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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鉴于美国翻译研究具有哲学思辨和比较文学视角的传承，本文综述了美国比较学者苏源熙、达姆罗什、伯尔曼、阿普特以及韦努蒂等比较学者近十年来的翻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现出了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性、世界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式翻译性、翻译阐释与调适模式以及对翻译重生论与不可译性的人文主义思考等的认识。该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范式不仅强调了翻译阐释性，明确了在新文化和新理论语境下有效理解翻译，因而注重研究接受情境及其运作方式，而且强调世界文学语境下翻译承载的人文精神，强调对文化与文明传承与译介的世界意义，强调翻译存异与重译的人文意义。因此，这一研究范式也许对我们思考翻译如何助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现提供人文学术思考，使得这一思考具有接受情境导向性、人文精神性。 关 键 词：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椭圆形折射/解释项/翻译重生论/不可译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0BYY01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也是作者在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从事“中美富布赖特”研究访问学者项目成果之一。 美国的翻译研究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特点。这一方面体现在其哲学思辨和比较文学视角的学术传承。在当下翻译研究论著中，引用文献频频出自哲学家或者比较学者的话语。这些文献包括施莱尔马赫的尊重异域论、本雅明的纯语言与直译论、斯坦纳的阐释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勒菲弗尔的重写论、贝尔曼的异域性论、德里达的延异论、赛义德的东方学论、福柯的话语论、伯恩海姆的学科开放性、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波浪论、佛克马的世界主义论以及库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等等。另一方面，美国的翻译研究一直是在比较文学系展开的，且在近年获得了强劲发展势头，涌现了一批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上卓有建树的比较学者，这其中包括伯尔曼(Sandra Bermann)、阿普特(Emily Apter)、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根茨勒(Edward Genzler)、斯皮瓦克(G.C.Spivak)、苏源熙(Haun Saussy)、海亚特(Eric Hayot)、斯蒂文(Yao G.Steven)、韦伯(Samuel Weber)、伍德(Michael Wood)、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等。①在这些学者近年的成果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比较文学与翻译交叉研究的宣言，而且进一步探讨了翻译研究的语境性因素之内涵与要素，强调了尊重异域性的人文意义与精神。 以上比较学者的研究传承与现状造就了美国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和人文科学路径。正如阿普特所言，“从早期到当下，翻译一直以不同形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主干。对于那些彼此不同但相互连贯的(学科)教学法而言，翻译已经成为一种催化剂，因为它有效地将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语言学、人文主义、翻译研究与被摒弃的人文主义、‘后卫星时代’的语言学、机器翻译、解构主义等知识领域的发展及文化翻译相结合”[1：50-51]。以下我们重点讨论伯尔曼、达姆罗什、韦努蒂、阿普特和苏源熙等比较学者近年来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结合研究之思考。这些研究体现了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性、世界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式翻译性、翻译阐释与调适模式以及对翻译重生论与不可译性的人文主义思考等认识方式。 一、比较文学“与”翻译：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对话，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与反思的场所 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佐哈尔、图里、切斯特曼、赫曼斯、勒菲弗尔、巴斯奈特、斯皮瓦克等学者均从比较文学视域开展了翻译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比较文学与翻译”其名的确立，却归于伯尔曼在2009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所做的题为《耕耘于“与”地带：比较文学与翻译》的会长发言。