的焦虑之中。当时，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和各族群的数量比不仅仅是单纯的抽象数据，而且是关乎国家和种族存亡的指标。但在美国国内，白人女性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种族移民，被美国社会视为盎格鲁-撒克逊裔的“种族自杀”。女权主义作家夏洛特·吉尔曼在《美国太好客了吗?》(“Is America Too Hospitable?”)一文中痛斥美国在移民政策方面过于宽松，“愚蠢地”选择了“熔炉”作为国家身份的比喻。她令人瞩目地运用“做饭”这个女性持家的比喻——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食物——以说明只有纯洁高贵的血统才能使美国走向进步，不加筛选地接受异族移民只会把美国变成“泔水”一样的社会。(72)美国政府随后依照“社会控制”理念，根据从欧洲思想界学来的优生学思想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法令法规，限制国内的“寄生虫、不可雇佣的人、低收入种族”延续其“低劣”基因：那些种族的女性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被剥夺了“生产”的权利，在身体上同样如此。(73)白人女性成为国家和民族希望的载体，被要求多生育盎格鲁-撒克逊后代，打赢这场人口战争。美国心理协会首任主席斯坦利·霍尔严厉抨击那些受过教育却选择不结婚的中产阶级女性，指责她们太“自私”，像“玩偶”一般没有用处。(74)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评价体现了与此一致的官方态度：“如果女性认识不到做好贤妻良母是她们最重要的任务，那么我们国家则需要开始担忧今后的命运了”，并将不愿结婚和生育的白人女性称为“恶毒无知”的“种族背叛者”。(75)白人女性很乐意地接受了“种族母亲”的圣化角色，甚至发展出了“优生学女性主义”(eugenic feminism)这样的思想来维护、固化和宣扬自己的这一身份。(76)《我的安东妮亚》的同名女主人公是这一身份最好的体现者。安东妮亚虽然是不受美国社会欢迎的捷克移民，但她在接受美国价值观、完成归化过程之后，便因为生育了多个孩子而被赞为“丰富的生命的矿藏，就如那太古民族的奠基人一般”；她的丈夫库扎克则是她“特殊使命的工具”。(77)这个“特殊使命”显然就是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白人女性担负的“种族母亲”之责。小说把安东妮亚视为民族的起源，真正表达的却是对美国新生力量的看重。小说最后一章的题名与安东妮亚无关，却是“库扎克家的儿子们”，他们像是“向着阳光的一次真正的生命大爆炸”(78)。这些描写中的昂扬之气便来源于种族人口对于美国“进步”身份的重要性。 在生育人口之外，“共和国母亲”对于国家政治的参与和贡献还有一个特殊的也是核心的形式，即对美国帝国主义战争的拥护。美国女性的这一情感认同经常为女性主义研究所忽视。传统研究总是把美国女性标榜成反对战争的先锋，原因大抵是出于为女性建构一个有别于男性的崇高形象的善意，但却没意识到这恰恰陷入了女性是“道德天使”这一身份编码的逻辑之中。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这一结论其实是男性刻意营造的意识形态策略，目的在于把女性排除在国家和文明的建构进程中之外，从而挽救他们自身的身份危机。在19、20世纪之交，随着“边疆”的关闭、体制化工作的日益重要、劳资矛盾的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移民数量的增加、“新女性”对于公共权力的主张等社会变革，被尊为美国民族性格的“边疆精神”日益式微，动摇了美国男性的身份基石。为此，美国社会呼吁重塑男性化的美国精神，在国际层面拓展新的“边疆”并推广美国文明。足球、拳击、健美和战争等富有“男性气质”的活动便成了实现这一意图的文化仪式，其中尤以战争为最高形式。任何不支持美国扩张战争的言行都被贬斥为女性化的“非理性”。(79)这一舆论策略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女性回归代表柔性力量的居家角色。当时一部分进步主义女性群体的立场和行动客观上的确符合男性的性别政治意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自由与和平国际联盟”主席简·亚当斯在海牙世界妇女大会上进行了首次国际反战努力，会晤各国首脑并在他们之间进行斡旋。(80)但实际上，真正反对战争的女性只占小部分，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与帝国事业的联系远比“非理性”地反战这一刻板印象更为紧密。