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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天使”到“野蛮人”：进步话语中女性与文明之间的“理性”区隔 “新女性”对公共领域的踏入之所以引发社会争议，是因为这背离了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对女性的定位。正如《北美评论》的读者来信所显示的，当时的“进步”话语将女性视为缺乏“理性”的个体，没有能力参与美国的“民主”政治，因而也和“野蛮人”一样无法体现人类文明的进步。⑨这一观点的奇特之处并不是它延续了不准女性参政的传统性别规范，而在于剥夺了女性在维多利亚时期享有的“道德天使”和“文明守护者”的神圣角色，通过“理性”在女性和“文明”之间树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区隔；更关键的是，这一观点还以此为基础将女性与“劣等种族”相类比，从而固化了自身的合法性。隐藏在这一思想意识形态之后的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家身份建构进程以及这一进程对于启蒙理性的借用和重构：它利用和改造了启蒙理性的内涵，将原本指代个体独立的“理性”提升为公共政治和种族文明的先决条件和根本特征，体现出从个人主义到群体主义的明显转向。 美国的革命和立国得益于弘扬个体独立的启蒙理性，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美国逐步变成了个人主义泛滥、自由经济无序扩张的丛林。颇感压力的男性于是提倡性别领域分离原则，赋予女性和家庭一个象征性的崇高地位。他们认为，公共政治的运转是肮脏无情的，男性必须保护女性不受它的污染；女性是道德的化身和文明的守护者，应该把家庭营造成纯洁神圣的港湾，以虔诚的信仰和高贵的道德为男性提供慰藉和精神指引，使他们的政治行为不要因过于野蛮而偏离文明的轨道。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领袖约翰·拉斯金在《女王的花园》(“Of Queens' Gardens”，1865)一文中评价道，家庭中的女性是“秩序的中心，消除痛苦的香膏，映照美丽的镜子”，她们把家庭变成了宜人的花园，而男性“在本质上都是好战的，他们能为任何目的甚至毫无来由地争斗”，他们主导的外部世界“秩序更难保证，痛苦更加肆虐，美丽更加难寻”，女性就应该充当道德良心，“为男性选择他们的事业，阻止不义的争斗”。⑩这一说法把女性与“文明”相等同，将她们的持家活动与女王治理国家相类比，视为维持国家身份的重要层面，高度肯定了女性持家对于文明的意义。(11) 美国女性同样拥有这个“道德天使”的光环，其圣化形象在大众想象和文学作品中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个典型例证是，在废奴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最为耀眼的角色并不是题名主人公黑奴汤姆，而是符合“真正女性”标准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金发雪肤的伊娃在外貌和思想上都被刻画成一个天使的形象：她对黑奴抱有基督式的悲悯，其临终前将自己的金发散发给家中黑奴的行为喻示着福音在种族阶级意义上的垂直传播。另一位天使女性、参议员伯德的夫人同情逃奴伊莱扎，说服了原本投票支持《逃亡奴隶法案》的丈夫一起帮助她，敦促丈夫重新选择了符合人类文明判断的道路。作家哈丽叶特·比切·斯托也因此被林肯总统赞为“引发一场大战的小妇人”(12)。就主题呈现而言，这部小说“颂扬了母亲的美德，她在家庭中的权威和良善影响被用来纠正外部的男性商业领域对于人性的摧残”(13)。总而言之，19世纪中期的女性确实通过“文明持家”对美国的历史进程施展了影响。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进步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冲动和内部竞争，美国社会开始意识到缺乏监管的“发展”正在将美国降格成非理性的“自然”，完全偏离了“美国例外论”一直宣扬的国家形象。他们力图通过一场“进步主义”运动重新定义美国的民主政治，弘扬发挥政府主导职能的“社会控制”理念，实现以群体利益为旨归的“理性”民主。(14)在这场全国性的思想、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启蒙理性的定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性”不再是个人独立性的彰显，而成了种族文明的衡量指标，进而被塑造成美国“民主”政治的专属特征。 “进步”话语就是以“理性”为基础对内定义美国“民主”模式、对外证明美国人种族优越性的意识形态，意在塑造本国公民和殖民地属众(古巴、菲律宾群岛等)的国家认知和世界图景。其主要目标就是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先进的”的文明。自约翰·温思罗普在布道中号召前往美洲的清教徒将之建成“基督教仁爱的典范”以来，美洲以及后来的美国身份话语一直将自身塑造成全世界人民追求自由和理想的“应许之地”和“山巅之城”。到19世纪后期，新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在人口和文化上对美国主流社会构成了威胁。