②在此文中，伯尔曼追溯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历史，明确了比较学者研究翻译的基本任务以及意义。她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两者的结合研究将成为跨国家、跨民族和跨学科的人文学科。“它很可能带来一种全新的全球意识。而这种意识将有利于加深对这个多语世界的语言、文化和民族的感悟，并把研究者带入到更广、更积极的对话中。”[2：432]“比较文学与翻译”中的“与”意味着两个学科相关联、相关系、平等对话之意，意味着这两者结合研究的开放性，但又不失比较文学的学科本位性。 伯尔曼认为，将“比较文学与翻译”相关联，不仅秉承了比较文学“一直以来对其他文化和学科所持的开放态度”[2：434]，而且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与”这一认知方式可以追溯到伯恩海姆1993年报告。正如伯恩海姆所预见的，目前，学科领域更加广泛，研究包括了“在不同的知识域、经济和政治背景下的文化表达的物质可能性，无论是现象还是话语”[3：45]。而且，也正如苏源熙的“球茎”学科的隐喻所描述的，比较文学不断地在与其它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生发出了“腋芽”状的新研究方向。“与”研究具有溯因推理或类推逻辑性，其结果是“也许”、“似乎”而不是肯定。它可以使比较文学不再囿于对相同和差异的比较，而是在语言、文化和理论基础等层面上展开更加细致与复杂的对话。因而它是观察文学关系的开始，可能会激发研究者进一步的细致阅读，并提出理论性的诗学问题，显示阐释学的复杂性；同时，也让文学、宗教或者政治文本之间展开对话。比较文学与其它学科结合的宣言，鼓励了比较学者开展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学者认识全球化世界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伯尔曼提出，当下的比较学者是“与”的一代(the and generation)，“与”意味着开展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对话，比较文学与翻译就是对话之一。 比较文学与翻译的结合研究，两者可以在文本、实践以及协作等三个层面展开对话。在文本层面，自伯恩海姆1993年报告之后，比较文学教学已经接受翻译文本，成为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理想场所。在实践层面，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强调翻译过程是对原文的细致阅读，重视原文诗学特征，并为东道文化读者的理解努力进行有效阐释，体现出文学创造性，让文本实现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说的“重生”。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语词和意义在目的语中的扩展和转换，丰富了目的语，提高了其交际潜力。“翻译不仅提出了语言学和哲学问题，而且也提出了政治、宗教和经济问题。例如，为何译入英语的翻译相对少？翻译发生在何时、何地，译者是谁？文本是如何被翻译的？翻译行为是出于什么政治、文学、经济或宗教原因？翻译是如何影响原作者以及语言的生命的？在当今权利和语言失衡、不平等和去权利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背景下，这些都是关于翻译的重要政治问题。”[2：440]比较文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深化了对作品的理解，也成为研究的新方向，扩展了“与”地带。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可以给大学人文学科的协作带来新契机，它可以体现为世界文学课程建设，关注翻译的文本问题，思考翻译文学的语言、流传以及异域性等问题，让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展开对话；也可以体现为在大学层面开展比较文学与翻译的对话，设立翻译协作课程和专业，建立翻译中心。这些协作方式有利于在“与”地带开展跨学科研究，彰显了比较文学最重要的特质和问题。 在学科方法上，比较文学和翻译都具有学科关联、关系与合作性质，其语言均能反映相似性与差异性、异域性与本土性。两者的结合研究更加凸显了这些性质。伯尔曼认为，翻译追求的是对等，处理的是交际的相似，同时也不抹杀差异。翻译是通过关系、溯因和类比推理而谋求对等语词。对话始终在译者的判断与文本之间不断进行，而判断取决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知识，对话是推理的向导。对语词的翻译过程就是过去与现在、源文化与东道文化的对话过程，也是与他者发生关系的过程。文本的异域性在种种对话中得到强调，包括文本之间、语言之间、文化之间、时代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对话。阅读翻译就是进入“与”地带，不是侵占这个地带，而是观察与交流，并产生“他者”的意识以及对话需求。 最后，伯尔曼指出比较学者研究翻译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思考翻译文本质量及其局限性，引出文学文化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上升为文学与文化批评或者理论。比较学者比译者更加深入地游离于文本之间，与文本相遇并静心思考，发现文本中的陌生化，感受人类的共性。“如果研究者特别注重研究文本的特定之处、深层次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理论问题，以及世界范围的流传、政治定位等问题，这种研究也许很有价值。在这过程中，翻译或者对翻译的思考成为比较文学不可或缺、有用的合作研究对象。”[2：4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