总体说来，她们表现出浓重的“爱国主义”情结，非常积极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扩张战争。(81)当时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便是这一女性处境的注脚。在薇拉·凯瑟的小说《我们的一员》(One of Ours，1922)发表并于翌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后，该小说遭到了男性主导的文学界的批评。文化领袖H.L.门肯认为凯瑟在描绘美国公民“参与消除罪恶之圣战”时带有“抒情般的荒谬……与女性小说家的战争模型别无二致”(82)。当时尚未成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讥讽这是一部“凯瑟化的”(Catherized)作品：“可怜的女人，她总得找个地方搞点战争经历。”(83)“Catherized”这个双关语(暗指“麻醉的”[anaesthetized])把一个“非理性”的意象特质强行赋予凯瑟的女性视角，体现了男性创作的焦虑。现今评论为凯瑟多有辩解，认为她其实是在讽刺美国官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意识形态。(84)但结合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女性的“社会持家”运动背景可知，这部作品中持续出现“闪亮的理念”这一短语，并让美国士兵为之捐躯，完全符合当时女性对于美国帝国进程的支持，正体现了“捍卫美国民主和文明”的战时公民义务；题名“我们的一员”亦展露了建构美国群体身份的意图。 具体而言，一战时期的美国女性在三个方面承担了公民的帝国义务，藉此完成了“共和国母亲”身份的自我赋予：建构种族等级体系、送子参军和保障军队的战斗力。这三点的呈现都与身体话语紧密相关。 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女性效仿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女性先辈，积极建构并维护着种族等级体系，以便为美国的对外扩张找到最符合自然法的理由。欧洲帝国在推行殖民统治时，种族界限的划定和维持一直是它们致力解决的首要问题。那些作为帝国权力象征的男性被派遣至殖民地之后对母国文化少有遵从，经常屈从于肉体的欲望而与殖民地女性发生关系并产下后代。这一淫乱行为模糊了帝国与属地之间的人种等级，对帝国身份产生了解构性的影响；同时它也在军中传播性病，削弱了士兵的战斗力，降低了帝国的控制力度。为此，欧洲帝国除了在殖民地通过严厉的反卖淫法案之外，还炮制了一套以种族等级体系为基础的文明话语，将“妓女”一词等同于异族女性，把性病与原始和野蛮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超出西方理性之外的“东方黑暗之地”。(85)为此，帝国女性纷纷充当“道德传教士”，赶赴殖民地进行“文明的持家”——监督本国男性不再犯下“越界”行为，通过做饭、侍弄花园等体现“欧洲性”的持家活动为他们提供文化归属感，并且以母国价值观教育自己在殖民地所生的孩童——从而在重建种族和阶级秩序中发挥了“战略性”作用。(86)比如，法属西非的教育总督察盛赞帝国女性以“柔软的力量”为帝国事业做出了贡献，成为隔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分界线：“我们只要处于同种女人的监视下，就依然是个体面人。”(87)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女性显然秉承了欧洲女性先辈的帝国意识和性别定位，亦通过在国内的“社会持家”和国际的传教活动彰显了她们对“进步”话语和世界种族等级体系的认同，不仅为美国的国际扩张找到了合法性，也影响了美国人的世界认知和国家想象。从国际传教活动来说，美国女传教士青睐的地区都是那些“低劣的”“落后”民族生活的地方，意图“提升”他们的文明程度。中国便是美国女性传教的重点地区之一。(88)这不仅在美国文学中有所体现(如《我们的一员》把美国女性去中国传教视为比男子参军拯救旧欧洲更加英勇的献身之举)，连中国旅美作家的创作也多在这一语境中展开，如冰心的短篇小说《相片》(89)。这是被收录进美国《1880-1980短篇小说与相片文集》的唯一中国作家作品，它通过美国女传教士施女士与中国养女淑贞之间的关系，展示了美国女性在种族政治和性别政治的张力之间对于美国帝国进程的参与。到中国教会学校教书的施女士由于孤独而收养了孤儿淑贞，将她当做布偶来保护和爱惜。