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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生与存异：对翻译重生论与不可译的人文主义思考 伯尔曼、阿普特和苏源熙等从人文主义视角对翻译重生论和异域性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和演绎。伯尔曼(2005)认为创作是对历史的翻译，即对逝去的事件进行书写而使其获得文学升华，让往事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如同翻译是让过去的原文续存下来并重生于译入语中。两者都是关乎“过去的幸存”的语言行为。她以法国抵抗诗人夏尔(René Char)的《修普诺斯之书页》(1946，以下简称《修》)诗歌创作与美国新近抵抗诗人里奇(Adrienne Rich)对该诗的翻译拟作《夏尔》(1999)为例，说明了诗歌创作和翻译在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互文关系。夏尔通过其富有语义潜力的诗歌语言，将其亲历的战斗活动诉诸笔端。伯尔曼将这一言语行为喻为跨媒介翻译的题画诗(ecphrasis)，即把视觉效果翻译成文字艺术。虽然夏尔感叹无法完全忠实再现亲历的一切，但他还是努力让丢失的“原文”(过去的事件)通过言语存活下去，将历史与对未来自由的憧憬关联起来。里奇的拟作《夏尔》由对《修》的碎片式翻译、节译以及里奇与夏尔的对话等三部分构成。“如同夏尔书写了亲历的历史，里奇的诗歌则让这段历史得以在英语世界‘存活’，让它与英美读者见面，从而‘死而复生’。”[9：270]《夏尔》通过翻译与创作的混搭，不仅激活了对夏尔诗歌以及夏尔描写的历史事件之回忆，而且通过回顾过去而感知当下。当读到这些战时描述时，人们不由掩卷沉思当下纷乱的世界，守望过去，反思当下，希冀和平，抒发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与关切，由此展开与21世纪英美读者的对话。夏尔和里奇的“历史事件——创作——拟作”之间互文性所表明的，恰如本雅明所言：“文化‘生命’只能在时间或历史轨迹中获得，形式各异的‘翻译’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257] 这种对人文精神的诉求也体现在阿普特的语文学人文主义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在其专著《翻译地带：一种新的比较文学》(2006)中，她认为，翻译是建立在语文学关系基础上的一个地带，目的在于从地缘政治学上全面应对比较文学个案性与地域性所带来的挑战。如她所说，“语言在本质上具有跨国性；其多语成分能体现语言旅行的历史，但不一定再现帝国的历史轨迹。比较学者运用星球性方法研究文学史，该方法不仅回应了地缘政治的动态性，也没有回避难以应对的边界战争。”[10：583]她以此为立足点，积极地看待了不可译性。不可译因素是思想传承的媒介，而且使翻译获得“重生”。因为“不可译因素被描述为语言中无法交流的东西、一种‘异质’的内核，是一种只能在翻译中‘重生’而无法言喻的文本实质，抑或一种启示性语录的神圣文字形式”[10：584]。例如，理论术语的不断重译甚至是误译，都意味着语义的添损，体现了意义是动态性与稳定性的对立统一，意义在翻译中得到丰富与产生。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地缘政治的多样性和语言文化的多重性让不可译因素转而表现为意义重生。它也让不可译性进入到比较学者的视域中，从而产生形态革新，挣脱了地缘政治的束缚，走出了民族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窠臼。因此，阿普特认为，比较文学的翻译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回答不公正对待非西方的方法问题。她特别关注了哲学的不可译性问题。哲学命题具有与生俱来的异域性，有哲学出现的地方就有不可译性绗缝点，这恰好表明哲学回答了不可译性的可译的悖论，即使是当哲学命题被字面直译。这种对不可译性的存异处理鼓励了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对照，避免了通过归化翻译获得知识所带来的认识过分简单化与同质化。特定文化语境所产生的哲学在译入另一种文化语境时，必然会带来新的语义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以忠实为诉求的哲学翻译产生了不可译性。其解决办法是用哲学术语本身来翻译哲学。同时，翻译发生的时间会影响哲学理论的发展，因为原文与译文的时间差通常会给理论词汇带来新的语义变化。“原文首次出版与译文出版时间差越大，文本被误读或创造性地语境重构的可能性就更高。”[1：52]这说明了复译对哲学命题不断被演绎和阐释的意义。对哲学论著的复译拓展了哲学知识领域，译者在理论发展的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翻译不是一套固定意义的文字转换，而是具有动态意义的语言行为。她的论说解构了不可译因素的消极意义，肯定了正是通过复译，不可译因素让意义得到丰富、获得重生。 苏源熙重申了借译(例如中文中的音译词与字母词等)也是跨语言的交际方式之一。他认为“并非所有的都能翻译，也并非所有的都得翻译……语言中的部分语词是无需翻译的。例如，专有名词因其专有性而往往是直接引用原语词或音译，而不翻译，为某一特定场合而偶造语词也是如此。”[12]因此，翻译不是两种语言可以发生接触的唯一方式。虽然借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但是它不仅有助于交际的完成，而且还生成克里奥化语言。这一交际方式所揭示的语言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所反映的语言关系。翻译是寻找对等词，但不可避免地会在目的语中造词或者对现有词语进行意义的变形。这就意味着，翻译行为对译入语具有暴力性。而且，翻译是建立在解释的基础之上，以目的语语言与文化为导向。借译不仅反映了蒯因(W.V.Quine)所描述的指称的不可测性和不确定性，还反映了与翻译迥异的语言态度、文化的态度和对待创新与输入的态度。借词无需解释，表明目的语的不完整性，意味着接受他者，是源语及异域文化导向，往往是通向翻译之路的一个阶段性表现。