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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文学：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翻译之得与超然解读 达姆罗什在其专著《何为世界文学》(2003)中，强调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并从文化影响、翻译方式与结果和阅读方式等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2)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书写结果；3)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文本而是阅读方式，即对我们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的超然解读(detached involvement)”[4：281]。 在这个定义中，达姆罗什首先将世界文学隐喻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在此，我们需要理解这个隐喻中的三个关键词：民族的、折射以及椭圆形折射。首先，他认为，需要从广义上对“民族的”进行理解。即“作品成为世界文学时，继续带有民族渊源印迹。但是，这些印迹会被不断扩散，甚至明显地被折射为来自遥远异域他乡之作”[4：283]。“扩散”意味着从高浓度区向低浓度区转移，即民族文学的特征会在成为世界文学时发生淡化，甚至折射变形，但是，这种淡化或折射的结果还是保留了其异域民族身份。其次，关于折射，我们认为达姆罗什沿用了翻译学上的“折射”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用“折射”一词来概括种种文学表达方式，包括翻译、文学批评与评论、文学教学、文学选集的编纂以及戏剧改编等等。这些形式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依据不同读者对象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以达到影响其阅读作品之方法的目的”[5：4]。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最具折射特点的文学生产方式。在此，我们不妨体会一下这个物理学术语在翻译学上的喻意。折射是当光从一种透明介质斜射入另一种透明介质时，由于光在两种不同的物质里传播速度不同，故在两种介质的交界处传播方向发生变化。介质的成分、形状、密度、运动状态，决定了波动能量的传递方向和速度，对波的传播起决定作用。当这一现象被隐喻为翻译活动时，源语文本被喻为光在第一种介质——源文化——中的表现结果，而翻译文本为光在另一种介质——东道文化——中的表现结果。文化介质主要体现为主流文学气候和政治意识形态。由于这两种文化介质往往表现迥异，当民族文学穿越了性状发生了改变的文化介质，其文本的意指方式、意图效果以及传播方向也随之发生折射变形，导致翻译文本体现出与源语文本的种种不同之处。因此，勒菲弗尔认为，影响翻译折射的是东道文化介质。 但是，当达姆罗什把这一隐喻沿用到世界文学的生产过程中时，他认为，世界文学不仅被东道文化所折射，而且还被源文化所折射，因而是“双折射”(a double refraction)，并创新性地用“椭圆形”的形成概念来进一步描述世界文学的这种文化双重性特征。他说，“一直以来，世界文学既是东道文化价值观和需求的体现，又是源文化的体现。这是一个双折射：借助椭圆形的概念，以源文化和东道文化为椭圆的双焦点，形成一个椭圆形空间，世界文学即置于这个空间，与两种文化都有关联但绝不完全囿于其中一种文化”[4：283]。因此，世界文学是这种语境架构下的产物。“椭圆形折射”形象地概括了世界文学是文化双折射的结果，既是东道文化种种需求的产物，也带有源文化的深刻印迹。民族文学经由椭圆形折射，蜕变为兼具源文化和东道文化的双重文化特征的世界文学：遥远时空以外的过去性和异域性，与东道文化的当下性和本土性相遇，发生奇妙的文学融合与改变，从而成就了世界文学。 达姆罗什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是在这样一个“双折射”情形下发生的翻译行为的自然结果。发生在椭圆形折射语境架构中的翻译，让译文有了兼具异域文学的新奇性与东道文学的本土性、源文化印迹与东道文化特征的种种可能。这种“兼有性”或“杂合性”有利于译文在形式上获得陌生化文学效果，在语义上获得新语境意义。这些获益关系到民族文学是否能跨越语言、文化、政治、心理和时空等障碍，进入东道文化中的文学流通领域，从而促使翻译文学获得有效流传和传播，让民族文学得以在东道文化中获得重生。因此，应当“把世界文学理解为是通过翻译而获益的书写结果，以有见地、批评性的态度去欣赏、理解我们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欣然接受世界文学是当下心智活动结果的事实……”[4：291] 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而是对翻译文学所持的一种超然解读的阅读方式。这种超然解读有别于浸淫式的民族文学阅读方式。一方面，世界文学读者抱着远远眺望源文化的超然姿态来阅读文本，而不必如民族文学读者那样，全身心投入到原文世界，深究原文；另一方面，读者也抱着欣然的态度理解译者在新的语境架构下对原作的阐释，并从个人视域和经验解读文本，领悟译本文学性。甚至在阅读同一作品的复译本时，读者也能通过自身经验与领悟，感受作品在不同时代和背景下的阐释；同时，通过译本间的对比，读者能透视世界文学形态在不同时代和文化中的变迁。“世界文学的阅读和对它的研究是固有的‘超然解读’；其作品展开一种不同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去识别或驾驭文本，而是有距离和差异的对话；我们与文本的相遇不是发生在源文化中心，而是相遇在充满了由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作品形成的张力场域中。”[4：300]有了如此超然的解读方式，民族文学才能完成向世界文学的最终蜕变。 对于这种阅读方式，韦努蒂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提倡用远距离泛读与近距离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文学。远距离泛读有利于提高阅读翻译作品的量，以便观察交流模式是如何影响接受方的文学传统；近距离精读译文则有利于考察对原文的具体解读是如何决定这种影响的。“一个文本可能会翻译成很多语言，而且还会不同程度地被东道文化价值观所同化。为了理解翻译对世界文学诞生的意义与影响，我们需要研究由接受情境中的翻译模式产生的文学经典以及译者对原文的阐释。要想获得重要、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对翻译进行泛读与精读，以揭示经典与译者阐释的关系。”[6：207-208] 同时，韦努蒂也认同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核心作用。他说“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概念界定”[6：193]。“这种界定是基于翻译让文本在形式和语义上获益。但对获益的察觉取决于文本细读、对细节的分析以及对原文到译文所发生的改变的详细考察。”[6：199]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定义和韦努蒂的进一步阐发，体现了翻译在文学关系动态生成之研究范式中的地位，为讨论全球化特别是星球化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理解一部作品是如何走出源文化、如何在东道文化中获得当下性而得以传播。基于此，世界文学意味着为译本进行“语境架构”(contextual framing)[4：297]，关注和领会译者的翻译选择的语境，从学术的角度认识翻译。“通过关注译者的翻译选择，可以更好地欣赏其选择结果并能察觉其偏好。如果优秀的翻译能被有效阅读，那它就是原作的扩展转换，是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是作品生命的新阶段，因为它从源文化家园走向世界。”[7：66]因此，达姆罗什关注的是译者在椭圆形语境架构下如何进行折射翻译，以达到引导读者进行世界文学式的阅读方式。 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新定义强调了世界文学是源文化和东道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翻译的结果，也是超然解读的结果。它关注了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方式，打破了西方“世界文学”理念的定式，重塑了动态生成的“世界文学”形态，为更多非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形态进入世界文学提供了可能，也为当今学术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反欧洲中心主义”和“反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世界文学话语，是对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深层次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