这个“美国/母亲-中国/女儿”的关系不仅体现了上文所提到的文明进化论框架下的种族教化，亦揭露了美国女传教士自身的性别焦虑：施女士因为受到毕牧师的感情伤害而毕生孤独，也因此严加控制淑贞的情感，在淑贞对中国男子李天锡动心时，她情绪崩溃了。这种情感显然符合“玩偶情结”(doll complex)：淑贞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意义上充当着施女士的“玩偶”，反映了美国女传教士作为“社会持家人”的最终诉求其实是国家和男性。(90) 从国内的“社会持家”来说，“共和国母亲”发挥的作用就是保持美国的“民主美德”，彰显美国文明相对于其他种族的先进性。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社会担忧来自“腐朽和专制的”旧世界的新移民们带来“恶习”，败坏本国的道德和政治制度。因此，它要求所有移民必须融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任何留恋故国风俗习惯的移民都会被视为“民主美德”的敌人而遭到排斥。就如小说《我的安东妮亚》中初到美国的雪默尔达太太从家乡带去的土特产被吉姆的祖母扔掉所暗示的，异族的食物和持家习惯就是美国文明的入侵者。中国人是这一充满敌意的文化归化制度的最大受害群体。美国的政客放言，中国移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对美国民主构成了极端危险的挑战，“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是外人，离群索居，固守他们原来国家的风俗和习惯。他们几乎不可能融入到我们民族中来，也毫无希望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这种偏离了“美国性”的异质因素被定性为“东方侵略”(Oriental invasion)。(91)以种族政治为基础的情感厌恶成了美国社会共同的话语修辞，被各种社会群体利用以表述自身的权利诉求，比如吉尔曼的名篇《黄墙纸》就是通过“黄祸”意象唤起大众对于男权压迫的反感。(92)面对此种情况，美国母亲们自觉地承担了保持美国习惯、体现种族美德的文化义务。她们并没有如女权主义者一般为自己争取投票权，而是督促美国男性捍卫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气象。1923年，她们为了限制新移民的政治权利，发动了一场投票运动，严厉敦促美国公民投票，将那些因所谓玩世不恭而将政治决定权留给新移民的中上层男性斥为“美国最危险的人”。(93) 送子参军是“共和国母亲”建构自身身份的核心行为，也是她们为美国生育盎格鲁-撒克逊后代之后进一步介入国家塑造工程的方式。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送子参军与美国进行国际扩张的帝国意图完全符合，是美国女性参与帝国事业的最积极形式。“进步”话语将美国塑造成“先进文明”的圣殿，它的保障、维持和扩张所依赖的则是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些母亲们衷心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帮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护卫和推广“进步”文明，继而完成美国的“天定命运”。她们通过努力在海军协会中设立了妇女分会，还在女性俱乐部里宣扬军队是她们的母亲职责能够被履行的必要前提。(94)作为这个前提的前提，送子参军于是成了美国女性表达爱国情感的基本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情感达到了顶峰。美国海军1917年的征兵宣传画《长官，他来了》(Here He Is，Sir)画的便是一位母亲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山姆大叔。(95) 除了为美国军队提供人力资源外，“共和国母亲”的身体与帝国命运的等同还体现在经济和道德层面。美国女性的身体对帝国的滋养延伸到了为军人儿子们提供后勤保障这一行为上。母亲的乳汁喂养儿子这一意象在帝国进程中得到了重现，这也是美国官方话语所极力强化的。美国政府号召民众购买自由国债的宣传画名为《女人！帮助美国的儿子们！》(Women！ Help Americas Sons，1917)，画面上是一位慈祥的中年妇女张开怀抱，背景是在远洋战斗的美国海军。另一幅《腌制》(Preserve)是山姆大叔带领美国妇女向军队提供果蔬。(96)英文“腌制”(preserve)一词除了持家活动外，另有“保持”之义，呼应了美国民主话语中女性传承“民主习惯”的重要作用。在道德层面，如她们在“社会持家”中发挥的监督作用一样，“共和国母亲”积极实践着其公民的“警觉”义务，监督军人儿子们不把精力浪费在妓女身上而削弱战斗力。