苏源熙肯定借词的交际性，目的在于说明语词的形式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有着丰富借词的语言向我们表明新形式的必要性，显示了现有语言意义的缺省。“形式”成为一个结果的、实用的和故事的艺术品的代言。如果语词是工具的话，那么文学作品通过形式的复合而产生内容。语文学也强调形式的重要：如同语言存在作品中，作品也存在于语言中。“让能指成为艺术活力的活跃的、基本的载体。人们是通过文化形式发现自我，而不是表达自我。这使得形式变得有价值，而不仅仅是传递已知的工具。对于发现来说，外来形式是最好的载体。虽然不能确定是否能从这一形式得到未知，但它至少不是重复告诉我们已知。它能教会我们新的行为，从而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过去的自己。”[12]因而，语词的形式是新知的载体，借词就是得以让形式得到保留。因此，借词具有发现自我、发掘未知的人文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首先，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引出文学文化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上升为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强调翻译阐释性，引出了注重研究翻译的特定之处、深层次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理论问题，以及世界范围的流传、政治定位等问题。在这点上，我国比较学者谢天振的译介学和查明建的相关论文中(2005)也有阐述。当下的美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力图践行这一研究范式，并将讨论上升到哲学和人文精神层面，其基本方法是翻译评估要考虑译者和译文读者所处的接受情境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并由此产生了伯尔曼的“与”宣言、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椭圆形折射论、韦努蒂的接受情境决定论、阿普特不可译的可译论、苏源熙对借译的人文意义的认识方式等等。这些认知共同点在于，明确了翻译是东道文化价值观和需求的产物，肯定了翻译的阐释模式。如达姆罗什所言，“文学作品进入异域文化空间而得以成为世界文学，但该空间是以种种方式由东道文化的民族传统及其作家的当下需求而界定的。……世界文学是东道文化价值和需求的产物，正如源文本是源文化的产物一样。”[4：283]虽然“对作品的基本要义的正确把握需要参照源文化，但要在新文化或新理论语境下去有效理解作品”[4：288]。因而，对接受情境的分析始终是研究的切入点。这些思考和成果是对翻译的系统论、规范论、改写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其它哲学认知的发展和补充，丰富了对两种文化相遇方式的认识。对东道文化语境研究的重视也被我国译介学所强调，如谢天振所强调的对“目的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情趣，包括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以及译介者自己的译介方式、方法、策略等因素”的研究[13：7]。也正如查明建所言，翻译文学研究需要回到翻译文学生产的“历史现场”[14]。 其次，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是方法不是对象。创作、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符际翻译、术语与语词翻译都可以成为比较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不仅限于文学翻译)，但强调对主题和叙述方式的论述、世界文学语境下的翻译承载的人文意义与普世价值、强调对文化、文明传承与译介之世界意义的人文关怀、强调翻译存异(包括语言形式的借译)与重译，有利于人类不断得到未知，发现新的自我，传承人类思想与精神。跨国家、跨民族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与翻译交叉研究可以提高多元文化、多语世界的意识，也鼓励对话与协作。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将拓宽、深化对话，而这些对话将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文学的全球性，还能认识到建立在互相反映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共享性。 最后，笔者要对美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提出一个思考问题。上述的这些研究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认识翻译产生的接受情境和方式，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环境和方式的组成要素以及观测的具体方法，这样给理解和运用带来一定的困惑。即使是达姆罗什的椭圆形折射论，也引人追问：世界文学从翻译中的所获具体指什么？超然解读的方式具体指什么？与远距离阅读和细致阅读的关系是什么？因而，上述研究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其它模式(如系统论和改写论)相比，显得有点玄奥。这也反映出美国的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具有抽象理论性倾向，缺乏实际的操作性。但不管怎样，美国比较学者当下的翻译研究范式丰富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内涵，让我们看到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开放性、发散性与思辨性，以及人文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