为了把这些新移民拒之门外，美国力图从“文明”角度证明他们相对于美国的不适宜性，建构了一个世界种族的“进化”链条：不受欢迎的新移民被宣称是处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低点的野蛮存在；进化链条的顶点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政策制定者认为，“为了让美国文明得以保持和发展，美国最高层的知识界、经济界、社会界和政界必须在可预见的将来确保由来自北欧的中上层阶级的后裔组成。绝大多数黑人、印第安人、拉美人、亚裔美国人、劳工移民和女性在连续几代的时间内都不可能胜任美国公民身份的要求”(15)。可见，所谓的“进步”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将自身的群体身份定义为美国文明标准、为了建构其“先进”性而炮制的种族话语。他们对于其他种族的歧视通过“文明”一词得以巧妙地隐藏并获得了表面上的客观性。按照这个逻辑，其他种族因为文明落后而必将被历史淘汰。印第安人、黑人等于是就因为身体、道德和文明水平“低劣”而变成了“消亡的种族”(vanishing race)。(16)根据“进步”话语，先进的美国一方面与这些野蛮种族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另一方面也担负着照顾低劣文明的重任。那些种族因此成了“白人的负担”。这一短语来自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在美国进步主义杂志《麦克卢尔》(McClure's Magazine)发表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1899)一诗。在诗中，吉卜林呼吁美国推行帝国进程，担负起提升菲律宾殖民地文明的重任。这一思想被美国社会迅速接纳，在大众读物中广为流行。《裁决》(Judge)杂志在1899年4月1日刊载卡通画《白人的负担》，内容即是山姆大叔在向着光明万丈的山顶攀登，身上背着黑人、印第安人、中国人等各色人种。(17)1916年《世界》(The World)杂志中的同名漫画则画了一个白人扛着受伤的墨西哥大陆。(18) 值得注意的是，“进步”美国与“衰朽”文明的对比往往在文学艺术中被呈现为年轻女性与年老婴儿的“母子”关系。《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刊载的卡通画《家庭的最后成员》(“The Last Addition to the Family”，1869)将美国刻画成一位年轻母亲，怀里抱着中国人模样的婴儿，但那婴儿却满脸皱纹，年老不堪且面相凶恶。(19)画作暗示，古老的中国文明在本质上是低劣的，在世界文明大家庭中还处于婴儿期，需要成熟的美国呵护。薇拉·凯瑟的小说《迷失的夫人》隐约重现了这一“母子”关系：垂暮之年的福利斯特上尉已经不能适应进步主义时期的商业化美国，他的拓荒经历也变成了“从前”的历史叙事。(20)他“为自己的重量所累”(Lost：23)，“像大山一样倒下来”(Lost：31)，只能静坐在花园里凝视太阳的阴影慢慢移过日晷，“看着时间被吞噬”(Lost：94)。这位与时代脱节的上尉被比喻成受伤的大象、笨拙的棕熊(see Lost：78，79)，越来越像“印第安人”(Lost：45)和“睿智的中国老官吏”(Lost：116)。相对应的，他的妻子福利斯特夫人却一直充满活力，是所有男性竞相追逐的“美学理想”(Lost：72)。这一刻画的妙处不仅在于呈现了上尉这个“现代”时间的创造者却被时间所抛弃的内容(21)，更在于此主题的叙述方式——被时代抛弃的个体被动物化和异族化了，小说实际上再现了美国与中国和印第安文明各自在“进化链条”上的位置以及它们对美国造成的“负担”。 吊诡的是，在这一以“进步”为基调的“文明进化论”中，虽然美国不时被比喻成年轻母亲的形象，但一直被尊为文明体现者的女性与“文明”的关系却在公共政治实践层面被切断了。如上文引用的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论调所显示，女性被与其他“低劣”种族相提并论。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公共政治领域中的“理性”标准被性别化和种族化了。“理性”被认为是实现进步的最基本前提，它与“非理性”的区隔是当时美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22)根据“进步”话语，只有具有理性的人群才能在技术进步的社会背景下实践“美国民主”；这个群体概念被称为“民主公众”(democratic public)，专指盎格鲁-撒克逊裔的中上层阶级的男性。女性和“野蛮”种族则被归为无法实现进步的“非理性大众”(irrational crowd)，是美国民主政治体制中的“不适宜”群体。性别差异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始社会向现代文明的进化道路充满了困苦艰辛，只能依赖男性进行拓荒；女性从属于过去，只能在家庭领域体现道德纯洁。(23)马克·吐温的小说《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1889)中有一幅插图，内容是时间之神拿着镰刀，在“现在”(19世纪末)和“过去”之间划下鸿沟。“现在”被绘成一个现代男子，伸着双手想拉回“过去”；“过去”则是个被动地坐在地上哭泣的古装女子。(24)正是这种与理性技术时代脱节的形象使得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社会激烈否认“新女性”具有参与公共政治的能力。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女性在精神或体力上都缺乏天赋，这是“自然的错误”；女性不像男性一样具有理性“常识”，“吓人的时候比男性更残忍，掌权的时候比男性更无情”，这注定了她们制定的法律只会是“恐慌”或“偏见”的产物，一旦从政“只会比男性失败得更彻底”。