(97) 在战争期间，个人的性行为被国家化，规训和监管自身的性欲是爱国话语的重要内容。对于女性来说，将性欲转化成对国家有益的活动是她们的特别义务，否则便是叛国。就此点而言，“共和国母亲”的身体与妓女的身体有一个对比。“共和国母亲”以身体为国家政治服务是值得赞美的奉献，而妓女则被国防部和美国民众视为与德军同等的威胁。(98)究其本质而言，这一有关卖淫话题的战时讨论是更大范围的女性身体话语生产的一部分。在这一话语中，女性身体被分成两个对立的类别：一个是生产的(无性的、值得尊敬的)身体，另一个是非生产的(性欲的、令人不齿的)身体。(99)自由的性欲除了在道德层面应遭受谴责外，在战争意识形态之下也造成了美国男性战斗力的浪费，从而具有了叛国的罪恶含义，因此受到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严厉监管。她们将其与售酒、卖淫、骚乱行为等一同视为削减美国战斗力的恶习，通过谴责此类行为彰显自身与其他种族、工人阶级、妓女等“他者”女性群体的不同。(100)在进步主义时期文学中，小说《我的安东妮亚》除了贡献了安东妮亚这个生育层面的“种族母亲”形象之外，还刻画了爱国层面的“共和国母亲”形象，即哈林夫人——她不仅将自己的儿子送进了海军，参与到美帝国的海域扩张中，并且在道德层面“捍卫”着美国文明。在安东妮亚最终被圣化成美国之母前，她作为异族女子曾经与性放荡联系在一起，最终未婚生子。在此期间，哈林夫人担负起了教育和监管之责，在安东妮亚一意孤行时毫不客气地将她驱逐出哈林家。小说结尾，安东妮亚尤其感谢哈林太太对她的“教育”：“我在哈林家学到了一些好的方式，使我能把孩子们抚养好。”(101)这里“好的方式”无疑就是美国的“进步”价值观，而安东妮亚两段经历的对比体现了女性身体的国家化要求，展示了“文明的持家”的主要内容。总而言之，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女性以母亲身份成功地介入到了政治中，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再生产和维护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文化运动之后，身份建构话语进入了社会离心力加速的时代。各群体为了争取自身的权利、宣扬自身的价值，开始不断解构关于国家和政治的宏大叙事，忽略个体作为国家公民这个最基本的身份。在所有的身份建构因素中，国族是最重要且无法回避的维度，毕竟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个体或群体不能以脱离国家政权保护的“赤裸生命”而存在。在社会改革、政治动荡或者价值危机时刻，这一事实体现得愈发明显。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断言，群体自身的独特性必然要服从国家政治。正如卡尔·曼海姆对于个人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概括的，“我们之所以从属于一个群体，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群体中出生的，不仅是因为我们都宣称我们从属于它，而且，也不仅是因为我们都对它表示忠诚和效忠，而首先是因为我们使用它所使用的方式(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群体所具有的各种意义)，来看待这个世界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某些事物”(102)。 作为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基础的“进步”话语有一个最根本的目标，即服务于国家的建构工程，在种族和文明的框架下塑造美国民众的自我身份想象。对于当时的个体来说，只要其接受其美国公民身份便势必会接受这一话语逻辑而成为国家主体中的有机构成。美国女性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对于其行为和心理认同的判断不能脱离这个历史的语境而采取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去得出预设的结论。当时美国女性主流群体没有激进挑战正统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社会持家”帮助定义了美国的“文明”和“民主”价值以及这些价值观所特指的种族群体，帮助美国建构了“进步”的国际形象，从而完成了自身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