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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女性运动置于当时的“进步”语境中进行考察，认为既有研究将之概括为“新女性”对于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颠覆这一结论过于强调性别政治而忽略了种族和国家话语的影响。实际上，中产阶级女性并未违反传统性别规范，相反，她们通过“持家话语”积极地参与了美国国家形象建构的进程，利用种族等级论和道德规范塑造了美国的“进步”文明和“民主”国家的形象。 关 键 词：文明/持家话语/国家建构/女性角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学者项目“帝国的花园”(2011Q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铭(1981- )，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小说研究。 有关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女性，学界研究有一个定论，即认为她们是反抗当时社会规范的“新女性”。这一印象的产生源于美国当时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她们能够(或者必须)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这客观上导致女性偏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真正女性”(true womanhood)标准，淡化了“持家”义务。①1894年，爱尔兰女作家萨拉·格兰德在美国《北美评论》杂志上首次把美国女性称为反叛的“新女性”。她说，传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必须成为家中的“奶牛”，不然就会被视为“渣滓”，但“新女性”致力于“纠正”这一传统。②这篇檄文强调“新女性”摆脱了持家责任，给读者造成了她们与社会主流道德相对立的印象。1895年的一幅流行漫画呼应了格兰德的文章，更是强化了这一感觉：画中一位身着男装的女子准备骑自行车外出游玩，却把丈夫留在家里做家务。③这位女性公然异装，还能驾驭代表当时最新技术发展水平的自行车，在身体和智力上都反衬出丈夫的柔弱。性别倒置引发了社会性别危机，招致男性的口诛笔伐。《北美评论》的读者来信怒斥“新女性”既要享受女性的优待，又想染指男性的权力，是“狂妄且毫无理性的”④。有人质疑“新女性”这个概念本身，认为它是对“好”女人的污蔑，虚构出了一个“谁都没有真正见过的妖魔”⑤。无论哪种说法，都把女性行为的改变视作“非理性”的社会反叛。而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兴起的女性主义批评出于建构自身运动谱系的需要，祛除了“新女性”形象在世纪之交社会语境中的消极意味，进一步强化了她们对抗主流社会的内涵，遂使之成为定论。 客观而言，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女性在空间移动性和身体控制权方面比维多利亚时期的先辈更具独立意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男权社会的期待。然而，将“新女性”概念等同于反叛则忽视了女性的内部差异，不能准确概括当时女性整体的行为模式和心理认同。近年来学界对此有所反思。希拉·罗博特姆指出，“新女性”这个标签是女性主义批评虚构的统一身份，忽视了当时女性实际上持有“从极端个人主义到群体主义”等各类立场。⑥吉莉恩·萨瑟兰通过对英国女性的研究断言，女性的“真正改变”只出现在中下层工人“妇女”中，而中产阶级“夫人”依旧乐于在家庭中充当道德权威。⑦这些最新研究强调传统研究过度渲染“新女性”的颠覆性，犯了把女性外部空间的改变混淆为心理反叛的错误，并重申威廉·蔡菲早已提出的“变化悖论”(paradox of change)命题：“新女性”一方面摆脱了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但绝大部分(尤其是中上层阶级)女性仍然坚守传统的性别思想。⑧这个以往应者寥寥的观点现在成为新的共识，学界开始承认“主流社会/新女性”二元对立仅呈现了历史全景的一方面。 无论是“颠覆”论的片面还是“变化悖论”的迷惑，这两种观点都以强调个人独立性的启蒙理性话语为逻辑前提，仅从性别政治角度去评判“新女性”的社会操演，预设其价值是对于社会规范的偏离。实际情况却是，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正处于从个人独立转向群体福祉和国家身份的“进步主义”语境，女性群体也更多强调自我身份与国家身份的一致性，而不是异质性。她们在参与公共政治时所依赖的依然是传统的性别话语，力图以“持家人”身份增进公共福祉。本文以当时美国社会和文学中的女性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认同角度辨析“新女性”何以被定义成社会的“非理性”因素以及女性群体对于“进步”话语的妥协、挪用甚至维护，指出她们利用主流文化赋予的道德权力参与到美国建构进程之中，成功地将女性的“非理性”负面形象转化成正面的“社会持家人”和“共和国母亲”形象，体现了女性公民对于国家政治的服从。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非但不是反叛者，反而是建构和维护美国意识形态的积极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