(25)简而言之，一贯被视为与“道德”而非“理性”等同的女性在进步语境下丧失了体现“民主文明”的功能，从“女王”的神坛上跌落成为野蛮人。 “非理性的”、“反文明的”女性参政者形象既是19世纪性别话语的延续，也受到了19世纪末达尔文“科学”话语的影响。根据性别领域分离原则，参与政治是对女性“道德纯洁”的最大破坏和侮辱。1837年纽约州参议员萨缪尔·杨说，女性参政是“东方式的野蛮谬见”和违背女性天性的“压迫”，只有“野蛮的土耳其人”才会对女性这样做。(26)当时的女性普遍接受了这一定见，连女权主义者也不例外。从1848年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到进步主义时期，女权运动从来没有颠覆过女性的感伤形象。代表女性声音的《情感宣言》(“Declarations of Sentiments”)也认同女性的感性特征，强调女性与道德和情感而非“理性”的关联。到19世纪末，这一联系在新兴的达尔文学说那里变成了证明女性属于退化物种的前提。道德制约使得女性不符合“适应”和“竞争”这两个物种进化的最根本原则，所以她们在本质上是缺乏竞争力的自然淘汰对象。达尔文声称，“两性在智力上的主要区别在于，男性无论从事什么，都能比女性达到更高的水准”(27)。这一观点被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科学界奉为圭臬。1895年，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专家团通过世界范围的调查得出了一致的“科学”结论：世界上所有社会的女性生活都是停滞的，她们一直在毫无创新地重复她们的祖母和母亲做过的事情，天然与进步及文明无缘；这一点在本质上与“野蛮人”类似。(28) 将女性与“野蛮人”并置在文明对立面的理念在深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的自然主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麦克提格》(1899)中的女主人公特瑞娜便是一个典型的非理性角色。她对于金钱有着恋物癖式的欲望，并将自我降格成了这一欲望的奴隶： 她对钱的渴望排斥了所有其他的情感。钱就在她的行李箱下面，帆布包里、羊皮包里、铜质火柴盒里都是。特瑞娜没有一天不把钱拿出来放在眼前，抚摸着。一天晚上，她甚至把所有的金币铺在床单上面，然后上床脱光，在钱币上睡了一整夜——那光滑的钱币触碰着她整个身躯，让她获得了一种奇异的狂喜般的快感。(29) 这段带有性暗示的描写显然呼应着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化身金雨与人间女子达娜厄交合的场景。对于当时美国的读者而言，这段描写的神话影射非但不能激发原有的史诗般的崇高感，反而更强烈地体现了现代金钱环境下美国女性丧失了固有的情感美德而向动物性和异族性的堕落。她的丈夫麦克提格便在其欲望的逼迫下，一步步从代表理性的医生沦落为酗酒的感官动物和杀人犯。 很难想象在自然主义者的眼中，特瑞娜所代表的女性会将美国带往何方。正是在这一语境下，热衷于公共政治的女性“僭越者”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文明内部的野蛮人”(internal barbarian)，其行为动摇了国家的道德根基，伤害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因而被斥之为社会“病态”。以投票权为例，美国社会认为它要么毫无意义，要么会产生类似“通奸”的危害。因为女性应该顺从她们的丈夫，她们参与投票无非就是将男性的票数翻了一倍，结果没有任何改变。如果投票不一致，女性就背叛了她们的丈夫，像通奸一样为性别道德所不容。所以，投票权其实是在鼓励女性脱离家庭这个对于她们来说唯一合适的权力策源地，放纵非理性的“内在欲望”而引发道德滑坡。因此，反女性投票运动者坚决要求“新女性”抛弃“通奸式的个人主义”，放弃不当要求。(30)女性的道德权力一旦超出家庭领域，便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病态行为。比如，19世纪末成立的动物福利组织(成员为女性)经常抗议活体动物被用于医学实验，医学专家对她们不懂“科学”却要指手画脚的行为大为光火，将之“诊断”为“神经性爱恋动物症”，病因是女性无法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对动物产生了病态移情，其本质是“反社会的”。(31)这一观点在美国民众中颇有市场，当时的环境保护实践和自然文学书写(nature writing)也因此被看作女人气的无病呻吟。(32) 总而言之，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理性”随着美国国家身份建构的需要而从个体启蒙层面进入到公共政治层面，成了彰显技术进步、民主政治和种族进化的生理学和社会学双重意义上的文明标记。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女性与其他种族一起被赶下“文明”的神坛就显得不可避免，因为这是国家建构工程的必要步骤，是保证美国“民主政治”的理性基础，是维持美国在人类文明进化链条“顶端”位置的前提。而以往研究较为忽视的事实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并没有太过反感这一“进步”话语，因为相对于她们对于社会权力的需求来说，将其他种族隔绝在美国之外才是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